卡波特

请记住这个男人——菲利普·塞莫尔·霍夫曼，他成功还原了美国现代学史上的一只大牛——《第凡内的早餐》的作者、纪实小说体裁的开创者楚门.卡波特（而且还是同性恋大牛）。

可能由于电影这一载体表现手法的限制，本片不能完全将卡波特撰写《冷血》的心路历程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以看这部片子就是看霍夫曼的独角戏，看他塑造的这个角色。

只是苦了同年角逐金球和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希斯.莱杰，这个被李安称为“年轻的马龙.白兰度”的神奇小子，《断背山》中出色的表演未能给他带来好运。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对《阿甘正传》，米基.洛克对西恩.潘等等的经典对决一样，让人唏嘘。

第78届Oscar诞生了第一位华人最佳导演，也创下了收视率的历史新低。

炮口于是一时间纷纷对准妙语连珠的Jon Stewart，好像这位著名的Talk Show电视人，格莱美奖的主持人，突然一下子就变得一无口才二无人才似的。

还是网友比较公道，直认本届Oscar最大的致命伤是——太小众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当Phillip Seymour Hoffman出来领受最佳男主角奖时，我要像Stewart一样大声说：有谁认识这个矮胖子是谁的，请举手 为了证明这位影帝是实至名归，捏着嗓子说话也好，兰花指也好，扭动屁股走路也好，都是照足了本人的架势，没有丝毫过火的地方，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电影的主人公——Truman Capote。

用Norman Miller的话说，这位是美国最有天才的作家，而他最著名的小说——In Cold Blood也成了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从此之后，纪实小说也好，报道小说也好，才算正式登上了“小说”的殿堂，派生出许多繁复的派系，玩出各色花活儿来。

但是就像许多天才一样，Capote的童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妈妈17就生下了他，像许多少女母亲一样，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心情去照顾自家儿子，成天忙着结交男人，约会啊什么的，把小Capote一个人丢在旅馆就是好几天。

直到被继父收养，Capote才得到这个姓氏，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童年的阴影对于Capote日后的个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他天性敏感聪慧，5岁识字，8岁能文，12岁就得到作文比赛头奖。

17岁时，他就决心要与众不同，高中没毕业他就辍学到杂志New Yorker打工。

18岁那年他以短篇小说Miniam得到了欧亨利奖，从此崭露头角，引起文坛注目。

23岁时，一本Other Voice, Other Rooms让他成了书市宠儿。

也许是童年太寂寞，Capote一生就爱热闹，爱社交，爱受到众人的瞩目，他说：“我和照相机——任何照相机都坠入了情网。

”这个嗜好，即使到了他年老色衰的时候也没有改变。

要说Capote真有花过心思好好写的一本书，也就是In Cold Blood了。

不愿走寻常路的Capote决心要写一本与众不同的小说，试图应用一切小说的创作方法与技巧来写一篇新闻报导，阅读起来却如同小说一样，这种就是所谓的Non-fiction Novel。

出于这种想法，Capote一直关注新闻，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59年在堪萨斯州好生生了一桩灭门血案，两名年青男子将一家四口冷酷杀害。

由于杀人动机成谜，引起Capote的关注，他亲自赶往现场了解状况。

并且采访了犯人，此后6年的时间，他全心投入到这个案子里，分析案情，同时也分析犯人，他自称记下了6千多页的笔记。

1966年，小说In Cold Blood终于出版。

Copote名利双收，然而在此书之后，Capote再没有出版过任何书作，公开嗜酒吸毒，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就成了Capote的全部。

1984年8月25日，这位充满争议的特立独行的作家死在朋友家里。

Capote说：“我是个酒鬼，我是个吸毒鬼。

我是个同性恋者。

我是个天才。

” 诚然。

电影既然冠上了人物的名字，理所当然该是部传奇，但是导演并没有花笔墨去描述Capote的童年、青年和老年，他的爱情事业和生活，而是从In Cold Blood这一点切入，采用了Capote的理念，用完全是戏剧化的模式，带观众去猜测Capote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Perry Smith和Capote，是同步出现的。

一面是惨案的发生，一面是Capote在名流的Party上高谈阔论。

看到了新闻之后，他主动要求去现场了解情况，同行的还有女作家Helle Hapert Lee。

由于Capote是同性恋，我开始也觉得很奇怪——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安排这个女性角色吗？

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通过这位Capote童年的玩伴，也是毕生的好友（严重BS某些不负责任的翻译者，竟然说Lee是Capote的“助手”，这可是当时HollyWood的红人，《杀死知更鸟》就是出于与她的手笔）与Capote的交谈，让我们窥知了Capote的另外一面，在Lee面前的Capote，会伤感。

在调查过程中，衣着另类，声音古怪，娘娘腔十足的Capote一开始并不被人接受，但是Capote有自己的魅力，他向不同的人讲述了一些自己童年的经历，诚恳和坦白的语气，使他提到了死者朋友和办案警察的信任，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些情况，使Capote对于犯案者的心态更加好奇。

他甚至为了这件事，放弃了和男友共度圣诞的机会，可见Capote对这本计划中的书有多么重视。

后来两名罪犯落网，Capote一眼看到Perry Smith的时候，就像发现了宝藏。

他想办法接近Smith，让他为自己的书提供素材。

罪犯有两个，Capote为什么独独对Smith感兴趣，因为Capote在Smith身上闻到了自己的气味，这一点共性促使他相信自己可以了解Smith。

事实证明，Capote的直觉是正确的，在Smith的讲述中，Capote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一个社会名流，和一个待死囚犯身上，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叠起来。

人性——Capote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主题，他更加迫切地去发掘Smith这座“金矿”，他不但救回了Smith的命，还主动帮Smith找律师上诉。

尽管Capote后来为了陪男友，抛下Smith去了西班牙，但他仍然和Smith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在高院判了Smith死刑之后，Capote回去见Smith。

In Cold Blood的书名已经定下了，而且前三部分已经完成了，唯一欠缺的，就是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做案的经过，他必须趁Smith还活着时，让他把真相说出来。

但是，他面对Smith的身份，除了是传记作家之外，更是一位“朋友”，因此他不能让Smith知道他到底写了怎样的故事。

然而因为Capote的公开演讲，Smith发觉书的名字叫做In Cold Blood，他感到被Capote背叛了。

即使Capote再擅长说谎，也无法轻易挽回Smith的心。

他于是找到Smith的姐姐，向她要了一些以前的照片。

Smith的姐姐说对这个弟弟已经完全失望了，在她心里，弟弟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monstre，Capote并没有试图去挽回这种想法，只是把相片给Smith看，并且告诉他说，他姐姐还很思念他。

于是Smith把故事向Capote全盘托出。

真相是残酷的。

全书出版之后，Capote拒绝再为Smith找律师上诉，他甚至躲避Smith的电话。

直到Smith发了电报给Lee，在后者的劝说下，Capote去见了Smith最后一面，并且看着他行刑。

临死前，Smith并没有把准备好的演讲辞说出来——他早已经准备好死了，是Capote给了他生希望，虽然猜到了这是欺骗，他仍然视Capote为朋友，且感谢他。

Capote对Smith说“我是在工作”，但是相似的经历，使Capote如怜悯自己般地同情起Smith来。

发觉Capote对于Smith的情愫不同一般，Lee问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Capote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们是同住在一个房子里的孩子，只不过他从后门出来了，我走的前门”。

也可以说Lee跟Capote分享了童年的时光，而Smith和Capote分享了童年的遭遇，这两个人注定是在心灵上最接近他的。

以导演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无疑成了Capote生活的转折点。

在Smith死后，Capote买了一瓶苹果泥——就是当初Smith要自杀时，他喂给Smith吃，把Smith从绝望中挽救回来的那种——在里面注满酒，靠在沙发上慢慢吃掉了，那天晚上就是《杀死知更鸟》的首映，喜欢热闹的Capote眼中第一次有了难掩的痛苦。

不管事实如何，这部电影通过这半真半假的“事实”，展示了Capote多重的人格。

Capote此片一如In Cold Blood那本书，以一种冷静的视角，流畅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真实的氛围，蕴含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书一定是推荐看原版的，Capote在文学上是有“完美”倾向的，原著的词句的节奏感，是译本很难表现的）。

在第三次看过BBM（brokeback moutain）之后，如果由我作主，那今年所有电影节的最佳电影都该是它的，独独除去Oscar，因为BBM的导演太冷静，感情太隐忍，细节太隐蔽，离心灵太近，离娱乐性太远。

但是看过颁奖典礼上Jon的表现，突然发现BBM至少可以在这届最Gay的Oscar上起到自娱的效果，这么说来，最没“最佳电影”相的，应当是Capote。

Capote同BBM一样，镜头很隐忍，如果说在BBM里李安偶尔还有失控的时候（比如Ennis要打老婆那场戏），那么Bennett Miller每句台词都是精心设计的——今年Oscar充满了让人看不懂的东西，Good Luck and Good Night（GLGN）里的杜鲁门主义，BBM里Ennis的牛仔口音，还有Capote里的细节。

比如当Capote为Smith找了律师之后，他的男友说“你找了个律师？

”，Capote回答“我为他们找了个律师，不是为我自己找的，这可不一样”，还有Alvin在知道书名之后，问Capote“究竟哪个是冷血？

是罪行呢，还是你打算继续跟犯罪接触下去？

” 由于在案发地，Capote曾经去看过尸体，当时他的表情相当精彩，恐怕在这个时候，“冷血”这个词就在他脑海里生了根。

在美国一级谋杀，也就是蓄意谋杀才会被判死刑，而二级谋杀则不会，Smith一开始被判为是一级谋杀，Capote叫他上诉争取改判为二级。

但是Capote要Smith上诉，是为了争取时间拿素材，如果想要写出一本精彩的书，Smith必须是蓄意的。

所以假如Capote的书出版，Smith的一级谋杀就算是坐定了，立刻就会被拉去行刑，反之亦然，如果Smith上诉成功，那么Capote辛苦了几年的故事也就不再有轰动效应。

可以说Capote为了自己的荣誉和野心，牺牲了Smith。

再比如当Smith讲出effectuated这个词之后，Capote向Lee重复了一遍，因为这个词可不是什么日常用词，算是比较专业和高雅的，因此Capote才会一脸惊讶的表情。

而Lee对于Capote来说，更像是良心的罗盘，在情节发展中，她的言语和行为都含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需要用心去体会。

虽然这两年流行“闷骚”，但黑白的GLGN，黑白Munich，再来一个暗色调的Capote——空旷阴暗的麦田，逼仄的囚室法庭，拥挤的party，单调的居室，强调私密感的特写镜头，暗的调子，粗糙的颗粒感——未免也实在太阴沉了，这部Sonny的小制作文艺片，尽管结构精巧，用心良苦，但是失意Oscar是意料中的事。

同样的Pillip拿到小金人，也是情理中的事。

现实中的Capote，容易让我想起现实中的蔡康永，当然蔡康永没有Capote那么“娘”，但是两个人都有寂寞的童年，都有富足的青年，同样的特立独行，同样的有女人缘，同样的喜欢充当局外人的角色，同样的用旁观者的角度，用嘲讽的语气在写书。

蔡康永的《真情指数》总是有能力让人说实话，“你要注视他们的眼睛”，这是他主持的法宝，而Capote镜片后面的眼神也总是睿智和犀利的。

现实中的Capote比Phillip纤细秀丽，但是Phillip不仅模仿Capote的打扮，模仿他的语气，他的南方口音，模仿他一举手一投足，模仿他吸鼻子的动作，更是把那种属于“同性恋，文人和天才”的气质把握得恰到好处。

什么演技之类的，都只是“专家”们唬骗人的伎俩，只要把还活跃在舞台上的蔡康永，同屏幕上的Capote细细对照来看，看他们“那一类人”的那眉宇，那神韵，就知道Phillip Hoffman捧到这尊小金人是多么地应该了。

对于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来说，表演最难的不是模仿，是在模仿的同时，再行创造，去改变去颠覆这个人物对于某些人的特定印象。

在很多年后，说起Capote，也许大家会想到的只是戴着眼镜，翘着兰花指，说话尖声细气的Hoffman。

Marlon Brando and Truman Capote wer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of Tahiti when a shark appeared. Brando let out an exasperated, “Motherfucker!” and punched the shark right in the nose. Turning to the still-shaken Capote, he said, “I want to talk to you, honey. Right up close.” Then, with little effort, he twisted Capote into his favorite position—legs behind his head—and served him up as a snack for the shark. Once the shark swallowed Capote whole, Brando, the man who could screw anything that moves (or doesn’t), took the shark for himself. That way, he got to screw Capote without having to look at his ridiculous, childlike face or listen to him moan like a duck being slaughtered.

当年卡波特利用敏锐的题材嗅觉和出色的文字驾驭能力，开创了报告文学的先河。

但是就是这本名叫《冷血》的书，让他进入了两难境地——或者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两难将困扰他的余生——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接近和采访凶犯佩里，他不断帮忙请最好的律师帮其上诉，并与他建立了微妙的友情；但当《冷血》主体故事完成，唯独缺佩里的死刑作为故事的交代时，他在功名和友谊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拒绝为佩里提供最后的生机。

虽然节奏好慢，但是这是一部越看越吸引人的电影。

霍夫曼的演技征服了我，但是这不是一个飙演技的电影，而是一个讲道德困境的电影，而且这个困境不再局限于证实“两难选择悬疑”的技巧概念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对报告文学、新闻摄影和纪录片的创作层面的探讨：当做人的道德和媒体职业精神相违背时，该如何选择？

在死刑犯佩里面前，卡波特作了选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他从此以后失去了再创作的动力，并死于酗酒。

很多年以后，另一个名叫卡特的摄影师，在一个即将饿毙于兀鹰的苏丹女孩儿面前，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西方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新闻奖，3个月后自杀。

又过了很多年，一个叫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玩转者，被N多自己曾拍摄过的采访对象攻击，原因是他借用了他们的脸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我一个朋友说，记者是有人品没人性。

我谨慎赞同，因为无法否认越是灾难性的题材，对于媒体来说越有价值。

我不认为卡波特的《冷血》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但我真的没有勇气批判他的选择。

我也不认为苏丹女孩儿的命运不值得追问，但我真的觉得一个摄影师只有通过手中的相机才有可能改变些事情，而身为一个人，他能救的人太少了。

因为我自己拍过纪录片，深感一个人在想做些事时候的无力，而只有出作品，才可以推动些什么。

离开摄像机，我会否就是一个失语者；离开照相机，卡特会否同样被兀鹰包围；离开手中的笔，卡波特会否永远只是一个无能、乖僻的同性恋？

你怎么选择？

TC的作品我看了一些，Breakfast at Tiffany's&Summer Crossing，看的很细的俩部。

In cold blood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故事，真实，冰冷，触感，最后就是矛盾。

把事件，推究，感情，关系全部用一种感性本能的吸引和事实的残忍纠结在一起，变成了深深的矛盾，矛盾到，灭门动机、同情、憎恶、活该种种理应的判断都觉察不出来了。

电影本身的基调并没有出彩的地方，中规中矩了点，就是角色呈现和细节上面给予的很到位，基本上这么阴暗的题材，能把我拉进去，看到手抖，还是分量十足。

卡波特在理性和感性中挣扎了很多年，其中有他自身出身的原因；也有处在那个时代的他追求名禄的事实，淡化了他理智上的判断，强化了他因为自身追求的同事对perry感情上的牵扯到最后的放弃。

放弃是他感性上最过不去的坎，但却是他追求名利成功的最终选择（我不认为他对正义有多少感觉，从一开始就是，他拜访警察的时候就表示自己无所谓凶手是否落案种种）。

他潜意识里或许在鄙夷自己的选择，也或者就是自己的残忍才使得perry和dick因为他的缘故，一度从消沉到希望，到绝望，再到希望，再到彻底绝望。

这种股掌之间拨弄他人人生的事情，本质上给卡波特带来很大的痛苦，他以此为自身无法逾越的苦闷、矛盾、甚至于消沉。

而这样一个时间，也确乎影响了他之后近20年的人生。

在期待了之后看过电影，发现我并不很欣赏它，不单单是它美国式人物传记的沉闷，和那黯淡的有些程序化的心理斗争，Philip Seymour Hoffman的表演的确值得称赞，得到奥斯卡在整体表演方面略显薄弱的2005年也无可厚非，但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这种美式的犯罪心理探讨和反映人物矛盾的冗长冷峻。

虽然Truman Capote应该算是美国纪实文学的创造者，还有着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同性恋、药物依赖等等着眼点，但是大概因为我已经对经历了很多变态杀手的电影、小说和若干季CSI的熏陶之后，对凶残杀手的心理动机已经到了触目不惊的地步了，甚至给我点素材，我也能分析的头头是道。

（其实这个血案很像罗川真理茂那部著名BL漫画《纽约，纽约》的后半部分，梅尔被绑架，而肯不断追查，从而带出连环杀手的悲惨经历和变态心理形成故事的，巧合的是，漫画里的杀手也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扯远了，其实电影试图抓住的重点不是案情，一条线索是凶手逐步向卡波特透露他的过去和他作案的过程，另一条线索是卡波特在带着不纯目的接触并且获得凶手佩里的信任之后，却发现自己因为和佩里相似的童年经历而产生了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同情，从而也将自己投入一个心理的怪圈。

他为了自己的《冷血》能够正常的出版而期待着佩里的死刑，但是另一方面却为了获得最后的真相，也为了自己潜意识的同情和友谊一次次帮助他们提起上诉，在这种痛苦的矛盾之中，在这长达六年的折磨里，卡波特自己也濒临崩溃，而当目睹了佩里的绞刑之后，他的书顺利出版并且大卖，为他赢得了一切的荣誉和名利，但是他所有的才华和文字的控制力仿佛都在那绳子勒紧的一刻随着佩里一同死去。

出版《冷血》之后的卡波特在文学上再无建树，而更是陷入了一种颓废的状态，为了名利而对于佩里友情的利用折磨着他的良心，他曾经觉得他和佩里是一个家庭的孩子，只是他从前门走了出去，而佩里走了后门，而他就是这样利用了他的兄弟，并且看着他死，就像他的好友哈珀•李所说的“事实是你不愿意让他们再活下去”。

不过换个角度看，佩里给卡波特的友谊也不会那么单纯，起初是一个濒死之人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在不断的帮他上诉的时候让他看到了上诉的希望，但是死刑当前，卡波特也就成了佩里所有感情唯一能够交付的出口，而至于关于他自己的书能不能大卖或者写了什么内容，对于一个死人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了。

如果卡波特能够从他自己的偏执中跳出来，换角度思考一下问题的话，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了。

从电影我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有一个机会接近执行死刑前的马加爵，我也会很有兴趣挖掘出这背后的故事，他的童年他的学校生活他的动机他的逃亡，甚至兴许还有他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而不是我看到那些程序化的报道文字之后的猜测遐想，这是一个文学和电影很好的题材，但是可悲又可笑的是中国的电影我只看到了一部又一部的《十面埋伏》或者《无极》。

知识分子腔，带着精英气的片子，也难怪，毕竟是传记。

而不知哪里，让人觉得虚伪——人性不是胡椒面，什么题材都撒的只有这个味？

我不觉得Capote（或者说作家传记）是合适的题材，因为心生疑惑，所以Capote的痛苦让人感到无病呻吟——精英或许是事事都强附会到形之上的人，如同拔着自己头发往上跳一样，常常不好看。

（同样是写作者的痛苦，我更带着一点孩子气地喜欢《巴顿芬克 Barton Fink》，荒诞外衣下精神的一致。

）片子试图最终对Capote写作激情的枯竭作出一个解释，从戏剧性上无可厚非。

但曾买文为生的我，总认为写作对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消耗的历程，油尽灯枯，再自然不过……敏感让我们有能力感受，有冲动表达，亦让我们更快速地燃烧自己。

关于拍摄：刚看到前面的时候，喜欢这种简洁的影像，让我想起了一句话：简单地讲故事。

就是说别让镜头凌驾在故事之上，这方面做得更好一点的是《朗读者》，因为简单而稳定的镜头内是极大的信息量。

此片，或许题材所限，未达此境。

关于表演：不演同性恋就不能功成名就，彼时菲利普.西摩.霍夫曼，此时肖恩·潘……如果没记错霍夫曼因此获得小金人后，竟迅速地接了一部类型片《当魔鬼知道你死前》，开场更是全裸出镜与人做爱数分钟。

当时我还以为包装出错，把AV塞进来了。

很搞。

另外，不知有没有人记得，这个难看的黄毛胖子，更曾是《死亡诗社》里那个令人生厌的富家少年。

他的端倪早就看得见呀！

在小友花花的力推下，终于看了电影Capote。

说实话，我不太知道这厮，只知道他写过“第芬妮的早餐”，他最著名的“冷血”我也没有看过。

因为花花算是个文青，所以很是起劲。

电影平实抑郁，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传记片，只是截取了Capote创作“冷血”的整个过程。

所以，片子开始不久，我对花花说：拍这部片子的人大概也是文青，并且也是拍给你们文青看的。

从电影里，我知道这个说话有些girly的人是New Yorker的专栏作家，他去采访一起发生在堪萨斯州的灭门血案。

Capote显然是一位很敬业的新闻人，他采访时细致认真。

甚至为了接近被采访者，而把他那身女气却时髦的装束换成了一身传统的黑色。

随着采访的深入中，Capote觉得用一两篇报道已经很难表达他想要说的东西了。

于是他决定以这一事件写本小说。

这在当时是有些惊世骇俗的，那时的美国可没有“报告文学”，小说就是小说，报道是报道，壁垒森严。

所以，很自然地，Capote的想法受到了许多朋友的质疑。

这本小说就是后来著名的《冷血》，Capote称其为non-fiction novel（非虚构小说），实际就是“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这一文体在中国流行日久，不用我多说。

虽然我不太鸟这种东东。

Capote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我推测，是在他发现自己与凶犯Perry Smith的身世相似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之后。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社会有两个世界”。

为了写好这本小说，Capote必须要更好地采访两名凶犯，所以他们不能马上就死掉。

于是，Capote为他们请了律师做免于死刑的辩护。

为了接近两名凶犯，他去贿赂典狱长。

为了得到案件当晚的细节，他试图与Perry做心灵的交流，他照顾生病的Perry，给他喂婴儿食品，给他喂水。

工作中的Capote可以称得上是有条不紊冷静而专业；业余时间，他喜欢在人群里高谈阔论，吹嘘自己与某某明星熟识，说着庸俗的笑话。

这时的Capote是在于两名疑犯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或者说是交易。

我接受你的采访，给你想要的，你帮我脱罪或是免死。

但，如果想让我说出当晚的细节，这等于是让我自证其罪，一定是不能说的。

其实这才是整部片子的焦点，所有问题也是由此而生的。

双方的挤牙膏战术在这部电影平实的叙事下，精确而完整。

影片中，Capote终于得到了Perry的信任，也得到了案发当晚的细节，他的书基本可以完成了，这时的他只需要等待死刑的判决而为这本书写上一个结尾。

而这时的Capote却完全陷入困境。

他为两名疑犯请的律师依然在为免于死刑而上诉，并且这时的美国国内，呼吁废除死刑的呼声很高，所以，两犯的免死上诉有着极大的可能性。

如果这样，Capote的这本小说，无疑就失去了意义。

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时的Capote是从内心深处希望两人赶快被处死的，然而他自己却不敢承认，显然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无法承受将自己的成功凌架于两条性命之上，道德与良心的自谴，终于使他崩溃了。

两人还是被执行了绞刑。

刑前他们希望见见Capote。

而这时的Capote几近崩溃，根本不敢面对，却马上飞到了堪萨斯。

在旅馆里，他不敢接听PERRY打来的电话也不敢看他的电报。

最终他还是出现在刑场，见了两人最后一面。

这种矛盾与尴尬的行为无疑是CAPOTE心灵困境写照。

《冷血》终于出版了，并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书我没有看过，借用他人的评价：“它对暴力、人性充满悲哀和怜悯的探讨，引起令人发自骨髓的震动。

”这之后，CAPOTE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一部作品，直到他1984年因酗酒与服药过多而去世。

《冷血》创造了一种文体，也改变了CAPOTE的一生。

虽然，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两人是罪有应得，而Capote也并没有做错，他只是在认真而理性的工作。

没错，理性，Capote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态度，直到他的书接近完成时。

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冷血》，却又不愿让两名疑犯知道，因为这会打破他们之间的信任或交易。

当Perry Smith还是从报纸上知道了书名后，质问Capote，很显然地，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他的回答完美而迅速，使Perry无法产生丝毫的怀疑。

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恐怕会这样认为：CAPOTE太脆弱了，他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小说的意义远比这两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做错。

我不知道是我们太过理性，还是真正的冷血。

也许我们的教育使我们对内心的力量已经视而不见已经感受不到了。

朋友准翔在MSN上对我说：良心是上帝安置在人内心的律法。

这部片子让我想起了两个故事，一件是真实的，另一件是虚构的。

先说真实的。

1993年，南非的摄影师Kevin Carter来到当时正处于饥荒的苏丹北部边界进行拍摄工作。

在伊阿德村，Kevin Carter为了让自己从遍地饿殍的悲惨景象里放松一下，他走进村旁的灌木丛。

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

正当他举起相机时，一只秃鹰停在了小女孩的身边。

Kevin Carter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为了不让那只鹰受到惊吓，他静静地等待了20分钟。

拍完照片后，Kevin Carter赶走了那只秃鹰，然后坐在树下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大哭。

小女孩最终死去了。

Kevin的照片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

然而获奖后，Kevin却自杀了。

连Kevin的母亲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帮助那个小女孩。

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能够理解Kevin，他是严格地按照记者的信条来做的：观察，不要介入。

这是新闻客观性的保证。

并且，我也知道他照片的影响会救助更多的人。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疑问：当职业伦理与生命伦理发生碰撞时，我们该如何去做？

另一个故事来源于一篇科幻小说。

人类发现了一个有智慧生命的星球，该星球的“人”和善而先进。

于是，地球人派出了一队考察人员。

在这队考察人员中，有一名神职人员，他的任务是调查该星球的“人”是否有灵魂。

考察队很快到了外星，他们发现，外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人”们完全按照程序一般地生活，每个“人”充满了理性。

然而，神父的报告发回了地球，他建议将该星列为不予接触的级别，因为这里的“人”没有灵魂。

杜鲁门·卡波特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一位作家，除国内读者熟知的《蒂梵尼的早餐》、《冷血》，他还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以及诸多中短篇作品。

不过让卡波特扬名的还属《蒂梵尼的早餐》，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午夜牛郎和应召女郎的生存状态，不过，在之后改编的电影版本，摄制组篡改了小说的情节，让这两个有些边缘的人热恋。

实质上，小说里的男主人翁即是卡波特的化身，而他又是公开的同性恋，所以在小说里，男主角和女郎只是兄弟般的情谊，而这种情谊其实是卡波特与玛丽莲·梦露的交情。

要想了解卡波特其人，除了读他的小说，看由Philip Seymour Hoffman主演的电影《Capote》也是不错之选，电影讲述的是卡波特写作《冷血》的经历，影片里，卡波特的声音羞涩内敛，像个女人，但在社交场合，则完全变样，黄段子说的如顺口溜，也许这就是他人格的两面性，一面是作家的内敛严谨，另一面则是女人般的风骚。

片中，始终陪伴卡波特调查谋杀案的Nelle Harper Lee，在女人化的卡波特面前就像个母亲，与卡波特相比，她是个中规中矩的美国人，绝不会像卡波特那样公开“放荡”，落得最后酗酒而死。

影片还展示了卡波特和男友间的亲密，但仅限于对话间，导演的谨慎是为了塑造六十年代保守的社会风貌。

伴随调查的推进，卡波特在杀手佩里那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影片中卡波特的一段话引人深思：我发现自己和佩里就像亲兄弟，只不过我是从前门出来，他则选择了后门。

没有爱的童年，让卡波特的成长充满艰辛，也致使其成为同性恋，他比佩里幸运，但也只是稍晚拥进死神的怀抱而已。

在看小说《蒂梵尼的早餐》时，我感觉最深的是字里行间的简洁，如同在读海明威的小说。

或许，卡波特师从的是海明威，但他的风骚和过于软弱的性格使其成不了硬汉。

因为他的作品里除了风骚就是灰暗，缺的是乐观和浪漫。

五月第一个周一，人称“时尚界的奥斯卡”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的提款机” 的Met Gala（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又来了。

这不禁让人又联想到当年被誉为“世纪派对”的Black and White Ball（黑白舞会），和它的主办人、个人心中的“美国文坛金童”——Truman Capote（杜鲁门·卡波特）。

当然喜欢Capote绝对不算什么太值得自称高雅的喜好，但如果能在年少时阅读，或许可以为你打开生活中敏感、浪荡而细腻的一扇门。

1966年11月28日，Black and White Ball在美国著名地标Plaza Hotel（广场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表面上是一场Capote为讨普立兹奖得主、后来带领《华盛顿邮报》揭发水门事件的Katharine Graham（凯萨琳·格雷厄姆）开心的派对，但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Capote刚刚凭借小说《冷血》名利双收，据称他想要一个“壮观得无人能出其右的礼物”来庆祝一番。

可如果直接表达这种愿望，则难免显得有些自大，于是极具名望、生性害羞，且遭逢家庭巨变的Katharine Graham成了最好的掩体。

第一次知道Black and White Ball，是来自于一张照片，那上面的人严守着装要求：男士须戴黑色领带、黑色面具；女士可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裙装，戴白色面具，须执扇。

据说灵感来自于电影《窈窕淑女（1964）》里的一场赛马会。

社会名流、艺术家、作家、演员……甚至是在他为《冷血》做田野调查，而结识的当地警长Alvin Dewey（阿尔文·杜威），受邀前来的人不是纽约社交圈的精英群体，就是Capote最亲密的朋友。

由于谢绝媒体，所以这个夜晚更显神秘，令人想入非非：这场号称能与Marie Antoinette（玛丽王后）的凡尔赛舞会、1951年Carlos de Beistegui（卡洛斯·德·贝斯特古）的威尼斯盛妆舞会相提并论的社交聚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想找到内场的视频资料，基本等同于天方夜谭，还不如回到有关Capote本人的影视作品里寻找蛛丝马迹来得实际。

比如，以创作《冷血》前后的Capote为描述主体的两部电影——《卡波特（2005）》和《声名狼藉（2006）》。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里，看到Capote举办Black and White Ball的一些动因。

将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观看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因为你会发现，导演与导演之间能力的悬殊可以如此明显。

众所周知，《卡波特》不仅拥有一个擅长拍摄传记片的导演Bennett Miller（贝尼特·米勒），还将已故著名演员Philip Seymour Hoffman（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送上奥斯卡影帝的宝座。

而比《卡波特》晚了一年推出的《声名狼藉》则像一名弃儿，反响平平的原因除了题材大撞车，要将责任归咎于导演处理此类内容的水平略欠奉也未尝不可——尽管后者的导演Douglas McGrath（道格拉斯·麦克格兰斯）和Woody Allen（伍迪·艾伦）合作无间，也曾自编自导。

在《声名狼藉》开头，就搬出了Capote的一众“纽约社交精英圈”好友，比如传奇时尚编辑Diana Vreeland（戴安娜·弗里兰）、名媛Babe Paley（贝比·帕利）和出版业巨子Bennett Cerf（贝内特·瑟夫）。

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当然是扮演他们的演员）逐一上场面对镜头叙述，偶尔穿插Capote像只小麻雀一样周旋于他们之间大讲八卦的片段。

听起来有点儿耳熟？

不知你想说的是不是：许鞍华在她的作家传记片《黄金时代（2014）》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拉出这么一长列Capote的好友名单，可能会让某些人激动万分，但这只能说明创作团队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大功夫。

至于这些事件的原型，能否为这部电影要呈现的故事提供有效的支撑，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声名狼藉》雄心勃勃地企图通过以Capote的生平为主线，聚焦于Capote撰写《冷血》前后的经历，同时涉及多位当代美国文化界的大人物，来展现一个属于昨日美好时光的怀旧剪影——是的，问题就出在“美好”这个观感上。

不管是《卡波特》还是《声名狼藉》，甚至是小说《冷血》本身，都以一件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作为故事的一大重点：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霍尔库姆，一户备受爱戴的富农惨遭杀害，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而Capote在调查过程中曲折的经历，也惹来了外界猎奇的目光，以及戏剧演绎。

何以曲折？

《声名狼藉》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述，从Capote出发前联系地检署，到赢得当地人的喜爱，再到和杀害富农的凶手之一Perry Smith（佩里·史密斯）发展“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最后回到原本的生活……有趣的是，当你观看《卡波特》，就会发现在影片的前半小时，凶手已经捉拿归案、Capote开始做进入监狱与之展开对话的准备；另一厢的《声名狼藉》还处于Capote用明星八卦换取当地社区信任的阶段。

可见后者的事无巨细，并且基本符合影响美国电影甚为深远的“英雄公式（Hero's journey）”。

你可能很难将这个曾被George Lucas（乔治·卢卡斯）公开称为《星球大战》系列的神话学“公式”和Capote联系起来。

但事实就是，《声名狼藉》前半段里，纸醉金迷的纽约社交圈可被看作是“英雄”Capote的原生世界——这是他熟悉、能够得到安全感，且左右逢源的环境；而布满未知的偏见与刁难的堪萨斯，则是他完全不熟悉、充满危险的“异世界”。

从原生世界到“异世界”，再返回原生世界，期间我们的“英雄”需要经历不同的关键事件。

看看Capote在《声名狼藉》是怎么做的：1、受到召唤（得知惨案，受到启发想写作新书）；2、遇到提供协助的伙伴（《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哈珀·李陪同）；3、在安全地带与冒险间艰难抉择（恋人与出版商的建议）；4、考验（检方的不配合、社区的异样眼神）；5、终极挑战（要从凶手口中套出更多真相）；6、危机（被这反复上诉的案子折磨）；7、危机化解后的宝藏（案子迎来结局）；8、结局（新书的成功和Perry的爱）……接下来，就是Capote回到原来的圈子，获得新生。

在第4阶段和第5阶段，《声名狼藉》把Capote描述为一个利用个人隐私来过关斩将的大人物。

虽然在开头的“名人展览”里，众友人已表达了对他的不信任，但将与命案相关的各色人物，比如警长Dewey，再比如身为罪犯的Perry，过度简化为能够被一些名人八卦轻易打动的形象定位，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但必须承认，这确实达到了另一个目标——重现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

反观《卡波特》，Capote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但导演Bennett Miller让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原生世界里。

与此同时，全片的基调也更为阴冷和绝望，并没有用外露的激情来过度地描绘上述中的第4阶段和第5阶段，也没有戏剧化Capote和Perry之间的同性友谊，更多的是关注Capote从自己对待这一整个案件的态度中寻求与自我的对话。

原因很浅易，Capote在这个调查过程中确实算不上什么“英雄”。

“我们不是要找内幕消息，我完全不关心你们能否抓到凶手，我要写篇稿子描述克拉特命案对整个镇的影响，以及大家对此事的感受。

”“我关心。

”这是在《卡波特》开篇，对Capote和警长Dewey之间一场对话的描述。

“所以Jack（杰克·邓菲，Capote当时的恋人）认为我在利用Perry，但他也认为我在堪萨斯市时爱上了Perry。

”这则是Capote离开堪萨斯，外出度假时的一段感言。

《卡波特》先将Capote性格中貌似不近人情的一面揭开，再让他对之产生认知。

但Bennett Miller似乎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强度，于是设置一个令人窒息的情景——非常乐意称之为这部电影里的“死亡一分钟”：在《冷血》新书阅读会的后台，Capote和围绕在其身旁的来宾开着“裤裆开裂”的玩笑，一个陌生男子倚在门厕勉强地跟着笑了笑，然后斟酌了一下，说了一句话，“你对那些人的描述真可怕……很可怕。

”而Capote微微一笑，仿佛受到了莫大恭维，并表示感谢。

这一刻，导演正式将“不仁慈”的Capote和“心怀悲悯的普通人”对立。

著作等身的电影评论家David Thomson（大卫·汤姆逊）曾经为《独立报》写了一篇关于《声名狼藉》的影评，他认为《卡波特》对Capote的塑造过于冷峻，并将之批评得一文不值，却难以让人感同身受，因此不如《声》里对其道德缺陷的刻画来得绘声绘影。

其实不然。

并不是让强壮如斯巴达勇士的Daniel Craig（丹尼尔·克雷格）饰演Perry，把在他面前瑟瑟发抖如小猫的Capote拎来拎去，来一场“霸道罪犯爱上我”的告白，又或者让Capote在Perry被行刑的雨天里失语泪奔，就能够突显他的人性弱点（《声名狼藉》对Capote和Perry之间情感发展的大篇幅刻画是Thomson的立论点）。

《卡波特》对此二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高级”，想象一下监狱风云版《一千零一夜》：Capote与包含Perry在内的两名罪犯接触，是为了给新书收集素材，所以需要从他们口中挖出故事。

于是，他为两人找各种关系，替他们反复上诉以续命。

反过来，对于Perry和另一名罪犯来说，Capote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位朋友。

一方要故事，另一方要活命。

国王还是那个国王，只不过舍身取义的宰相女儿变成了有利用价值的杀人犯。

《一千零一夜》的结局是什么？

暴虐的国王爱上了善良的宰相女儿，放下屠刀，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只是这两部电影，连现实中的一些采访资料也显示，真正的Capote曾经承认自己对Perry产生了某种感情。

只不过随着死刑的执行，Capote需要从眼前的爱情泡沫中抽身，而他确实也做到了，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场盛大的Black and White Ball。

重新回到“派对动物”的位置。

表面上，他谈笑风生：“我埋头《冷血》近6年时间，冷落了曼哈顿的朋友们太久，我需要回归。

”但或许真实的起因，是他不仅经历了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还或多或少面对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就像迷幻剂作用后的巨大失落，他需要排解，需要很多人来围绕他、和他说话。

《名声狼藉》自始至终都太强调旧日美好了，犹如衣香鬓影从未远离Capote的身边，但《卡波特》里镇静而脆弱的笔触，让人相信Black and White Ball不仅是办给刚刚丧偶的Katharine Graham，也是Capote办给正在巨大成功中追悼某些虚无缥缈之情愫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