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新意”是《波斯语课》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在看过了不少同样取材于纳粹集中营的佳作之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角度可供后来者挖掘并为观众提供一份惊喜了，而本片却巧妙地将“一门语言的诞生”所具有的戏剧性与对这场人性灾难深刻的反思结合在了一起。

导演瓦迪姆为我们创造的观感没有掺杂那种过分的自我沉浸所带来的沉闷，反而是在不失严肃性的同时抓住并放大了影片中的戏剧性，雷扎与科赫上尉之间那被逐渐累积的谎言维持的微妙平衡营造出了绝佳的紧张气氛，雷扎时刻命悬一线的惊悚感甚至比不少类型片呈现的都要好，即便知晓结局，许多情节也能让人冒出冷汗。

不过相比情节本身，影片对于科赫上尉这一角色的塑造要更为吸引人，与以往的刻板印象不同，科赫不是一个把凶恶本性摆到脸上来的反派人物，和长官比起来，他不够激进，纳粹党或是帝国对他而言还不及一个关于战后安逸生活的梦想；跟属下比起来，他似乎又不够残忍，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的他倍感无辜。

年轻时加入纳粹党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理由，科赫也许仅仅是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身为后勤部长官的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厨师。

在这段难掩血腥味道的历史中，科赫所代表的群体不是“穷凶极恶”，而是相比之下存在范围更加广泛的“平庸之恶”。

对于生命的蔑视以及对于暴行的熟视无睹，早已成为其意识当中的一部分，正是这般根植心底的麻木为邪恶的滋长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最终孕育出了如工厂流水线一般高效的大屠杀。

《波斯语课》中的“语言”挖掘出了这些血腥工厂中“平庸的零部件”身上存在的矛盾性。

真实存在的德语与假波斯语以极具讽刺性的形式各自代表了科赫这一角色截然不同的两面，比起被纳粹思想扭曲浸染的母语，这门新学的语言就如同一张白纸，其上描绘出的科赫更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普通人。

与暴行往往仅有一窗之隔的他却写出了岁月静好的诗句，仿佛性格中的狂躁与体制中的罪恶全都随着那单纯的梦想烟消云散了。

然而恰恰是无数渴望和平的冤魂构成了科赫口中“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他的每一个发音都象征着被鲜血浸透的生命，对于幸福的祈盼实则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在耳畔挥之不去的回响。

他眼中的“无名之辈”成为了日夜挂在他嘴边难以磨灭的证据，他赞扬的波斯语的美，正源于他最漠不关心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惩罚了妄想逃脱罪责的科赫。

看似功能性过强的几位年轻纳粹成员，也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影片的主题，以掺杂着各种平凡私欲的“流言蜚语”为切入口，窥见了庞大且扭曲到令人窒息的权力体系的一角，“语言”既利用了权力体系也成为了几人被其反噬的导火索，有人因“不存在的语言”幸免于难，而有人则被迫走上了前线成为炮灰，一切都是对平庸之恶的讽刺与控诉。

（《环球银幕》存档+1）

1、波斯語課（Persischstunden，2020）故事中令人驚奇的點在於創造力，而這種在創造力可以創生（電影開場的貨車上，旁人問及他父親的職業，他回答是一名教師，這一背景為他的語言創造力奠基）。

常人努力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的時間也大概是一兩年；托爾金懷著一腔熱忱，也能憑空創造小說魔戒中精靈語系統；故事中的主角明明是猶太人，卻托稱自己是波斯人，會波斯語，他透過形象性的聯想，把所有猶太同伴的名字掐頭去尾後與其人物形象連結（比如Roberto這個人看來飢腸轆轆，所以berto就意謂飢餓；Paolo這人特別年老，所以polo就意謂祖輩或長者），他在大量創造的（捏造的）波斯語彙上再分門別類，簡化文法，連綴成句，同時因此將身邊兩千多個人名牢記在心。

2、故事開始，在押送猶太人的貨車上，他把一塊麵包分給旁人，命運為他換來一本救命的書；電影尾端，他為囚寢中的室友帶來肉罐和麵包，受贈者則回報以性命。

這個故事在求存的這條生物性本能衝動線上，加上豐厚的人性內涵，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當可怕的時代過去後，人不至於淪為動物。

3、故事中曠野中出現的一個老人，有幾種意涵。

第一，他是法國軍人，說著法語。

二戰時法國先採取與德國合作的姑息方式來避禍，法國的態度從這名軍警頭髮凌亂、衣著半敞、身體歪躺的形象，還有談話內容中表露無疑，他說：「左邊是沼澤，右邊有地雷，你能去哪兒？

」第二，這一個老人一句簡單的話讓故事主人公冷靜了下來。

歷史上的成功者，背後往往有一個不知名的老人提點，如張良與黃石老人。

4、整部電影高潮在波斯裔的英國軍人來到又旋即死亡之夜（其身分類似日本殖民下被徵召從軍的台灣人）。

是夜，一路求生的猶太人意識到他的求存是用多少人命換來的，包括：片頭貨車上的囚犯，波斯人、義大利人，甚至那二千多個為他提供姓名以為詞彙而後全數滅絕的人。

所以那晚他到上尉的辦公室，重複做著能續命的抄寫工作時無精打采，甚至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以往、不同於片頭的「害怕」，以及前所未有的「疲憊」，電影從開頭到此，他也從求生轉為求死。

而也正是那一晚在辦公室裡，上尉感嘆著一個波斯來的人離他如此之近，卻又如此遙遠，他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和波斯語老師（故事主人公）及剛到的波斯人三人把酒言歡，他惆悵且泛著淚光，說出了自己內心深藏的自卑、脆弱與渴望去德黑蘭的原因。

5、德國上尉和猶太人囚的關係逐步改變，尤為妙者，當軍官們聚餐時閒聊，提及目堵了故事主人公被送往刑場時，這時指揮官詢問上尉：「看來你單字量夠了吧！

」意即點出：「讓你學波斯語的那人沒有價值了，可以送去處死了吧！

」可是上尉隨即藉口離席，急著去營救猶太人，這裡足見二人關係已然倒置。

同時，這個情節也表現出、證明出軍官的人性之處，因為故事主人公對他而言已經超越了一名階下囚、一名教師、一個工具的層次，上尉視其為一位朋友。

或許有人懷疑，這樣一名該死的納粹，怎可能有人性可言？

其實有的，他小心翼翼的讓自己的雙手不沾血，連一度認為故事主人公欺騙他，他也是交代下屬去處理、去折磨、去虐待，不親自動手，讓自己儘可能置身事外。

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內心底層還有一聲聲人性的呼喚，如他朗誦的一首小詩中表露的心理一樣。

他以這樣的作為去說服自己，合理化自己，為自己留存一點「我還算是一個人」的念頭，這也是他在辦公室裡警告故事主人公不准欺騙他之前，會先加上一句不害臊的話的原因，他說：「你可能已經發現，其實我是一個溫和的人。

」所以，當後來上尉營救出故事主人公時，故事主角不留情的揭露上尉給自己戴上的假面，上尉才會如此受到衝擊。

故事主人公指責：「你以為你沒有殺人，不是殺人犯？

可你卻養了一群殺人犯，讓他們吃好喝好，不是嗎？

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無異於此嗎？

」6、電影沒有替德國軍官或德國立場申辯，可是也不斷然的指責或批判。

這名軍官之所以上爭而至上尉之職，背面也有一個飢貧的遠因（又以他辦公室中一整櫃的食物所表徵），側面也點出當時德國所以發動戰爭的背景。

不要忘了，這名軍官的哥哥拒絕與這個弟弟合流，遠赴德黑蘭避世，所以他在波斯語的學習中，寫了一首詩細敘衷曲，他說：wind schieben wolken nach osten,zu ort seele sehnen nach frieden,ich wissen,ich werden sein glücklich da,wo wolken jetzt gehen.風把雲朵往東方推送，在那裡，不安的靈魂將獲得安息。

我知道，我的幸福，在那雲朵飄向的地方。

這名德國軍官如同故事主人公一樣，同樣面對生物性和人性的抉擇問題，可惜他把求利、求存放在了求仁之先。

7、談一談德國上尉受騙的原因。

顯而易見的猶太身分為什麼會被認作是波斯人？

是因為上尉的自我中心。

當事實擺在眼前，他只有一句：「你覺得你比我聰明，看得比我清楚嗎？

」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當人只看得見自己所想看得見的，反而會成為最不明白事理的人；當人自以為是，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真理就在自己這一邊，反而將真理遮蔽了，將自己割裂出真理之外；好誇耀、張大自己的功勞，反而無法真正去呈現事情的成就，也看不見事情真正成就之所在；驕傲自滿的人不容易有長進，因他已經喪失了再前進的機會和空間了，如同一杯水倒滿了，就再也加不進水了。

8、電影中陷害故事主人公的女軍官最後被派到前線作戰，如此在命運中掙扎的處境，讓我想起詩經國風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关于二战的经典电影有许多，《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重返战场，体会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新片《波斯语课》也是如此，作为一部二战电影，它仍然在拷问人的良知，而这一点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持续撕裂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波斯语课》改编自真人真事，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二战时期，一个被抓的犹太人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又恰逢集中营中有个德国上尉在找人教他说波斯语，从而让这个犹太人，也就是本片男主捡回了一条命。

于是，男主用两千多个集中营犹太人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新的语言蒙混过关，上尉则学习热情高涨，从每天学四个单词，到每天学四十个单词，还自己制作了单词卡用来背诵，简直比考四六级的大学生们努力多了，却没有意识到他拼命学习的根本是一门不存在的语言。

本片最精彩的一幕当属德国战败时，上尉拿着假护照逃往德黑兰，满怀信心地说着犹太人教他的“波斯语”，但真正的波斯人完全听不懂，立刻把他当可疑分子抓了起来，无助的上尉满脸写着震惊和惶恐，怒吼道：“你为什么听不懂！

”上尉可能永远也想不通他信任的“老师”如何能自创一门语言，就像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审判一样，他无知、自大、愚蠢，但又本性温和，虽然加入了纳粹，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当一个做饭好吃的厨子罢了。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上尉这个人物比男主有意思多了。

此人身上具有极强的矛盾性，在和男主的相处中，他表露出温和的个性，甚至对男主产生了感情，屡次把男主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同时他也是集中营里的一名纳粹军官，可以对纳粹们屠杀犹太人的恶行视而不见。

如果没有加入纳粹的话，上尉大概就只是个普通的厨子，然后恋爱结婚，爱护家人，平静地度过一生。

那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

战争？

法西斯主义？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该对此承担责任吗？

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体制，在极权体制的运作下，对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一场“无名之人”的统治对“无名之辈”的大屠杀，犹太人被略去姓名的同时，德国军人的人格也被他们的军职侵蚀了。

德国战败之后，被抓的纳粹军官这样为自己辩护，称他们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履行职责，换作别人处于他们的位置，也会做一样的事，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但这些宣称自己“无可奈何”的军官们当然有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作“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指一个人在极权体制中放弃思考、也放弃了自己下判断的权利，成为一个不自知的犯罪者。

而《波斯语课》这部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将上尉这个人从他的身份遮蔽中拎了出来，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是如何泯灭的。

在犹太人男主教德国上尉学“波斯语”的过程中，两个人曾短暂地脱离自己的角色、身份，展开了几次真诚对话。

男主问上尉为什么入党，上尉说我也不知道，我走在路上，看到纳粹党员们站在街边抽烟，穿着棕色的衬衫开心地交谈着，就走过去加入了他们。

事实上，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仅仅是为了那身帅气、挺拔的军装，根本没有思考过入党意味着什么。

他们被帅气的制服吸引，然后就深陷其中，心甘情愿地犯下罪行。

还有一次，男主替代了集中营中的一个犹太人伙伴去送死，上尉发现了，把他救回来，问他为什么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

男主反驳说这些人才不是无名之辈，只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并比你差，至少他们不是杀人犯。

上尉说我不是杀人犯，男主听后不禁笑了。

上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即使他对男主格外照顾，但和他的同伴们一样，他瞧不起犹太人。

纳粹们将犹太人视作“非人”、是低等的、有害的，所以许多军人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杀人的罪恶感。

人易使而难劝，汉娜·阿伦特认为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经验中学习意味着你要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应用那些现成的公式。

战争破坏了日常生活秩序，重建了新的秩序。

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人们的日常身份通通被抹去，只剩下迫害者与受迫害者的角色对立。

于是，对于那些服从并习惯了新秩序的德国士兵而言，他们不再有基本的良知，只觉得执行命令才是合理的行为。

正是纳粹的历史提醒了我们，人类竟然这么容易受操控，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独立思考和判断善恶的能力，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点，二战发生的一切在今天还会重演。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从来没有过去”。

我还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又在日韩、美国等国家相继爆发的时候，听到路边一个人似乎是很解气地说道：“终于轮到美国了，美国人都死完了才好呢。

”他可能只是在发泄情绪，但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也忘记了他口中诅咒的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着的人罢了。

——首发毒药，勿转——

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

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

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

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

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

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

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

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

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

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

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

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

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

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

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

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

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

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

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

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

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

他咬着音向我示范。

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

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

“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

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

“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

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

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

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

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

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

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

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

语言，为受难者奠基最温柔的纪念。

“你说无名小卒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和你并没有区别。

”基尔在雪地里道出战争疯狂的本质。

他们走马观花地看向那块绵延数百米的纪念碑——那一般都是灰色或白色花岗岩打底，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印刷体无人情，四季都冰凉。

印成铅字的死者仿佛身处冰冷的石棺中，无处为乡。

将姓名编纂成单词，组合成一门优美的语言，那可真是太温柔的纪念了。

“多么优美的语言啊，”克劳斯赞叹道，口中喃喃着姓名组成的音节。

音节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基尔，用他那双灵动朦胧的温柔大眼睛，像猫一般由表及里，给予死难者一个以他们为蓝本的含义，“疯狂”，“耐心”，“饥饿”，“生命”。

生命的重量倾注在言语中，便有庄重崇高之感。

这曲生命赞歌，却发生在阴郁恐怖之地，从未为人所知直至它弥留的最后一刻。

基尔也曾想让克劳斯明白这一点。

这个纳粹军官，业余厨子，不过被荣华富贵迷晕了头脑，在安逸中选择性无视自己所犯下的恶行，将杀戮和愤怒日常化，成为名利财富的裙下之臣。

有趣的是，这样冷酷的冲突发生在厨房里，发生在这个精明，傲娇，柔软的小波斯猫身上，他那潜藏的人性便初露端倪。

“我要在德黑兰开一家餐厅。

”克劳斯向基尔娓娓道来，他未曾言说的平凡梦想。

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会与他一同走进那片森林，为自己的过失忏悔，从此改邪归正做个清醒善良的人。

但是，他有意无意显现出的疯狂和神经质却逼我直视战争的恐怖——无差别的暴力，歇斯底里，战争中每个人都为了狂热的欲望奔走，为此不惜代价。

克劳德有过动心的时候，比如给予他生的承诺，昏黄灯光下一双将落未落的手。

可那承诺是自私的，那是以满足自我欲望而沾满鲜血的手。

疯狂年代的自私之爱，不值得被怜惜。

他们都奔向了彼此的自由，也收获了应得的业果。

那两千四百八十个名字，是不朽的纪念，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许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在危险来临之时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体能等等，但这些都是人类生理机能方面的应激反应。

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故事的主角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所做出的反应，是创造出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一开始便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屠杀，生死存亡之际，主角利用一本半路换来的波斯语书籍冒充波斯人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他被一名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选中，负责教对方波斯语。

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主角不得不凭空创造出一门“波斯语”，于是他开始用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创造出上千个所谓的波斯语单词。

最终，当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时候，那名纳粹军官记住的并不是能让他逃命的波斯语单词，而是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

这些年来，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电影其实不少，而且佳作也不断涌现，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给人带来新意的东西了，但这部《波斯语课》却仍然让我感到意外。

一方面，是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过于传奇，尽管电影在开头便打出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字幕，但仍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镜头所对准的群体有些“非主流”，十分值得玩味。

记住我们的名字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找一个关键词，那么无疑便是“名字”这个词。

对我们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的象征，在每一个由单词构成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的生命，即使有一天，这个人不在了，只要他的名字还被人记住，他曾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据就不会被抹杀。

在看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从头到尾也没有透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在这部电影中所用的名字只是他所冒用的那个波斯人的名字，而他本人的真名实姓却始终没有机会讲出来，可以说他是个真正的“无名之辈”。

而在这部电影中，所谓的“无名之辈”却又并不是主角本人，而是那些上千个跟他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沉默地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然后又默默地在纳粹的枪口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是谁？

他们叫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又最终埋尸何处？

没人知道。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集中营第一次清空后，外出躲避的主角再次回来，在空地上，他捡起一个布娃娃，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孩子被带走消灭时丢下的，娃娃上面还缝着的一个带“AVIVA”名字的布条。

主角撕下了这张布条，等他回到曾经住满了人如今却是空荡荡的集中营宿舍后，他给这个名字赋予了“波斯语”的意义：生命。

而紧接着出现的画面，便是一辆辆载满犹太人尸体的板车，它们驶向焚尸炉，将这些失去生命的名字彻底抹除。

这才是整部影片最传奇也最让人动容的关键：一个活下来的“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经活过的“无名之辈”，只要他再次念出那些名字，那些人就不会消失。

而记住这些名字的，还有一个人。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用到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以往我们在谈论在战争中犯下恐怖罪行的人时，谈到的都是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阴谋的头目角色；而在以往的相关电影中，担任反派的也往往是那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纳粹军官。

但我们却往往在这种时候忽略了那些看似平庸，实则是罪恶帮凶的人，比如集中营的看守、运送犹太人的司机、负责按下毒气室开关的士兵等等，他们似乎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

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帮凶。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中最大的反派，是一个名叫科赫的纳粹党卫军上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科赫的官职，在这个集中营里，他并不是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集中营最高指挥官，而只是一名负责集中营后勤的军官，说通俗点，他就是一个管食堂的。

而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才真正体现出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科赫这个人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纳粹军官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只是个负责后勤的，从来没有开枪杀过人；他向往自由和平的生活；他爱写诗，爱自己的家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去和自己远逃伊朗的兄弟一起开一家餐馆相依为命。

他似乎是个特别不一样的纳粹党卫军军官，但在本质上，他和所有那些残忍嗜杀的党卫军军官并没有区别，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种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除了他们“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别的人种都是猪狗，其他人如何屠杀这些“猪狗”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何给这些人提供精良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更有劲儿的去杀戮。

而本片的主角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一条可以拿来看家护院的狗而已。

在学习所谓的“波斯语”时，科赫不断地赞叹着这本语言真美，甚至还用他学到的这门优美的语言写了一首恬静的诗，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被他称为优美的单词，实际上却是他所轻蔑和漠视的那些生命的名字；那些在他的窗外消失他却漠不关心的名字，却被他不断地记忆和背诵。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Call me by our names在影片的最后，这2840个名字出现了两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出现是在伊朗海关。

科赫自以为傲的说着自己学到的“波斯语”，实际上却是背诵着那些在他的帮凶下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名字，如同冤鬼索命一般，这些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冤魂一起，打碎了科赫逃离审判的美梦。

而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盟军的营地中。

获救的主角被问道能不能回忆起当初集中营里和他一起关押的人们的名字时，主角开始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那些已经刻进他脑海深处，曾经是他保命王牌的名字，随着这些名字的念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看着主角一个个的背出那些名字，就像看到那些名字所代表的生命，一个个的又重新站在这片土地上，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用同胞的名字编成一门语言教给侵略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柔软的抵抗了，甚至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抵抗，因为它能让那些罪恶的帮凶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名字所缠绕，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也成为那些冤魂们曾经存在过的铁证。

愿我们都不要成为那片“雪花”。

草率的轻信成就简单的谎言，鲜红淋漓的名字在他眼中毫无意义，他只在乎他的德黑兰，那里有他久未谋面的兄弟，有他独立于这座营场之外的一个梦谁想他日思夜想的波斯语却是假的，真相潜藏在一页又一页的名册里，可是他视若无睹，终究德黑兰只成为了一层幻影，回荡在波斯人脑海中的一串串名字，才是过去每一分钟里的真实

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

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

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

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

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

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

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

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

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

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

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

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

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

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

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

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

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

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

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

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

”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

”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

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

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

”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

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

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

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

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

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

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

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

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1990年东德并入西德，两德统一。

西德全称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者并入前者，所以现在的德国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国分裂之前，也即二战时期的德国政权叫纳粹德国，也被希特勒自诩为德意志第三帝国。

希特勒作为第三帝国元首，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被后世称作恶魔，遭到唾弃。

而之前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同样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却被后世赞为英雄，受到尊崇。

虽然都在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名声却不一样，区别在于希特勒搞了种族大屠杀，拿破仑则代表先进的资本主义与欧洲各国落后的封建制度战斗到底。

一邪一正，昭然若揭。

本片讲的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的一个侧面。

犹太人吉尔斯为了活命，冒充波斯人，恰巧集中营科赫上尉对波斯语感兴趣，想要学习波斯语，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到德黑兰开餐馆。

不懂波斯语的吉尔斯开始凭空编造波斯语，两人的故事便展开了。

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首都是德黑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符合吉尔斯的处境，随时可能遭到枪毙，每日战战兢兢。

好在他受到了科赫的特殊关照，生活状况比其他犹太人好太多，不过一开始依然遭到科赫的怀疑，甚至毒打，也有丢命的风险。

为了教科赫波斯语单词，吉尔斯利用为犹太人打饭的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利用他们的名字编造波斯语单词，再教给科赫。

吉尔斯被打成重伤，迷糊中脱口而出的自编单词，更让科赫相信吉尔斯是真正的波斯人，两人关系才有了真正的改善。

在纳粹军官眼中，犹太人是最肮脏的，是一定要被处理掉的，只要不是犹太人，一切都可以商量。

甚至在同营房的其他犹太人被转移到波兰进行最终处理（灭绝）时，科赫多次对吉尔斯出手相救。

吉尔斯弱小却善良，为同营房的意大利兄弟带饭吃，换来了他们的舍命相报，所以后来一个真正的波斯人被抓进营房后，意大利人杀了真正的波斯人，防止吉尔斯露馅。

德国战败，所有集中营关押的人都要被处决，科赫只带着吉尔斯逃出集中营，随后两人分道扬镳。

吉尔斯对盟军长官报出2000多遇难者名字的场面，不免令人唏嘘，也只有他能记住这么多名字。

科赫上尉无疑是大反派，对犹太人的痛恨是同时代德国人的写照，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处决过犹太人。

《辛德勒名单》里的集中营长官更加可恶，杀人完全随机，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生活在集中营的人们更加胆战心惊。

科赫不分青红皂白痛打过吉尔斯，引起观众憎恶，但认定吉尔斯是波斯人之后，便千方百计、甚至违背上级命令也要拯救他，又引起观众同情。

既让人憎恶，又让人同情，所以科赫这个角色的塑造是成功的，甚至要胜过主角吉尔斯。

最后科赫带着假护照试图逃往伊朗，开启新生活，不过在边检处被士兵盘查，自己讲的“波斯语”别人却听不懂，于是被怀疑是德国人而遭到逮捕。

不知道这时候科赫是否意识到自己被吉尔斯骗了，他早晚会意识到的，也许他会恨吉尔斯，但他理解不了吉尔斯及犹太人对他的恨。

不管怎么样，他已经从别人命运的主宰者变成了被主宰者，即将接受正义的惩罚。

影片根据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科尔哈泽（Wolfgang Kohlhaase）短篇小说《发明一种语言》（《Erfindung einer Sprache》）改编，小说和电影都取材于真实事件，正因为这样离奇的事真实发生过，所以才更加发人深省。

欧洲赤松

200余人大群聊电影，求资源，想进群的私信发我薇信号，拉群

真实事件原型让影片更易可感，也因让它过分工整而丧失了些开放性的可能。

虽然在叙事上电影不具有什么独创性，但对人物的呈现却算得上精彩，尤其是对“反面人物”——纳粹军官科赫的塑造上。

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电影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底层人物对抗底层人物的故事，如果说雷扎作为俘虏在集中营里是绝对的底层，那么纳粹军官科赫为了脱离底层的贫穷家庭加入纳粹，看似手里拥有了些权力，实则在军官社会里也不过是以“厨子”的低下身份被他人看待，他何尝不是纳粹营里的一种“底层”（当然，他只是在掌权者中相对底层，还有那些只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更低一级军衔纳粹兵为他垫底）？

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何会对雷扎尚存恻隐之心、甚至单方面地意图与他发展出友谊，即使最初是出于私欲。

但在这部电影中需要被看到的，恰恰不是科赫与雷扎（纳粹犯人）间的越界关系，而且最应该警惕的是便是那些将二者间浅薄化、温清化的读解冲动（所谓磕到了）。

军官科赫的恶毋庸置疑，他对雷扎的温情是自我感动式的，他虽给雷扎带来了实质性的益处（生的机会），但也始终带有剥削与压迫的成分。

他对强权的依附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永无平等可言，观看时若代入科赫的角色，便会觉得他对雷扎的信任和另眼相待是二者温情的表现，但实际上，雷扎那从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生命权、和他实属寥寥的话语权（连想替死都被科赫阻拦）无时不刻在戳破这虚伪的温情。

人们爱看霸总，无非是爱看强权、爱看自我代入后拥有强权的自己罢了！

但那位被剥夺选择、被剥夺主体的“弱者”，却才是现实中真实的个体。

只有我们始终站在雷扎的立场，才能看到他的煎熬、看到他记下2840个名字背后的痛苦、愤怒与悲痛，看到人性的恶曾到达何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说对科赫的塑造代表的是电影对复杂人性的穿透，那么从雷扎的立场出发所表现出的人物多元关系实则还是为了投射电影对战争的反思。

同时，片子真正给予高光的，无疑是纳粹人雷扎如何利用语言争取自己的主体性权力。

语言作为文化的象征，它先是在动荡中被轻视（起初雷扎不愿意以食换书）、继而却成为弱者的绝对武器，多么讽刺！

然而通过语言，雷扎不仅获得了对抗强权的胜利，也成功实现了对自我主体的赋权，从而证明了主体性的来源恰是内在性的。

强权者最希望的洗脱“犹太人思想劣根性”之所以难以实现，正是因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与思想具有超脱的生命力。

文字名册虽已被烧毁，它却将在此后作为战争文化的一部分而永存。

而在一开场，影片即用“抛弃十诫”的对谈说明了高光下的精神颂歌不具有任何指向，被呈现和被强调的，始终是人类、人性等最广义、也最狭义层面的纵深罢了！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当电影呈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的恻隐之心时，是不是也表现了创作者对前者的恻隐之心呢？

在此，它当然不是代表了创作者有哪些“不正确”立场，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提醒：切勿用标签式的粗暴方式解读个体、解读历史、解读社会的任一表现。

将纳粹人物的多面性解读为“平庸之恶”也好，解读为人性尚未泯灭也好，最重要的是体会人性的恶之缘起、人性的恶之面向，继而才能重新审视社会之压迫、结构之复杂。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还能在这一部较为工整的影片中寻觅到了些许开放性影像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