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

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

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纠纷发端于：西敏决定要带女儿特梅移民，却遭到丈夫纳德的拒绝，因为他坚持留下来自己照顾痴呆的父亲。

另一个纠纷也由此引起：纳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顾父亲，他们之间却因为失职和怀疑而发生推搡，瑞茨流产，原本就已焦头烂额的纳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直面各种困境和考验。

于是，一场纠纷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差异之间蔓延，同时也改变着原来家庭内部的关系。

一个意外，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让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激烈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一次别离》几乎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用质朴的旁观者视角（大量肩扛式镜头）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每个人物的真实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多数伊朗电影的非戏剧化叙事不同，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展现了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非凡叙事才能。

这部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明而独特。

男主角纳德固执己见，坚持原则，在移民和照顾父亲的选择上他从没犹豫过，不该给的小费他会让女儿重新要回来。

然而，在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纳德却多次挣扎了：他想打赢官司避免牢狱之灾以便照顾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儿保持真诚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钱来最后解决问题，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执而失去女儿。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艰难地忠于自己的家庭责任、艰难地试着妥协，对别人不免有点冷漠和粗暴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真实而复杂。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显得灵活通达，易于沟通，也善于用钱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搬钢琴的小事上）。

她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她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由于丈夫纳德的固执她必须要付出离婚的代价。

她必须在签证过期前，争取丈夫和女儿或女儿一个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弃移民，而突发的“流产纠纷”正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对女儿特梅来说，和母亲一起移民还是跟父亲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别的选择，她必须做出自己艰难的决定。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纷后，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实都做了错误的事情：父亲用暴力和怀疑、谎言伤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亲用金钱伤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后的选择，不只是在父母中间二选一，更是是两种生活方式中（国外的、本土的）的选择，更是要对整个事件给出自己的道德判断。

在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中，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楼道里等待着特梅的决定，电影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此，仿佛在说：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判决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瑞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主宰着她的行为。

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债，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带着身孕去当临时工赚钱。

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须在她最需要的金钱的考验下坚持自己的诚信，“有疑虑拿钱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贾德则是一个失业鞋匠，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贫困和压抑，脾气暴躁，对司法系统和上层阶级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

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着公正和尊严（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钱来缓解生存压力。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

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

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

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

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

”麦基在《故事》中说。

无疑，这部电影显示了法哈蒂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独特洞察力。

他看到了生活内部不可剔除的各种矛盾和张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败感和压抑感，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中的不同影响力，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维系生活的谎言和对真诚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而且，他创造出了表达这些洞察的最真诚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说，儿子独自照料痴呆的父亲（据说导演有过类似经历），在浴室中给他冲澡搓背，突然伏在父亲肩上失声痛哭，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动了他，推动着他为这个意象编制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法哈蒂围绕着这个意象不停地问自己：他为何会独自照顾父亲？

他为何会如此哀伤？

他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

他曾面临怎样的选择？

他将如何解决困难？

他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中会作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或冲动？

他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

他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

他会如何影响或受影响于身边的人？

这些被他直接影响着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故事正是在这些真诚的追问中慢慢浮现轮廓的。

这些追问中往往深藏着一个导演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思维方式，也让经验逐渐升华，让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进全新的故事形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故事天才——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

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

”麦基说。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

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30万美元成本）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

”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

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

法哈蒂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

晚上来到Place de Clichy的Cinema de Cineaste，这个我目前位置发现里我最近的能够刷UGC卡的电影院，看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伊朗影片《Une Seperation》。

片子非常冷静地把伊朗特有的平凡人的矛盾展现了出来。

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让我很想家！

一边看我一遍默默地喊，这是个多么缺爱的故事啊。

我真不知道导演是怎么做到让我如此同情这些角色的：是因为女人吗？

是因为小孩子吗？

是因为老人家吗？

——这三样最奏效的戏剧元素，片子全部囊括。

我想，大概还是因为导演成功地表达出了角色的无能为力和见步行步，共鸣感太震撼了！

最后女儿落着泪让爸妈出去等消息，这一电影笔触是多么让人欢呼雀跃啊！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寻求的并不是一场缝合，而是另一个分裂的起点。

在我，电影的第一主题有关女人对“自由”的寻求，但此主题是如此秘密，女人在电影中出现的时间几乎不算长，因为电影大部分笔墨基本都花在妻子回娘家之后，丈夫和女儿在家中发生的一系列琐事和麻烦，以及最后导致最强戏剧性的意外上；但女人从未缺席，她曾经的存在和时时刻刻的注视不停影响着这个余下的二口之家。

女人的固执像错误一样显然，却又展示出无法反驳的正当和强大的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在全片内从未被正面诠释过。

而她要“出”的“国”，那个遥远西方世界，甚至竟从未被提及。

如果说女人代表了未来和理想，男人则代表了一切的过去、责任和现实，然而这一系列现实并不显得庸常。

作者处处小心，试图保持中立：决意离开家间接引起系列麻烦和灾难的女人从未受到谴责，不断试图解决问题的女人也从未获得赞扬。

而作为非完人的男人出现，遇到保姆，并发生主要冲突，又在仿佛一切矛头都将指向犯错的男人的时候，忽然揭穿此前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保姆一家的另外面目。

两个家庭的对立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恶不明。

一切矛盾在此碰撞，所有阴暗面又被作者融合到一切普世价值和真善美中，结成一片朦胧无解的网。

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刻画了多少面人性，作者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

尤其对女性，比如其中几乎作为旁观的女儿，其参与的戏剧性并不多，但却默默进行着自我构建，并以撕裂的方式告别无辜。

其父亲用实际事件训练其成长；而其母亲与其的关系更像一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会，相拥而泣之时，她们几乎像战友。

可以想象，这样的女儿，其实映射的是母亲代表的所有意图追寻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成长过程。

影片的另外一个主题，在我来看就是“平等”，全片第一个镜头就欲建立一种平衡的冲突：男人和女人一人半屏，直面镜头（法官），这是一次分离的开端（离婚）。

此后开始着重跟随男人，女人则悄悄出现在男人和女儿的对话中，并在任何需要补充缺口的时候出现、行动。

导演将一个比较开明和有办法的家庭，和一个经济困难，但对宗教有绝对信仰的家庭对立起来，却只给事实，不给观点。

作者关注的是每个人的状态，并且尽量贴近他们，镜头速度不均地随着他们的运动进退，有时忽然止步；人物完全不是被扔到大环境的背景中任其践踏，而是时常出现在颜色朴素、狭小而令人不安的空间中，例如搬家的房间，以及封闭的审判室。

除了展示人性，电影还涉及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死亡、公正、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主题，但导演刻意未利用象征主义，也未滥用本国现实，而是巧妙地将这各个主题揉搓在一起，然后用非凡的叙事能力，真诚地讲故事。

即便对于妻子意图逃避的宗教，作者也在靠后的一场，保姆因为自身信仰而无法面对古兰经起誓的时刻，对这个宗教和教徒致了大大的一敬。

我尤其喜欢影片的结尾，首先是可见的结尾：女儿含泪，将向法官宣布选择父亲或者母亲，她应当已经明白，孩子总该接受大人的分离，就如同老人总有一天得接受儿女的离开一样。

而男人和女人则走出审讯厅，两人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仿佛是个有趣的开放式结局。

而在我，其实结局在更早已给出：故事既然讲的是一次分离，那么在百般波折之后，我们会问，到底终于大团圆了，还是会出现另一位出走的娜拉？

——在最后十分钟内，我十分惧怕导演选的是第一个选项。

幸而导演非常干脆，根本未做任何交待地给出了答案：男人女人又重新站到了法官面前，仿佛影片开始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并未因此停止追求她的自由。

这让我想到了娄烨的《花》，作为关键词存在的“自由”，只是像呼吸一般在片头掠过，但却决定了女孩的过去，和之后坎坷的爱情经历，即便整个爱情故事似乎与此无关，片中也从未谈及这个关键词，但起因和结局，划出橄榄球一般的锥形，最后都到达了右侧的顶点：西敏和花，两个女人在此点相会，后者仿佛立刻可以继续前者的故事，她们的命运可能会殊途同归。

而我此刻，只感觉导演在背后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女人！

仅仅只是为了追求她自己的自由，却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法国连续上映第十四周，媒体评分4.7星（5分满分）。

我全场入戏。

是为近年来最牵动我情绪的电影之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964718法国媒体评分Critikat.com 5Elle 5La Croix 5Le Journal du Dimanche 5Le Monde 5Le Nouvel Observateur 5Le Parisien 5Le Point 5L'Express 5Marianne 5Metro 5Ouest France 5Télérama 520 Minutes 4Cahiers du Cinéma 4Les Inrockuptibles 4Libération 4Paris Match 4Première 4TéléCinéObs 4

一句话点评：即使没有金熊、金球与奥斯卡的多重加冕，《一次别离》也绝对是电影史上的神奇之作，而它的神奇之处却在于：以绝不煽情的手法，见微着幽，看向普通生活的最细节处，默默地讲述一个非主流国家的寻常故事。

--　　在大概一个多月前，我借着Touch狭小的屏幕，在网上看完了这部色调灰绿、波澜不惊的电影，我承认我泪点低，好多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悄悄流下来。

在微博上，只要有人提及这部电影，我就推荐推荐再推荐。

直到前几天，这部片子崭获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终于世人皆知。

我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下来，觉得这部好片可以被更多的人认知了。

　　我想回到那个刚刚看过《一次别离》的夜晚，最初的感受，竟然不是叹服于导演的技巧、手法和男女主角及众人的演技，而是，对于片中，那个我们陌生甚至带着某种怀疑眼光的非主流国家——伊朗，心中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虽然该片普遍在介绍中被定义为“表现出当代伊朗社会相对富有、西化的中产阶层与教育程度不高、依然严守宗教条规的劳工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但从片中那无处不在的生活与社会背景中，你却可以解读到今天的伊朗，绝对是一个正常国家，它的宗教和信仰对社会秩序所起到稳定作用坚固而踏实，人们恪守诚信，即使在最微小的地方也不愿撒谎。

长幼有序，彼此心中有爱，并愿意帮助他人。

民众整体的生活水准不差，甚至西化和开放的程度，也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这个观点在我与我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黄平交流后，得到了他的证实。

的确，在以往西方媒体对伊朗等国的妖魔化描述语境下，《一次别离》可算是一部“祛魅”之作，它令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在种种误读与曲解之下的，正常呼吸与生活着的伊朗，法庭有效而清廉，社会稳定，与地球任何角落的国家一样，有着种种小人物悲欢挫折的普通国家。

　　片中，纳德和西敏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纳德在一间银行供职，西敏是夜间外语补习班的老师，他们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出国，离开伊朗。

在办好了一切手续后，纳德却放心不下家中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决定留下来。

西敏赌气要离婚，未得到法庭的支持，只好暂时先搬回娘家住。

全剧的主线矛盾就此浮出水面，西敏走了，纳德要上班，孩子要上学，谁来照顾家中的患病老父亲呢？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经介绍走进了他们的家门，这个像伊朗其他普通妇女一样的女人，带着黑纱，甚至在犹豫该不该走进洗手间帮老父亲换尿湿的衣物前，需要打个电话给宗教顾问，咨询自己是否可以碰触其他男人的身体。

　　层层递进的波澜与冲突，随着这位保姆的“辞职”、意外流产、家庭索赔、双方上法庭、庭外对于真相的种种探索和沟通，直至最终令人意外的结果，一幕幕，细水长流地呈现于镜头前。

我实在不想无聊地“剧透”下去，而那些在最柔软与细腻处令你怦然心动的无数细节，又岂是这种鸡毛蒜皮式的“剧透”可以替代的呢。

所以，有心的人啊，一定要去看看它，在网上，一毛钱也不用花，有很多资源可供下载和在线观看。

也但愿有人和我一样，许愿它若能顺利进入中国的院线放映，我一定会去补票，再看一遍。

　　然而最最打动我的，还是这部片子的绝不煽情。

剧中，最后有一处隐而不发的核心真相是，那个保姆流产的真正原因，是在照顾纳德的老父亲时，因不慎没关门，老父亲独自溜出门，去街对面的书报亭流连。

她为了去找他，被往来的车撞到，才……但，这个细节，却是在看似极不经意的、倒剥笋式的情节与对话中，最后被提到的。

电影里，从始至终，完全没有出现过这个“被撞”的画面。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这个镜头，在一些追求泪水与“效果”的导演手中，本可以多种角度切换，各种慢镜头叠加，一幕一幕地回放，把你的眼泪往外拽。

但阿斯哈·法哈蒂没有。

他的另一部作品《关于伊丽》（DarbareyeElly）和他曾拍过的许多关于伊朗年轻人的作品，都是这样一种淡淡的滋味。

以至于《一次别离》中，全片唯一的音乐，是在片尾的字幕中缓缓响起的。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比用这种最真实、质朴的片子来为自己的国家赢得尊重更美好，我也感慨于阿斯哈·法哈蒂在本届奥斯卡获奖时的发言，他说：“当伊朗在政客口中正背负着战争等非议时，我们在这里跃过政治阴影,讲述她辉煌的、古老的文化。

我把这个奖项献给伊朗人民，献给所有那些尊重我们文化、鄙视敌意和怨恨的人们。

”每个国家都该为这样的子民而骄傲，他们用自己的才华、诚意和爱，回报了他们并不完美的祖国。

　　和其他许多网友一样，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我们那些花了3000万美元甚至更多钱的电影。

我当然不相信今日中国是缺乏《一次别离》这样“信与义”的故事的，那么，我们的时代记录者们，回到生活中来吧，认真呼吸，认真记录吧。

钱堆不出好电影。

转来的，原帖：http://bbs.12580life.com/thread-64856-1-1.html

我曾经一直这么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一个人穷不是没有理由的，也许是懒惰，也许是愚味，或是性格上的缺陷。

所以当我看到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同情之余不免有点怀疑，可怜的你为什么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

后来渐渐地我见过了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事，于是我开始发现，苦难的力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

因为逃离自己的命运很难，更准确地说，离开自己熟知的世界很难。

孕妇和她的丈夫是典型底层民众的代表，他们苦苦挣扎在生活的底线上，无助绝望。

我看不出社会给他们留下了多少选择的余地，也看不出他们能做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丈夫一次次地抓狂，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无奈。

整部电影中，他是一个简直无所作为的人，他的任何举动都不会对案件产生任何的作用，他觉得自己没用。

我相信如果出生在一个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境遇会变得完全不同。

影片中，中产阶级和贫民之间的差距巨大，我相信在中国也是这样。

无数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一路上接受良好的教育、培养的学生，西装革履的白领阶层，望着这个丈夫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只会野蛮、暴力。

可事实上，人和人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而我想，不同仅仅是苦难降临到了不同的人的头上。

如果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么这可恨之处同样诉说着这个可怜的人遭遇的苦难。

很多人生来就降临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并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那样的角度可以去理解。

所以很多时候最可怕的不是要改变自己，逃离命运，而是从生来开始，就没有人告诉一个苦难之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去生活，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一、译名的“分离”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

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

"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

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

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

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

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

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

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

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

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

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

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民众与精英的分离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

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

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

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

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

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

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

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

两相对照，区别立现。

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

”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

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

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

”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

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

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

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

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

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

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

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

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

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道德与现实的分离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

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

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

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

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

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

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

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

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

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

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

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

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

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

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

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

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

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

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

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

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

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

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

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

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

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

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

”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

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

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

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

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

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

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

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

首发原创中文字幕：http://bit.ly/um0imL 总有人说大师级的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就是不一样，非要拿这部电影和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充斥着娴熟手法的电影做横向比较。

殊不知，当泰伦斯·马力克走近了科学Dis了covery，伍迪·艾伦掉起了书袋意淫了巴黎，这样一部安静讲故事的电影的出现是多么得难能可贵。

三十万美元的预算，估计还不够《丁丁》一秒钟花掉的开销。

但是大师的电影依旧在大师的粉丝群中屹立不倒，穷苦的伊朗人民依旧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作息辛劳，这并不矛盾，也互不干扰。

就像你可能习惯了富二代千金一掷的锦衣玉食，我也总能在一菜一汤的日子里寻觅温馨。

生活就是这样，朴素自有力量。

于是乎朴素的阿斯哈·法哈蒂冷静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么看似稀松平常却又波涛暗涌的两个伊朗家庭，轻松松让他们擦枪走火，自然发生这一场场故事。

到头来，还能让观众胸闷心酸，感同身受，估计电影要的，也就这么点意思。

算算场景，无非纳德家、西敏娘家、瑞兹家、医院和法庭，以及几个车上的镜头。

算算道具服装，不过几辆车和一本《可兰经》。

电影大部分拍摄均为手持摄像，全片没有配乐仅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才响起音乐。

更有意思的是，扮演纳德和西敏女儿11岁的特玫，竟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好家伙，这下连演员的钱也省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的电影，夺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其他多个奖项，该片将代表伊朗选送2012年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朴素的电影，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剪辑、智慧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

导演平视的视角，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正如电影中每个人都说着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

伊朗的社会等级，仅仅通过这两个家庭的一次交锋，便在大银幕上露出冰山一角，供由有心的观众管中窥豹。

电影中特玫外婆和特玫对于伊朗（波斯）萨珊时期的历史知识有这样一句回溯：“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

”特玫外婆紧接了句：“普通人”。

通过特玫背诵历史知识，我们看到从波斯王朝的萨珊时期到现在的伊朗，这种等级阶层依旧存在，寥寥数语，对伊朗现状讽刺却十分深刻。

导演从未让角色对着社会制度对着管理阶级恸哭控诉，只是专心着眼于两个家庭在社会现实和宗教约束中应有的表现，可谓点石成金、匠心独运。

电影情节的导火索虽然是“分离”，而实际上串起电影的脉络却是“亲情”。

纳德与西敏明明相爱，却为了幸福各自远扬，对于女儿共同的爱让他们备受煎熬，一石激起千层浪，连带着另一个家庭的卷入竟引发了一场悲剧。

导演并未故意夸大角色的伤痛，并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煽动观众的眼泪，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

冷漠的电影处理却蕴含深深的人文关怀，当最后片尾音乐响起，字幕升起，结局依旧遥未可知之时，我们却明白了电影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至少，他们有信仰。

PS：电影中的小Loli实在演太好了，萌翻了！

最后那个怨念的眼神中枪了，太有杀伤力了！

补记：从我看初这部电影的时候，豆瓣上只有几百人想看，数十个人看过，到后来心情激动之下第一个翻译制作了中文字幕，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现在电影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也排入IMDB第69名；看着这部电影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以及喜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这让我相信，朴素的电影也一样有春天。

感动我们的，不需要多么煽情的摄影配乐或者千金一掷的特效，或许仅仅需要，那么一个平凡却有力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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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存在的好处之一，是它能够带领观众进入不同国家的文化领域，并拉近各国因种种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距离。

在《一次别离》中，通过摇晃的手持拍摄，客观的视角，冷静中饱含感染力的艺术表现形式，片中男女老少的演员朴实却又不乏张力的真情流露，让我看到了最真实的伊朗当下的社会现状，以及一本《古兰经》对于伊朗人民的重要性，甚至在现实利益与道德底线所冲突的情况下，宗教信仰成为了一种道德约束。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兴或衰、先进或落后、富裕或贫苦，人民的信仰都是不可缺失的。

片中三个至关性的两难抉择一、关于现实与亲情的抉择影片从一次简单的伊朗中产阶级家庭矛盾开始，夫妻二人一方想要移民寻求更好的生活，另一方则因有一位患有痴呆症的老父亲想要继续留在伊朗。

选择在纳德身上，要么和妻女一起离开伊朗，要么和妻子离婚，留在伊朗照顾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做出怎样的割舍，都是对另一方的不公。

纳德出于对父亲的考虑，选择了后者。

他的选择完全能让人理解，毕竟如果弃患病的父亲于不顾，那是不仁不义不孝的。

二、关于利益与道德的抉择纳德因家中的护工瑞茨把他的父亲绑在床上偷溜出去办私事，又怀疑她拿走了家里的钱，过于气愤失手将瑞茨推下楼导致瑞茨流产，在大家面前，纳德表示他并不知晓瑞茨有孕在身，可实际他撒了谎，但他的谎言应该并不是出于想要抵赖这笔赔偿，而是基于自己的原则，一来他无法原谅瑞茨丢下自己的父亲不管，他认为瑞茨有错在先，二来他坚持认为瑞茨的流产并不是他亲手所造成的。

而瑞茨同样撒了谎，她一开始选择了隐瞒流产是因车祸而非因纳德将她推下楼的真相，在利益面前，她同样选择忽视了道德的存在，最后在自己所信奉的《古兰经》面前才说出真相。

这是灵魂深处的信仰起到的作用，克制住了人性最卑劣的一面。

三、关于父亲与母亲的抉择在女儿特梅含着泪准备回答选择父亲还是母亲，让无数观众心酸不已的时候，字幕升起，剧情戛然而止，留下父母在门口静等最后的答案。

或许电影本身是没有答案的，答案在观众的内心，所以导演把选择留给了观众。

另外这样的电影无疑对天朝来说是不小的讽刺讽刺一、比起我朝出产的拥有豪华明星阵容，投资上亿，但口碑却频频差强人意的影片来说，《一次别离》是一部耗资仅三十万美元的电影，更不存在任何吸引观众眼球的法宝，却能够把一个简单的家庭琐事放大到社会，留给观众无尽的回味和思考，并获得全世界的认可与褒奖。

为什么我国鲜有这样深刻的文艺佳片？

过于注重盈利，看淡影片质量已经是国内影坛的普遍现象，中国的电影人应当反思。

讽刺二、像天朝这样一个扶摔倒的老人就可能被指控，百姓道德沦丧，撒谎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国度里，伊朗人至少证明了他们有信仰，可我们呢？

如果我们不存在这种力量，那国民更应当反思。

附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时该片荣获最佳外语片时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发表的获奖感言：“此时此刻，世界上有许多人在看着我们，我先假定他们是高兴的，他们高兴不是因为奥斯卡，不是因为一部电影或一位电影人，而是因为在这时候，政客将不再以战争频繁局势紧张来形容他们的祖国伊朗，这一次是因为其伟大的文化而响彻全球，这深厚的亚洲文明，此时此刻正承受着巨大压力。

我把此奖献给我的同胞，他们尊重一切文化，藐视一切敌意和怨恨。

”

之前对于伊朗电影接触还仅限于初中时期看的《小鞋子》，当时伊朗一词还不如现在这般敏感。

若有些地方此生都无法到达，那么来自这些地方的电影便是我们最好的了解它们的渠道。

实话说，要不是这么一部现实的电影，我竟无知地以为那国人民生活的是有多水生火热，以为到处都是炸飞炸烂的汽车残骸或者是弹坑。

其实在政客们营造的紧张局势下，他们也和我们的日子一样平淡：一样上班上学，一样看病，一样发生纠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以承担起两辆车和一个护工，也一样承受着意外和麻烦。

正如这部电影总的表现方式，对于敏感的部分只是点到为止（不然也通过不了审查），但即便如此留给我们思考和比较的地方也实在多：诚信和谎言、道德和法律、宗教和信仰……曾几何时，张艺谋也是在所谓的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拍出震动人心、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的影片（《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而不是如今，砸钱请绝对国际化的制作班底，一味追求视觉效果。

正如老谋子自己也意识到的，自从奥运会后，他的每部作品都拍得和奥运会开幕式一样炫目，但都没有好故事。

故事的开始是由男女主人公要离婚开始，离婚的原因是西敏要带着孩子出国，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开始更好的人生，而纳德要照顾患痴呆症的父亲所以不愿离开，西敏就此搬离了家。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工作，纳德不得不请护工。

如果说纳德一家代表的是伊朗中层的生活水平，那么护工一家则来自底层。

护工为了防止患痴呆症的父亲四处乱走将其绑在了床上，反锁门后，外出给自己看病。

提早回家的纳德见到这一幕后将护工赶出家门，而护工被推到在楼梯上，流产了。

纳德因此以谋杀罪被告上了法庭。

在法官面前，两家人上演了一场“罗生门”，各执一词。

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人都撒了谎。

纳德谎称自己不知道护工已经怀孕，而其实他的确听到了护工和家庭老师的对话。

西敏也并未真的打算离开这个家庭。

护工其实清楚知道自己的流产原因并不是纳德的那一推，而是之前为了追纳德父亲被汽车撞的。

她希望和解赔钱，可以帮助她丈夫还债。

最后，连一直扮演局外人角色的特眉也在法官面前违背道义撒谎了，她为的是可以帮助爸爸脱罪。

如果把整个故事放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那只是一件在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试问谁没有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去撒个小谎呢。

再说，这起意外的赔偿，对于纳德这样的家庭来说，只是卖掉其中一辆车的代价，而对于护工一家来说，却可以还清所有债款，从此正常生活的质的变化。

但是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约束力好似是无形中有一个人一直在盯紧你的一举一动。

好比护工第一次要给痴呆症老人洗澡时，她十分神秘地拿出电话簿，打给了某人，询问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不得以做出为男士洗澡这样的行为。

经对方允许后，她才走进厕所。

而当纳德向她提出对着古兰经发誓，一个谎言，时，她清楚这显然比“为男士洗澡”严重几千几万倍，都不需要询问，她就知道是不被允许的，而且看她的表情，这局面挑战了她的极限，令她崩溃。

信仰，其实就是行为处事的标准。

而没有信仰，就是没有标准，没有极限，不会崩溃。

没有信仰的时候，有时候标准就是自己的良心。

我们会说，这样做，良心上会过不去的，会内疚。

说白了，是自己没有放过自己，你是找到一个号码，打给了自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有时也会说，他这样子是会有报应的。

此时，我们也是假设了那个无形中的人，假设他观察着这里人们的一举一动，他帮我们判断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

而如果一个地方是没有是非标准，那里的人是埋没良心的，那在那里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是不被允许的，那里没有“电话”可以拨打。

我只是希望，我生活的地方，可以有“电话”可以拨打。

最后纳德虽然在谋杀案上算是免去牢狱之灾，但是那本可以重聚的家庭，经过这样一场折腾后，真的在彼此间树立起了一道“玻璃墙”。

据说演特眉的是导演的女儿，小姑娘的演技真棒！

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好评度最高的影片。

很难想像这是一部成本不到30万美元、N多禁忌不能拍、经历层层审查后的伊朗电影所取得的成就。

故事讲述两个伊朗普通家庭的一场官司纠葛。

两个家庭中，一个是代表精英阶层的中产阶级，一个是代表普通劳众的平民阶级，这正是伊朗社会的典型代表（也通过女儿Termeh背诵的伊朗历史点出）。

4个中年人，其实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但生活阅历、教育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面对一场意外的悲剧时，形成了两败俱伤的无解局面。

导演以客观的视角，不对任何角色赋予褒贬色彩，而用手持摄影机真实记录事件经过。

片名中的“分离”（separation）表面上指男女主角的分居和离婚，寓意则是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裂痕。

这类似于《撞车》（crash）。

如果说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话，本片更大的贡献则是反映了很多伊朗社会独有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伊斯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困苦的Razieh是里面最虔诚的教徒，从打电话咨询为陌生老人换裤子的禁忌，到每次出门或遇到陌生男子下意识的裹头巾，直到最后因为怕遭报应而不敢对古兰经发誓，她最大限度的恪守着宗教习俗。

可以说她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是有依靠的，虽然这种信仰可能会为她带来种种不便乃至厄运（她甚至说过死了小孩还是其次，关键的是自己被诬陷偷钱，这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

而受过更多教育的Nader则有着更多的理性判断和法律意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他选择了撒谎而自保，尽管这在伊斯兰教中是重罪。

这使他显得圆滑，但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他一直不肯认罪或私了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对方的指控充满漏洞，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一推真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

事实上，如果再联系到Simin和Houjat，可以发现女性的宗教意识更强，男性则更加现实。

从某种程度上说，最后女儿Termeh的决定可以说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

同样的，导演对此不置可否。

顺便说一句，如果伊朗的劳苦大众真的如片中那样信仰坚定，那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可怕的。

在极权主义当道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宗教狂热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片中所有演员都表现极佳。

四个主角就不说了，其它像什么老年痴呆的父亲，调皮捣蛋的小萝莉，都是亮点。

所以他们以团体的形式分获了柏林影帝影后。

饰演Termeh的演员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前面一直不温不火，但最后法庭上当场飙泪——原来也是演技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