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

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相同的异类，构建出了一个看似相同，实际不同的世界。

影片以在时代的洪流里，如何活出自我为主题，将人与人之间的平权、阶层、辈分，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清醒的人坠入沉痛的孤独的深渊，是入魔还是坚守自我?便成为了他们一生去寻找的答案。

影片以被"卡住"的人自我救赎为主题，将这些看似悲哀的蜘蛛网逃离命运的出口。

主人公王战团和周正，看似是怪胎，实则却是众人独醉中最清醒的人，忘年交的他们在众人的讽刺中相互扶持，正如刺猬的隐喻一样，走向孤独的太平洋彼岸。

作为彼此唯一的知己，在两人被世俗折磨到极致之时，却意外的背负了不负责任的骂名；而刺猬的隐喻本身，正是对封建迷信价值观的蔑视，刺猬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白四爷，只是王战团和周正的一个缩影，因此无论王战团是否吃刺猬，他的腿都会好，周正是否吃刺猬，都依然会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而当时代的车轮被碾碎，他们该如何找到自我，此刻便成为了"未解之谜"。

王战团的疯魔，周正的口吃，时常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反对，因此在王战团几次疯狂之后，被家人数次劝送到精神病院，周正口吃和自闭，被家人认定是中邪，也正因为如此，两个异类成为了真正的忘年之交，当所有人认为周正有病，没出息的时候，王战团对他说的"没病"点醒了他，让他有勇气去战胜世俗，活出真正的自我。

当王战团站上房顶，试图飞翔，此时的他便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远方和幸福彼岸，试图疯狂的奔跑，想要捍卫自己内心的规则，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大海，而他的内心也如大海一样宽阔。

而周正的口吃，实则是一种情感障碍，在"正常"的视角下，成为了格格不入的人，而当他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被理解，被接纳之后，便重新在"太平洋彼岸"与王战团相遇。

"愿你我都不被万事万物卡住"，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被理解和接纳之后，遵循内心的开始，在坚守自我的过程中，永远直面内心，忠于自我，生动美丽。

个人评分:9.5

他的灵魂在太平洋，肉体被卡死在家里。

张不开嘴，说不了话，得了精神上的风湿病。

这需要被烈日暴晒。

沈阳这地方，太靠北，新鲜事不多，疯子不少，还好下水道连着太平洋，也算通天大道，莫回头。

人生在世，规矩都差不多。

刺猬从墙角进来治病，耶稣在天上降罪，佛祖的极乐世界，青烟九万九。

飞鱼能飞几百米，但现实的引力太重。

抓一口烟，放在心里，一生也就够了。

《仙症》讲述了主人公“我”的大姑父王战团如何与疯病斗争的故事，顾长卫导演执导的电影《刺猬》就脱胎于这个小说。

《仙症》刻画了一个文学史上的新形象，不同于堂吉诃德、孔乙己、骆驼祥子、祥林嫂、套中人、范进等人物，但在精神上又有延伸的当代形象。

很多时候，读者会代入作家塑造的人物，就会产生自怜自哀或辱骂作者的情况，其实作家本人也未必认可这些人物，只是陈述观察现实所得，加以典型处理。

就拿孔乙己来说，鲁迅从叙事者酒保（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对穿长衫的儒学士人（不愿劳动只想考科举做官的读书人）进行批判。

还有骆驼祥子，老舍写作的初衷是为了批判“个人主义没落鬼”，宣扬每个人要与时代浪潮和集体家国共进退，祥子的悲惨结局是为了让观众不去学习祥子。

而今互联网上，很多人自嘲是孔乙己或骆驼祥子，不知道鲁迅和老舍先生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与上述一样，《仙症》中的王战团，也是一个需要间离分析的人物。

王战团，年轻时在部队当兵，躲掉了下乡，没躲过运动。

运动闹得厉害，部队分成A和B两派。

现实中，王战团不愿意站队，两派中间和稀泥，谁也不得罪。

但是睡梦中，王战团说梦话把A和B大骂一遍，说A两面三刀，说B阴险小人。

最终，两派休战，一起批斗王战团，说他是大叛徒，要接受大海的审判。

关禁闭，王战团三天三夜没合眼。

从此，王战团落下病根，梦里说的话都是真话，现实中疯疯癫癫。

王战团的妻子，也就是“我”大姑，为了治好王战团，从拜大仙刺猬，到拜上帝，到拜佛陀，找偏方，求道士做法，都没能治好王战团。

再说说“我”，天生严重口吃，被同学嘲笑霸凌，自闭抑郁，父母寻医问药，一顿折磨，也没能治好我的口吃，我厌学，以死相逼，不想再度治疗，坚持做了三个月的哑巴。

父母觉得我中了邪，请道士做法，当着刺猬白大仙，道士拿木剑砍我，逼我认罪，我口吐鲜血大喊大叫，从此之后，我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

小说中有各种隐喻。

王战团曾跟“我”说过一句梦话：“人一辈子就是顺杆儿爬，爬到顶，就是尖儿，我卡在节骨眼儿了，都是灰。

你得爬上去。

”仔细看完故事，会发现王战团一生遇到很多事，都是被动的，被浪潮裹挟，被规则规定，被排名困扰，被世俗锁定，外界扰乱了他，他自己则什么都不敢做，都是心里想想，当梦话说了，嘴里不干不净，这咋能不疯呢。

尼采写《偶像的黄昏》首句：“懒惰是一切心理学的开端。

难道心理学是一种恶习？

”当我们被外在现实影响，内心动摇彷徨，自责内疚。

尼采则告诉我们：回击！

用意志指导你的行动，回击现实！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心理学的自我分析和疗愈，循环内耗，复盘伤痛，归因过往，咀嚼记忆，则是把自己包裹在懒惰之中。

对待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的回击。

曾经，王战团身处在A和B两派的批斗之中，当运动结束，A又说，王战团其实是个好人。

A听说他病了，就托人照顾他，帮帮忙。

现实的虚伪和荒谬就在于此。

因为每个人身后利益不同，说起话来，只向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不利于自己的就肆意谩骂，来证明自己的尊严，凸显自己的优越。

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直指中国人缺少的人格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假如陈寅恪面对时代动荡和生死之变，无法立其心，勤其行，恐怕也会与王战团同病相怜。

为什么有些人遇到点或大或小的事情，就觉得人生从此卡住了呢？

败了，很沮丧，卡住了。

胜了，很自得，也卡住了。

卡住我们的，是究竟是现实？

还是思想？

如果肉体受困，精神却原地打转，首尾盘旋，那就是精神自己困住了自己。

肉体之困是小，精神之困是大。

害怕讨论，害怕丢面，害怕否定，害怕承认，害怕闲话，害怕批评，害怕异见，党同伐异，都是精神孱弱的表现。

精神，驱使肉体做出行动，对不满意的现实做出反击，改造现实世界，使之更好，才可以称得上崇高的精神，此之谓意志。

意志本身是一种行动力，不断偏离、不断出走、不断漫游、不断否定。

敢于破坏，才有生命活力。

无论在异化物化的商品世界，还是在人与人利益争斗的世界，有了自由意志，缺陷的肉体才无惧任何未知的可能。

就像《刺猬》中的白大仙刺猬，浑身是刺，任尔东西南北的仙症，我也一剑下去，一口鲜血：让你卡！

让你卡！

还卡不卡！

还卡不卡！

《刺猬》未上映时提及它的关键词多是“疯”，而认真看完后我却尝到了那疯之下的“苦”。

周正身上浓缩了太多中国孩子的成长阴影：打压教育、在成绩至上的老师眼里是害群之马、身边同学天然又纯粹的肆意霸凌……王俊凯自己在路演的时候也提过，在被扎针灸的时候，他像个刺猬，他也是痛苦的。

因此周正的性格并不外放，他是时刻充满戒备的，像只团起来的刺猬一样。

只有在把他当正常人的王战团面前才难得舒展。

这一切和王俊凯（我印象里）本身的气质其实挺矛盾。

也不是没看过王俊凯演孤独感十足的少年，但这次几场细腻演绎着实给我惊喜。

周正的反抗是在逐层递进的，王俊凯在每个阶段的不同处理颇为亮眼。

在面馆，父亲当同学的面毫不留情数落他，他没有还嘴，而是低头把中药包一股脑倒进汤面里吃下。

这个带有泄愤意味的小动作让从小到大被冠名“叛逆”的我太感同身受了，因为开口争辩也只会遭到更加无情的镇压，索性一言不发，埋头做自己的事。

看访谈发现此为王俊凯自己加的设计，欣慰，说明他确实有在边思考边演，对角色的理解度上来了，演绎起来自然能碰撞出巧思。

大人们看着好像很爱孩子，于是跳过了他因为口吃带来的自卑，跳过了他遭受的欺负，跳过了他许多无能为力的瞬间，直抵【留级】这个结果，终是开始反省然后得出结论——周正病了。

他们冥思苦想，最终解法竟是“白三爷”。

很好笑，这片大地上的人自古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习惯性推给怪力乱神，反正错的一定不能是自己。

任素汐演的神婆逼周正下跪认错，周正没有沉默以对，他开口，血沫子和笑容拧成一团，他说“你爹被我吃了”，我打了个激灵，瞬间幻视了哪吒割肉剔骨，这是一种一毁具毁的决然。

他自己路演的时候也说过，也是因为那次的反抗，让周正后来的人生开始朝着他想象的方向前进了。

反抗能让一个人的灵魂焕发新生，而演绎能让一个躯体承载不同的灵魂。

观影过程中我是无法分割王俊凯和周正的，他做到了“不是演，而是去成为”。

因为确实我本人一直对这个电影蛮感兴趣的，抖上也刷到过好几次，王俊凯谈到周正的时候每次确实都有自己的理解，甚至说，看到周正这个角色的人一定都会想演，看完电影真的懂了。

有的人蜷缩一生，愿做一只从自己心中生出珍珠的贝。

但是他们说，珍珠是珠母贝的病。

那又如何？

被加冕即是被囚禁，被理解即是被降至平庸，被人掌握即是被变为圆熟，正如瓜熟蒂落，为人吞食。

周正，守好你的珍珠。

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纠缠在一起，并以时代的特征与现实困境作为背景色，伴着影片的推进。

整部电影，涵盖了大约40年跨度。

既有影片人物被“卡住”的精神困境又有四十年内发生的现实情境做背景。

影片中无不体现着虚实变换与彼此的张力。

大海和船“大海”是一种意像，是主角王战团（葛尤饰，以下简称“战”）的精神世界，也是如汪洋般的现实社会。

片中开头就展现了一个了这样一个桥段：当海员的战在船上举报船长走私，结果遭到船长的监禁，直至上岸，然后战又拿出给情人写的情诗抛撒于海风之中。

这一段就颇含寓意。

“船”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象征，在“文革”结束后的经济初起时（1980年），船长利用自身的特权进行走私的行为，就是一种对历史涵洞窥视和想象的回应，战就是那个没有认清形势，傻到在海上航行的状态下就干出所谓“义举”的人，结果被船长关了禁闭，并彻底阻断了想看太平洋的梦想。

而那梦想又是通过战阅读《海底两万里》形成的欲念，进一步去想，《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著名的科幻小说，那是人类尊崇科学的象征，是用科学的思维去幻想未来的文学作品，虚构与非虚构叠在一起，推动小说演进。

这也与本部影片的“虚”与“实”相关照。

船长可以摆布船员，因为他及同伙垄断了所有资源。

像战这种耿介之士，就是那种以“不通世故”为荣的沈从文所自嘲的“新式书呆子”在新社会的表现注1。

“大海”更是给战涂上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战对理想的坚守是贯穿影片始终的。

这也是部分观众内心激动的原因。

在虚构的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现实中的内心关照，又是虚与实的共谋！

凡尔纳小说中的太平洋是战内心中的梦想，真的身处其中时，发现太平洋是如此“波涛汹涌”，以至于葬送了自身的梦想！

小说与现实差距的残酷性对战的冲击恐怕是凡尔纳始料未及的。

船的寓意，也就是“社会”的寓意，而影片中陆续出现的各色人物，也就是不同的船员，在谁也无法逃脱而登岸的前提下，展现出各自的“本领”，去处理与“船”的关系，也自发形成了一股洋流。

人们在洋流中浮沉游弋，挣扎、溺毙。

没有人能真正上岸。

这在小说中有句话说得明白：“王战团，你等着接受大海浩瀚无边的审判吧。

”影片中，家里人认为战不正常，请“出马仙”看事后，把家中客厅摆放的世界地图撤换下来了，替换为祭拜的牌位。

当一个人不被视为正常的时候，被边缘化，连他的兴趣爱好都会成为障碍，个人的视野就会被强行收缩，影片中战的那件绘有航海图的搪瓷缸子就是隐喻——全部的寄托最终缩减在缸子上。

姓名王战团，总是强调自己的名字，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辈分称谓，在乎的是别人是否直呼其名。

就像小说原著中所描述：“王战团就是王战团，我娶了你大姑，不妨碍我还是我，我不是谁的大姑父。

”辈分称呼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社会排序，人们在排序中识别、定义彼此，也从中算计出基于身份的对他者的拿捏与边界，但过度包装和强调就会是隔膜与虚荣。

校服、制服、编号、都是抹除个性的外在操作，是管理者刻意安排的“边界”，目的是便于科层管理，基于此，个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消失于茫茫人海，放弃挣扎，用自我的消亡换来安全与“舒适”，管理者也包括在内——成为此纵向关系中的上位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垄断资源的优势——就像“船长”。

虚拟的边界以现实的外貌来区隔和显现。

名字是虚的，是符号，表达出缤纷生命的存在，但却要努力与整齐划一的外部建构进行多重性，多义性的校准，此间的对抗与妥协从不曾停过。

信仰当人们失去自我，没有建立起对世界的自主性，为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急需一个更权威的宿主——寄居于其内，把自己的无助与孤独委身于其下，所以会有偶像崇拜，而神的引入，就是最便捷和争议较少的方案——迷信便产生了。

人们不断变换着信仰、神(偶）像，希冀躲藏在权威的羽翼下，在精神层面给予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某些合理的解释，遵从宿命论的编排。

将妄念转为对现实的解释。

信仰成为轮候的方案，待价而沽，人们从不同的信仰中得到不同的解释，试图理解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所带来的不安。

换个角度，就是人们主动放弃对事物解释权的自主性，而交给信仰对解释权的垄断，也就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

我思故我在的人消解于集体和权威中。

当其感受到安全与稳定后，也会将此种方案传递给同类。

比如电影中周正被其母亲逼其在“出马仙”面前下跪。

像极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电影中有个画面，就是战逃离妻子的看管跑去找周正，爬上树，与站在阳台的周正分享汽水，当他们隔空碰瓶时，像极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

有自我的人，不需要外界的救赎和神的旨意。

周正与姑父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自我掌控感最强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

当然，信仰也安定人心，让遇困之人可得到某种心理抚慰。

原著中说：（在参加王海洋葬礼时）“我问，信佛好吗？

大姑说，好。

她戳了戳自己心坎儿说，这儿不闹了。

我想通了，你哥该走，都是因果。

”病一个自卑的人总是以不断打击别人来作为防御的手段，试图以此躲避别人审视的目光。

但实质上，没有人真的在乎过他。

但他却还渴望获得别人的关注与爱。

这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被卡住了，是许多人的困境所在。

周的父亲就是如此的一个典型角色。

知道自己被卡住了还算好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卡住了，或者以各种方式去努力让别人“卡住”——和自己一样了，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他们内心中孤独、无助被孤立的焦虑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特别是自己可控制的人身上，聊以自慰自欺。

人们的精神困境包括不断被别人定义，自己解释生活的权力被扼杀和束缚。

并被迫接受定义，遵从社会价值排序去活着。

影片中，周正的父亲（耿乐饰），当外人在场的时候，总是扭脸看向别处，不论是他的儿子因为口吃和差成绩，还是因为自身的底层现实，都不愿面对，逃避成为一种本能，身体的姿态暴露了他的自卑感。

他自己就有口吃，又经历过下岗，那个时代的底层人，多多少少都有些“面子”问题，这也是经年累月社会价值排序中型塑成的心智。

周的父亲永远要在儿子面前摆出威严与不屑，要以某种冷暴力来“爱”这个家和孩子，试图将不幸在孩子身上迅速有所“改观”，这本身也是病态的。

家暴，校园霸凌，边界感缺失，歧视，信仰缺位等等都在影片中有所展现，这其实就是“病”，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染疫却不自知——是病人的群像。

当周正面对“出马仙”的恐吓和暴力时，他勇敢地挑衅说“我把你爹（刺猬）吃了！

”，这意味着与威权的公开决裂，从周正和王战团在小树林一起吃刺猬那件事起，就已暗示他们本就不信任何“邪”——“权威”。

他们只信自己！

战的妻子不断变换心中的“神”——信仰，也说明人们内心的迷茫与精神的游移，这更是现实中无法根治的精神病。

社会治不好一个没病的人！

美其名曰：治理。

另外，“病”这个意象，也迎合了当下人自愿自认有病的观念，仿佛不自称有点抑郁就不好意思似的，无法在病友们的群体中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逃避自由的病！

其实，这电影中一直用不太自然的方式去否定“玄学”的展现。

这本身就是“病”。

但必须带病过审！

不在此展开讨论了。

观众早都久病成医了。

其他隐喻影片中周正学有所成，乘风破浪游弋五湖四海回到家后，明确表达对过往社会和家庭的“不原谅”，这是一种态度，是认清当年的伤害对自己的影响之后，对某种权威发出的更坚决的否定！

当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病态权威在某个区域控制你的时候，远离是最好的选择，得到的将是全世界无限的可能性与自由！

或至少可以拥有精神移民，如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

主角王战团，从太平洋的巨轮回到岸上挖煤，从象棋摊和卡拉OK广场回到家里，然后又跑到树上与周正相会，最后躺平于自家的床上，这一系列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慢慢被绑缚的过程，这让人想起王小波所说，一头牛慢慢被锤成阉牛的过程。

社会惧怕的是不安分的人，尽一切办法去让他安分下来，看似是为了那个人好，实则是满足监护人自己的私欲。

这私欲就是投射到别人身上的焦虑。

哪怕你是一只猪，也不准你特立独行。

影片末尾，王战团和周正在河水中，飘忽不定，露出两颗头颅，努力不被淹没，挣扎，并互相伸出援手，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古拉格群岛》中的一段描述：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

（《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这段描述是在形容《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另一位知己沙拉莫夫的感受，这位知己也就是《科雷马故事》的作者。

影片中王战团这个人物，让我想起另一个人，是赵越胜先生的一篇追忆文章，里面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唐克的。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颇令人动容：“说起唐克，……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

……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

……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

……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

”注2影片中经常用倾斜的视角和晃动的镜头来拍摄，这烘托出焦虑和不安全感。

每个时代的服道化也是很是用心。

注1：对沈从文的分析可见钱理群《1949-1976：岁月沧桑》第一章注2：摘自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

从远离疯子，到理解疯子，到成为疯子，到如今很多人因成为疯子感到自豪；从活个成功，到活个通透，到活个尽兴。

在集体信仰迅速崩塌的时代，“正确”的人生的定义在迅速畸变崩坏着。

而在内地院线片的维度里，前有《宇宙探索编辑部》，后有《从21世纪安全撤离》，冲进山里撒泼，跑去未来发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所有壁垒把自己的生活还原成最自在的模样。

《刺猬》则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故事里也有在外人看来得了癔症的主角，整日以看似疯癫的行为方式度日，但他们抵抗庸常的方式却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疯文学一样张扬、外放、歇斯底里、甚至带有表演性，他们一生看似都在发癔症却又似乎始终在隐忍，却也得到了各自的尽兴。

人们都说王战团是疯子，因为他时常做出些常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像爬上屋顶又跳下来以证明人可以飞，像冲上轮船顶层对着岸上呐喊自己写的情诗，像在马路中央边吹哨边挥旗疏散刺猬。

但人们不知道王战团为什么疯，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总是在忙，虽然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但总之是没有时间关心生活里细枝末节的来龙去脉的，更何况是王战团这样的疯人。

像被自己所向往的大海背叛，像被自己想要朝圣的乌托邦里邪恶的人心所戕害，像被一个人伦与道德最崩坏的年代所裹挟，这些在顷刻间改写了王战团人生轨迹的故事是没人想听的。

大家不在乎王战团的痛苦，只指责他的疯狂，或许也是因为在常人经受后可能会就此永远消沉下去的苦难之后，王战团并没有人如其名地战斗、激进地抵抗或排斥生活里的一切，而是找到了独属于他自己的生活门道。

他遭遇了不自由的束缚，于是他假借棒打鸳鸯之名，替全家答应下了女儿不被看好的婚事；他见过了因为身份和血统遭受的歧视与冷眼，所以坐在高耸的烟囱上目送女儿的婚车远行；他从黑白颠倒的时代里狼狈地爬出，所以总把“应该吗？

不应该”挂在嘴边，并用此来保护弱小；他一次次被动地失去，被不断剥夺走生活中的一切，所以他学会了抓烟，抓小烟，抓大烟。

他被不断厌弃的一生里还有个“徒弟”——周正。

周正也是个病人，最起码在“大家”看来是这样，而且和王战团的待遇一样，也没人知道，没人关心他是怎么病的，甚至险些连观众也不知道了。

周正有程度不轻的口吃，最初我们也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先天性的生理原因，还是后天教育造成的难以逆转的“塑性形变”。

但永远焦虑、声嘶力竭、无能为力的母亲，永远暴戾、狂躁、一言堂且自负的父亲，以及他最着急时不经意流露出的结巴，似乎也逐渐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而无论是谁也不曾指出这些完全有迹可循的病因，他们只想竭力把周正“治好”，让他真正活得周正起来。

但王战团不觉得周正病了。

也许是因为他不会对插着吸管的鸡架扮成的潜艇不耐烦；也许是因为他看到飞行失败坠落的自己却由衷的开心和兴奋；也许是因为他是自己情诗唯一的拥趸。

周正也不觉得王战团病了。

也许是因为他总是在自己要被打、受欺负时带着自己“应不应该”的金科玉律出现；也许是因为他会躺在阳台外的树杈上和自己干杯汽水；也许是因为那只普通的红色哨子却被他吹出了让人难解的哨声。

他们都想要飞。

砖石砌成的烟囱向来是东北文艺作品里不可或缺的意象，但在《刺猬》里它不承担给主角带来压迫感，或者在结尾坍塌给观众带来震撼感的功能，周正和王战团如履平地般站在顶端，吹响吱吱呀呀的哨，喊着被泪水打断的号，向往着他们各自的那一片海。

而王战团从家里的房檐“飞”下来跌在瓦砾中，周正从阳台上“飞”下去摔在雨水和泥泞里。

他们都想要逃。

王战团追着老贺棋盘上滚走的“兵”，跑过马路、隧道、荒野，最终跑到池塘边，走进浮萍里时，我们都释怀地笑了，他是追老贺，但更是追自己，追一个不存在的，但寄托着他的心愿的，漂洋过海了的自己。

周正在情诗被发现后冲出了学校，他跑出了卡住他的校园，跑过了制式的、被驯化的、端坐在操场上的学生们，冲进了王战团家，倒掉了他的药，打开了他的窗，此时我们也释怀了。

他在救王战团，在救那个曾经救过自己的英雄，也在救未来的自己，在竭尽所能地抓住那颗正在射往50年后自己眉心的子弹。

他们又都想要留下。

王战团在儿子死后，被精神病院接回去时如同忽然间想起什么似的跳下车，冲向了那吞吐着云雾的烟囱。

他伸出手紧紧“攥住”那烟雾，而后又用力地把它揣进衣袋里。

这里他牵挂的人都走了，而剩下的人都要赶他走，他不想离开却无能为力，好在这些年他积攒的最多的经验就是如何带走一段岁月的纪念品。

周正在上大学离开家后，时隔7年才回家探望父母，他抢过母亲的话说“不原谅！

”后又告诉父亲自己给孩子起名“阳阳”，沈阳的“阳”。

他拥有了自己的一片海，并且可以永远的在这海中撒花、畅游、航行，但他还是想记住始发站是哪里。

当然正如他所说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原谅父母，所以他把儿时父母经常喜欢抛给他的“伪选择”抛给父母，自己起好的名字却佯装成父亲起的，“替你选是为你好”在此刻逆向发生，而这背后“替你选是为了让你以为我爱你”也同样逆向发生了。

其实在观影过程中我不断在思考，生活苦闷、压抑如王战团、周正，他们为何从没有想过自毁，在某个终于无法忍受的时刻结束这一切可好呢？

直到周正喊出“你不是死子”时我仍在疑惑这句话的依据在于何处。

周正7年后回家，我始终以为此时的王战团应该已经故去，但带着这种预期看到最后一幕周正说到“王战团在我考上大学一年后从精神病院逃了...”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

在我这个自认为已经对类型片的故事走向、剧作写法了然于胸的人都认为，在精神病院里给出哨子就是王战团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后，他却依然在追逐梦中的那片海，依然在奔赴他此生必须游到的太平洋。

王战团果真不是死子。

因为他永远有一个梦想，虽然他不常常挂在嘴边，虽然旁人看不出他始终在追逐，纵使没人相信凭借他能达到那个虚幻的彼岸。

在DC粉丝中有一个关于闪电侠的梗叫“Run！

Barry run！

”这句话本来是在闪电侠突破极限打破困境时助燃的一句口号，但随着闪电侠这个机制怪角色逐渐被滥用，这句话最初富含的情绪也渐渐被消解，变成了一句调侃闪电侠“哪里需要往哪搬”的戏言。

在《刺猬》结尾我看着王战团和周正在江中游向远方时脑海中不住地浮现出这句话。

被时代戏弄，被世人嘲讽，被药物所困的王战团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俨然已经是一副被消耗殆尽、磨平了锋芒的疲惫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仍然选择了奔跑，向前不断的奔跑，跑到河里去，游到海里去，一直游到太平洋的中央。

与王战团不断寻找远方的路不同的是，周正的人生选择步步体现着对于过去一切狠厉的否认。

母亲说“幸亏你没变成王战团”，但他说“不，我就是王战团！

”这话当然没错，因为他见过王战团这一路走来，他知道他为何而“病”，他知道他的过去绊住了他的一生，所以他要把自己的过去狠狠地斩断。

在赵老师第二次来到家里，执起拐杖时，PUA的对象变成了周正，而周正选择撕破脸，掀翻桌。

这一场戏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王俊凯的表演张力，他任由那被人诟病一生的口齿沾满鲜血，他过去始终柔软天真的双眼似乎冒出地狱的业火，赵老师总喜欢拿鬼上身解释癔症，而此刻的周正恰如挣脱束缚的恶魔彻底占据了这副躯体，肆无忌惮地享受做主的快感。

7年后抢答母亲的“不原谅，我无法原谅”是我今年在院线观影中最受震撼的一场戏，这场戏的力度远超《涉过愤怒的海》中挂起的老金。

它干练、干脆、充满应然的自得与自洽，这本就是早应发生的必然结局，周正为了敲定父母所面临的这个死局已经等了太久，这明快的否决带给了我真正的解脱、通畅、清爽和感动。

《海边的曼彻斯特》讲人可以不和解，永远不和解，但也代表着会永远活在悔恨中。

而《刺猬》则更颠覆，人不仅可以永远不和解，不和解反而可以成为让人更轻快地迈向自己的未来的助力。

近些年对我个人影响和震撼最大的一部电影是《鱼之子》，在影片结尾，获得了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女主角返回家乡，穿上了儿时影响自己的村东头的二傻子的模样，带着一群和当年的自己一般大的孩子们疯跑、欢笑、不顾一切的冲进海里。

就是在那一刻，我励志永远要保留一个成为村东头的二傻子的权力。

在我看来《刺猬》的结局正是对《鱼之子》的续写，Mibou跳进海里一直向远方游去，与此同时多了王战团和周正两个伙伴。

这个时刻与我而言要比《绿洲》里的地铁站起舞美太多，也浪漫太多，因为相较于李沧东对“病人”的“正常”态强化，顾长卫和冲田修一将“病人”们的“病态”放到最大，对他们发起仙症的时刻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我何必像你，而你也不必像我，难道你的衣袋里也有沈阳工厂烟囱里的烟吗？

不知道郑执是否愿意承认，《刺猬》或其原著小说《仙症》其实受到了蒂姆·波顿《大鱼》的影响。

相信这么一说很多人会瞬间想起：《大鱼》也是以一个晚辈的口吻，来追忆父辈传奇的一生——只不过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大姑父。

《刺猬》中的王战团同《大鱼》的父亲爱德华一样，生性自由、热爱冒险。

他们惯以千奇百怪、荒诞不羁的幻想来夸饰自身的经历、混淆虚实的边界——这份自发、自觉乃至自省后的想象力并非癔症，而是他们对抗多舛命运和坎坷人生的武器。

说穿了，人生都是一种“想象”，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说的。

当一个人的年龄愈长，先前被赋予的“意义”将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生活也会愈发流露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苍白底色——这就是在很多老人眼中，你能看到彻底的失望和幻灭的原因。

大多数人不明白，可王战团和爱德华明白。

他们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落入这一境地。

想不“幻灭”的唯一方法是为自己提供源源不绝更多的“幻”：“大鱼”也好、“太平洋”也罢，能为生活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激情、用诗意温暖日益衰竭的肉身，谁又能说它们不真实？

两部电影不光主人公相似，细节方面也多有雷同：《大鱼》中同样出现了跨海航行、诗歌、信件等元素，甚至爱德华和王战团一样都当过兵（自然，他们都夸大了这段经历）。

最绝的是以下这句台词：爱德华与妻子的忠贞爱情也曾差点儿被“卡住”，幸而他挣脱了。

它们最大的不同来自主题：《大鱼》试图模糊现实与想象的分野，理想主义色彩更浓；而《刺猬》想要翻转“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现实批判意味更重（虽然电影弱化了很多）。

简而言之，《刺猬》真正想说的是：作为人群的异类、时代的弃子，要怎么“顺杆爬”、如何活下去？

小说和电影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是句乍听起来相当抽象和笼统的话，我想，只要搞清楚“卡住”王战团、周正乃至所有人的究竟是什么，就能看明白影片批判的矛头所在。

我把“卡住”人的“万事万物”分成四个层面。

一、权力在原小说《仙症》中，王战团是因在文革期间拒绝站队、梦里大骂两派领导而被批斗导致精神失常，“卡住”他的是船长和政委；电影将时间线挪到80年代初，改成王战团因发现船队走私而被关禁闭，与心心念念的太平洋失之交臂。

“卡住”他的是吴主任。

虽然弱化了时代背景，但促使王战团发病的肇因没变——掌权者的为所欲为，所以还算说得通。

但这么改的坏处显而易见：剔除了文革因素，王战团的性格成因和日后的行为逻辑便缺乏足够的解释和支撑——只因错过大海人就疯了，这显得过于“小资”和牵强，令观众难以共情。

“等着接受大海浩瀚无边的审判吧”这句话，小说中是政委对王战团说的更糟的是：当普遍的时代之殇被个人的特殊遭遇取代后，先前提到的影片的核心表达：“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谁来界定便遭到了破坏——至少显得有些空洞和悬浮。

这么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在一个癫狂的时代，站队、批斗的“主流”行为才是发疯，而作为“异类”的王战团反而是最清醒、最理性、最善良的那个。

问题是置身那样的时代，你不跟着发疯都不行，众人会一口咬定是你“疯”。

结果时过境迁，当年彼此互害的疯子们选择了集体性遗忘，一个个心安理得的“恢复正常”，而当年的正常人王战团却坚持成为一个“疯子”，永远停在了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叫“正常”？

电影的改编，使原著中的这层复杂含义彻底没了。

顺带提一句：《仙症》中王战团的初恋陈小姐之死，也和文革有关，而影片将其归因于“贫富差距”，批判的力量再次削弱。

二、权威权力用行动“卡”人（关禁闭），而权威以思想“控”人。

相较赤裸裸的权力，权威披了件谆谆善诱、“我为你好”的伪善面纱。

在小说和电影中，象征权威的是替人“看事儿”的赵老师（任素汐）。

赵老师和她口中的“白家三爷”（刺猬）代表的无疑是种落后的迷信观念，但需注意的是，她这一整套扯淡逻辑却得到了来自民间社会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权威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和人群达成了共谋。

二者形成合力向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异类“开刀”。

在小说中，面对权威的施压，周正最终选择了屈服，承认“我有罪”。

电影的改编则积极得多：周正偷将手机塞给王战团并勇敢地对权威说“不”，王战团报警，警察破门而入，周正依然做回了他自己。

然而，这一改动实则是说不通的。

《仙症》给出的年轻人成长方案其实是：你必须“认罪”，否则就是第二个王战团——王战团在文革中拒绝认罪，一味较真于“应不应该”（他的意思是：他没罪，是这个时代或这个世界“不应该”），终使自己的人生“卡在了节骨眼儿，全是灰”。

若想不成为时代的一粒“灰”、“顺杆儿往上爬”直到成为“尖儿”，那你就必须在人生的“节骨眼儿”上认罪。

出于过来人的经验和不愿晚辈重蹈覆辙，王战团其实是希望周正“认罪”的，所以他不停在隔壁房间大喊“你爬啊！

”，而周正也果真那么做了——伴随“一口鲜血”，他的灵魂“一分为二”，口吃自此好了。

这就是王战团给予周正的最大教育意义：时代或社会是不可能有病的，有病的只能是你自己——你若不认这点，那就成为“灰烬”而别想成“尖儿”。

说到这儿，能看出《刺猬》结局暗含的逻辑矛盾了吧：既然周正决绝地拒绝了社会的规训，那他的口吃是怎么好的？

又何必要好？

周正说“我就是王战团”——如果你们两个真的一样，那为什么同属异类，王战团不能成为海员不能成“尖儿”而你可以？

还有：周正反抗权威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王战团及时搬出了更大的权威——警察。

对这一改编我也是服。

三、家族家庭如何将人“卡住”是电影拍的最清楚、最有力的部分，这在王战团、周正两人身上都很明显：大姑给王战团下安眠药，试图将他“卡”在床上；周正更不必说，父亲常年对其恶语相向、拳打脚踢，家人更通过喂中药、针灸、口含石子、反锁在家等各种途径来“卡”他。

相较小说，影片对原生家庭之殇有所放大——尤其体现在耿乐的暴力戏码和周正的那句“我不原谅”，我以为这多少有点喧宾夺主，一来容易让观众误会这部电影的主题，它的重点并非控诉原生家庭伤害、主张逃离并追寻更大的世界；二来、类似的电影、类似的表达已经太多，尤其近几年。

我猜影片之所以给周正安排更多的家庭戏码，是因为少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就需要用与现实接壤的强戏剧冲突来让这个悬浮的故事落地——包括增添校园霸凌戏和周正女同学的角色，也都基于这一考虑。

我是觉得这么处理没啥意思。

就拿那个女同学来说，周正和她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根本没拍清楚么。

这角色无头无尾，删了都无妨。

反而是原作中已有的角色，电影并未让他们变得更加出彩。

譬如李广源和王战团的两个孩子：王海洋和王海鸥。

最失败的是奶奶一角，原作中的她是个视王战团为空气的冷漠大家长，影片延续了她的形象，却又让她在送周正上学时说出这样一句台词：“回来干啥啊！

能走多远走多远！

”——可你不觉得这跟她当初面对王战团“能飞多远飞多远”时蹦出的那句“这可咋整啊！

”是有些矛盾的么？

这个人到底算保守还是开明？

还有刘雅瑟饰演的儿媳角色，纯属鸡肋。

四、世俗世俗观念“卡”人又分两方面：世俗道德和实用主义。

前者体现在王海鸥的婚事上，若非王战团及时出马，这个家庭就会以李广源是“离过婚的老流氓”为由将这段爱情“卡”住。

王战团无所谓，他关心的只有一点：“能对她好不？

”他的心里只有爱，没有世俗道德，包括未婚先孕。

实用主义体现在这家子的所谓信仰上：出马仙、我主基督、佛陀......总之哪个有用拜哪个，没用就拜下一个，若发现还是第一个有用就重拿出来倒头再拜......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本质是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

王战团对这种“主义”免疫，因此他会语带讥讽的取笑赵老师：“你左眼比右眼大。

”“我刚才还救了你爹呢，咱俩算扯平了吧”。

好，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权力、权威、家族、世俗。

于是我们发现：能“卡住”人生的还真是“万事万物”。

问题随之而来：不觉得“万事万物”的批判范围实在太大了么......原小说就存在这个问题，啥都想说，但啥都没说请。

不过好在有条“历史记忆该如何消化”的暗线支撑全篇，只是藏得比较深。

如今电影拿走了这条线，于是，由“万事万物”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大网便被撒向空中，我们知道它想捕获一些东西，可这只是在凭空发力——因为它对每个人物最深层的、如其所是的内心驱动力都语焉不详。

看来，想在抽离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指逾出家庭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实在太困难。

你的主题太大，可你的落点太小。

《仙症》的主题和内容就不是很协调，它在隐喻和结构方面有亮点，但通篇读下来的感觉是散乱、臃长以及流水账。

尤其小说的语言不好，人物对话处理的相当随意。

电影依然是流水账的既视感——它像是一部关于两个人生活碎片的合集，片段与片段间缺乏情感伏笔和逻辑勾连。

要我说，这部小说就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

它的情节太平太碎，而它的意旨太丰富太晦涩。

这也导致关于该片的评论滑向两个方向，要么太玄乎，如“疯癫与理性”；要么太鸡汤，像是“做我自己、拒绝内耗”。

其实，都未得要领。

因为即便是具备时代因素的原小说，它想表达的东西都一言难尽。

想想电影海报和歌词中的那句话吧：“逍遥梦里逍遥游”——你说这咋拍，可能最好也只是现在这样了。

表面上看，影片似乎只是讲述一个“疯癫”的故事，但随着剧情推进，电影的深度却渐渐显现。

这是一部表面轻松幽默，实则充满悲凉和力量的作品。

这部改编自郑执的小说，由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故主线围绕着两个不被理解的人物展开。

周正，一个口吃的少年，成绩不佳、留级，常常在学校被霸凌；而他的姑父王战团，曾是海员，因为举报主任，结果被关了两个月的禁闭，从此“疯了”。

王战团的疯病让他成了家庭的累赘，大家都觉得他不正常，甚至找来了神婆，闹出一连串驱魔仪式，荒诞不经。

最初，王战团只是个带着癫狂色彩的角色，做事天马行空，家人嫌他丢人，而他却总是显得豁达，虽然女儿的未婚夫是个二婚男，但只要女儿幸福，嫁给谁并不重要。

全家人对算命神婆的话深信不疑，然而王战团却从来不屑配合。

人们觉得王战团是“疯子”，可他真的疯吗？

在我看来，他恰恰是敢于不随波逐流的人。

这也是周正向往他的原因。

随着故事的推进，你会发现它其实在探讨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环境对人的压迫和不理解。

周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控制欲的家庭里，父亲总是对他的表现失望，而母亲则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顺从父亲的一切决定。

周正在学校被同学们嘲笑、欺负，因为他口吃得厉害，家人和学校都没有真正关心过他内心的感受，仿佛他的价值仅在于学业成绩和行为规范。

唯一理解和认同他的，只有王战团，是他教会了周正不顺从，不接受，用自己的姿态活着。

他会在广场上旁若无人的唱卡拉ok，会对所有要求和社会期望置之不理，也只有周正能够看穿王战团豁达背后的孤独。

在女儿婚礼那天，他们逃离人群，并坐在一起，像是两个孤独的刺猬。

当家人再一次请来神婆驱邪，试图治好周正和王战团的“病”。

周正面对这荒唐的仪式，愤怒却无力。

他母亲在神婆的威胁下，哭着要求周正听话，还替他说出认错的“罪名”，甚至默许神婆动手打他。

这种莫名的屈辱和压迫让周正终于爆发，他不再忍气吞声，反而反抗了父母和神婆，甚至联手王战团一起报警。

让观众感受到角色从顺从到觉醒的转变，那一种渴望被理解的呐喊。

王战团没疯，他只是没遵循那些无谓的条框。

他没有被世俗的面子和虚荣束缚，所谓的正常人却更像是人情规则的牺牲品。

压抑着他们的个性和自由。

周正的父母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所有人都在拼命保持“正常”，却未曾问过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影片的最后，周正的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他的口吃有所好转，当上了海员。

但与此同时，王战团的境遇却越来越糟。

他的儿子去世，自己也住进了精神病院，最后甚至逃离医院，彻底消失不见。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个最终找到了出口，而另一个却不知所踪，这样的处理也叫人唏嘘。

《刺猬》最终留给我的，不仅仅是那份幽默感，而是对时代、对个体生存的思考。

也许疯癫和理智之间的界限，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模糊。

而那些曾经被我们轻视或误解的人，或许，也仅仅是想以不一样的姿态活着。

从上影节期待到现在的《刺猬》终于来了，顾长卫所谓的“卡住”三部曲（开玩笑的），从《立春》，到《孔雀》再到《刺猬》，每一部值得细细品味。

顾长卫的电影与其他导演最大的区别是，他的影片经常呈现出一种厚重感，无论是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以小人物的视角描绘他们所处的困境，明白困境当中的人们因何而被困住？

《立春》里的王彩玲，《孔雀》里的高卫红，再到《刺猬》里的王战团，那个时代的正常人，大家总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王战团一心想去的太平洋本身是一种理想，可在别人眼里生生化作了一种执念。

结巴小孩和顽固老头的组合，其实是那个时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

王战团不当周正是怪胎，在喝药的时候淡淡的来一句：“你没病”，尽管周正在之前曾像其他人一样说过他有病。

他们是忘年交，亲密得胜过父母，因为在他不被理解的行为中，只有你看到了他的闪光点

你只是成绩不好，你只是结巴腼腆，但是你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为什么要遭此对待。

这其中周正的父母免不了一顿毒打，但是影片结尾异常反套路，周正在参军回来之后不原谅父母，什么happy ending都是扯皮。

因为自己唯一的朋友，唯一能够理解自己的王战团被世俗折磨的不成人样。

封建迷信，栽赃陷害，让一个本该清醒过完一生的人背负着死全家的骂名，“刺猬”的隐喻本身就是对封建迷信的蔑视，刺猬也从来不是什么白四爷，他只是王战团和周正的一个缩影罢了。

吃与不吃，王战团的腿自然会好，只是他被所在船的甲板上二十天后，那发型活脱脱的像个刺猬……

里面那个时代的人，虽然被约定俗成的规则裹挟着，但是人物不是扁平化的，对于周正的爸妈，亲戚大嫂二嫂，无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最直观的体现罢了。

其实王战团从来不是什么傻子，人情世故，察言观色，只不过向往大海却被说成罪人，只不过还好自由却被说成疯子，但他对女儿，对朋友，对亲人，始终是忠贞不渝的，是拔刀相助的。

可他的命运却不如周正那般好。

被困在精神病医院当作傻子一样治疗，死去儿子的烟近在眼前却想抓也抓不住，只能想往事一样，随风飘散，不知去向。

时代的车轮碾碎了谁从来不会停下看看，你的人生是否是悲剧也无关紧要。

周正的人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王战团，他想象中的样子，能够横跨太平洋大西洋，看见触手可碰的海洋海鸥，这一辈子的王战团可不少和水打交道，可最后只落下了个遗憾田地……那个时代的正常人，都是王战团，只不过，他们的命各不相同罢了，都是被命运卡住的可怜人儿，而谁能够挣脱束缚，就是另外的周正了……

按理而言，当前仍在探讨如《刺猬》般触及中国人家庭伤痛及新旧观念转换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已非时髦之选。

众多导演纷纷转向商业化的表达方式，诸如与顾长卫同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等，他们各有路径，有的紧跟国家项目，有的则在商业化道路上追随资本与年轻人的喜好。

顾长卫导演却依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聚焦于旧观念向新观念解放过程中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痛苦，此类导演实属罕见。

占有欲：你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刺猬》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今年，我观看了电影《姥姥的外孙》，观影后整个国庆期间，我都深受触动，决心效仿片中的姥姥，对周遭事物进行保持犀利。

这甚至促使我与家人就一些平日里会选择隐忍的事情进行了交流，尽管结果并未尽如人意，但我认为仍有所推进。

当时，我疑惑为何中国导演无人拍摄类似《姥姥的外孙》的作品，并在电影日记中批评了王小帅在《闯入者》和《地久天长》中过度追求西方家庭自由观念的做法。

直至看到顾长卫的《刺猬》，我才意识到，在社会意义上能与《姥姥的外孙》相媲美的，便是《刺猬》。

1. 海上寻太平洋今天是2024年10月10日，我欲通过这篇电影日记记录的电影是《刺猬》。

刚刚观影完毕，初看时，在前十几分钟里，我颇感困惑，不知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回想起《孔雀》问世时，我尚在大学，对其传达的深意并无明确感受，仅对其中著名的片段及镜头运用有所了解。

毕竟，顾长卫曾是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故在我眼中，他算是一位新晋导演。

当然，他早已凭借《孔雀》一举成名。

2024年首次观看《刺猬》时，我对顾长卫导演并无太多期待，初看时仅将其当作喜剧，欣赏剧中人物的啼笑皆非。

影片中，一个男人在妻子怀孕后，欲追求职业上的自由，想去海上寻找太平洋，却遭遇重重阻碍，直接被关了2个月，霜打的茄子蔫了，最终在职场上被迫放弃自我。

观影过程中，有一段情节让我与家人隐约感到，葛优饰演的角色仿佛是我们生活中的某个人，既熟悉又难以确切指认。

影片中间穿插了一首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经典流行歌曲的响起，让我潸然泪下。

此后长达半小时，我沉浸于强烈的情感压力中，未与家人交谈。

随着剧情逐渐明朗，我大致确定了影片所要讲述的故事——新旧观念转换过程中的不适应与上下求索，我们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却发现大洋彼岸的绝对自由并非完美，归来后又转而求助于迷信，实则内心也非常彷徨。

影片中，王俊凯饰演的角色应是外甥，他在父亲为给班主任的女儿表示关心他学习而殴打他时，他自己也焦急万分，甚至尝试喝中药，对自己是否有问题感到困惑。

王俊凯与他的姑父，共同代表了国人在新旧观念冲突中的挣扎与犹豫。

我们究竟应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坚守自己的原生生活方式？

这种冲突与挣扎异常强烈。

2. 外婆话语中和解若仅停留于此层面，或许尚可。

然而，真正触动我内心的是影片后半部分。

我突然发现，前半部分所呈现的内容仅是表层，直至后半部分，我们才真正领悟到影片的深层含义，与《姥姥的外孙》相似，它探讨了东亚式的家庭观念，即在尊重大家意愿的同时，需要在缝隙里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影片结尾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王俊凯饰演的角色选择妥协，好好高考，离开这个不适合他的地方。

其外婆的话语揭示了全片的主题：“上大学赶紧走，能走多远走多远，别回来，这地方不值得你留恋。

”影片并无太多需要解读的隐喻部分，但巧合的是，我正在听弗洛伊德全集的电子读物，已听完约34%，其中关于青少年的部分与《刺猬》的故事有所呼应。

这些隐喻部分或许融入了导演的私货，也可能在原著小说的人物设定中提供了论据。

总之，我对此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这篇电影日记是在我阅读弗洛伊德书籍未完、理解尚显肤浅的状态下写成的。

3. 执念过后的空洞显然，一句流行语道出了真谛：这个世界其实全都是精神病，只不过大家生活都能自理，所以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句话颇有道理。

在王俊凯被父母带到心理医生面前之前，他也是选择逃离。

这实际上表明，他的父母也在尝试用这些方法帮助他，只是效果不佳，转而求助于白家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西式还是东方的方法，都在试图处理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如果你直接否认自己的心理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疾病。

影片中，大环境里无人敢于承认自己的执念，反而最放下执念的两个人是姑父和外甥。

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执念之深。

我们可以简单盘点一下这些执念。

例如，姑父葛优这个角色，在船上关了2个月时，他对工作的执念已彻底消失；回到电厂后，那封诀别信让他对初恋的执念也烟消云散。

当一个人放下所有执念时，他会进入一个无我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别人看来可能十分可怕，因为大家都有执念，而你却没有。

姑父在女儿的婚礼上爬到高处，镜头通过巧妙的调整，展现了他不想活的危机状态。

这就是人在放下执念后的表现。

这种状态确实令人恐惧，因为大家都有执念，而你却没有。

在此情境下，我们观察到葛优所饰演角色的妻子展现出了极大的隐忍与善良。

何以见得？

她所深爱的丈夫，看似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躯壳。

尽管他们育有子女，但家中似乎始终缺乏一种灵魂。

最终，问题的根源被揭示：原来这位丈夫在婚前曾有一段初恋。

此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亦不乏其例，人们有时会发现自己所爱之人已失去灵魂，生活似乎失去了乐趣，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陪伴着你，却在某一天突然不再愿意继续这种陪伴。

这正是这些人的困境所在，他们对当下不满，却又不得不继续维持现状，这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执念。

4. 群体性高考压力谈及王俊凯所饰演的角色，他的执念首先在于克服口吃。

然而，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他面临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执念——高考。

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压力，甚至是精神病。

为了孩子的高考，人们不惜倾尽所有，甚至隐瞒离婚的事实，以至于整个人都变得阴阳怪气，难以真诚地表达情绪。

这对孩子而言无疑是一种考验，他们被迫面对精神异常的双亲，这同样是一种深深的执念。

这种执念与葛优所饰演角色试图放下初恋、回归家庭的群体力量相呼应，也如同家人强迫孩子参加高考一般强烈。

这两种执念之所以能让这两个人物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刺猬”。

尽管周围的人都试图保护他们、照顾他们，给予他们关爱，但所有人却给他们带来了伤害。

葛优所饰演的姑父与王俊凯所饰演的外甥，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年代的思维。

这也解释了为何顾长卫在当下这个看似不时髦的故事概念下，仍然坚持创作的原因。

他试图揭示当下时代的思维困境。

从《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的目标，许多隐性问题仍待探讨。

因此，顾长卫的作品在这一层面上更为深入。

5. 占有欲的病态化深入一层，我们不得不提及弗洛伊德的观点。

他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性欲。

尽管这一观点可能引发争议，但我们仍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研究中汲取一些启示。

他通过对癔症病例的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占有欲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这种占有欲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被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欲望。

尽管我们可能认为亲情与爱情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共通性，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占有欲。

这种占有不仅体现在时间和金钱上，更体现在一种对他人进行占有和控制后，才能产生的满足感上，这非常畸形和恐怖。

在男女关系中，这种占有可能会发展出变态的行为来强化关系。

同样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可能出现这种变态的行为。

这种关系显然是不健康的。

弗洛伊德将动物之间的占有欲与人类之间的占有欲相提并论，从而揭示了葛优和王俊凯所饰演角色在取向和观念上与主流的不同。

他们试图被主流校正和扭正，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产生了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许多东西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例如，缺少母亲的陪伴或父母的暴力行为可能会阻碍孩子的情感正常输出，从而在孩子心中设下一道防线。

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产生情感变异。

6. 葛优一支烟在此情境中，我观察到了两个尤为显著的阶段。

首先是葛优所饰演的角色，在其女儿怀孕之际，女儿大腿生疮，无法下楼梯，此时他的妻子递上了一支烟。

这一场景蕴含了一个深刻的隐喻，即男人对其异性子女——女儿，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基于人与人之间自然的身体反应，而这种反应又是男人自己所抗拒的。

我并非要评判这种反应的对错，而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许多人的心理疾病往往源于对这种情感的过度压抑，进而导致父女关系的极端化。

然而，在影片中，葛优所饰演的角色显然并未过度压抑自己对女儿的这种情感，他的父女关系处理得相对健康。

当这种情感产生时，他通过一支烟便将其控制与消解，展现了其内心的成熟与理智。

紧接着，影片中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危险镜头：葛优站在高处，目送女儿出嫁。

这标志着第一个环节的结束，即父亲开始切断与女儿之间那种基于相互占有的欲望。

随后，在儿子结婚之时，葛优选择了前往养老院。

这一行为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对于女性的占有权只能由一个男性来行使。

若家中出现两个男性，一个占有母亲，另一个占有妻子，当两人同时带着各自的伴侣出现在家中时，便可能产生异性间的错误占有误差，从而引发诸多问题。

因此，葛优所饰演的角色在儿子即将结婚之际，选择了离开家庭，前往精神病院。

他留下了一句话：“这个家是你的，留给你了，我走了。

”这句话不仅是对儿子的交代，更是对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家庭，放弃对家庭及家人的占有权的宣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理论来认识这些社会现象。

虽然这些理论在东方文化中是否适用尚待商榷，但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来剖析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

也许，我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是因为我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他的作品为我提供了一些解释的方向，虽然并非唯一解释，但至少为我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电影《刺猬》则以一种非常表征或隐晦的方式将情感抒发出来，这让我认为现在还有导演在创作这种类型的电影是有意义的。

“反封建的工作仍然没有结束”，这是老舍在与陆小雅等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交流时叮嘱的一句话。

对于下一代的年轻导演和文艺工作者来说，甚至对于2024年来说，这句话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电影《刺猬》的电影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