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路十四站

对天主教不是很了解，对原教旨天主教更是不明白了。

其实我觉得神父对几个少年和玛利亚告解时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作为对信仰的解读和忠实，没有到愚信的地步吧。

玛利亚会产生那么极端的献祭的想法多数还是出自家庭，那个强势的母亲，有没有一点利用宗教教条来达到自己时刻控制别人的目的呢。

电影展现了很多现代社会理念和原教主义的冲突，比如玛利亚认为流行音乐是撒旦的音乐，她拒绝跟着跑圈，老师为了尊重她的信仰，停止了音乐，其他人就说了：为什么要宽容玛利亚一个人的信仰，别人的选择就不加考虑了吗。

玛利亚绝食以至于得了厌食症，却要求接受圣餐，也就是这小小的一块面包吧让严重厌食的玛利亚气绝，这强烈的冲突真的很凉飕飕。

我想想我们崇尚多元化，那自愿选择这样的信仰和生命存在方式也应该得到尊重的吧，但我现在真的很难接受啊，愚信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I不論是對目下的舊教徒還是新教徒、抑或是尚在體味忖思海德格與卡納普角力的思索者而言，《苦路》（Kreuzweg）這部電影都不啻於一部「恐怖片」——其對信仰本身的毫無遮擋地諦視、對信仰與科技-計算社會之間慘烈衝突的特寫般底呈示，都會讓思索者不禁感到驚愕/怖慄。

而在這樣的驚愕/怖慄之中，思索者更進一步地意識到，這部電影甚至在基督宗教獨特的根基——絕對困思（absolute Paradox）[1]——之上，揭開了另一個新的困思之幕：即，影片中由少女Maria所引動的那奇蹟般的在場/再臨（Parousia）究竟意味著什麼？

進而，這奇蹟又如何能被允許在罪裡（自殺式的自我獻祭）達成？

在這裡，鑑於影片中的此一困思乃是建基並歸屬於絕對困思之上、且又是個案性質的（它只發生於影片中的少女Maria身上），我們或可將之稱作「小困思」（relative Paradox）。

究竟言之，正是這一作為影片之核的「小困思」，棖觸並驚愕/怖慄著身為信者抑或非信者的思索者，那麼，針對這一「不可思」的思索及闡釋，便庶能開顯出位於影像之後的、關乎信仰的本真底一隅。

如祁克果所言，絕對困思意指原本無限的上帝將自己下降至有限，嗣後被釘死在了十字架上這一不可思之事件。

可以看到，此一不可思乃建立在一種絕對的顛倒之上——無法賦形、不應在場的成為在場，並且為了人的存有之存續（救贖）而被人所殺死了。

如前所述，「Maria的小困思」建基於絕對困思之上，這不僅意味著前者具涵著與後者相同的、本真字義上的悖論性（Paradoxicality），同時還意味著其對後者方法面向上的相應——即訴諸並完成顛倒/顛覆。

天然，這一顛倒顯現、作用在影片的敘事之伸展中。

II《苦路》由14個長鏡頭組成，在110分鐘的時間裡鏡頭基本固定不動，但只運動了3次。

用這樣的方式，影片消除了由蒙太奇與鏡頭運動所帶來的「愜意的窺視」，從而逼迫思索者對其核心議題——信仰——進行一種毫無遮擋的直接地注目。

因此，在此意義上，這14個平凡的鏡頭構成的實際上乃是一個逼迫思索者目睹顛倒/顛覆的「大特寫」（extreme Close-up）。

由影片的鏡頭1可知，少女Maria的家庭隸屬於一個極端守舊且服膺傳統天主教教義（traditionalist Catholicism）的修會——聖保羅兄弟會（Priesterbruderschaft St. Paulus）。

事實上，電影中虛構出的這一不滿20世紀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融合主張、反而服膺16世紀特利騰大公會議之對抗主張的聖保羅兄弟會，映射的正是現實中諸多傳統天主教修會中的一個——聖庇護十世兄弟會（Priesterbruderschaft St. Pius X）[2]。

如上所言，這些傳統修會拒斥期冀開放自身以與現代生活保持同步的「梵二精神」[3]，堅守特利騰彌撒禮儀，更有甚者——譬如宗座缺出論者——認為「梵二之後」那些主張融合現代主義的教宗乃是異端，因而單方面不予承認。

在影片的鏡頭3、鏡頭4中，聖保羅兄弟會那與現代生活、與「現代天主教」格格不入的守舊端倪被展現出來：在一個教宗都已發行搖滾樂專輯的時代——現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苦路》上映一年後的2015年，發行了一張名為《Wake up!》的搖滾樂專輯——聖保羅兄弟會卻仍宣稱任何現代音樂中都包含「惡魔的節奏」，因而都是糟粕；Maria的強勢母親更因其要去參加一個新教教會的唱詩班而在行車途中歇斯底里，大發雷霆。

而在鏡頭5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兄弟會神甫Weber重視拉丁文的表現——在告解聖事煞尾時不用母語德語，而用拉丁語——這同樣是特利騰大公會議所主張之重視拉丁文禮儀的一部分。

不難看出，聖保羅兄弟會所期冀的，是帶領信眾在現代都市中力行一種近似迦密山上隱修會式的簡潔生活。

但這種主動將自身疏離為現代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方式無疑是困難的：鏡頭6中，Maria僅僅因為與一位男同學有所交際而被母親在餐桌上公開訓斥；鏡頭7中，Maria又因抗議體育老師在課堂上播放流行音樂而遭受了同學們的嫌隙與嘲諷。

在此思索者或能體悟到，少女Maria實乃經受著一種「雙重下墜」：在世界之上，她的信仰（方式）不但與敷以現代人皮相的普羅大眾捍格不入，更可怖的是，其在諸新教甚至梵蒂岡之間也自行隔絕了一座高牆。

在鏡頭7中，身為新教徒的女體育老師對Maria完全摒斥現代音樂的行為大惑不解，又深感憂慮。

而面對對方伸出的交流觸角，Maria卻示以剛愎之峻拒；在個體之內，她的存有又如若孱弱之燭火，在與母親與神甫Weber的互動、交際中Maria已然體認到她只得依附而無法決斷這一事實——從鏡頭1的堅信課到鏡頭5的告解聖事，Maria在一種憂鬱中由懵懂至明白，她那關乎己身的信仰只得永遠委諸教會。

而在一種委諸中，自然便沒有棄絕之躍（leap from infinite Resignation）的空間。

另一方面，這種因主動疏離而造成的運動性底「雙重下墜」，反而使Maria貼近、觸發並最終達成了顛倒/顛覆。

這不僅因為「雙重下墜」為顛倒/顛覆闢得了空間，更因為顛倒/顛覆總是由極至極的，在一個平庸且固定的中點上並不存在任何顛倒/顛覆（因此，呆立不動的「信仰」總是脆弱而自欺的）。

聯繫歷史可知，耶穌基督同樣經過了類似的「雙重下墜」，祂不但於俗世中被羅馬人、鄉人、撒都該人與法利賽人所質疑、蔑視、侮辱，當在十字架上時，其內心亦曾如若孱弱燭火——「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

」然而，正是在這乍看絕望不堪，實則平靜篤定的「雙重下墜」中，涵藏著絕對棄絕（infinite Resignation）的種子。

作為「信仰跟前的最後階段」（last Stage before Faith）[4]，當絕對棄絕在「雙重下墜」裡冒出嫩芽，其也就觸發了顛倒/顛覆，邁向了真正的信仰（Ture Faith）。

[5] III至此，有所驚懼的思索者必然要追問的是：少女Maria的小困思中的奇蹟究竟是什麼？

這奇蹟中的神啟般底在場（Parousia），究竟意味著什麼？

一言以蔽之，少女Maria乃通過發願並獻祭自己之行動，讓疑似罹患自閉症、從來不曾開口的弟弟Johannes開口說了話。

以流俗眼光去看，那麼這所謂的奇蹟便無非只是Johannes突然開口言語罷了。

況且，某些自閉症孩童在未經系統治療的情況下仍能突然吐出（意義不明的）單字或單句，確系如此。

不過，正如思索者能在鞋匠使用錐子縫合鞋底與鞋身的動作中看到靈的運動，其亦可在此接櫫涵藏於Johannes開口言語之後的象徵[6]：正是語言第一次命名了存有（Sein）與存在者（Seiende），並藉著命名這一動作將那原初被遮蔽著的攜至開顯場域，使其得以顯現。

[7]因此，Johannes的開口言語，實則涵藏著形上學視域中上帝之言語（Logos/Word）的至為深刻之意義。

[8],[9] 既然如此，在這由奇蹟所達成的Johannes的言語裡，就必然有所開顯——那麼，被開顯出的究竟是什麼呢？

在Maria於病房中氣絕的剎那，Johannes脫口而出：「瑪麗亞……瑪麗亞去哪了？

」（Maria…Wo ist die Maria?）。

很明顯的，這個問句並非是呈現封閉的是非問句（Yes-no Questions），而是一個呈現著開放性、可能性，並同時涵藏著動態性的特殊問句（Wh-Questions）。

而此開放性-可能性-動態性則只可能與少女Maria相關聯，因為唯有Maria是那個自「人人」（das Man/the They）與模控學（Cybernetics）之沉淪暨支配中決斷躍出[10]、成為了個人化的屬己之此有（das eigene Dasein）的。

鏡頭12清楚地展現了一個起初拘縛於「人人」（神甫Weber與母親）與科技設備（生理監視器、AED）之間但卻最終躍出的靈魂。

因此，言語所開顯的，正是Maria自「人人自我」（das Man-selbst/They-self）中躍出的「有」（Dasein=Da des Seins）。

在這裡，思索者必然能夠方便而清楚地看出緣何Sein與Dasein要分別迻譯為「存有」與「此有」：海德格所言之Sein並非是一個手前性的實體底「在」——即某個形下之物——而是一個形上的「存續下去」底動態過程；同理，Dasein的至要意義乃在於人理解自己的「有」，而非人物理意義的「『在』這裡」。

[10]而這一「有」與「在」之相異，正正反映於鏡頭12中：當少女Maria氣絕於醫院病房中，於現實的空間位置意義上她當然已經不「在」了，但她卻仍是「有」（In-Sein）。

因為作為事件擺在眼前的這一具體的物理性死亡並未影響其已在對己身存有的理解中、朝向可能性（Possibility）[12]行動的過程。

當Maria理解並承擔己身的死亡時，她早已在「向死之存有」（Being-toward-death）的視域中越過了顯現在某一時刻的死亡事件（Event of Death/Demise）。

[13]亦即，少女Maria過身了，但在其動態性的朝向可能性而行動的這一過程中，其可能性並未死亡，其仍舊呈現著「尚未完成」（Not-yet）而延續了下來——她的死亡（Demise）並不是她的可能性底完成。

IV經由上述闡釋可知，由少女Maria的小困思所引動的奇蹟中乃蘊涵著一種只關乎本己的（ownmost）的絕對個體化底開顯與信仰，且其仍作為可能性處於一種延續的動態當中。

那麼在此，思索者最終的疑惑便是：緣何上帝要在一種自毀的獻祭裡使其得以開顯？

罪竟成了開顯存有及躍向信仰的條件麼？

事實上，在伯格曼拍攝於半個世紀前的作品《處女泉》中，一種類似「小困思」的境況已被呈示出來：影片中的父親Tore在極度的苦痛與不解中越過倫理界限決意復仇，陷入罪中，然而其最終卻同少女Maria一樣，在困思中得著了奇蹟——那至高的沈默竟回應、堅定了他。

[14]在這裡我們要看到：一者，《處女泉》裡的聖歌謠所開顯的但只是越過倫理界限後在罪裡極度痛苦不解、但卻仍舊堅守所信的父親Tore之存有，與固定不動的他人無關；二者，若我們將Tore越過倫理界限的復仇目為無限棄絕，那麼其於萬念俱灰中的信仰堅守之獨白便不啻是祁氏所言之信仰之躍（Leap of Faith）了。

因此，我們覩見的正是一個已然完成了由「Religiousness A」到「Religiousness B」這一雙重行動（Double-Movement）底新亞伯拉罕[15],[16]： 「他（亞伯拉罕）爬上山，目睹刀光閃動，在這一瞬間他仍抱持著信仰——上帝不會帶走以撒的。

天然，對奇蹟般的結局他頗感驚異，但通過一種雙重運動他獲得了信仰的首要條件，藉此倍加欣喜地又重獲以撒。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假設上帝真的帶走了以撒。

亞伯拉罕抱持著信仰——這並非是對來世福樂之信，而是他堅信著上帝會在此時此地照看著他——上帝會給他一個新的以撒，上帝會將帶走的以撒重新還給他。

因為早已將那些人類的理性算計拋之腦後，他便藉著那荒謬獲得了信仰。

」 [17] 如此比照之下，現在讓我們再返回至少女Maria的小困思中。

思索者現在可以看到，較之Tore的雙重行動，Maria事實上只作出了無限棄絕，卻並未完成信仰之躍——其乃仍處在那由「Religiousness A」到「Religiousness B」的過程當中——由始至終，Maira都未曾堅信弟弟Johannes的身上一定會生發奇蹟，而只是徑自沈陷到了一種自我獻祭的熱忱裡。

無疑，這其中乃有傲慢與懵懂。

然而無論如何，上帝回應了Maria，就像祂回應了Tore那樣——我們終於回到了小困思——祂緣何竟在罪裡給予回應？

在此我們應當看到的是，在Tore與Maria的罪責裡面，實則有那信與愛。

他們捨去整個世界，孤獨地越過倫理，陷在罪裡，卻仍堅信上帝照看著他。

這才是上帝予以他們回應的原因—— 上帝並非在罪裡有回應，卻是在與罪同存的信與愛裡有回應。

V「…凡祈求的，就得着。

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 [18] [1] “The last thing human thought can will is to will beyond itself in the paradoxical. And Christianity is indeed the paradoxical.” “All Christianity is rooted in the paradox…” 詳參Søren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Volume I,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trans, Priceton: 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4-105. [2] 聖庇護十世兄弟會由法籍主教馬塞勒·勒菲弗（Marcel Lefebvre）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結束五年後的1970年創建. 其以同樣對抗現代主義的第257任教宗庇護十世為名, 堅決拒斥聖座與現代主義相融合的新轉向.自創建以來, 聖庇護十世兄弟會便與梵蒂岡劍拔弩張, 彼此爭端不斷.目前, 該兄弟會對現任教宗方濟各仍採取強硬批判態度, 亦仍維持著未被梵蒂岡認可的「獨立」身份. 而本片導演迪特里希·布呂格曼（Dietrich Brüggemann）則在年少時便開始隨家人一同出入該兄弟會轄區內的教堂, 甚至還擔當過輔祭（Altar Boy）.[3] 詳參梵蒂岡線上文獻: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htm[4] “Infinite resignation is the last stage before faith, so that anyone who has not made this movement does not have faith, for only in infinite resignation do I become conscious of my eternal validity, and only then can one speak of grasping existence by virtue of faith.” 詳參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trans, Priceton: 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5-46. [5] 祁克果在《人生道路諸階段》中劃分了人的3種生存層面: 即美感型（the Esthetic）、道德型（the Ethical）與宗教型（the Religious）. 在此基礎上, 祁氏又進一步在宗教型中區分了Religiousness A與Religiousness B. Religiousness A之範型即是在《恐懼與戰慄》中所描述的無限棄絕騎士, 而以決絕之心獻祭兒子以撒的亞伯拉罕——即信仰騎士——則為Religiousness B之範型. 詳參Søren Kierkegaard , Stages on Life's Wa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trans, Priceton: 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76-480, 與註1, pp. 556-559, 註4, pp. 37-53. [6] “the profane only sees a cobbler at work where the Kabalist recognizes in his operation the symbolic action of who ‘at every stitch of his awl…not only joined the upper leather with the sole, but all the upper things with all lower things,’ drawing at every step ‘the steam of emanation down from the upper to the lower (so transforming profane action into ritual action), until he himself was transfigured from the earthly Enoch into the transcendent Metatron, who had been the obj ec t of his meditation.’” 詳參Umberto Ec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3, 與Gershom Scholem, On the Kabbalah and its Symbol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6, p.132. [7] “…Rather, it brings beings as beings,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the open...Language, by naming beings for the first time, first brings beings to word and to appearance. This naming nominates beings to their being and from out of that being. Such saying is a projection of the clearing in which announcement is made as to what beings will come into the open as.” 參見Martin Heidegger, Off the Beaten Track, Julian Young and Kenneth Haynes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6-49. [8] “Logos means ‘word’. But it also refers to the meaning of a word, 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which is indicated by a word.” “... while the Greek philosophers possessed the idea of the universal Logos, what was peculiarly Christian was that the Logos became flesh in a personal life.” 詳參Paul Tilli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Touchstone, 1972, pp.7-16. [9] “…something is only where the appropriate and therefore competent word names a thing as being, and so establishes the given being as a being…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Stated more explicitly...only the word makes a thing appear as the thing it is, and thus lets it be present.” “The word itself is the giver. What does it give? ...the word gives Being.” 詳參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Peter D. Hertz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63-65, 與p.88. [10] “The they is everywhere, but in such a way that it has always already stolen away when Dasein presses for a decision.” 詳參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Joan Stambaugh tra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0, pp. 118-119. [11] 詳參項退結, 《海德格》, 臺北: 東大圖書, 1990年, 頁181-182, 與陳榮華,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 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 2017年, 頁3-26. [12] “Dasein always understands itself in terms of its existence, in terms of its possibility to be itself or not to be itself. Dasein has either chosen these possibilities itself, stumbled upon them, or in each instance already grown up in them. Existence is decided only by each Dasein itself in the manner of seizing upon or neglecting such possibilities.” 同註7, pp. 10-11.[13] “Death is a possibility of being that Dasein always has to take upon itself. With death, Dasein stands before itself in its ownmost potentiality-of-being…” 同上註, p. 232. [14] 在瑞典導演斯約曼(Vilgot Sjöman)拍攝的紀錄片《伯格曼拍電影》（Ingmar Bergman Makes a Movie）中伯格曼曾透露, 在《處女泉》的末尾處, 他特意讓一段禮讚上帝的聖歌謠隨著泉水湧出自上空響起, 以此昭示上帝之回覆, 即於影片末尾處響起的“Oh Lord, receive my soul, and grant me everlasting peace, grant me everlasting peace, at your side, O Lord.” [15] Religiousness B之範型正是亞伯拉罕, 參見註5.[16] 祁氏將亞伯拉罕之信闡釋為雙重行動, 意即無限棄絕與重新獲得先前所棄的信仰之躍. 詳參註4, pp. 35-37. [17] 筆者譯文, Howard V. Hong與Edna H. Hong之英譯原文見註4, p.36. [18] 參見ㄓㄍㄐㄉㄐㄒㄏ, 《ㄒㄐㄩㄑㄕ》, 南京愛德, 1989年, ㄒㄩㄑㄕ, 頁8（ㄇㄊㄈㄧ 7:8）. S.D.G.二〇二四年十月七日李叡山於NAC。

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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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2014《苦路十四站》《Kreuzweg》8/10Brüggemann兩兄妹到底是有多痛恨這個社會？

為什麼總是可以冷靜到讓人髮指地把社會各種各樣傷口掀開，告訴你這裡發炎出膿、那裡流血變黑，然後就這樣把潰爛的皮肉放下，並不提出任何療法，讓你自己決定下一步到底要怎麼樣……编剧和导演借用耶穌被宣判死刑，背負十字架為人類贖罪死去的十四站磨难，去讲述一个在基督教原教旨家庭環境長大的女孩被宗教洗脑的悲剧——還是說對於“虔誠”的她，這是一個奇蹟的“喜”劇？

十四段工整的故事切割，十四段僵固的長鏡頭，十四段讓人呼吸壓抑的氛圍，所有的情緒都被緊緊困在無形的牢獄裡。

雖然活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但過得卻像在中世紀的宗教黑暗裡——把自己無條件交給由人去創造去闡釋的“主”，真是愚昧得讓人心疼。

然而這是孩子的錯嗎？

有人給予過她第二選擇嗎？

為他人而去虐待自己，固執認為一命可以換一命，這樣的宗教到底是叫人为善还是叫人为恶？

非常不錯的影片，可以引發無盡的思考。

但導演編劇太拘泥於苦路十四站的字面意義，故事編排過於對仗整齊，感覺情節推進也被監固在無形的牢獄裡。

女兒天然蒼白失血的臉色，樸實無華的演技，有天然的說服力，像是紀錄片的本色出演。

可惜母親角色的設定過於戲劇化，德國女人那種冰冷過猶不及，失去反射社會真實性的照鏡作用。

最後醫院裡的搶救明顯和現實有差距，失真了。

然而瑕不掩瑜，依然是近年德國難得的好戲。

每一個宗教都是人類自愚的產物，把對世界對自己的探索權和解釋權無緣由地拋給一個虛無的“神”，這是對生命的褻瀆，對自我的不尊重。

導演把這個傷口打開了，可惜對於眼睛朝天看的信徒們，即使身邊的人血流不止而死去，他們也只會相信這是神的旨意……圖片：豆瓣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5812507/

本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个德国天主教家庭的故事。

女主人公玛利亚在极度严格的家庭宗教生活中，努力的以自己虔诚的信念试图接近上帝，并坚信以自己的献祭能够让自闭症的弟弟开口说话。

全片借耶稣赴难的经过，以十四个篇章构成了整个故事，并在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银熊奖（最佳剧本）以及金熊奖的提名。

玛利亚在从小一个非常虔诚又排斥感极浓的天主教家庭长大，母亲的执念使得玛利亚在接受母亲的宗教教育的同时也倍感痛苦。

玛利亚虔诚地跪倒在主的面前，对于上帝的信仰，她从不怀疑。

这么强大的力量使她对母亲的对于其它同宗它教信徒的负面看法也无法反驳，只能被动的接受。

甚至在体育课上放的音乐都被玛利亚认为是撒旦的音乐而排斥，这也使她遭到周边同学的讥笑。

因为自己所相信的而被她人排斥成为了她生命的常态。

她的信仰给她内心带来的矛盾来自于自身的天性。

正值青春的美丽女孩在图书馆认识了一个同宗它教的男生。

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关系的开始也是玛利亚内心矛盾的起点。

她甚至用谎言这样违反自己信仰的方式来躲避自己母亲的询问。

文艺复兴时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性的可贵，开始正视它，直面它，即使里面充满了原始的欲望，宗教的压迫与禁锢开始松动，思想的嘉年华便开始启程。

显然玛利亚的母亲从来都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一个执着的旧教徒，对玛利亚任何放纵的思维都严加管束，生怕些许的自由会让玛利亚堕入地狱的深渊。

在人性与信仰之间挣扎的玛利亚备受折磨，她最终选择了信仰，在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想法的混乱状态中拒绝了男生的邀请。

年少时的忧郁都是纯洁的，都是遵从被教导的良善之举的，都是顺从自己内心情感的波动的，都是不经过理性思考或是不计得失的。

这是一种多么接近于宗教的情绪。

如果在这个内心还未完全独立的年龄让宗教思想占据了自己所有的思维过程，虔诚的纯净之心便油然而生。

但这又是个危险的年龄：拼尽全力，不计后果，无所顾忌是这个年龄段的特征。

玛利亚一心想治愈弟弟的失语症是出于本心对家人的关爱，而母亲给她灌输的信仰让单纯的她找到了付诸实践的方法。

而当这个敏感的少女地觉得自己渐渐失去了母爱时，便更加无所顾忌地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从而不仅能治愈救弟弟的疾病，还能获得母亲的认可和爱护。

玛利亚的本心与母亲灌输给她的想法就像硬币的两边，你会发现玛利亚的本心在自我矛盾时也从未失去（无论是帮助弟弟、获得母爱或是接受那个男生的邀请），但硬币的反面实在太过沉重，正反既是一体便备受负累，在一条艰难的路上独自前行。

玛利亚虽然没有放弃前行，但母亲的想法让玛利亚的道路走得极度艰难，甚至扭曲。

唯一让玛利亚能够得到内心上安抚的是寄宿在她家的一个法国留学生。

玛利亚总是羡慕她成熟稳重，其实这也是她内心中自己理想的形象。

年少时的单纯总是向往长大，因为长大了就没有了现在的烦恼。

在玛利亚的心中，如果成为了那个姐姐，似乎一切的痛苦就会烟消云散了。

但其实，信仰对人的影响，其久远及深刻，难以估量，苦楚又岂会消失。

我想很多观影者会认为这是一部抨击极端宗教分子的电影。

我不以为然。

片尾玛利亚的弟弟开口说玛利亚去哪了。

这让人瞠目的“奇迹”，是不是上帝来过了的证明？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隐约地感到了玛利亚的信仰得到了回报和认可。

这当然不是导演对原教徒做法的认可，而是对信念的认可，这股力量可以超越极限，打破常识，被现在的世人冠以“奇迹”之名。

玛利亚循着自己想帮助弟弟的本心，一路艰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相反，母亲最后的哭泣，则是她潜意识里对自己所信的奇迹之说的质疑，也是痛失爱女后的悔恨。

题外话。

什么是正真的信仰呢？

它是好是坏呢？

什么样信仰能给人带来幸福呢？

信仰或是信念是一种执念，是一种无需证明，无条件信服的终极理念和奋斗目标。

让一种观点成为学说本已不易，让其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信仰几乎难于登天。

信仰凌驾理性，能让人疯狂，能让人超越，能让人觉得不可战胜，虽千万人吾往矣。

然若信仰与人本心背道而驰，便痛苦万分，虽获力，终是自毁，万不可行。

唯与天心本性合一的信仰方能长久坚定，与日俱增，牢不可摧，以致一生无悔。

辟如宗教信仰便是极好的信仰，人文信仰也是难得的善道，它们都能在某个关键时刻予以指引，赋予力量，给予关怀，远离颠倒梦想、是非苦痛。

故而吾以为，信仰远比简单的原则、底线、准则要强大的多，然需每日蓄养，更需持之以恒，终能成就。。。

用14个长镜头讲述了一个少女彷徨、迷失在宗教信仰与现实之间。

可能每个人（尤其是有和无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看完此片会有不同的理解，我最强烈感受如片名的第一个字，那便是“苦”，如果宗教信仰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精神支持而是负担，那这是为了哪般呢？

在对这位母亲产生厌恶之情的同时，也不仅对她产生了一种无知的怜悯。

《苦路十四站》看上去是一部表现天主教信仰在当代社会的危机和矛盾的电影。

这个故事更触目惊心的，是平庸的，甚至微小的恶。

它们平时以爱的名义兴风作浪，直到摧毁你之前还跟会跟你细声耳语，“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它是玛利亚母亲没完没了的抱怨和训话，让周围人不得不顺从她的强大意志，屈服于这个女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它是神父的圣餐，这口吞咽耗尽了病危的玛利亚最后的力气。

玛利亚在家庭中受到冷落，而信仰也没有让她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理解和爱。

死几乎是她能主动选择做的唯一的事。

活着就是受难，成全神迹不如说是一个意外。

玛利亚的弟弟终于开口说话了，也许该为玛利亚愿望成真高兴，但我更为她感到难过。

挑棺材的时候，玛利亚的母亲终于忍不住掩面痛哭，谁都明白，强权专制的母亲正在为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她咆哮着让自己的女儿拒绝福音音乐，拒绝初恋，拒绝当下的快乐，只是为了信仰的纯洁，为了自己心安。

无论她想要如何弥补都已经来不及了。

对上帝的爱没有让这些人去爱更多的人。

他们活得敏感狭窄，拒绝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拒绝。

最后的镜头里，挖土机在给玛利亚的坟坑填土，与玛利亚之前想象中光荣美好的成圣场景相差太大。

只有暗恋她的少年默默在一旁，放下一支白玫瑰。

玛利亚，到底有什么值得放弃生命？

你在世上真的有过快乐吗？

受难之路/苦路14站这片子的压抑程度不低于在国际电影节看的上一部《二楼传来的歌声》，也是固定长镜头，总共14个长镜头，是那种真心闷、真心慢的片子。

看电影的当天也因为辛苦工作了一天晚上困得要死，不过我也真是扛得住，一点没睡，完完整整看完了。

电影讲的是一个出生在信奉教义家庭的14岁的德国少女玛利亚把自己作为祭品去拯救不能开口讲话的弟弟。

因为虔诚恪守教义，14岁的她远离一切会得让人堕落走向罪恶的事物，包括流行文化（影片中甚至听到体育课上的背景流行音乐对她来说都是罪恶）、穿衣打扮、男女交往等。

她的家庭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宗教家庭，母亲更是一个集权、控制欲极强的教徒。

所有的一切造成了她对教条主义极端地信奉与狂热。

少女忍受母亲集权强势的严格管教，学校里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只听从主的召唤，认定了只有牺牲殉道才能解救弟弟。

影片的14幕正好呼应了耶稣赴难的章回短篇，也是少女受难的全过程。

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她开始和男同学聊天、约定去唱诗班的的篇章,对应的标题竟是耶稣陨落。

而男同学的邀请她加入的唱诗班唱巴赫、唱灵歌竟让母亲勃然大怒，而少女也因为撒谎隐瞒母亲而感到良心不安，因此她即刻告解，她需要对上帝毫无隐瞒。

整部影片前半部分的矛盾制造感觉过于平淡，主要集中在正常人生活与传统教徒生活之间的矛盾，少女与强势母亲的矛盾，一个个矛盾最终在最后走向了高潮，少女的死亡，母亲的崩溃大哭，少女虔诚的信仰在此刻得到实现，而也真正的讽刺了极端宗教信仰是如何让人殉道，主动牺牲奉献而丝毫未有退缩畏惧，甚至不自知自己的行径让人实在不寒而栗。

很喜欢最后墓地的场景，挖掘机轰轰的声音与墓地的宁静形成鲜明对比，男孩的花束以及永远消失的少女玛利亚。。。

比起《二楼传来的歌声》，导演的功力还是差点，影片的长镜头缺乏深度、宽度，不像前面那部一幕一个场景就像一出舞台剧，形形色色的人，观众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内容也更为丰富，这部片子的长镜头深度不够，想表达的东西全部集中在演员之间的对话，真正表演不够。

序言 2014的布鲁格曼兄妹，摒弃了以往轻松、幽默的喜剧风格，仿造耶稣受难的14幕结构，将一名为天主教殉道的当代“圣女”搬上银幕。

主人公玛丽亚生活于民主意识高度发达的德国，而她及其家庭却都恪守着天主教原教旨，在世俗规条和教义的夹缝中，何去何从，剧中人与观者一样迷惘、困惑。

面对最后玛丽亚绝食将自身献祭，换取自闭症弟弟康复的神迹，导演以客观、冷静的镜头语言展示出尴尬的现实，不讽不赞，只是悲悯。

该片以严谨的剧本结构、诗歌般流畅的叙事风格，斩获了当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母爱充满恩典” 与现实中的大多数问题少女一样，玛丽亚有着一个病症频发的家庭。

母亲通常是悲剧的始作俑者，父亲一般都处于缺席的状态。

玛丽亚的弟弟身患自闭症，而她的绝食献祭，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即为厌食症。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自闭症儿童是来自于“冰箱家庭”，但玛丽亚恪守的宗教思想，却很大程度源自其成长环境。

影片所展现的母亲，时刻都处于一种焦躁的状态中，完全听不进任何异议，出场往往不及两三句，便会怒吼、暴跳如雷。

母亲其实比玛丽亚更为世俗化，在意他人的眼光、衣着外表。

在她看来她有着一个“本应该能够和谐共进晚餐的幸福之家”，并且不时需要向亲友发送充满微笑的全家福，这些都是她在世俗生活中证明其存在意义的本钱。

她严守的宗教规条，更像是为一团乱麻的生活寻找借口与解脱。

在宗教的庇佑下，也给她的专制霸权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抬出上帝的旨意，便是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

如此，她与子女的关系也献祭上了宗教的神坛，但许是更多出于自私的本能。

当玛丽亚忏悔曾撒过谎，母亲却勃然大怒，丝毫不领会告解所带来的改变、坦白背后的教义，只是用生搬硬套、用一成不变的规条训斥女儿，怒火焦点仅是在于被挑战了权威。

而女儿的哭泣，也并不是因为母亲的呵斥，更多的是来自于不被理解。

她认为自己比母亲更能贴近上帝的旨意，甚至比母亲能更好地照料生病的弟弟。

然而，罪就在其间。

因为母爱由神赋予，充满恩典、不容置疑，神圣不可侵犯。

于是少女备感羞愧，生怕由于自己做错事，而不再能获得母亲的爱。

母爱在此被等同于信仰，是有条件的，首先你得无条件的服从，其次能否获得取决于你的好坏。

玛丽亚就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害怕被牧羊人抛弃，充满着孤零零的厌世感。

献祭or自戕 宗教可以赋予人一种神圣的光环，说话做事都能师出有名。

“你是被神选中的人！

”这种由宗教赋予的高人一等的鄙视链，不仅出现在有信仰者之于无信仰者，在广普的西方社会、大的宗教范围内，如此的不平等也依然存在，天主教兄弟会的守旧派蔑视路德改良过的新教，玛丽亚及其母亲也瞧不起朋克、爵士、福音乐。

玛丽亚有超乎年龄、阅历的厌世情绪，这种向往死亡、封圣的态度甚至超越了宗教精神。

她向神父多次谈及过自己的想法，却从未得到过肯定与鼓励，都被转化为更为世俗的方式：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侍奉主。

而这些，在她看来都是庸俗外在的、毫不在意。

玛丽亚不具备一切普世价值观，无法融入世俗生活的规条，甚至对现实社会中的教会都产生质疑。

她只关注于形而上的层面——彼岸世界，以及自我的救赎——进入彼岸世界的通路。

在她眼里世俗生活中的人们活着却已死去，她是在教义中真正活着的人，但无时无刻不在怀疑着活着的意义、向往着死亡。

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不仅源自玛丽亚对宗教精神的领会，更在于她对现实生活的排斥。

现实生活，无论是在家庭、学校、教会，她都是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对象。

世俗不能理解，家庭和教会也曲解了她对宗教的热情。

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地气地活着，就算是神父和母亲也不可能双脚离地。

影片展示了两次玛丽亚与家里寄宿生共同祈祷的场景，一次在郊游、一次在病房。

寄宿生的祷告都会因旁人干扰而中断，只有玛丽亚一直沉溺其间、浑然忘我的祝祷。

于是向往着羽化飞身的玛丽亚注定成为异端，是世俗的另一端、是宗教一端里的冒尖。

她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彻底处于另一端顶端的上帝，才可以真正看清她、注视她，并且全然理解、接纳她。

因此她不顾一切地向往那个方向，投入那个怀抱。

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还需要一个神圣的理由，否则，自戕是大罪！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玛丽亚也只是在为自己摆脱世俗生活寻找到一个名叫宗教的理由。

玛丽亚的绝食在影片的前大部分段落里都是以隐线出现的，甚至是带着被迫的形式。

在宗教学校课后想拿甜点，在家里的晚餐，都被神父以献祭的名义，被母亲的怒斥而终止。

大家只是发觉她越来越虚弱、苍白，渐渐地绝食已成为她自觉、主动的行为。

一方面，作为凡人，是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死的，只能由上帝来决定。

另一方面，如何界定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对神的献祭还是逃避责任的自戕，影片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当你眼望美景时，心里有神，并想将之奉献于他；列出你所钟爱的事物，再将之放弃，腾挪出你内心更大的空间奉献给主，这就是献祭。

献祭首先必须是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其次它是美好的。

而玛丽亚想以赴死的方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在神父眼里却是在逃避神赋予给世俗人类责任的行径，形同自戕、是大罪。

于是玛丽亚的投靠，是孤注一掷的。

她已所剩无多，只能把自己全然地奉献出去，以取得上帝的救赎。

然而这种举动究竟是功德是罪恶，其实她也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其判断依据在于是否有神迹的发生。

关于“宽容” 体育课上，玛丽亚由于觉得伴奏音乐是恶魔的节奏而拒绝跑步。

老师停播了音乐让其重新归队锻炼，此举引发了其它同学的不满。

为什么因为玛丽亚一个人不喜欢就让大家都听不到音乐！

但是对玛丽亚就能不宽容了吗？

老师向大家重申了宽容的概念…此二字其间的微言大义，不仅包含了西方民主精神的本质——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并且神圣不可侵犯。

是的，不能因为玛丽亚个人的喜好就剥夺他人的权益；同样，玛丽亚的权益又该如何得到保护？

此间包含着更为深邃的宗教含义：上帝作为牧羊人丢失了一只羊，他为了寻找迷途的羔羊，竟将整个羊群弃之不顾…在上帝的眼中，并无大、小，寡众之分。

在此，世俗的大众是整个羊群，而玛丽亚却成为了那只孤立无助的羔羊。

如果把这部电影看作是一部青春剧，端看造成悲剧的外部成因，她暴躁、苛责的母亲明里暗里都很像是始作俑者，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对其父的描写并不算是缺席状态，而且诸如老师、医生等旁人也有着够多的着笔。

在一个民主化、福利高度发达的国家，社会对于弱势群体和异议份子的包容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整体氛围的关爱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悲剧的发生。

然而尽管如此，个人悲剧依旧屡见不鲜。

玛丽亚的悲剧并不能被轻易归咎于爱的缺失、不被理解、或者是成长中某些重要人物的缺席，甚至不是其为之献身的宗教本身。

即使将主题偷换为其它艺术门类：野兽派绘画、摇滚乐、雕塑，或者仅仅只是爱情，悲剧也会发生。

天赋才艺、性情孤僻，生活于家庭的高压、亲友不理解，她对世俗生活感到厌倦、一心赴死，求取解脱、为之献身。

可以说，玛丽亚的行为就象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症候群，每天都会以不同的外衣上演。

电影用宗教的主题，揭示了现实的本质。

然而无论是玛利亚、还是该片亦或是现实生活，也终究不可能成为『罗丹的情人』、『白色婚礼』、或者是『滑板公园』。

在西方民主意识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尤其是恪守原教旨的天主教保守派，俨然已成为了比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甚至于DP都边缘化的事物。

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全民信教，“上帝保佑”沦为了口头禅，神已退身为一个遥远的存在，它存在的界限在于不能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已经不再盲信、也不需要愚圣，信者永生、守诫得救、忏悔、救赎等宗教的根基在新的时代日渐动摇。

宗教的式微，正是由于教众们笃信力量的减弱，因而撒旦得以横行、人们内心的恶魔出笼。

换一种世俗的说法，玛丽亚的不被理解与宽容，更像是人类的劣根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此种思想在世俗社会中由来已久、深根蒂固；若换用宗教的解读方式，即是“巴别塔”。

在世俗与宗教、生与死的拉锯战中，玛利亚也曾向世俗价值观投去过温情的注视，她羡慕家中寄读生成熟而风情的美丽，向往与异性少年接触，然而她又无法摆脱身上固有的宗教阴影，世俗社会也不愿对她给予宽容的接纳，于是她必须全然地投靠一方。

宗教与世俗的交战，在影片中被冷静、柔和地展示，但是随处可见，例如玛丽亚的祈祷不断有旁人干预；自她进入医院后，母亲和医生频频争执将此种交锋正面化；当她身处重症监护室领取圣餐，神父送往她口中的最后一块食物却要了她的命，弟弟竟在此时开口说话，宗教精神奇迹与现代实证科学之间的吊诡被推向极致。

正如丧子之痛与封圣之喜，只能选择其一，悲伤是只属于世俗的还活着的人们，玛丽亚的精神世界已得圆满。

而究竟是自戕还是献祭，导演已在剧终给出了神迹。

此桥段备受争议，其意图亦很模糊。

笔者并不认为是种反讽，说成反思或更为合理。

导演也在试图探寻，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尴尬境地，冷静、不动声色的镜头语言下，与其说是讽刺、不如理解为悲悯。

而且镜头之外旁观的布鲁格曼兄妹必定是明白的：无论是对世俗科学还是宗教精神的全然投靠，都跟他们描述的剧中人无异。

上帝之眼 电影由十四幕组成，以耶稣受难的轨迹为题文，使用固定机位长镜头将人物一直置身于景框之中，使之有了一种古典油画般的美感。

全片无一配乐，仅以黑幕和一祯白屏，进行主题切换、构成场景，以舞台剧似的结构、如诗歌一般铺陈展开。

观众与剧中人一起聆听布道、参与各种宗教仪式，坚振、告解、圣餐、训导。

该片仅在剧终时用了一个俯拍，其余的全是同等视角。

镜头内外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所在，我们所不解的，也正是主人公的困惑，没有一方能提供答案。

死亡来的是如此促不及防，有条不紊地抢救很快就宣告失败，冷静得可怕。

能在宗教信仰里找到对生死的安抚和解脱，不知是寄托还是安抚，连悲伤都是不必的。

世界变化太快了，少女的新坟不久就会变成孤塚，伤心的男孩献上了自己短暂的驻足；上帝却只在九天绝顶之上投下了一瞥，每个人都尽力地向他所处的方向仰望，而它的视角却是缺失的，只在剧终时在俯向大地，告诉我们、他一直都在。

槛上人｜原稿刊于《午夜场》 12月10日,14s.于北京

我不是哪个宗教的教徒，也不对任何宗教抱有恶意，我对本片所反映的宗教问题只是给予客观评论。

本片对正统天主教严苛教规的批判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认为影片主角玛利亚死于她的信仰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我也认为它确有箝制人性的一面，但仔细想想，教规虽严苛，也已存在近千年，仅因玛利亚对天主的信仰太过虔诚，就将她的死归罪于该信仰，我觉得这种归因是简单和武断的，毕竟这只是个案。

或许有人会说，玛利亚的死不仅仅因她单纯的信仰，还在于她母亲的严厉管教，而管教方式也是基于教规的语言暴力，因而，终究还是这个宗教的问题。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在观影过程中，也想冲进银幕去抽那位母亲几耳光，但到最后，我才感觉到这位母亲其实挺可怜，将罪责完全推到她身上有失公允。

她的管教子女的方式在今天来看的确不值得提倡，但仅凭影片所展示的那几幕批评谩骂，真的不足以让她来对自己女儿的死承担全部责任，而且，那几场批评也是玛利亚有错在先，且都是教规不允许的错。

在我们今天所谓的语言暴力之外，她对女儿的爱还是能看出的，比如，在开车接女儿时，她也会微笑着爱抚女儿的脸蛋，看到女儿醒鼻涕时，她也关心女儿是否感冒了，只因玛利亚平时生病较多，她才忽视了女儿最后的病，关键还在于玛利亚是个聪明的孩子，她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病，因此，以这点来攻击这位母亲的疏忽大意也让她有点冤。

玛利亚的母亲到底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不妨这样想：如果这位母亲不是个天主教徒，也不总以教规来说事，只是就女儿的错误声色俱厉，那么，我们还觉得她的批评如此可恶吗？

不会了吧，如此说来，我们还是因为对宗教的成见，加上出演此角色的演员的良好表演，才让我们更愿意谴责这位天主教徒的母亲。

当然，这位母亲受到如此恶评主要还应拜她女儿玛利亚所赐。

玛利亚表现出的楚楚可怜、病怏怏的状态（容易让人联想到林黛玉吧），在她母亲强势的衬托下，赚足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

虽然，同情弱者是人性一大特点，但她本可以不这样的，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十四站中的细节，我们是否还会毫不犹豫地为她付出同情，还真地不好说，或许，我们的同情会改变方向。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情形的女孩都不值得同情，你是否太可铁石心肠。

其实，不是，我有充足证据表明，玛利亚的行为是有意为之，她有意跟她母亲作对。

在苦路第二站，母亲怕她着凉让穿上外套，她不听；让她拍照时高兴点，她也不合作，惹得大家都扫兴，最后还故意将勉强穿上的外套再次脱下，显然，这是故意作对。

也因此背上了“不听话、与大人作对”的“十字架”。

她是牧道课上的学霸，不可能不知道，她的“对抗”行为是不合教义的，但迷惑我们的也是她聪明之处是，她总能找到宗教上理由来为她不合教义的行为辩护，在这一站，她的辩护理由是，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思绪总围绕着“外表和衣服”。

在第三站，她想接受新教教徒邀请加入他们唱诗班（虽然当时没答应，但得知母亲强烈反对和神父劝导后的第六站，她仍没有完全拒绝邀请），显然这是违背教义的，但她托辞是为她自闭症的弟弟；第四站不仅与震怒中的母亲顶嘴，还撒谎，在这一站，她也是以本教区没有唱诗班为自己辩护。

这些不听话的行为，我们可以说她是对母亲强势的一种反抗，但她不听话行为可不仅针对其母亲，也针对他笃信的宗教教规。

比如在牧道课上，她想用自己生命献祭上帝，韦伯神父就告诉她，上帝要求她活在世上，要她作为上帝的士兵为本教派战斗，但她执意要献祭；如果说神父的话她可以不听，但在告解时，神父是代表上帝在发言，她仍想要献祭，神父不仅仍然不同意，还告诉她如果坚持，“罪即在傲慢中”，但她仍一意孤行。

所以，有人认为她死于信仰，显然是不对的，如果她真的笃信她的宗教，对她的宗教足够虔诚，她反而不会死。

让她背负“不听话”的“十字架”真的没有冤枉她，她的每次“跌倒”其实都是“不听话”的结果。

她一开始就想去死，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地。

首先，她使自己生病，大冷天脱下外套；为了防止别人发现她生病，她拒绝交朋友（她母亲不同意她交异性的和非正统教派的朋友，但不会反对她交同性的教友的），使自己处在全班同学对立的地位，即便体育老师发现了她的异样，她也聪明地回避了老师的追问，她以宗教理由拒绝跑步极有可能是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这样做，如果做了，有可能会晕倒，但又未到不可救药的边缘，这就会让她的计划前功尽弃；倒有一个关心她的隔壁班的男同学想摸她额头看她是否发烧，她也非常敏感地躲开了；互惠生伯纳黛特住在她家，是她唯一能说上话的朋友，按道理应该能够发现她的异样，为了躲避她的关心，她怂恿伯纳黛特顶撞她母亲（这是她临死前告诉伯纳黛特的），目的也是让她母亲告诫伯纳黛特不要干涉她们的家事，以此防止自己的病态被好友发现；她使自己如孤家寡人般生活在世上，死可能是她最好的归宿。

我不想说，她的死只是她想以生命献祭上帝，只是回到了上帝的身边，事实上，她可能对自己的宗教是怀疑的，如果真的笃信她的上帝，临死时，为什么感叹自己的孤单呢，为什么在最应想到上帝的时候她没想到上帝与她同在呢，但愿我的推断没有太过污辱这位可怜的少女。

有人会说，这么单纯的小女孩，哪会如此处心积虑，是不是我太腹黑了。

绝不是。

我有一位朋友，她女儿三年级考试时，竟然将试卷的一面全做对，而另一面全空着，以表达对她管教的不满，八九岁的小孩都能如此作为，有什么理由怀疑一位十四五岁的聪明的学霸不会做出一点处心积虑的事呢？

在我看来，玛利亚的种种行为，只是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她的死绝不是为了向上帝献祭，而是为了警醒其母亲。

有人可能会说，警醒其母，用得着如此极端手段吗？

对，一般人不会，对待一般人也不会，但看看其母的表现，一般的手段能让她警醒吗？

试想想，一个能让自己丈夫在家庭中如同一个哑巴一样的存在着，她该是何等的强势，这样的家庭迟早会出问题的，凭玛利亚的聪明，她应该能够看透这点。

当然，最重要的，她想拯救她那自闭症的弟弟。

自闭症虽然病因不明，但极有可能是处在说话关键期的孩子因某次不经意的呵斥，使他永远关闭了与外界交往的门。

玛利亚的死虽然导演安排了个神迹，让她弟弟立即开口说话，但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哪有那么多神迹，这只是导演的善良罢了，或者为那些信徒观众的安心罢了。

但玛利亚的死定会让她母亲的强势有所收敛，如果这样，她弟弟的自闭倾向或许以后会有改观，因为家庭会充满欢乐。

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玛利亚为何要去死了，她的死的价值不仅在于警醒了其母，拯救了其父、其弟，和她爱着的家，也警醒了世人。

（by:heshenggen/2015-04-08）

·玛丽亚因为成长的环境而成为极端天主教教会的一员·又因母亲的苛责，促进她渴望主的爱，因而成为虔诚的教徒·教会极端的思想加上她的虔诚，使抵挡撒旦的斗争，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她的思想枷锁（十字架）·令她承认自己正常的人性为罪，甚至那些未曾有过念头的、未曾明白的罪也被神父引导为“已犯”·带着层层的定罪回到温暖的现实中却不感到被安慰，反而觉得是撒旦的诡计令其痛苦，实际上是十字架的枷锁令她痛苦，因为那是反人性的·既然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如用最高层次的献祭来对付；既然灵粮才是最重要的，那何必追求五谷杂粮·圣餐是受主祝福的，怎么会害自己，然而就是因为圣餐换来了死亡·教会的思想不会说那是一场悲剧，而会是神的旨意，更何况玛丽亚一死就“换来”了弟弟开口说话，这不可能是悲剧，不可能是咒诅，而是神迹。

然而，哪怕是信仰坚定的母亲，哪怕是一直苛刻的母亲，最终也崩溃，显露出正常的母性，教条与其系统下自欺欺人的谎言无法洗净人性，因为人性不是因被古蛇引诱出来的罪，不是羞耻，而是神/道的恩典。

享受世间的美好，活得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