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

《隐入尘烟》在各平台下架，我又翻了翻前两天看的书，突然意识到这个片子里很匪夷所思的一点，就是男女主面对全村人的排挤和嘲讽，还有抽血，好像没有表现出太明显的情绪上的反应，羞愧、抱怨、愤怒、我印象里都没有，好像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尊严，只懂得认命和付出，这样的角色太没有生命力了，同时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被忽视了。

《隐入尘烟》，它讲了两个不被人待见的边缘的农村人相知相守，相濡以沫，一起劳作，共建家园的故事，整部电影的那种精心设计的色彩、影调、构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浪漫动人的情感，为其打上了诗意电影的记号，很多人会觉得这部电影很美。

近几年国内的乡土电影越来越少，而表现农民劳动生活的就更为罕见了，这部《隐入尘烟》在表现农民的艰苦劳动，表现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时确实让人感受到了导演的人性的关怀，还有电影里一直在强调的那些隐喻和象征，默默无语的麦子，驴子，燕子，还有那条极其阴暗的抽血的叙事线，都暗含了导演对这些农民的看法和立场，我认为这些是这部电影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但我还是很难喜欢这部电影，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人，农村生活的经验让我觉得这部电影夸大了农民生活浪漫美好的一面，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是电影，电影就会有艺术化 处理，包括导演本人也说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发现生活，呈现生活和总结生活的过程，如何感知和捕捉日常中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过程。

导演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我们看成片也看到了很多诗意的瞬间，看到了关于生命的永恒的主题，但我还是想追问，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要把农民的生活细节进行美化和诗意的提炼呢，这是不是在迎合某种关于农村生活的诗意想象呢?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眷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人笔下最常见的主题，而这种主题是不是延续到了这部现代电影之中?很难去批判这样的主题，但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影片一边如上述所说在展现痛苦，展现悲剧，而另一边又在不遗余力地呈现那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图景，比如孵小鸡时纸箱里摇摆的灯光让房间变得非常温馨浪漫，还有有铁在桂英的手臂上按出花瓣的印记，还说要把她拴在自己的裤带上，还有两人一起干活时的许多画面，拍出了很美好很轻松的感觉，所以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体会，我看到了疾病，看到了痛苦，看到了死亡，可就是没有看到劳累，看到疲惫，稍有些农村劳动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整日干农活后根本就没有体力没有精神去制造生活的小情趣小乐趣了，更别提这两个始终被排挤被嘲弄的可怜人了。

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煎熬了，再让她们去表现诗意实则是一种悲凉的残忍。

作为一部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的片子，我们应该能理解影片中弱势群体的困境表达，我们应该也应该明白，若是只有苦难，恐怕就很难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片子了，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版吧，既有生存的不易，又有生活的情致，但总是感觉确了一点真实，缺了一些更能引人深思的现实批判，就这部电影来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追求美，而是它在追求诗意的同时忽略了更多重要的东西，于是，人们只记住了它的诗意。

最后我想说一下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最不符合影片的整体基调，但我恰恰认为它是最真实的，那就是马有铁斥责桂英没办法把一捆麦子扎起来送到驴车上，我觉得这才是农村民生活的残酷性所在，先别谈什么热爱土地，疼爱家人，而是作为农民，你必须要干活，必须会劳动，否则你就是被人看不起的懒汉 懒婆娘，我觉得这才是影片应该抓住的重点。

电影《隐入尘烟》将镜头对准两个卑微得像「烟尘」一样的人。

如果去农村田野，你也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缄默的——那些能够滔滔不绝讲述自己生活的人，往往在农村是具备一定权力的人，这些人的讲述似乎形成了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刻板印象，那些脸仿佛总是朴素而鲜活的，生活中充满了果蔬以及鸟语花香，无忧无虑地过着城市人所精心制造出的田园生活想象。

但这些如烟尘般的人甚至都不是「缄默」充当背景的人，他们甚至都没有资格出现在农村宣传片的背景里。

和 2000 年代看到贾樟柯的《小武》一样，看这部电影唤起我浓浓的乡愁，以及对童年时代农村生活的人与事的记忆。

这些记忆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很多年之后，虽然经过了童年记忆滤镜的篡改，但想起来仍旧是残酷、危险和充满恐惧的，就像电影里所呈现的一样。

类似《小武》，《隐入尘烟》也将镜头对准了被社会遗弃和蔑视的人，每个人都认识几个像小武一样徘徊于社会边缘的朋友，《小武》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那些难以融入社会却仍旧是善良的好人的人，《小武》将我们带向 90 年代的小镇经验，《隐入尘烟》则将我们带向了 2010 年代的中国农村，那些注定被遗忘、失语的农村里的边缘人。

编剧（也是导演本人）的剧本文本扎实、有力，像一部没有情节的小说，视听语言颇具个人风格，对黄色灯光、逆光的运用有将人拉向农村现场的力量，更为难得是导演对煽情的克制，长镜头的使用也体现了导演的冷静。

然而这样的电影文本却拥有将人的记忆打捞和不断与真实经验进行对话的能力，无声的对白和荒芜的场景恰恰书写了至为精确的真实。

一、边缘人，被社会抛弃的人电影的主角是两个似乎不太经得起凝视的人。

我去电影院看了两遍，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几乎傲慢地觉得他们可能很难跳出我既有观影经验的框架，因此并无期待，看得也漫不经心。

这部电影的主角让我想起李沧东的《绿洲》，但电影又跳出了对残忍社会的既定批判框架，导演的野心更深，让我们先走到主角的生活内核去理解他们生活的意义动机，架构起他们丰富而充盈的生活，再从更宏观的视角来俯视两个主角在如此贫瘠和艰险的生活环境中建构看起微不足道生活的感性与豁达，从而透视出现实的冰冷与残忍。

孔飞力在《叫魂》里写道，当社会危机发生时，一般而先被归责的是那个社会的「边缘人」，例如乞丐、道士、和尚等，这些边缘人平常可免于承担社会规范的要求（例如孝悌、传宗接代等），而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则可能被无辜牵连，常担祸患。

如果说例如乞丐、道士、和尚等人尚有一些自主选择逍遥生活、拒绝主动参与社会整合的自主性，那么《隐入尘烟》则讲了两个想要主动进入主流社会，却被社会拒绝，因而被社会不断抛弃、被蔑视的人的注定悲剧。

有铁的名字就在诉说着自己的「下贱」。

他的哥哥分别是金、银、铜，排到他这里就轮到了「铁」。

当有钱人来找他献血时，有人说出他的名字「马有铁」，大部分人竟然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在村里似乎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绝大部分人知道的名字是「马老四」。

影片的开头，他和贵英像两只即将被贱卖的牲畜，他们的意愿并没有人想去倾听。

匆匆谈完价格，匆匆地被卖了，像是被扫地出门一样。

没有自己的房子（在农村，一般一个男人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宅基地来建院子的），没有储蓄，也没有尊严。

按照村里人嚼舌根的说法，他的前半生都在被自己的亲哥哥「有铜」盘剥，他的半生都像是一头驴一样被戏弄、利用，在适当的时候再被卖出去。

在有铁的前半生里，驴可能就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当然驴也成为影片里有铁的一种映射，最终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把驴放走了。

他嘴里恶狠狠地骂着：「放你走都不会走。

让人使了大半辈子了，还嫌没使够吗？

真是个贱骨头。

」这个时候他从最亲密的伙伴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他意欲让驴获得自由，然而在荒漠大戈壁，和人生活了一辈子的一头驴要如何独自生活下去？

大概率可能会渴死，或者重新被其他人捕捉，又重新开始它「被利用」的一生。

这大约就是有铁最直白的生命表述。

贵英则更惨，因为她尿失禁，常常在人前出丑，同时（据说）丧失了生育能力。

我们且不去细想，一个农村女性是如何尿失禁以及丧失生育能力的，她当前的生活就已经足够悲惨。

她比有铁还要缄默，有时候甚至有点不懂人情世故，沉默得像个影子。

那是因为她的自尊心已经被生活撕成碎片了，但那又是她非常在意的事情。

在新婚当晚，她尴尬的面对她的尿失禁，天亮了她别扭得歪着屁股冲着火炉烤着，像是怕有铁看到她的尴尬。

醒来的有铁看到这一切（睡着的时候沉重的呼吸声），转而转向了装睡（平静的呼吸声），生怕贵英尴尬。

有铁是一个深情而温柔的男人。

导演通过这一场戏交代了两个人的个性，而贵英，虽然也是村民口中的「瘟神」、「贱骨头」，她却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想要书写生活意义的不一般的女人。

就是这股心气，感染着同样热爱生命的有铁，并逐步引导他们在一无所有中建构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时常被无端摧毁的、却可以再度生长的生命气息。

他们自己的土房子盖好之后，贵英说，她在哥嫂家住在棚子里（不是屋里），哪里还能想到有天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被人如此疼爱。

看过很多电影的我这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注定要受尽人生苦难的人开始苦尽甘来的时候，也就是要死的时候了。

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自己是个「贱骨头」，是不配享福的。

很多人表扬海清演的好，我也觉得演的不错，但我小时候（包括现在）有机会去农村观察这些女性的表情，我觉得海清的表情还是太丰富了，另外偶然开心和幸福的时候太有都市气质了。

据我自己观察到的那些被伤害被蔑视的女性的脸部表情，她们是没有表情的，苦难已经将她们表情从人生里洗刷干净。

另外他们的眼神里大部分时间除了默然，还是有恨的。

每一个头脑聪明却被伤害的人，都清晰地知道是谁在加害自己。

他们虽无恶意，却知道无处不在是恶意，因此对外总是充满警觉。

我个人觉得海清应该参考一下巩俐的表演。

另外，海清的身高太高了，完全不是营养不良的女性的身材，即使佝偻和蹒跚的肢体表演非常到位，却因为站在男演员旁边太过高挑，而使得表演也失去了几分可信。

二、农村权力运作的微缩景观电影似乎建构了一个模型，让我们理解一下当代中国农村的运作模式。

首先，这个村里觉得多数人都姓马，连从东莞、深圳打工回来的人都姓马。

其次，富人张永福（得病需要抽血的人），也是这个村里的人，那么他如何富起来的呢？

就是靠吸村里人的血，在电影里直接被转译成吸马有铁的血。

当然，马有铁是被吸血的一种具象化，当富人需要吸血的时候谁会被派出去当成「祭品」？

当然是最穷、最没话语权的被社会抛弃的人了。

再仔细斟酌一下张永福和村民的关系。

事实上，村民是耕地的主人，村民将地租给张永福，张永福给村民付地租。

这是一种表面的租赁关系。

同时，村民和张永福之间还出现了雇佣关系，也就是那些地，事实上还是村民在耕种、收成。

换言之，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张永福打工。

由于张永福实际上控制了所有土地，又控制了所有粮食的贩卖，使得他成了全村人的老板——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模型。

说着同样的方言，占着集体所有制的便宜的人，饮全村人之泣血，成就一家最富的富人。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每个村里都有那么几个富人，他们之所以能富起来，都是通过吸同村人的血，将集体资源、集体劳动力通过几轮转换变为私有资产，从而在城里拥有豪宅的。

但同时，他们还是在村里拥有自己的住宅，因为他们主要的资源掠夺地，就是土生土长的自己的村庄。

那个最惨的人——马有铁，在家里被亲兄长马有铜剥削，自己家儿子的结婚家具让有铁去拉竟然还要嫌回来晚。

有铜事实上是有铁在很多事情上的代理人，也是他最亲近的剥削者。

通过剥削他的劳动力，还剥削他作为「困难户」的身份。

有铜也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领会得明明白白的，通过有铁的身份去申请困难户住房，让自己的儿子儿媳居住。

他们当然是不会让有铁死的，村里人也不会让有铁死的，因为他的身份、他对生命的热忱就和他身上流淌的熊猫血一样的珍贵，有铁生命不息，这些人就要「吸血」不止。

考虑到有铜哥哥的精明，不排除他背后拿了张永福多少好处。

不然导演也不会在他手腕上按个吸血的大蛤蟆，告诉人们有铜也是被吸血的人，吸他血的人可能是富人张永福，当然也可能是他儿子。

村里的干部在大部分的时候，是张永福的代理人，会动员村民给张永福献血等，其说辞是「张永福」还欠了村里的水费（在沙漠隔壁旁生活，可以想象水资源是多么珍贵）。

除了资本的力量无比强大之外，同时也说出了张永福等人的地位在村里是多么高，甚至可能高过村支书和村长。

在另一些时候，这些村干部又在承担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例如拆除旧房子、建设新农村。

那些逃离家乡的人，可能在深圳当白领，也可能在东莞当技工，千山万水回老家就为了拆房子以获得那一万五千元。

政府则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收回了农村人所特有的「宅基地」。

那些泥土房屋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就跟他们的主人的逃离家乡一样，坍塌后尘土飞扬，那些逃走的人头也不回。

只有马有铁这样的人哪里也去不了，他依恋土地而又爱土地，最终和他爱的父母、哥哥有金有银以及贵英一样，回归烟尘里。

三、伟大的劳动这部电影选题没有将镜头对准弱者的生活有多么惨，或者将农村基层政治等进行描摹（张艺谋等）。

很难相信，这部电影用了如此大篇幅来细致地呈现劳动的过程和细节。

正是这些细节，让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童年时代的目睹过的劳动的场景。

当我用一种「旁观者」身份在大银幕上看到那些场景时，竟然和 1990 年代我见到的差不多，甚至我当时已经见到了许多电子化器械的运用。

他们的劳动几乎是完全诉诸于双手的，播种、犁地、收割、收获，还有盖房子的整个过程，竟然没有我们认为几乎是建筑材料必备的「砖头」。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劳动方式几乎可能就是自古以来所贯通的、原始的，因而也带了某些永恒的意味。

换言之，社会的管理方式和资本的运作模式被现代化了，然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却仍旧沿袭前现代。

导演在这里充满冷静的批判，同时也在歌颂智慧和勤劳的农民，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农民依赖土地，农民热爱土地，农民从土里来，最后也要到土里去。

有铁和贵英爱情关系是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

起初我以为这是一场「搭伙过日子」的关系，无涉爱情，所以看得漫不经心。

随着镜头逐步流转，慢慢的发现他们爱生活中没有人的一切，因而他们二人也几乎过着孤绝的生活。

他们爱筑巢的燕子，爱孵出的小鸡，爱水里的蝌蚪，爱麦子，爱苞谷（玉米），也爱对方。

有铁真的是天才，似乎生活中的一切必需品和艺术品都能经经由他的手成型，将我们生活中无视的东西编织成浪漫的流星闪闪和自己钟爱的驴的模样，然后让它们随着对生命的热爱肆意生长。

在他们的世界里，动物、土地、植物都是美好的，只有人是坏的、残酷的。

除了劳动作为爱情的媒介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没有选择的人来说，他们只能爱对方，生活才能得以开展。

两个被生活抛弃的人，彼此懂得对方最难堪却也最需要自尊的地方，才能把对方捧在手心里。

换句话说，两个被认为是没有资格拥有人生的人，才最懂得对方心里的苦，也真的会心疼对方，这是他们的爱情得以生长的基石。

劳动，也是电影无声也毫不费力就可以歌颂的，每个劳动者都能体会到。

有铁用泥土「拓」（抱歉我不确定这个字是否准确）的土砖，却在夜里遇到干旱地区少见的大雨，劳动的成果毁于一旦。

因为劳动的过程太艰辛而画面太美，你几乎可以猜到它们一定会被毁坏的，每个劳动者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那一幕我想到我童年时代目睹父辈「拓」的「煤糕」被大雨冲毁半夜也冒雨去盖塑料布，想到父亲写好的稿子被退回他亲手撕掉，还有我自己写好的字一个一个被删掉。

劳动就是有收成也会有骤然失去。

那一刻，我想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

当房屋的架构被支起，房屋一点点成型的时候，我几乎相信他们的生活就要变好一点了。

有铁这个天才般的「架构师」，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倾其所有地建造未来生活的可能性，然而他生活的支点不是房子，而是一个家。

当贵英去世，他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欲望。

但他还是要把欠这个世界的钱悉数还清——他用他的生命所构建起的信用，他也不能轻易毁掉，他能借得出东西、能赊到账，就说明他的口碑和信用非常不错。

最后他还要把他的驴放生。

他有一套简单的生命哲学——尽管这样的处事方式在一个充满恶的世界里会让他处境更加艰难。

但是贵英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去的呢？

为什么她跌入那么浅的河终至于丢了性命？

一个被蔑视和抛弃的人，又有谁会去救？

那些号称仁义善良的人不过是看客罢了，是他们杀了贵英，又杀了有铁。

贵英死了之后，老头告诉有铁：你现在有钱有粮食，一个人过也挺好。

有铁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贵英死了之后，有铁把她那张有点面目狰狞的结婚证上的脸裁下来，PS 成黑白照，挂在他们新建好的家里。

在那个面目狰狞的头像下面，是两只像房屋架构一样被支起来的鸡，曾经他们热爱的鸡宝宝，还有鸡宝宝下的一颗鸡蛋。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被遗弃、蔑视的人之中可能处境还不算最差的，他们向虚空里伸了伸手，在世界之外建造了属于他们的美好世界，充满着热爱生命的能量，但他们攫着的是风，重新隐入尘烟里去。

生活跟他们开了个玩笑，给了点善意又马上收回去了。

只有贵英的脸，仍旧面目狰狞的怒视着这个世界。

只不过，当推土机来过，那张脸也没有容身之所了，结局只有废墟罢了。

观影心路有点复杂，反复横跳还是觉得值个四星，也值得一看吧。

开头很难受，看五分钟就知又是电影节应试型迷影导演，很难阻止脑子里往外跳这一镜抄谁那一镜啥目的，更难阻止看着海清在非职业演员边上充满多余且“不对”的表情的脸无法入戏，但视听功底又确实纯正，声音设计在国内青年导演里算得上首屈一指的讲究，就暂时把内容搁置本着欣赏视听的心态继续看，看着看着突然气就顺了。

总体而言是完成度非常高的艺术电影，主竞赛进得反正不亏心。

开头一会安哲一会锡兰一会塔尔的，到最后看下来觉得气质最像的反而是李沧东。

不可避免的刻奇内容放在被浪漫化和诗意化的影像里也姑且算是自洽，但去除一些过满的画蛇添足寓言说教显然会更好。

海清本身的悬浮感，最终也奇妙地因被“破碎的梦”化处理而合理化了。

用极大的篇幅描写与人物情感共同建立起来的一砖一瓦一谷一粟，使最后的毁灭情节冲击力极大，但好在情节冲击力最大的这块，视听反而相对克制，不至于过度奇观化，估计本片的好评里结局贡献了七成。

若要细究，恰是这份过强的设计感使片子不可避免地《罗马》化、士绅化了。

但苛责这些意义也不大，无论从文本还是视听的维度，李睿珺的确都是国内青年导演里首屈一指的，期待后作。

有意思的是，明显为过审补录的最后一句台词和片尾小字，与全片反复出现的政策内容一起，为本片添上了一层诡谲而独特的对比张力。

原本伟光正的内容，不需要任何处理，仅仅是放在那，却反而成了被浪漫化而显得绵软的本片中最锋利的一笔。

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当青年导演开始学会反向利用censorship，打不过就加入，亦不知是喜是悲。

（ps导演亲戚组团出道也要卷起来了吗，贾樟柯表弟毕赣姑父徐磊爹有危机感了吗？

）

2022年1月，李睿珺导演新作《隐入尘烟》宣布入围第72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并于2月20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了中国/亚洲首映式。

此时，距离《路过未来》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已过去了4年又8个月。

在此期间，世间已经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动荡，但在李睿珺的《隐入尘烟》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那些渺小而动人的底层角色的故事，仍然是那些人性中最质朴，最善良的品格。

在《路过未来》的城市打工者题材后，《隐入尘烟》故事的地域背景回到了李睿珺的家乡，回到了甘肃张掖高台县罗城乡花墙子村。

看过李睿珺导演《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观众对这个村庄并不陌生，甚至演员也是导演的同一批亲友，只是分别在不同影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不难发现，李睿珺的这几部电影内核具有统一的关联性，都有着看似粗糙的质感，但却散发着朴实厚重的情感和强大的力量。

都在诉说着“人”与动物、土地、自然那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结。

《隐入尘烟》的主角马有铁和贵英就像《杀生》里的牛结实和《村戏》里的奎疯子，是不受哥哥嫂子等亲戚、村民正眼相待的底层农民。

他们也像村子里疯子口中念叨的麦子和镰刀、麻雀、石磨、种子的关系一样，很多年来被沉重的苦难所压迫剥削，只能默默承受，无法发声，更无力反抗。

更讽刺的是，地位卑微的马有铁却拥有着罕见的“熊猫血”血型，反倒成为救人的工具，连身体中流淌的血液都要被不断抽取，只能用善良和隐忍默默承受一切。

在亲戚“赶瘟神”一般的撮合下，马有铁和贵英，两个卑微而善良的人就这样走到一起，从动物般的“失语”到恢复“人”的尊严，尝试自力更生地生活下去。

影片片头，两位主角一直是沉默的。

贵英张口说出的第一句台词是“我们不抽”，是对亲人被剥削、抽血的微弱反抗。

这已然是她迈出的、恢复“人”的尊严的第一步。

影片描绘了很多贫贱夫妻相处的日常：你盖房我帮手，你进城我送水，你抽血我心疼，我“离去”你“跟随”。

这般平常，但同样足够真挚动人。

在手上印下花瓣，在沟渠里一起洗澡，在雨夜里摔在一块。

如此贫苦，却也浪漫温暖。

没有山盟海誓的俗套，也没有玫瑰戒指的奢华。

一件用血液换来的大衣已经足够承载深沉的爱意。

《隐入尘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相濡以沫”，什么是平静而绵延不断、牢不可破的爱情。

会让人羡慕嫉妒，会让人潸然泪下。

“土地”与人的关系是影片重要的主题。

土地和自然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没有喜好或厌恶。

你付出辛苦耕地种田，它便回馈你丰厚的收获。

你堆积土坯制作砖块，它便能成为你遮风挡雨的房屋。

马有铁和贵英在村民那里被施加种种不公，到在土地这里得到应有的偿还和安慰。

进入高楼时立刻感受到失去与土地的联结，仿佛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当然，马有铁的哥哥自掏腰包拿出一万块钱为马有铁申请八十平米楼房，绝对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早有预谋。

那套楼房这对贫贱夫妻一天都不会住，自然是便宜了刚刚结婚的侄子一家。

）李睿珺对土地、动物、自然的关注始终贯穿其电影创作生涯，并在《隐入尘烟》中更进一步。

从冬雪到夏雨，从驴子到鸡猪、飞燕，季节的变换交替、动物的陪伴生长，是马有铁和贵英情感发展、稳固的见证，也是对旁人冷漠的反衬。

《隐入尘烟》以长镜头起以长镜头终，观众仿佛站在上帝视角，默默凝视着角色的命运。

结尾亦与《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异曲同工，残酷的现实与浪漫的温热情感交织融汇，无需语言便直击人心。

马有铁还清了每一笔最细微的债务，尘归尘，土归土，回到了最无私、最博爱的土地中。

如果你足够细心，能看到在供桌的右侧摆着一瓶不明液体，或许你会明白马有铁最后的痛苦。

一座座房子倒在推土机的尘烟中，房屋中的生活记忆被抹除，人类的身体余温也被消散。

《隐入尘烟》演员班底大部分是李睿珺的亲朋好友，也是老搭档。

男主角武仁林曾在《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出演配角，饰演智娃的父亲，其他演员也大多是导演的亲友，观众细心的话，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只有首次与李睿珺合作的海清是片中唯一的职业演员。

海清在《蓝色列车》中的表演就令人刮目相看，此次她要再一次暂时摒弃掉商业电视剧的表演路线，需要演出“贵英”这一角色的卑微、失语。

从走路姿态到方言台词，海清都由内到外地脱胎换骨，“变身”成一名甘肃农村妇女，“隐入”在其他一众素人演员中。

尽管在方言部分仍有瑕疵，但海清的演出仍然有很大的突破，她在很多场戏中的表演已经让人忘记“海清”的存在，只能看到“贵英”的鲜活。

她值得凭借此片展现的演技获得一个电影表演奖项的提名和认可。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陀螺电影，全文包含作者对李睿珺导演的详细专访。

全文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rw7RufiDne7w_XERFC3jsg

6000多字长文解读《隐入尘烟》《隐入尘烟》已经以豆瓣8.4分的评分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的最高分。

电影票房在好口碑的助力下不断攀升。

虽然是近年来欧洲三大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但作为一部文艺片，《隐入尘烟》一开始的市场境遇很糟糕，排片在1%-2%之间徘徊，首日票房只有30多万，票务平台的预测总票房仅有200万。

随后，导演李睿珺呼吁增加排片，一众电影自媒体自来水安利，大量迷影观众以及城市中产走进电影院，票房逆跌，当前票房突破1200万，最终会向2000万冲刺。

目之所及关于《隐入尘烟》的评介，几乎都是褒扬。

毫无疑问，《隐入尘烟》是我们在内地大银幕上能够看到的最好的那一类电影。

“最好”包含的一个前提是，得以公映。

对于导演李睿珺来说，作为一名城市中产（譬如导演喜欢在咖啡馆里写剧本），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通过电影让农民的境遇被看见。

因此，在带有批评倾向的拙文里，我们想要“交流”的对象并非导演，而是这部电影的目标受众——城市中产。

这是一部拍给中产“观看”的农民电影，如果他们只看到电影最表层的叙事远远不够。

否则，他们为电影的“动情”只会流于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怜悯，无法转化为任何实际性的作为。

《隐入尘烟》中，海清是唯一的职业演员本文将从三组关键词展开。

“苦情与悲剧”：《隐入尘烟》是一部底层农民遭遇巨大伦理不幸的苦情戏，而非个体对抗结构性不公的悲剧。

“忍耐与驯顺”：土地给予主人公巨大的慰藉，让他们得以忍耐生命中的任何苦难，但“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忍耐，也让他们成为驯顺无声的白纸，命运任由他人涂抹。

“中产与农民”：虽然这是一部农民电影，但它的目标受众并非农民，而是城市中产，电影也有浓浓的中产趣味，中产观看时止于旁观的怜悯远远不够，更不应该满足于“认同”电影所传递出的生存价值观。

苦情，或悲剧《隐入尘烟》讲述的是2010年前后，甘肃两个底层农民马有铁（武仁林 饰）和曹贵英（海清 饰）一同劳作、相知相守、相濡以沫、共担命运的故事。

马有铁勤恳老实、任劳任怨，但人到中年，他仍然一直被三哥使唤，做牛做马，后来侄子要结婚了，三哥才给他随便安排一门亲事，让他们出去单过（找个理由把他赶出去）。

曹贵英一直寄居在哥哥家的杂棚，小时候被打残疾，有些佝偻，行动迟缓，失去生育能力，还落下尿失禁的病根。

他们没有做主自己命运的权利，两个最底层的边缘人就这样凑在一块儿生活。

两个人一开始不情不愿结婚他们是被侮辱被损害被欺负的人，是农村社会底层中的底层。

一个年岁渐长，劳动能力在退化，一个身体残疾，还失去生育能力。

外人无所谓看好或看坏他们的婚姻，他们不被在意，外人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去了。

但他们硬是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他们都是良善之人，很快打消对彼此的敌意，马有铁不会因曹贵英尿失禁而欺辱她，而是给她买了大衣以便遮住裤子，不忍她被村人耻笑；他们相互陪伴、相互牵挂，曹贵英在寒夜里等待马有铁归来，怀里的水壶热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一起努力地共建生活，一起种麦子、孵鸡蛋、在大雨中保护泥砖、盖房子；他们也有独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比如鸡窝洞里射出莹莹的光照在曹贵英脸上，他们在各自的手臂用小麦粒印出梅花的印迹，夏夜里他们在屋顶上睡觉马有铁用裤腰带拴着曹贵英……如果厄运没有突然降临，那么这完全就是西北农村版的《爱情神话》，极致贫困下生长出的爱情极致真诚与纯粹。

他们相濡以沫意外猝不及防降临，生病的曹贵英给马有铁送吃食，却晕倒摔入沟渠，等到马有铁去救时已经迟了。

送走曹贵英后，村人安慰马有铁，“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

遇到曹贵英之前，马有铁可以像牛像驴一样过，可遇到曹贵英，当他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滋味，这种像畜生一样活着的日子就显得不可忍受。

电影的结局，马有铁放走驴，卖掉粮食，还掉他亏欠村人的东西……他望着曹贵英的遗像，服用农药自尽。

这是电影暗示的结局，尽管导演用一句字幕“提示”马有铁还活着，但其实他已经跟曹贵英一起走了。

两个最边缘的底层人物，诠释了生死相许的爱情神话。

被“爱无能”所困扰的中产观众们，被这样纯粹的爱情打动，然而却必须提醒，《隐入尘烟》这一灵肉幻灭的结局，复刻的是传统文化里渊源流传的“苦情戏”基因。

苦情戏的叙事套路是“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人物，以及种种意外苦难；苦情戏里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女性，善良坚强的女性不断受难更能体现出“宿命”的无能为力。

苦情戏在中国电影里一直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民国时期的《孤儿救祖记》《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到1980年代以来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唐山大地震》《亲爱的》，脉络清晰可循。

“这都是命”，是苦情戏的真正内核。

所有的不幸几乎都来自于伦理道德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命”。

“陈世美”的故事深入人心，可以归结为遇人不淑、男人见异思迁；《唐山大地震》《亲爱的》式的故事相当催泪，它归结于伦理困境，好像怎么选都是错的；到了《隐入尘烟》，马有铁、曹贵英前半生所受的苦都没有将他们摧毁，但一个意外的不幸让曹贵英死去，也毁掉马有铁活着的希望。

严格来说，苦情戏不是悲剧。

古希腊意义里的悲剧，悲剧感来自于抗争——对不可战胜的宿命的抗争，哪怕结局相当惨烈，抗争仍然从不止息，它凸显出的是个人的意志与力量，体现的是对所谓“宿命”的从不屈服。

由古希腊的悲剧演化而来，如今更广泛意义上的悲剧是对机制性不公的抗争、对宿命的抗争。

鸡蛋砸向高墙，感慨着“这就是命啊”，这是“苦情戏”；鸡蛋砸向高墙，鸡蛋不屈服于高墙，鸡蛋要在高墙上留下痕迹与控诉，并质问凭什么高墙可以轻易碾碎鸡蛋，这是“悲剧”。

《隐入尘烟》更像是一出苦情戏。

电影中其实在多个时刻，都点到不幸更本质的源头：曹贵英被打到残疾以及失去生育能力，农村女性、尤其是“老弱病残疯”女性的凄惨境遇；曹贵英“被抽血”，无论是具象的还是隐喻的；“被上楼”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去根基、失去命脉……但这些并非电影的主体叙事，它们以相当零散的桥段作为补充。

就像农村里一万个曹贵英，或许只有一个马有铁，电影呈现的是这“万里挑一”的美好爱情，它给两个被侮辱的人以美好的希望，然后毁掉了它，刺激观众的泪腺……但我丝毫不想指责李睿珺，他已经做了尽可能大尺度的表达，就像对于马有铁的结局，李睿珺说，“他不能死。

有些时候不是你想死就能死的”。

但作为观众，我们必须明白导演的妥协背后苦情戏与悲剧的差距，我们不能满足于因一部苦情戏涕泗横流，“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忍耐，或驯顺土地给了受苦的马有铁与曹贵英极大的慰藉。

电影非常用心地按照四季更替的节奏，拍摄大量他们四季劳作的过程，播种，锄禾，灌溉，施肥，收割，以及丰收的喜悦。

与土地相伴的是他们为了“活着”的其他劳作，他们孵养小鸡，从破壳而出到长成能够下蛋的大母鸡，他们亲自垒泥砖，在平地上盖起他们的楼房……他们对土地充满深爱与敬意，土地回馈他们坚韧强劲的生命力，回馈他们粮食与收获，回馈他们巨大的温暖与慰藉。

他们在田地里劳作观众钦佩于主人公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也是一种生命力，无论它东南西北风，有土地就拥有一切，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这种“忍耐与活着”的价值观的本质是，生存至上。

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即，让那些哪怕是被损害被侮辱的人，都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中彰显顽强温暖的生命底色，就像孵鸡蛋时那莹莹碎碎的灯光，就像大雨冲散泥砖时无能为力的他们又哭又笑……“忍耐与活着”，历来也为文艺作品所推崇。

电影《芙蓉镇》里，秦书田鼓励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余华在小说《活着》的序言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

他们苦中作乐对于曹贵英之死，导演李睿珺在《人物》的那篇自述里表示，“对贵英这个角色来说，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人，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该有的都有了，她圆满了，她的离开我认为不是遗憾，就是圆满地离开了”。

坦白讲，我很震惊导演这么解读曹贵英的死亡。

李睿珺接着补充，“人的一生无非就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就是这些事，没有别的。

农民的生活，直白来讲，就是在处理生死。

开春养一只猪，年终时杀掉，再养下一只猪。

开春养一波小鸡，养到年终，杀掉招待客人，然后再养。

粮食种下去，有了新的生机，秋天收获，不管今年收成怎样，明年都能再开始。

农民对于生死的理解，有他们的思维方式”。

所以，导演能够理解电影中其他农民对于曹贵英落水时并未施救，“如果你有农村生活经验，就会明白，他们确实是在为老四考虑，现实生活中要照顾这样一个身有疾、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人，是个累赘，一个人的生活反倒更自由”。

这是残酷的、赤裸裸的“生存至上”、利益至上，死了一条无意义的生命（所谓“累赘”）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主人公一再遭遇巨大的外在不幸时，“生存之上”就体现为摄人心魄的忍耐力、生命力。

只不过，像地母、地父一样接受一切、包容一切的忍耐力，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则意味着抗争精神、自由意志的完全丧失，如同驯顺无声的白纸，任他们在白纸上涂抹篡改，或者揉皱后直接扔进垃圾桶。

导演和评论者都将马有铁、曹贵英称为“失语者”。

在我看来，“失语”不仅仅是指涉主人公在农村中被遮蔽、被忽略的状态，更指涉他们对于一切涌向他们的伤害的“失语”——他们并不反抗，而是默默接纳与忍受。

对于包办的婚姻，他们没有言语，默默接受安排；马有铁被兄弟欺负，他不怒不嗔，还是一直做着兄弟交待做的事；就连马有铁电影中唯一一次对曹贵英发火，怒骂她是“闲王”，并把她推倒，曹贵英也是畏缩在一旁无声；更典型的是抽血，马有铁是“熊猫血”，一直被要求给村里一名住院的富人输血，马有铁未曾拒绝过……马有铁知道被收割是麦子的宿命，被收割同样是他的宿命，他认了。

换句话说，“忍耐”的另一面是逆来顺受、是“认命”，他们认命了，认为他们就是被使唤的命，认为他们“天生贱骨头”。

马有铁自杀前放走了驴，结果驴不走，马有铁骂了驴一句，“你这头蠢驴子，让人使唤了大半辈子还没使够，放了你也不知道跑”。

这何尝不是马有铁的自喻。

更有意味的是，当马有铁“死了”，他的房屋即将被推倒，那头驴还是跑回来了。

在观众的主流解读里，这是驴与人之间的情深义重，实际上反而更深刻折射出温情底下驴与人“奴性”的根深蒂固，完全不知“自由”为何物。

驯顺的驴，驯顺的人“忍耐——驯顺”构成一体两面，这确实是很多农民所信仰的生存哲学，不必据此批评马有铁、曹贵英。

但中产观众却必须警惕被这种观念所捕获，“活着意味着一切”“忍耐一切苦难”固然可以增强中产抵御风险的内心定力，也会加剧中产“精致利己”的倾向，变得更为“驯顺”、更为“自私”。

中产，或农民截至2021年，中国仍有5亿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有数量庞大的农民，然而，市面上面向农民的影视作品的确少之又少。

就包括《隐入尘烟》这部以农民为主角、讲述农民故事的农村题材电影，目标受众同样不是农民。

票房数据很直观地体现这一切，以7月23日（周六）票房为例，当天《隐入尘烟》总票房151.82万，城市票房149.5万，农村票房2.32万（仅占1.5%），其中一二线城市占到总票房的79%，仅仅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票房就占到总票房的四分之一，而北京的影院开业率大概75%，上海更是有将近一半影院还没开放。

所以，《隐入尘烟》就是一部拍给一二线城市中产“观看”的农民电影。

农民电影，中产观看。

这让人联想到戴锦华教授的一个论述，“今天你说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中产阶层文化。

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除了中产阶层文化，我们看不到别的文化了”。

这话虽有些绝对，但确实是绝大多数能够进入主流视线中进行讨论的文化，都是体现中产趣味的文化。

电影的美学水平很高就连《隐入尘烟》，很难说它没有受到“中产趣味”的影响。

就比如马有铁“出口成章”，他虽然话不多，但关于土地的每一次发言，都像是“哲学家”；再比如电影充满诗意但内外节奏舒缓的摄影、构图和配乐，完全是中产观众所偏爱的高级调调……并且，中产观众欣赏了这部有着中产趣味的电影后，强化的仍然是中产所青睐的情感体系：旁观他人的痛苦，宣泄郁积的情绪，自我感动于怜悯。

旁观弱者的痛苦，首先确证了中产的阶层地位——还好，我们是中产，我们不用受那些罪；宣泄了中产安全的愤怒——机制不公，农民的境遇竟然这么糟糕；满足了中产怜悯后的自我感动——我们能够与他人的苦难共情，我们买票支持，我们看见了农民的困难，我们很博爱、很有责任心。

再加上电影的“苦情戏”本质，以及对“忍耐——驯顺”的接纳与认同，无形中迎合了中产阶层“保守与中庸”“精致利己”“驯顺”的价值观与生存哲学。

如同戴锦华所批评的，中产“始终处在社会反叛和召唤威权这样一种张力和悖论状态”，“只有事件令中产切肤，只有再现的方式能触碰中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那个事件才是可感的”。

换句话说，损害中产利益了，中产才可能“社会反叛”，否则中产与机制形成合谋，他们“召唤权威”，以确保秩序的稳定、方便他们好好赚钱；其他社会弱者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是他们的命数，中产止步于旁观，顶多是呐喊两声。

需要在这里再次强调一次，这些批评并非针对李睿珺和电影本身，因为哪怕李睿珺是以“中产”的立场去拍摄这部电影，但《隐入尘烟》的拍摄本身，就意味着李睿珺超越中产局限，对于农民的苦难他是“可感的”，并有所行动。

我们也不是批评买票的中产——至少他们愿意买票去感受农民的苦难，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认为这部电影里的农民形象在“抹黑中国”，并拒绝观看这部电影。

我们只是想要超越中产趣味的天然局限，探讨一种更可行、更可及的行动方案，让我们对农民的苦难不是止于在电影的“看见”，不是止于豆瓣8.4分，不是止于流泪，不是止于感动与自我感动，不是止于社交媒体上的呼吁排片，而是能够真正帮到他们。

这里我要提及前段时间在主流电视台黄金档播出的两部电视剧，郑晓龙执导、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以及根据扶贫攻坚楷模黄文秀真实事迹改编的《大山的女儿》。

如今的电视机愈发成为中老年观众以及农村观众的专属，这两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反而有更多农民观看。

虽然这两部剧不见得受到城市中产观众的喜欢，比如他们无法接受《幸福到万家》的女主角“不离婚”，也不喜欢《大山的女儿》的任务剧色彩；但我们却得承认，它们是能够在正向意义上影响农民、影响农村的影视作品。

比如《幸福到万家》，主线是法治思维进入农村，告诉农民要懂得“要说法”，不要对所有欺负逆来顺受；《大山的女儿》中，受了高等教育的黄文秀反馈家乡，回乡投入扶贫工作，带着乡村走出贫困……在中产趣味里，《隐入尘烟》是要比《幸福到万家》《大山的女儿》艺术上“高级”——中国电影的确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作品；但中产不能囿于趣味，而应该像戴锦华教授说的，“溢出”这个阶层的价值观与趣味，去做一些实际性的工作。

无论是在面向农民的作品中向农民普法、让农民懂得“要说法”，抑或是真正投身到帮扶的事业中。

相较于审美区隔、廉价的怜悯与长吁短叹，中产阶层应该多做一些“实事”。

总而言之，《隐入尘烟》是得以公映的最好的那一类电影，但它是中产趣味、中产观看的农村电影，如若单纯认同电影的价值观只是验证了中产的保守以及中产怜悯的廉价。

无论是囿于客观因素还是囿于导演的思想局限，电影不能道的部分，才是那些真正热爱农村、真正关切农民的中产阶层可以着力去改进地方；哪怕不能做点什么，中产至少可以在自己遭遇困境时，敢于打破苦情、走出驯顺。

中产有他们自身的困境，也不容易，但诚如贾樟柯说的“我和他们来自同一种贫穷，我和他们投入的是同一种不公”，关切他人的痛苦从来都是关切我们自身。

——首发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这不能算是一篇影评。

事实上早在二月看完此片后我就将其置之脑后了，就是现在突然刷到了导演很早以前的这个采访，其实还挺反感的吧，仅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

我非常不认同李睿珺导演的此种说法，特别是在创作层面，蛮不讲理的，这般狭隘和较劲也不会有助于你拍出好电影的。

不扯远的，看看今年的金熊奖《阿尔卡拉斯》就知道差距到底在哪了，同题创作，同场竞技，一目了然，这关乎导演态度，取决于他们到底秉持着怎样的创作观与信念。

关于摄影，其实最能体现出一个创作者的态度，甚至是某种隐含态度。

而在此类题材中摄影理应显明的反映出一种习性，它应是一种本真运动。

你究竟把你的摄影机放置在何种位置上，镜头是会泄密的，为什么我只看到了你的摄影机致力于扫描一种乡村奇景，这个环境、这片土地真的有被平等对待吗？

矛盾的是既然你选择从生存原态入手，将日常性作为起点，为什么却让摄影作为装配自然世界的技术方法，继而成为你最得力的工具呢 (开场一个镜头即定调)，摄影机佯装早已适应了地域本貌，虚假的融入其中，同时创作者又想在摄影上兼具一种美学气韵，以支援他想要抓住的乡土景象。

我丝毫不认为本片的摄影是成功的 (可以对比《阿尔卡拉斯》对自然的摄取)，未能与生灵、平凡事物、日常生活、静态场景建立起真正的纽带(摄影在它的维度上没有做到“隐入尘烟”)，加上两位演员在表演上肉眼可见的不协和 (相比之下《阿尔卡拉斯》又一次作出表率)，让这种融合的可能变得更加遥远。

对手戏的矛盾甚至是失效在于武仁林真的生活在其中，另一边则让职业演员海清在服化扮相上刻意去靠拢，但当海清越是卖力的运用大量技巧去塑造这个角色时，就越会造成表演上的贬值，二人没有进入同一轨道，把他们单拎出来都没问题，放在一起却成了问题，于我而言这个情境是很难成立的，可这恰恰是导演的别有用心，因为他明明可以让两位非职业演员来担任主角，其效果想必也会更好。

而影片因其对现实的浪漫化修饰甚至是改造 (这种浪漫化还是创作者施舍给主角二人的，就此题材而言当然不该如此)，更不要说其目的性是建立在一种功利主义之上的讨好与迎合，是的，典型的电影节电影，还是最低级的那种，以这种姿态跻身柏林主竞赛并不让人意外，李睿珺导演的入围与他本人是否被影节视为拔尖作者也没直接关系，而是基于一种被验证过的默契，一种华语电影人前辈在此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已然存在的、长年累月互信往来的成果，当然也包括了西方电影节对第三世界电影根深蒂固却似乎又难以避免的“游客”视角，在这儿就不展开赘述了。

我想说的是，作为导演你倾向于以苦情式创作来介入 (而过分的情感渲染或巨大的感情真空都是我们应当避免的)，消费苦难的同时又只是在各种表象问题上打转，摄影机也绝非试图去揭示什么，那也就不要甩锅给观众了。

它不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方法本来就不是此类创作的唯一解，更谈不上最优解，别说是还未走出第五代的创作语系，反而更加倒退回了最1.0的阶段，而为什么到了2022年还在这么拍呢，这不是开倒车吗，且还要观众顺从的去观看这么没有长进的电影，难道不应该反省下自己？

你真的是在嘲讽观众生活的太滋润，还是欺负观众压根不懂创作呢？

用五顿午饭的时间看完的。

我讨厌这部影片。

——这个念头从第一幕就出现了。

我讨厌它。

我非常非常清楚自己讨厌的原因。

我讨厌每一幕单拎出来都能收录进“视觉中国”的构图、讨厌黄沙和鲜艳头巾形成的和谐色彩对比、讨厌仔细推敲的滤镜，讨厌女主角（对于角色来说）过于精致的脸和学院派的演技、讨厌过于静谧的留白和充满文学色彩隐喻的对话、讨厌高考阅读题般紧扣主题的调度和严丝合缝的抒情……没错，它太美了。

两个小时，有一个困惑无时无刻不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到底要抱着怎样的期待去看完这部电影？

如果不带任何情感取向地将它当成一个摄影画册、一个灯光舞美精致的舞台剧，是完全够格的，工整、匠气，甚至包括名字，一个悬空的视角，一个隔雾观花的看客——“隐入尘烟”。

无论黄土地上流过多少血汗泪，你们遥遥望着，纤尘不染，只看见一团隐隐的烟。

我讨厌它因为我不是一个漠然的看客。

我知道我隔壁的邻居、我的父辈、甚至是我自己，是马有铁们、桂英们。

隔壁户一家人坐驴车被石子厂大车压在底下；童年玩伴的奶奶跳井死了；我爷爷蹬着三轮车子去收山楂；三奶奶扫大街之余用两个手机刷抖音，三个月赚了五块钱；村里老光棍炫耀，“你知道我现在打多少钱一斤的酒吗，七块钱一斤！

七块钱！

”张怡微在《四合如意》有篇小说，“我”是个研究农村的社会学学者，母亲、舅舅们为了拆迁能多争取一点补偿款，一起齐刷刷地、安静地躺在前来拆迁的挖土机前。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这篇小说，同时发觉自己也正在面临与“我”同样的困惑。

尽管自己属于那个谱系，却又实实在在地过着一种离土地很遥远的生活，异乡人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观察他们，却又觉得“观察”的姿态本身就构成一种背叛。

我知道自己应该做那个和他们一起在挖土机前躺下的人，旁观是可耻的，我为自己旁观而羞愧。

我容许自己观看，但绝不允许自己被打动。

我觉得自己坐在屏幕前，为一部架空的乡土题材文艺作品打动，是对土地的背叛。

这些场景被挑选过、布置过，用电影语言爬梳一遍，穿上了高级审美的衣裳，似乎也变得阳春白雪、可登大雅之堂。

但这种干瘪的抽取彻底异化了乡土生活，确凿却失真。

见过真实的苦难，甚至被真实的苦难碾压过，便知道随着导演的步伐，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抬到制高点上悲天悯人，是多么轻飘飘。

整部电影唯一让我有真实感的是一个小片段。

去看房，农村人不懂房型、采光，但又不想显得自己太迂，不懂装懂地感叹“这房子修得不错”，一个贾樟柯式的小设计。

而多数对白做作尴尬得让我难以忍受。

我们根本不是这样说话、不是这样相爱的。

这部电影要让温良恭俭让对称残忍命运，让农民被锤成一声不吭的驴，来迎合中产的想象，激发中产的“悲悯”。

但不该是这样的。

真实的贫穷是嘈杂的、蒙昧的、低俗的、丑陋的、杂乱的、粗野的、令人不适的、叫人不忍细看的。

当生老病死的车轮一视同仁地碾压过去，可以跳脚、可以喊痛、可以鼻涕混眼泪地大哭大闹撒泼打滚。

底层世界不值得被刻画更不值得被咀嚼、被拔高、被歌颂，甚至不值得被你们看见，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假装它不存在，把美化过的田园牧歌当成苦难、把悬空的抒情当作悲悯。

受苦的人肉身变成小布投射想象的载体，农村变成一系列符号的堆叠。

你强制主角甩脱自己日常的话语体系，弯腰撒种子的时候硬说出“种脚印”之类的矫情比喻。

你们生活在景观里，宁愿买五十块钱一张的电影票，开车坐在冷气充足的电影院里旁观精心修饰的苦难，却对苦难背后的尖锐拷问选择失语。

刻奇的泪水流完了，关掉视频打开淘宝，把预售的尾款付完。

你们，他妈的，不可以！

我把《隐入尘烟》男主换成北野武之后，突然觉得这片子满满复仇感了……屠村儿什么的……欢迎评论区神展开剧情……（底部有目前收集的评论哈哈哈哈哈）

网友评论精选：春风十里-不如妳：那就叫《都他妈的隐入尘烟八嘎牙噜》RiddicLee：面瘫哥：啊诺都TM的去给我看！

巴嘎！

王小米FUN：北野武会让人按头抽血？

那不可能。

Chloe_Chit_Chat：还可以把海清换成金福南^菽菽：最后两张的表情好像已经在酝酿一个大计划了…………

我一向是站在“不敢批判就闭嘴”第一线的那种人，所以我很理解对此片不满的声音，比如“没有指向权力关系或者结构性的恶”，比如“依然带着小布尔乔亚高高在上的俯视”，比如“美化了底层女性的命运”，不过我认为，导演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因为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当镜头细致的对准二人三餐四季，这是一个关于珍惜的故事，两个鲜血淋淋的人相濡以沫彼此珍惜，恶只是应趁珍惜的背景。

为什么不用“爱”这个词，而是用“珍惜”，因为我挺信一个理“没被爱过的人是不懂得爱的”，但匮乏感，会让人懂得珍惜。

他们的匮乏感，来自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他们珍惜庄稼，珍惜蝌蚪的命，珍惜暖烘烘的炉子，珍惜一个借来的家，珍惜一张折了又折贴了又贴的喜字，所以他们也珍惜彼此。

看过那么多贫穷与恶的新闻，我并不觉得需要一个电影再去加深一遍“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刻板印象。

也许人性幽微处，恶是逃不开的，贫穷时，是肆无忌惮的恶，富贵时，是精致利己的恶，平庸时，是随波逐流的恶。

可是懂得珍惜，是一种天赋，无关贫穷富贵，它属于敏感细腻的人。

电影节选了马有铁和桂英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他们遇到彼此的片段，之前的苦难只是作为背景信息交代。

马有铁被三哥马有铜压榨了大半生，但好歹算个劳力，算个牲口，桂英被哥嫂打残，失去劳动力又失去生育力，连个牲口都不如。

在村民眼里，他们一个是牲口，一个连牲口都不如。

影片中不断出现的他人视角，让我反思，我是否也正在带着自己的视角，用俯视的态度观摩更不幸的人间，这种抽离感提醒我更主动的沉浸，带入到他们的处境中。

我需要不断确信，我不是在同情，我是在与他们一起经历。

结尾部分，我看到有评论说，有一段正能量的小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哭懵了没看到，这不重要，在我的理解里，马有铁没有自杀，他可能真的又回到他三哥家里，继续做牛做马。

他没死，他只是彻底变成了麻木的牲口。

我喜欢导演悲悯又决绝的态度，他说，贫苦不一定指向恶，但你在贫苦里一定开不出花。

最终，都是没有希望的人，一切隐入尘烟，不会被人想起。

属于那片土地上的、鲜少进入观众视野的普通农民的爱情生活。

/《隐入尘烟》剧照《隐入尘烟》上映后，我注意到对这部电影最大的批评是：它不真实。

但与此同时对它最多的褒奖也是：它很真实。

于是有趣的评论现象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

有些人觉得这部电影如实反映了西北乡村的生存样貌，电影对于农民的刻画都相当精准，但也有批评者认为《隐入尘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美化了乡村和农民，它在温情脉脉的注视中失去了对于乡村的批判性，使之成为一片玫瑰色的滤镜、一出诗意的对于乡土社会的怀旧，而不具备真正现实主义维度上的冷峻色彩。

这样两种讨论都有它的合理性，但都走向了一种极端。

首先我认同电影对于农民，尤其是对于男性农民的刻画是缺少一些批判力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老四这个形象不真实，而是在于李睿珺的美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往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向走，它走的是写实基础上诗意与感伤并存的风格，你会注意到电影构建了一个非常工整的美学体系，所有人物其实都围绕这个美学体系运转，如果这部电影突然出现一个阿Q或赵本山你会觉得违和，但如果出现一个福贵这样的人物，余华小说《活着》那样的，就不会显得突兀，这就是一部电影的美学体系和它所能承受的人物。

一言以蔽之，当李睿珺选择了这个美学体系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拒绝了一些东西，这才是部分批评家对其失望的根源所在，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鲁迅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视角。

本文首发于“北青艺评”，公众号贴出修改版《隐入尘烟》：爱情神话、乡村失语者与「又苦又善良」的叙事局限《隐入尘烟》的主角是一对村庄里的失语者。

一位是患有疾病、身体残疾的贵英，一位是勤劳能干但在村子里没什么地位的光棍有铁（老四）。

这部电影仿佛平铺直叙地拍摄了他们生活的切面：被嫌弃、被误解，又携手陪伴彼此，在种麦子、孵小鸡、盖房子等一件件事情中，品味到一嘴生活的甘甜。

它是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爱情故事，但另一层面，它又是一个悲凉到令人难受的故事。

与土地伴随的农民，一生无法离开土地。

当他有机会搬到新的房屋，他脱口而出的问题是：驴怎么办？

小猪、小鸡由谁来养？

种了麦子的土地又怎么办？

这是一个人用了全部力气适应农耕秩序的故事，但他面对的又是一个农耕秩序走向瓦解的年代，而他已经中年，很难再学习城里人的活法，此种人生悲凉，令我想到世纪末下岗潮的国企工人，老四所面对的尴尬，并不只是农民才会有的尴尬，它是一种人与时代浪潮错位下的悲凉。

看这部电影，需要摒弃一些偏见。

比如：两个人为何经常沉默；老四为什么不拒绝献血的要求；贵英与老四为何对苦难选择默默的承受。

如果在接受大学教育、成长于城市的观众看来，这种默默承受似乎是不能理解的，是软弱的应当被批判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真正说尊重一个人，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人的局限，人在环境中沉浮日久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习惯。

所以，当一个创作者认真观察一个人和他的生活，恰恰是因为真实，他才不能把人物变成纯粹正确的道德样板。

老四缺乏社交、朋友不多，他的生活经验由下地干活和保护贵英组成，他不可能像城市知识分子那样说话。

贵英患有疾病，从小承受苦难，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她可能对自己的遭遇有一种本能般的敏感，但她的生长环境、她的语言系统，决定她不可能像张爱玲、像丁玲那样表达出来，她就是贵英，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她，首先不妨尊重生长环境呈现在她身上的种种无奈。

《隐入尘烟》的叙事有商榷之处，这一点我会在后文着重提到，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导演李睿珺对于此作的耐心、精细也值得被看见。

在发表于《人物》杂志的讲述里，他自述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花了一年创作剧本，再用十个月去拍摄。

拍摄前，他做了严密的计划，所有的拍摄都是按照植物和动物的真实生长周期而来，例如“麦子是几月份种，树是几月份发芽，候鸟是几月份来，蝌蚪是几月份出现”，这些导演都做了细致的整理，电影中有一处细节：“贵英在地里一铲，不小心铲掉麦苗，那个麦苗带着谷壳，带着麦粒的形状，下面长着根须。

”这个细节在观众看来平平常常，对于拍摄来说却要把日期捉得很细，要准确地拍出那个镜头，那样的麦苗模样，唯有把握住麦子从抽了麦穗到变黄之间的那段时间。

类似的细节，李睿珺都记在剧本里，他是用一个写实主义的思路在构建电影，先用写实营造氛围，令观众感到自然，再在这个氛围里营造诗意，可以是浪漫，可以是伤感，但不能脱离现实，或可概括为“诗意现实主义”。

老四所面对的尴尬是一种人与时代浪潮错位下的悲凉。

这部电影的表演之所以那么“真”，是因为除了女主演海清之外，其他演员大部分也是村里本来的人，他们就是从小在花墙子村长大的。

比如：“演老四的武仁林是李睿珺的小姨父；运输粮食的老板是他的哥哥；组织大家来开会、献熊猫血的村长是李睿珺的父亲；演贵英嫂子、提醒她去撒尿的，那是他的母亲。

电影一开始，喊老四说“你赶紧来啊，穿上你哥的衣服相亲”，那其实是李睿珺的小姨，老四生活中的妻子。

”即便是“外来演员”海清，她为了精准地呈现贵英的状态，也在李睿珺的小姨父家住了10个月，期间挨家挨户拜访村里住户，学习给羊接生、砌墙、扒拉衣服、西北农村女人的说话方式等。

影片中，贵英的抖动是借鉴了村子里教她编竹子的大爷；贵英的腿是借鉴了村口小卖部姐姐的妈妈；贵英结婚时穿的红棉袄，是海清在斜对门姐姐家的蛇皮口袋里找出来的。

电影中浓墨重彩呈现的“去湿地采土方，盖房子”，这个情节也源自于导演在张掖本土的生活经验。

张掖花墙子村在黑河边，河西走廊的灌溉水源使这里拥有大片湿地，当地农民会去那些湿地采土方，砌墙，因为这些淤泥聚集的土方很细腻，“最上面的一定带草、杂草啊、野花啊什么的，用这样的土方去砌墙，那个墙就花里胡哨的，所以叫花墙子”（引自李睿珺自述）。

《隐入尘烟》很细腻地呈现了老四造房子的过程，片中有大量这样扎实、本分、源于生活经验的东西。

这种沉稳使得本片流淌着一种“日光流年”般的质感，它在今天很难得，因为今天越来越少人愿意花上一两年雕琢一个乡村故事，愿意为了两个失语的人不被注意的爱情，投入到一段可能不会有任何回报的努力。

电影是否美化了农民《隐入尘烟》上映后，我注意到对这部电影最大的批评是：它不真实。

但与此同时对它最多的褒奖也是：它很真实。

于是有趣的评论现象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

有些人觉得这部电影如实反映了西北乡村的生存样貌，电影对于农民的刻画都相当精准，但也有批评者认为《隐入尘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美化了乡村和农民，它在温情脉脉的注视中失去了对于乡村的批判性，使之成为一片玫瑰色的滤镜、一出诗意的对于乡土社会的怀旧，而不具备真正现实主义维度上的冷峻色彩。

这样两种讨论都有它的合理性，但都走向了一种极端。

首先我认同电影对于农民，尤其是对于男性农民的刻画是缺少一些批判力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老四这个形象不真实，而是在于李睿珺的美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往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向走，它走的是写实基础上诗意与感伤并存的风格，你会注意到电影构建了一个非常工整的美学体系，所有人物其实都围绕这个美学体系运转，如果这部电影突然出现一个阿Q或赵本山你会觉得违和，但如果出现一个福贵这样的人物，余华小说《活着》那样的，就不会显得突兀，这就是一部电影的美学体系和它所能承受的人物。

一言以蔽之，当李睿珺选择了这个美学体系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拒绝了一些东西，这才是部分批评家对其失望的根源所在，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鲁迅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视角。

但进一步说，一部电影有它的精神局限，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对这部电影进行否定呢？

它考验着批评家对于艺术作品的批评尺度问题。

《隐入尘烟》在对于乡土社会的批评深度、对于人性的勘探上显然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但要说它对于乡土社会毫无反思，或许也是一种误解。

乡土社会的噪音、对于残疾女性的恶意、对于女性更严苛的道德评价和生育期待，其实都存在于这部电影里。

《隐入尘烟》几次呈现出乡民们议论老四与贵英的镜头，但那些议论并不善良，相反会让我感受到一丝寒冷与漠然。

在乡民们眼中，贵英看起来是一个无用的女人，哪怕实际上贵英也跟老四一起干活、操持家务、为老四提供了许多情感上的慰藉，贵英在乡民们的眼中依然是无用的、被老四拯救的。

为什么？

电影拍到的，但没有点透的一点是——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评价体系里，对于女性最重要的两个评价基础就是生育和对于宗族社会的利用价值，而这两点贵英都没有，贵英既无生育能力，相貌也不出众，没有过人的知识才学，对于宗族社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用价值，这样的女人自然会成为内化宗族社会观念的村民眼中的“无用之人”。

这使我想起了陈忠实的《白鹿原》。

在《白鹿原》中生育被认为是重要的一件事。

中国古代饥荒、战乱、瘟疫频发，宗族里的父辈为了延续自己的香火，就会把生育作为人生大事，并把这种观念灌输给子一代。

在这种父辈之间的婚配嫁娶中，女性丧失了对自我婚姻之事的决定权，《白鹿原》里有不少情节，关于父辈将自己的女儿许给大户人家，儿女性的个人意志被淹没。

比如冷先生把自己的女儿许给鹿家长子，没有过问女儿，而是凭着“为女儿好”的幌子，蛮横地决定女儿的命运。

这种以“为你好”之名牺牲个体自由意志的行为，恰恰是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日常暴力，是在一种温情脉脉、顾全大局的话语下，对弱小者的裁决与牺牲。

《白鹿原》中有许多细节，表现出了在父权视野下女性的身体是如何与性与生育所紧紧绑定，那就是书中对于女性乳房和臀部近乎痴迷的描述。

仙草和白嘉轩行房时，书中道:“他鼓起勇气伸手把她揽进怀里，抚摸她的脖颈、丰腴的肩膀和最富诱惑的胸脯。

”仙草满了月子，跳下炕来的时候，陈忠实写她“她容光焕发，挺着两只饱满肥实的乳房，完全是一个动人的少妇了”。

田小娥与黑娃结合时，叙事者浓墨重彩描绘的同样是乳房。

在父权制氛围下培养的男性书写里，乳房与臀部历来是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存在，在这种对乳房和臀部的迷恋中，隐藏的是对于女性身体的性欲化和对于繁衍的想象。

在主流男性的想象中，乳房丰满、臀部浑圆所投射的，是男性对于这类女人“好生养”的印象。

因此，男性书写中泛滥的乳房话语，折射的是父权对于性与繁衍的渴望，是将女性投射为欲望的物品，而女性在性爱与生育之外广阔的成分，在这种物化书写中消失无踪。

暧昧的是，父权制渴望女性身体的滋养，却又恐惧着女性超越其控制的欲望，他们害怕女性的个性、女性的欲望，成为焚烧乃至僭越他们权力秩序的火焰。

《隐入尘烟》马有铁与曹贵英。

又苦又善良相比起《白鹿原》，《隐入尘烟》的难得之处恰恰在于它让贵英成了主角，让老四和贵英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建立在迎合宗族社会的价值体系上。

老四与贵英的珍贵之处基于他们相似的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麦芽、麦粒、燕子、雏鸡、驴等自然之物的敏感和怜惜。

他们在脆弱的麦芽中看见自己，又在自己建造房屋的过程中找到具体的美好。

这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叙事，而是两个没有办法的人在艰难生命中的互相守护。

李睿珺想拍他看到的甘肃农村，那是他朝夕相处的故乡的模样，影片中老四在干农活时对于曹贵英的抱怨、同村女性因为曹贵英的身体问题而流露出的嫌弃、乡土社会内部的算计、扯闲话的乡亲们流露出的保守观念等，无不体现出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真实性的看见，他在塑造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妇时，并没有避讳他们身上不完美的地方，因为那是环境赋予他们的，是他们一生无法洗刷的存在，但他们内心依然有善，他们仍会凭着纯粹的爱、关怀、善心与不忍，去做那在压抑生活中使人看到光明的事。

这就是老四与贵英的可贵，他们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生活的努力。

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是《隐入尘烟》中最动人的部分。

衔泥筑巢、用电灯照射孵化小鸡、雨夜出门，抢救盖房的土坯……片中老四与贵英的对话简短而含蓄，淳朴而真挚的情愫却流淌在具体的生活细节里，当电灯穿过纸箱的洞眼，灯光如花朵般洒在墙上，老四摇晃纸箱，让灯光洒在贵英的面庞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浪漫。

他们其实在互相拯救彼此，让彼此单薄残酷的生活多了一丝值得留恋的理由。

影片中有一幕简短而动人的对话：老四进城拉东西，归来时，贵英提着手电筒在村头等候，她怕水凉了，把瓶子包裹在胸口衣服里。

老四说天冷，怪她何必在此久等，贵英说：“水冷了三次。

热一回（你）没回来，热一回（你）没回来。

”老四接过热水瓶，又握住贵英的手，给她取暖。

在麦秸堆旁，老四用麦粒在贵英手背上印下一朵梅花。

贵英用草杆编织一个小毛驴给了老四。

影片结尾，草叶小毛驴还在老四的手上，可毛驴身上的枝叶已经枯黄。

影片中这些小小的细节，增添了生活感，也让人被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所打动。

但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爱情，影片没有过度美化两人的关系，当老四让贵英帮忙把麦捆子叉上车，贵英因为身体原因屡次失败时，老四也会责备贵英，甚至说出骂人的话语。

从山沟沟里长大产生的积习，不可避免令他沾染一些乡土社会观念的局限，但他源自于内心善良的关怀与尊重，使他与贵英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男性拯救女性的故事，他们其实在互相拯救彼此，让彼此单薄残酷的生活多了一丝值得留恋的理由。

老四摇晃纸箱，让灯光洒在贵英的面庞上。

贵英去世时，有人对老四说：“你坐一会儿，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

”电影没有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是延长了一段叙事，呈现了老四在贵英去世后茫然无措的状态。

他得到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他生命中最珍惜的部分被上苍收走了，他拥有了一间新的房子，他的日子看起来终于要摆脱贫困的境地，当他抬头回望，墙上悬挂的却只是沉默的黑白相框，再也没有一双温暖的手牵住他的手，再也没有一个人捂着热水瓶守在他牵驴车归来的路上。

那一刻他才恍惚意识到，什么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什么是他生命中最温暖最快乐的成分，而他已经永远失去了。

但这部电影不只有感伤，它对于乡土社会，或者说人情社会最冷峻的讽刺，其实反映在“老四一次次被要求献血”这个贯穿全片的情节上。

老四善良、本分、有利他之心，但其他人恰恰利用了他这种“老好人”的性格，一次次把不公平的处境施加在他的头上。

这种“老好人被欺负”的情况，现实中比比皆是，诸君成长过程中想必也遇到过，而当我们看到这一情节，本能地就会联想到自己的生存经验，会去在内心追问，为什么老好人总是被欺负？

一个注重道德评价的环境里，为什么反而最在乎德行的人承担的苦难反而最多？

这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人情社会及其道德体系的无声反讽，只不过这种反讽其实也不新，在余华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我们就见过。

余华书写“又苦又善良”，书写“老实人被命运捉弄”，其实余华的小说里最大的主角就是命运，是那双玩弄普通人使人们一次次承受苦难又见证苦难如何在感激与玩笑中结束的无形之手。

相比之下《隐入尘烟》犹如《活着》的温柔版本，它延续了《活着》的“又苦又善良”叙事，但它的反思和批评隐匿在一个温柔的外壳里，《活着》的情节是酷烈、无情的，而《隐入尘烟》尽管也出现了死亡，但因为慈悲，还是给了老四一个开放性结局。

批评家对于《隐入尘烟》赞美后的遗憾，实际上是对于“又苦又善良”叙事的厌倦。

一个人承受很多苦难，经历了很多委屈，但他不抱怨，默默忍受，他总是在艰难的命运里走自己的路。

很多人喜欢这种叙事，从余华在《活着》中塑造的主人公，到《隐入尘烟》里的老四与贵英，再到今年一度流行的“新东方绝境求生叙事”，“又苦又善良”从未在中国舆论场退场，相反始终出现在故事中。

当一个时代「又苦又善良」的叙事流行，它的背后终究是莫大的辛酸，因为它说明我们受了太多太多的苦，而我们善于从苦难中提炼感动，却无力去深入改变苦难发生的结构，于是只能受苦，只能承受，只能一次次，幻想自己在黑暗的阴沟里看见月光。

而在《隐入尘烟》中，老四就是这样“又苦又善良”的代表，但他因此不真实吗？

我觉得不是。

一个人稀缺，不等于他不真实，老四这样的人物，在乡土社会里其实也不少见。

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艺术上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追究起来，在大致肯定《隐入尘烟》的艺术价值的前提下，这部电影与大师之作真正的差距在于它的精神与哲学高度，它诗意地呈现了西北乡村失语者的精神世界，它对于乡土社会的失落和问题都有所侧重，但它的整体思辨性并没有超越“又苦又善良”叙事，也没有对乡土社会对于部分人事实上的压迫和剥夺（例如屡禁不绝的乡村溺亡女婴事件、乡土社会常见的女性沦为生育工具的悲剧），乃至于那种“承受苦难，又将苦难神圣化”的叙事，是如何演变为苦难共谋者的，乡土社会的问题为何如历史轮回一般上演的，对于这些需要哲学思辨力的问题，《隐入尘烟》都没有深入涉足，而只是停留在一种诗意的缝合化。

因此，如果要说遗憾，这才是《隐入尘烟》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