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柱

在日军统治时期的朝鲜，所有民众连名字、语言、梦想都被加于规条，完全失去人生自由，在这种环境下在一起出生和长大的同岁表兄弟尹东柱（姜河那饰）和宋梦奎（朴正民饰），东柱一心梦想着成为诗人，用笔的力量为国家尽力，而总是行动派不顾一切的梦奎虽然一直在身边却是像一个最高障碍物。

在“创氏改名”（强行要求韩国人更名为日文名）的国家受难日子里，东柱和梦奎也不得不到日本留学，到了日本后梦奎更是一心投入独

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吟出来的诗是否真的有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文学无法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宋梦奎坐在桌前抛出这个沉重反问，他们不敢回答。

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他们降生的土地被蚕食，甚至连母语、姓名都不能存在，更何况梦想。

现在的我们遥想当年，为他们深陷囹圄默哀，但谁又能说后人不会为我们摇头叹息呢。

寻找光明的主题一直都在，只因黑暗从未散去。

宋梦奎是走在群众前面的领袖，是哪怕被扼住了喉咙，也一定要把理想喊出来的先行者，在那个时代，正义被蒙了尘，理想被嘲笑，幸福变得不可及，落入昏暗的时代，总要有些人去做，去奔走，去呐喊，才能把这厚重的天撕破一个口子，所以他站在一直被神权教育的村民面前敞开怀的演讲，宣讲在当时被看成无稽之谈的共产主义。

他是清醒的，这种清醒是只知对错的局限，他知道何为正确，却在正确的尺余之间盘旋。

课堂上，梦熙朝先生一次次的质问，才让宋梦奎意识到自己的浅薄，眼界的狭隘。

他一直抱怨宗教神学的无用，宣扬共产思想的真正，但自己却一直在修建空中的楼阁。

来中国找共产志士，却被利用成了杀手，党派之间敌对他辨不明，只能成为棋子；为新的临时政府奔走筹资，到最后溃不成军。

他彻悟文学是精神上的一次讨诛，是一种比武器，比威胁更强大的力量。

而如果当一个民族放弃了对文化的最后坚持，改了自己的名字，换上了他姓，禁掉了母语，当他们以一切姿态主动或被动的遗忘自己民族积淀下来的文化知识时，这个民族才算真正的亡了。

东柱去拜访郑芝溶先生时，两人面对诗才的惺惺相惜只是片刻，转瞬而来的就是他们的无奈，一个诗人，一个民族的诗人，当他们无法再用本族的语言来表达所有情感时，是怎样的一种耻辱。

所以郑芝溶先生选择了封笔，隐居乡下，用一种清高的方式来做自己最后的抗争。

诗人的清高在于他们无法背弃信念妥协，也无能走在前列奔走相告，郑芝溶先生选择的沉默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他们扛不起复兴的使命，或者说他们没有抗争的勇气。

勇，不管是匹夫之勇，还是志士之勇，只要是勇气都是弥足珍贵的，梦奎充在胸腔的勇一步步的前进，行在离东柱越来越远的地方。

如果没有梦奎，东柱也许只会是个沉迷于诗的痴人。

东柱爱诗，深爱简短句读间的深邃，难舍其精湛短小中迸发的思想力量，他一直在诗歌里，哪怕在那样的危险。

而梦奎早早看清了这个丑陋的世界，他选择用自己来换取未来，他知道潜藏的危险——死亡。

对东柱来说，他还未了解到这个世界的全部，或者说他领悟的太晚，太过迟钝，像个单纯的孩子，守护着诗，小心翼翼，害怕消逝。

梦奎一直没有告诉东柱太多，可以说是行着表兄的责任，像家里牵挂的长辈，避免陷入危境，另一方面他其实在留一片安宁，让东柱替自己去过好那属于明朗未来的生活，继续去看书，去作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动荡中，两个人的选择，看似会走向两个未来，其实最终还是滑向了一个结局——陨灭。

在一个自保难求的时代，怎么还能守住梦想情愁。

东柱东京求学，以为可以逃得过汹涌的政治浪潮和战争阴影，但是行到哪里都还是在侵略者的淫威下，自己本身就是即将失去故土的亡国之人，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知，在帝国文化下，日本军官当众剪去了他的头发，他知道，终究是躲不过的，既然没有选择自尊的活下去，那就站起来去坦荡的面对死。

在日本监狱里，东柱和梦奎入狱，侵略者为自己创造虚伪的正义，为自己是文明国家做一种无力的狡辩，用所谓合法程序宣称自我的文明，将一份认罪书摆在了他们面前，每一条的罪证只是将他们致死的借口。

梦奎哭着读完了每条罪状，签了字，他没有认罪，而是痛恨自己没有做到更好，为什么把罪状上的每一件事没有做完。

东柱苦笑着拒绝了，在他被日本警察审问的同时，记忆穿插起他行过的事，见过的人，写过的诗，才发现他做了那么多事，却唯没有在投身革命起义奉献太多努力，他感到愧疚。

两种方式，一个态度。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新时代的带来，却为了新时代一直努力着，一个是从始至终的激昂斗士，一个是后知后觉的爱国诗人，两个人的悲剧是飘零朝鲜族的悲惨缩影，也是所有黑暗时代文人无奈的最终结局。

（文/鬼脚七）2014年，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上映，影片以萧红的一生来展现破败时代中的黄金岁月，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影片很难说完美地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但是许鞍华的风格尝试仍然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而今年，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东柱》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那部两年前折戟的同类型影片，同样的以一个写作者的跌宕一生作为影片主线，同样的与飘摇时代惨烈地对抗，同样的高傲而寂寥的结局。

然而不同的是，萧红尚且可以有能自己决定“怎么爱、怎么活”的自由的“黄金时代”，到了《东柱》当中却成了连选择都变得奢侈的遗憾和荒谬。

对于诗人尹东柱来说，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过“黄金时代”，而只有难以言说的“耻辱”。

影片的主人公尹东柱是一个诗人，这是我们能给与他的最纯粹的定义；然而现实往往无法容忍纯粹——他是一个朝鲜诗人，但他是一个生活在日治时代的朝鲜诗人。

身为诗人的“小我”与身为民族一员的“大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贯穿了尹东柱的一生。

28年的岁月，是一场在异国、异族、异文化中的漫长征途。

历史上的尹东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贴上了“爱国诗人”的标签，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生，却始终都是在逃离和回避残酷的现实，始终都在朝着“救国”的道路愈行愈远，从“满洲”到朝鲜，从朝鲜到日本，他违抗父命不学医而学文、背离朋友放弃“运动”而沉浸于文字、不青睐革命而醉心于爱情，甚至，为了更好地追逐梦想，宁可屈辱地按照日本的政策“创氏改名”，以“平沼东柱”的身份去往东京，这一切，都离我们想象中振臂高呼、启发民智的“爱国诗人”相去甚远。

正是这样一个对于政治并不感冒的尹东柱，却因为政治罪名被捕、被虐待而死在狱中，继而被冠以“爱国诗人”之名加以纪念，历史的诡谲和无稽往往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尹东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影片并没有急于就做出结论，而是将这种生活流离的若干片段穿插在尹东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回忆当中。

如果说，《黄金时代》是通过当年人物的“出镜讲述”来重新拼凑了一个第三者眼中的萧红，那么《东柱》同样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展现的却是一个从没被人看到过，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的尹东柱。

影片随着在尹东柱被捕之后在狱中接受日本军官的拷问开始，每一个对于他罪名的指责都以他回忆中的真实状况相对比，是的，这些罪名颇有一些“欲加之罪”的影子：他所热爱的诗人因为身为左派，使他也被打上革命者的烙印；他出于友情而关心朋友，自然也被当做谋反的罪证——但是导演并不是在这里批评和暗讽日本殖民者的歹毒和凶恶，而是在这种反差当中，尹东柱的一脸惶然更为摄人心魄。

《东柱》通过这种反差，完成了《黄金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使得尹东柱的形象得到了重塑，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爱国诗人”，而更多的是一个莫名其妙成为“爱国诗人”的无知青年。

影片在碎片化了尹东柱一生经历的同时，给尹东柱的给一段人生都打上了一个问号，在日本军官的责难与尹东柱自身回忆的罗生门里，他究竟做了什么，成为了影片所追寻的根本问题。

影片当中通过画外音独白所确立的诗人身份，通过回忆所展开的青年生活，以及在现实中的囚犯处境，形成了相互交缠、抵消、矛盾的不同方面，作为一部同样试图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寻找定位的影片，《东柱》并不是以丰富和补足我们印象中的尹东柱为起点，而是选择以模糊和消解他的固有形象为切入的。

在这种略显混乱的模糊性中，我们关注得以和影片中的所有人一样，从完全陌生的角度去接近和了解尹东柱。

影片的这种立意也在形式上得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应和。

《东柱》采用了双主角的结构（虽然片名叫做《东柱》，至少我们很难分清两人之间谁的戏份更多），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导演的上一部影片《思悼》，少年时代的尹东柱和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表兄宋梦奎一起出生在中国，这是一个远离了他们故土的地方，兄弟两人一个热爱诗歌，一个擅长散文，双双沉醉于文学的汪洋之中，成长后的二人回到朝鲜就读，进而考入东京的大学深造。

本来亲如手足的他们却因为观点的分歧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正如鲁迅和周作人的多年恩怨一样，尹东柱将诗歌看做纯粹的情感抒发，他既不理解政治，也不愿参与其中；而宋梦奎则顺应时代投入到学生运动的洪流，办杂志、创社团，像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曾热血沸腾过的那样，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奔走。

决然不同的两人在影片的叙事进程当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尹东柱的不同可能：他究竟是一个不谙世事、单纯幼稚的天真诗人，或者是一个在宋梦奎的反衬当中超脱现实的遁世青年，他的边缘人处境，究竟是一种不屑的叛离，还是被时代放逐的无奈。

和《思悼》当中所描写的父子二人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在特殊的无奈环境中的男性形象相似，《东柱》也显然将尹东柱和宋梦奎的并置变成了一种象征，他们成为了一整个时代青年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解放祖国光复的历史使命，另一面却是个人梦想爱恨情愁的自我尊严，特殊的时代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

正如尹东柱自己所说，他成梦奎的“影子”，成了历史背后的鬼影憧憧。

或许我们会问，哪怕国难当头，难道就不允许一个敏感而细腻的青年只写下温柔的诗歌，而不追求热烈的辩论吗？

或许可以，然而他们却无法得到善待。

不参与政治的尹东柱也难以逃脱“被政治参与”的命运，在日本求学的他遭到日本军官的羞辱，被当众剃掉头发，在这一刻，极具象征意义的，我们看到这种两面性被暴力方式所整合，追求个体价值的文学青年被扼杀，而被强迫地“变成”追求民族大义的革命青年——尹东柱无路可逃，只能回头去找曾经的伙伴，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像他一样，参与革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这种转变如此突然，却也如此顺理成章，影片在前半段所一分为二的两条线索在这里重新纠结成为一股。

事实上，剃掉尹东柱头发的，与其说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官，不如说是在二战当中裹挟朝鲜的世界局势本身，正如前文所说，导演在《东柱》当中并不仅仅想要表达被侵略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柔弱的诗人身上折射出力量和信念，而更重要的是，在尹东柱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被无法抗拒的时代所扭曲的诗人之魂如何怆然地消失。

影片并不着力地心系国族命运，而更关注个体生命的沉浮。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东柱》最终将时代青年的两面糅合在一起，展现给我们的，是混合着尹东柱和宋梦奎各自特点的朝鲜青年，在祖国沦陷的岁月中欲求报国无门，欲求避世而不可的窘境。

在这里还很值得一提的是，尹东柱找到梦奎，表示想要加入革命，而此前一直批评东柱“过于感性”的梦奎这时却对东柱说：“枪由我来举，你还是写诗吧”。

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兄弟，表面上相互指责对方的生存方式，这些指责却事实上建立在无比深刻的相互理解之上，梦奎何曾不理解东柱的文学梦想，他甚至一眼就能看穿东柱的脆弱和痛苦，因此他才知道东柱更适合的是什么。

在这种拒绝背后，影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完成了兄弟两人的和解，也最终呈现出这些青年们永恒的矛盾和悲哀——在民族解放的重任面前，个人的梦想不值一提，然而“不有行者，无以图未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梦奎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文学，而保护着东柱的文学。

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这些文弱的青年们，只能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当中最美好和最纯粹的那份梦想。

这种带有强烈悲壮感的和解方式，与导演李濬益去年的《思悼》中的处理如出一辙，在《思悼》中的一对父子通过生死的诀别最终完成了对话和理解，而在这里，走上不同道路的兄弟最终通过相互的成全来完成了对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和解。

相似的不只是导演所采用的手法和方式，而同时也是我们随着影片节奏被调动起来的情感。

可以说，在经历了影片前面近乎冗长和碎片化的细枝末节之后，结尾部分的情感宣泄成为了我们最终理解尹东柱，以及与他感同身受的关键部分。

李濬益所采用的这种先抑后扬的叙事技巧，无论在《思悼》还是在《东柱》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即便在《东柱》当中，黑白的画面和零散的故事线多少会在影片开始阶段让部分观众难以适应，但是这些缺憾都在影片结尾得到了圆满的补偿。

影片通过这样的取舍，来重新呈现了一个无法选择命运的亡国诗人的命运起落，它最终也没有划定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尹东柱，但是，却的确勾勒出那些被忽视和被放逐的时代青年们的悲哀身影，而这正是《东柱》借尹东柱的经历所折射和传达的无力喟叹。

影片结尾部分，宋梦奎和尹东柱被要求在供认书上签字，梦奎看着纸上罗列的种种罪行：煽动学生、传播违禁书籍、组织叛军、意图叛乱……他签字了，不是因为屈服，而是因为“如果这一切我都做了该多好，我没做到，我很抱歉”；而东柱却拒绝签字，也并不是因为对抗，而是“出生在这个世上，我却只想写诗，我很羞愧”。

如此荒唐，如此无奈。

一个投身于革命的青年因为自己不够“有罪”而痛哭，一个远离政治的诗人因为自己没有参与革命而羞耻。

选择不同道路的两人最终因为这尴尬的时代而殊途同归，走上了殉国的道路。

多年之后，尹东柱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他真的“爱国”吗？

是的，只不过他不是以一种热血的呐喊在爱国，不是以一种主义和口号在爱国，而他的的确确是在用每一个字、每一行诗来爱着他那个深受创痛的祖国的。

而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的这份爱，却让他深感遗憾，却让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以写诗为羞的“耻辱时代”。

原载《电影世界》2016年06月号

文字狱么，不过这是在抗日期间，被镇压！

说实话，就是被倭寇镇压了，杀害了。

在韩国的政治生活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与反日联系在一起的。

为不忘“亡国”之耻，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韩国始终抓住两条线不放：一是清算历史，铲除“亲日派”，为抗日功臣正名。

在韩国，凡是“亲日”派人物，一律不许进入政界。

在国家机构中，政府专门设有一个特殊的部级机构“国家报勋处”。

其职责是表彰在抗日独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抗日英雄和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

这些人在乘坐飞机时可拿经济舱的票坐头等舱，还可以免交高速公路费和停车费等。

《东柱》是以真实人物尹东柱作为原型改编而成的作品，讲述日本统治时期两个表兄弟的人生故事。

许多观众被影片所感动，认为其就像把人拉到了过去，从一个爱国者的角度看当时无力却依然与努力抗争的人民群众，也让更多观众加深了对这位英年早逝爱国诗人的认识。

回顾李浚益导演的作品，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但都一样能够吸引观众。

不过该片更像他执导的电影《素媛》，虽然让人看得咬牙切齿，出来的评价也很高，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小众”的标签。

挺喜欢结尾的，情理之中。

以真实人物尹东柱作为原型改编而成的作品，讲述日本统治时期两个表兄弟的人生故事。

许多观众被影片所感动，认为其就像把人拉到了过去，从一个爱国者的角度看当时无力却依然与努力抗争的人民群众，也让更多观众加深了对这位英年早逝爱国诗人的认识。

回顾李浚益导演的作品，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但都一样能够吸引观众。

不过该片更像他执导的电影《素媛》，虽然让人看得咬牙切齿，出来的评价也很高，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小众”的标签

今年六月，有“韩国金球奖”指称的百想艺术大赏将2016年度的大奖颁给了导演李濬益，以表彰他在此前拍摄的两部影片，《思悼》和《东柱》。

值得注意的是，《思悼》在去年代表韩国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而以艺术水准而言，《东柱》也无疑将在韩国今年的另外两个电影奖项，即青龙奖和大钟奖评选中有所斩获。

事实上，《东柱》讲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旋律故事：诗人尹东柱和他的堂兄宋梦奎由故乡前往延世大学求学，随后创氏改名（日治时期朝鲜姓名被迫日本化）前往日本继续学习。

宋梦奎在这一过程之中逐渐开始计划反日革命，尹东柱则一直与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对他的计划并不上心。

直到在课堂上受到日本军方侮辱后，尹东柱最终下定决心与宋梦奎共同发起革命，然而却又被日本当局逮捕，最终受尽折磨、死于狱中，成为活体实验的牺牲品。

“一颗星是回忆/一颗星是爱恋/一颗星是孤寂/一颗星是憧憬/一颗星是妈妈，妈妈”尹东柱在他的诗歌《数星星的夜》里这样写到，这首诗也刚好概括了《东柱》这部电影的内容和尹东柱本人短暂的一生。

影片用两次背井离乡（从满洲到汉城，从汉城到日本）、两段求学经历和两段未能等到结果的感情构筑了尹东柱的生活，审讯段落穿插其间，其结构与《末代皇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暗示了尹东柱一生走向和必然结局。

从2014年的《素媛》，到2015年的《思悼》再到今年的《东柱》，李濬益不仅用短短三年的时间把韩国数百年的历史拍了个遍，而且还都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一时间也足以挤入韩国一线导演的阵营。

这次《东柱》的成本虽然只有区区三百万人民币，但却用极少的布景和看似极简的黑白摄影很好地传达了晦暗的历史感，这点让人想起同时抗日题材却在表现形式上完全相反的中国电影《红高粱》——前者描述的是诗人平淡憋屈的一生，后者极高调地展现了西北大汉的壮烈牺牲。

前者色彩缺失，全靠光影来表现人物压抑的情感和历史的黯淡无光，后者则是色彩暴力，用大量的色块宣泄荷尔蒙并构建人物情感。

总之，黑白色调来展现诗人的生活，既考验技术，同时也很讨喜，既显得厚重，又文艺范儿十足。

从内容上看，导演对尹东柱这一历史人物的表现无疑是敏锐而大胆的。

尹东柱是著名朝鲜语诗人，在朝鲜族人群里，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无不知晓尹东柱；对于诗人作家来说，他更是被推崇的偶像。

然而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刻意撕下了“爱国诗人”的标签，对人物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和重塑：相比他那喜欢振臂一呼的革命家堂兄，尹东柱好像从来都太不起眼，以至宋梦奎走到哪儿他便跟到哪儿，成为了宋梦奎的“影子”；他的诗歌也并不被时人重视，堂兄的散文大作却罕见登上报纸，让尹东柱的父亲羡慕不已。

甚至，就算拿同时代的中国诗人作比较，也会觉得他既没有堪比鲁迅的沉郁，也没有类似闻一多的豪放，更不像徐志摩那样甜腻。

但可以说，恰恰是这种诗歌风格的非典型性和性格的边缘性构成了“尹东柱式”的悲剧：在导演李濬益和编剧申渊植看来，正是混乱的时局葬送了他的才华，颠沛流离的生活消磨了他的意志，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将这样一个与战争和“干大事”根本无缘的敏感纤细的诗人推向了历史的深渊，逼着他走上了革命这条不得已而为之的“绝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柱》固然是一部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反日电影，但它却是扎根于个人的。

就像影片寓意深长的结尾所讲述的那样——尹东柱正在用韩语说出他诗集的名字“天空、风、星辰”，此时日本特务破门而入，他也平静地吐出了最后一个字“和诗”——全片就此定格。

没有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没有一个烈火中永生的眼神，不必强调冗长的审讯，也不必展现死亡的壮烈，因为“诗”才是他的起点和归宿。

韩国电影《东柱》是根据韩国作者李正明的历史悬疑小说《编号645》改编的，但是对比了小说和电影之后我发现，这个改编明显是大了很多：原著小说从福冈监狱中的谋杀案开始写，一位诗人囚犯与监狱看守的死，充满了悬疑色彩。

然而在电影中，狱中凶案这些悬疑噱头完全被去掉了，而只剩下了真实的历史——诗人尹东柱和表兄宋梦奎，两个被日本警察杀害的朝鲜志士的短暂人生，尹东柱死时年仅27岁。

或许正是为了赞许这个“去悬疑化、归于历史“的改编，《东柱》获得了2016年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剧本奖。

《东柱》的节奏和情感非常之克制，像这位导演的另一部片《思悼》一样，然而我想写的，却是本片背后的历史观叙述。

1、用电影重建满洲移民历史叙述最令人尴尬的，就是诗人尹东柱的归属问题了。

他1917年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明村，1932年入龙井恩真中学，1935年入平壤崇实中学，1938年进入汉城延禧专门学校（今天韩国延世大学的前身），1942年进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1943年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被捕，1945年遇害，父亲将其尸骨带回龙井安葬。

电影当中，也就是按照这一人生脉络来讲述他27年的短暂一生的。

诗人尹东柱，后排右一用韩国驻华大使馆博客上的描述文字来说，“尹东柱是韩国代表性的民族诗人，通过诗中那整洁的诗语，可以切身感受到作者对民族的爱与对祖国独立的渴望”。

然而，2013年媒体曾经报道过一桩公案，就是尹东柱的一个堂弟，后来成了韩国的著名歌星，他回到尹东柱的出生地龙井，赫然发现，重建后的尹东柱故居旁的石碑上写着”中国朝鲜族著名诗人尹东柱故居“，韩国媒体愕然，这位用朝鲜语写诗的韩国民族诗人，为何会成为中国诗人？

从而引发了媒体标题为“中韩两国抢诗人”的新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1917年，尹东柱出生时，无论是龙井，还是延边，还是吉林，还是东北，都属于中国，准确地说，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版图内，而当时的朝鲜半岛，已经是日占了。

尹东柱是出生在中国的第二代朝鲜移民，家庭信仰基督教。

从清末到民国，由于日本占领朝鲜，为了躲避日本统治，也为了寻求更多生存空间，有大量的朝鲜人举家从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图们江（朝鲜语称之为豆满江），移民到东北即满洲境内，尹东柱就是这些移民的后代。

而1935年尹东柱离开龙井前往平壤读书时，满洲已被日占，伪满洲国成立，那时的他，实质上是伪满洲国间岛省人，前往日治朝鲜读书，当然在当时，这种在日本和日占的满洲、朝鲜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常见，后来做了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也是离开了庆尚北道的家，去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读了军校。

所以，维基百科上写尹东柱的国籍是日本，韩国认为他是韩国诗人（尽管当时韩国仅有流亡中国的临时政府），中国地方旅游攻略和故居上着写他是中国朝鲜族诗人，还有地方写他是中华民国朝鲜族诗人，确实有点乱。

毕竟，由于历史与战争的纷乱，导致曾经一国而居的朝鲜民族，在历史上分别成为日据朝鲜人、归化清朝朝鲜人、中华民国东北朝鲜人、伪满洲国朝鲜人、北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朝鲜族等多个历史主体下的族群，从而身份复杂难以界定。

中国朝鲜族诗人、韩国民族诗人，还是伪满洲国朝鲜诗人，不只是当代人困惑和争论，尹东柱自己也用诗表达过民族身份认同：《故居——在满洲(中国东北）》(1936):穿一双破草鞋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当年渡过图们江跨上了这片凄清的大地在那江南天下有我温暖的故乡他清楚地知道“温暖的故乡”在图们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但却困惑于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在满洲，这片凄清的大地。

今年2017年，是尹东柱诞辰100周年，或许是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延边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纪念尹东柱学术会议上，改了说法，说尹东柱是“朝鲜民族”诗人，这一下就放弃了国籍之争，无论是中国朝鲜族，还是韩国人，还是北朝鲜人，都算朝鲜民族，从族群的共同角度看待，变得统一了。

然而电影《东柱》，实际上是通过电影语言，对这段满洲移民历史进行重新叙述。

韩国最知名导演改编自韩国知名作家的小说，讲述韩国民族诗人尹东柱的故事，看完电影之后，每个人都会毫无争议地认为，尹东柱就是韩国民族诗人，甚至会觉得，当时满洲的朝鲜人，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

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朝韩两国历史学界努力的某个方向，就是通过把满洲历史叙述纳入朝韩历史叙述，从而把满洲历史，纳入朝韩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上，满洲确实与朝鲜半岛联系紧密，第一本朝鲜文圣经就是在奉天翻译完成并传入朝鲜的，从而开启了朝鲜半岛的传播之路，无论是片中的尹东柱，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还是韩国国父金九，才会诞生如此之多的基督教背景的韩国独立运动引路者。

而尹东柱27年的人生中，有18年是生长在满洲的，并且在多地求学途中多次往返满洲与朝鲜、日本，而《东柱》中完全淡化了满洲，而是以尹东柱龙井家中典型的朝鲜民居场景，来代替满洲，这个尹东柱生长18年的空间，甚至没有出现中国人（但实际上他读的就是汉族小学），去满洲化，是《东柱》背后隐晦表达的韩国历史观，也是将满洲朝鲜移民“韩国化”的叙述方式。

这其中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好电影的缺位，导致我记忆当中，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全部是韩国的《黄海》、《北逃》这些，仅有一个中国电影是郝蕾演的女主是开篇生活在延边的，可这个电影还成了敏感词无法打出来。

所以，由于韩国电影强大的传播力，对这个群体的历史叙述，就只能拱手让给韩国电影，最终，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成为韩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用自己的视角去更好地讲述它，它就会成为别人口中，他们的一部分。

2、对仁人志士的历史叙述从中国人的观念看，尹东柱和宋梦奎，是抗日被害的志士，甚至烈士。

然而，在《东柱》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志士，甚至烈士。

宋梦奎到处搞事情，可却没什么进展，连张传单都没发出去就被抓了，窝囊得很；尹东柱，诗人，软弱、逃避、动摇到了无以复加，简直是丢尽了志士的脸，看完感觉一点都不伟大，甚至有点活该。

然而在导演和编剧眼中，这就是真实的他们，真实的当时韩国年轻人，有青春，有热血，也有逃避，最后日本人也是苏军打败的，没他们什么事，但导演却可以心安理得地记录下他们的青春，无论他们对历史贡献大小，哪怕是他们最后在狱中对着父亲痛哭流涕说我对不起你们，但这电影依旧可以得到青龙奖最佳剧本奖，不会说他是在污蔑民族志士。

恰恰是这种对待历史的放松心态，而让韩国那段其实并不十分激荡的历史，在电影工业神奇的叙述中，再次变得丰富而动人起来。

个人公众号：古尔齐亚

请问尹东柱囚服上面“四七五”是当时的他的真实号码吗？

求大神解答请问有人知道四七五号这个的来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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