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感觉并不会欺诈，判断却会。

Thinkers向人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世界，和在其上发生的一切。

为的是不让人们的思想走上歧途，进而让这些事情不再发生，或一再发生。

一生中，我们要与太多事作斗争，不间断地、不减量地、很多时候不情愿地。

（看看阿伦特在电影中说了什么，再看看我在开头说的）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s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Sometimes, some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omeone.===========================结尾阿伦特在思索并自我验证：恶不可能既平凡又深刻。

恶总是extreme，而不可能是radical，只有善良可以同时又deep又radical。

翻译的不见得准确，所以也无法仔细去理解她的意思。

如果不善不恶是一种中间态，不假思索的行善和作恶各为+1，那么有意识的善举和恶行，它们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异的。

作恶需要躲避他人的审视、内心的纠结、道德的评判，还可能有来自法律和习俗的惩罚，一进一出，善与恶的使力比为0:2。

也就是说，达到同样程度的善与恶，后者要比前者投入更多的力气，这里当然实际操作的力气和思考所花费的心力。

如果善是一种绿色气体，而恶是红色气体，注入同样的硬质透明容器，红色的颜色要比绿色更深。

而如果红色的浓度和绿色一样，则代表着量的减少，也就是说思考的不够。

换句话说，如果恶的结果没能配得上为它付出的思考，那么也就没有值得的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难道恶都是来自于人们轻浮的想象？

或是一种便于描述的归类？

比如恶魔，比如撒旦，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如果善的极致是∞，那么从上面的推论，恶的极致就应该是∞+2，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因此，才是banality of evil，而不是evilness of banality. 所以，几乎一切的恶都是降了智的、思考不足的产物。

============================对于全人类，阿伦特这样的思想者太重要。

而对于她个人来说，这样的思考深度非常不划算。

人们达成共识的条件要求异常苛刻，却对煽动和情绪极为热衷。

比如说起中医，是不是众说纷纭？

即便是吸烟，想要达成一致也不太容易。

那么对于放射暴露呢？

它所表现出的，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

这样一部传记电影，看起来似乎深刻，有人还说“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

然而，我看到的，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平庸的恶”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于是，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

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一种结果，一种光环和成就，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

电影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

这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甚至是强化它，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

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这带有明显的标识，应该避免聚焦于此，而不是强化。

这可以体现什么呢，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

只有曲解。

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这甚至让人看不到比其汉娜本身性格特点更多抑或是更重要的内容。

不过后面还有更多的让人难以招架的方式。

譬如他人对于汉娜的评价。

当汉娜因为艾希曼审判一事，想为《纽约客》撰稿，报社里的成员这样谈论：”难以置信，那个汉娜阿伦特竟然想要为我们写稿。

“…..”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乞求得到为《纽约客》撰稿的机会。

“”弗里西斯，是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鬼题目。

“”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去看看吧。

“她是第一位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文化来描绘第三帝国的作家。

“它是辉煌的，但抽象的。

“哇哦，真是辉煌。

一个带蔑视的形象，一个洋洋得意的形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下结论。

三人各自的表现将这种成功后所带来荣耀和名誉的一种影响，在他人的一唱一合里发挥极致。

我觉得导演不懂得什么是含蓄。

当然，这是一种常规套路。

但是这一段话就这么赤裸裸地砸给了我，淬不及防。

如同在关于艾希曼的审判那段一样，人们在汉娜思索、疑惑、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了快感的临界点。

因为人们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重要的作品即将诞生。

然后在演讲台上达到了高潮。

因为这是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定位我想我不会这么失望，顶多就是一部稀松平常的电影。

它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论种种深刻的话题，然而影片中的汉娜以一种傲慢的、似乎总是可掌握全局的姿态以及总是特写的抽烟及思考镜头，以及干瘪粗暴的表现方式都无一不是说明它用一种平庸的方式的去论述平庸。

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那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恶一向都是激进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

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是因为它的平庸！

极权国家没有真相，民众得不到真相，最高统治者也由于信息被层层过滤、隐瞒，同样得不到真相，而知道真相的人，因为恐惧更不敢说出真相。

所以，国家到处欣欣向荣。

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 (2012)8.22012 / 德国 卢森堡 法国 / 剧情 传记 / 玛加蕾特·冯·特罗塔 / 芭芭拉·苏科瓦 珍妮·麦克蒂尔

综合戴锦华老师的分享与我自己的观影体验，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通过讲述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暴行的思考结晶“平庸之恶”这一产物的诞生过程与其产生的影响而让观众认识到了思考这一人类特有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提到三观不合，诚然，无论是先哲伟人，亦或是慵慵蚁民，都会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事物思考出不同的认知。

放到影片中来看，有些人如艾希曼，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眼前消逝的生命在他的头脑中不能形成任何一点为何如此的诘问，也借由放弃思考来放弃自我道德的抵抗，把一切罪孽推给他的上级，那个该死的希特勒。

还有一些人如那个出现在闪回画面中的伟大的却也是被诟病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二战中用自己的思考成果为希特勒背书，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本身没有错，可当这一思考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类的，那只会使自己堕入更黑暗的深处。

当然，影片充满希望的把第三种人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成果的汉娜阿伦特，她不像她所鄙夷的艾希曼一样只会接受不会思考，也不像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坚守自己的思想阵营到罔顾现实刚愎自用的程度，她坚守但也质疑，从影片最后我们知道她终身都在不断思考、不断反刍自己的思想结晶。

这也是导演透过汉娜的故事想要留给观众们的礼物，影片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平庸之恶”这一思想理论的赞扬或鞭笞中，而是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并把它带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当我们面临如汉娜一般的处境中，我们能否在不放弃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去质疑自己的思考究竟是对是错，从而即保持警醒又不自恋。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

试图通过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去理解智慧者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最快捷的笨办法是读书。

但是电影片段展现人生，呈现出另一位与波伏娃相同又不同，独特的女性样本，简直令人着迷。

女性之所以不敢显露锋芒，是因为没有独树一帜、优异到脱离通俗男性社会规制的领袖，通览她们的人生，每一次观影、读书都是伟大心灵的激励。

汉娜.阿伦特与波伏娃相同，学术研究始于千页文献，夯实写作文本，从严肃勤奋地攀登书山开始。

很多时候窝在家里，是闭门造车，亲临现场所产生的扭转性观念转变，“他是长相如此平凡、怯懦的男人”，与报道渲染的杀人不见血的魔头毫无相通之处，促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完成。

纳粹犯下种族灭绝罪，人们将其简化归类为恶魔和绝对错误，汉娜阿伦特的书写，试图帮助理解艾希曼作为平庸的普通人被推上历史舞台黑榜的过程。

原来以色列的年轻人会背向这段黑暗历史，借库尔特之口，以述说填补受害人下一代具体感受的空白。

公审的意义在于杜绝绑架、杀害的私刑，给罪犯腾出空间，口述罪恶，核对证据，借审判程序性彰显人类正义的美德，从长远意义上，保证所有人都能经由正当性程序走向罪责相当的结局，给予受难者仪式性的悲恸出口。

辩论是另一种人道形式，汉娜.阿伦特被允许在课堂上为自己的文章申辩，没有鸡蛋、青菜乱飞，胡乱发泄情绪毫无益处，那是“人格暗杀”，克制愤怒，尊重并聆听对方辩手的陈述，是赤膊相见的相扑手合力完成的文明之舞。

党同伐异的网暴者，躲在背后的暗箭扣手，是冲垮理智堤坝的一只只蛀蚁。

汉娜阿伦特忠实文本，思考的巨浪将她裹挟到哪里，她就在哪里登陆，书写到那里。

她勇敢地冒犯所有人，不会预设读者情感，她毫无负担地写作，不做自我书写的第一道门槛，她为自己写作，为敏锐的思考写作，为良知写作，拒绝编辑的删改建议，全面刊登，不说对不起，这一点就值得所有女性学习。

集中营创造一个无意义的黑洞，人的存活，不仅赖于纯粹理性的思考，还需要积极的行动和反馈。

如果说话是上下嘴皮打架，进食为了保持活着，任何行动都如重拳打在记忆海绵上，力被吸收，泡沫回弹。

任何一个微小时空，靠着对人的规训与惩罚都可以迅速建立起奇怪引力的场域，即使无法反抗，也要保持对不合理行为思维的“说不”，同化最为可怖，成为“羊”不自知，陷落人之为人的大脑，请保持思考。

思考确实不会为人带来任何即时直接的好处，思考唯一的作用是让我们共同欣赏绚烂壮丽的浪漫落日，携手抵抗无意识的戾气汇集而成的破窗。

值得担心的是，国家机器下设行政机构日益复杂，人被精准细化，就像艾希曼在庭上诡辩，他只需为一小部分负责，因为他只是高层决策者，与集中营的毒气灭杀相距甚远。

每位公仆苍白着脸，空洞着眼，机械式后退，嘴里喃喃自语：“我只是收发文件，执行部分政策，没有选择”，推波助澜犯下灭绝人类自身的罪孽。

被分割越远，推及越高，人还能依靠内心的自然法则觉醒么？

可能有赖于人类的朴素良心。

一年前，有一位想提前录取北大的同学的家长（是我的朋友），想请我给她儿子做个mock interview，假设我是考官，跟这位搞数学竞赛却热爱这些的同学天南地北神侃。

印象深刻的是，同学在镜头里告诉我，他说他喜欢汉娜阿伦特，但只是听说过她的一些观点，没有仔细读过她的书。

后来，虽然这孩子差了1分没进北大哲学，却以高分进了复旦数学系。

我还是很欣慰，哲学和数学是文理最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其实内核是一样的——揭露事物最初始的面目。

我说，你喜欢阿伦特，得看看她的几本代表作，我一直说等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送一本the origin of totali，而今却食言了。

惭愧。

扯得有点远——当好友推荐这部传记电影给我时，很多零散的记忆和思绪飘了回来，有大学的图书馆，有某几位老师的脸庞，还有那个在校园里没有统一论调、一切都允许争辩的大氛围。

说来遗憾，我自己也没有完整地读完Totali，年初买的全新版本还没开启。

这部电影整体的故事线较为简单——讲述阿伦特从德国来到美国任教之后，受到New Yorker之约去报道Nazi时期的一个军官Eichmann 在耶路撒冷的审判。

随后她的报道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她似乎并没有唾骂这位军官的十恶不赦，相反看上去还在为他开解辩护？

但她始终坚持一点：我看他，是看作一个single case. 不要什么都上升到“主义”（No ism）。

以及，在一个大的错误的框架之下，机器上的每个零部件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机械件”，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思考。

最后在大学课堂里的演讲，真的推荐能好好看几遍。

我是看完之后立刻倒回去做了全文听写（当然，听完之后发现网上有全文，好在核对之后发现正确率能有95%）这里谈几个印象深刻的点：1. 媒体的意义阿伦特在片中出现时的大是，她当时已经出版了Totali这本书，在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是有一位负责的编辑仍然不鸟她，说philosophers don’t beat deadlines. 可能跟我自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关，这部片子再次应证了媒体的取向整体是浅薄的。

媒体的KPI是meet or beat the deadline, 所以面对这么复杂的审判，阿伦特一定坚持看完所有卷宗，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抽丝剥茧的同时，也在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选择。

近来我深刻体会到，即便是very prestigious media, 大家的操作最终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先有一个类似于结论的东西定了调，然后去找证据。

What if it is an open-ended question itself? 而且，媒体的操作符合人类大脑的惯性，那就是去归类。

归类的本质就是做简化和做关联，但越是复杂的社会议题，这两者越是困难。

然而，影片刻画的那个时代里，以及New Yorker这个媒体本身，的确已经是crème de la crème。

总编辑的包容、允许争议、freedom of speech， 才能给阿伦特的首稿开绿灯（虽然，也是巨大争议的开始）。

台词里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真正好的文章，语言语法都非常其次（因为阿伦特是德国人，她的英语并不够outstanding）,而是思想，思想，思想。

只有思考缺位，才不得不靠词藻句式去堆砌，背后隐藏的是思想的残垣断壁。

而这还只是当年——前两天跟好几个朋友聊到为什么KOL也能去当主编？

Do we humans progress at all? 在新媒体时代，可以再去重看一下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本书。

2. 大学的意义那时大学课堂里的讨论活着 seminar, 不是学生做presentation, 老师挨个点评意思意思就好了。

在德语高级课上，阿伦特用最sophisticated case study, 跟学生做头脑风暴。

其实语言是文化最直观却也最浅表的体现，不懂说这个语言的人究竟在想什么，想问题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语言不如不学，真的还不如让位给AI。

片中有一句话说，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要我说，现在大学里能教授knowledge都算不错了，人人都在看skills/techniques, 也就是技能。

其实，思想大于知识，知识大于技能。

对于前两者而言，需要像阿伦特那样，即便功成名就，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话题却还能永远保持清零的心态，一定要从最原始的卷宗开始。

这也是我从18岁以后接受的正统教育：任何东西，除非受困于现实条件，不然必须看原文，或者最最接近于原文的译著（比如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只能看英语版本的）。

永远，不要去看解读，二手三手n手的思想，更不要轻信媒体的报道。

Mass Media针对的是Mass, 但大学生——你的意识必须是elite的。

怎么讲，在我眼中95%以上国内的大学都在错配地培养技工，白领技工。

其实，我国的确非常需要好的技工，但是大学和技校不一样，你应该是培养思考者的，哪怕毕业之后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很普通的职员工作，但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螺丝钉，你知道如何思考。

技工请交给专门的学校，最怕的就是资源的错配。

但我们的大学激励机制如何，老师都是怎样的人，学校的KPI不是就业就是升学还有就是冲进世界前xxx. 如果没有思想的流淌，我觉得这一天会很遥远。

3. 做人的意义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地方恰在于此。

我们习惯于为自己开脱，觉得作恶离自己很遥远，但其实，也许就藏匿在你的不作为里。

你觉得自己很渺小，跳不开大环境的束缚；但大环境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构成的么？

Mancor Olson的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是我为数不多的能读懂的诺奖经济学作品，里面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了类似的问题。

每个人都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做决定，结果是拉低了全社会的全体效用。

平庸之恶，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

习惯去问“为什么”不容易；去问“为什么不”更难。

但恰恰是思考，却让你距离真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口中的“人”，更近一步。

（这也是阿伦特剧中提到的一句话）我还喜欢的几个零星的思考点：激情和理性总是相对立的嘛？

我们若要思考，究竟拔到什么高度，既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但一旦上升太多，不就容易陷入“唯主义”论的怪圈？

（阿伦特在片中也说了：no ism）最后，还是把最喜欢的几段台词抄下来 每日三省吾身。

The greatest evil in the world is the evil committed by nobodies, evil committed by men without motive, without convictions, without wicked hearts or demonic wills, by human beings who refuse to be persons. And it is this phenomenon that I have called the “banality of evil”.I wrote no defense of Eichmann, but I did try to reconcile the shocking mediocrity of the man with his staggering deeds. Trying to understand is not the same as forgiveness. I see it as my responsibility to understan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pen to paper on the subject.Since Socrates and Plato, we usually call ‘thinking’ to be engaged in that silent dialogue between me and myself. In refusing to be a person, Eichmann utterly surrendered that single most defining human quality: that of being able to think. And consequently, h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making moral judgments. This inability to think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for many ordinary men to commit evil deeds on a gigantic scale, the like of which one had never seen before.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人的存在在于思考今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一位老师发出这样的感慨：人越来越远离人的本性，异化无处不在。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解释当前中国社会毫不过时。

我没有看过马克思的相关原典，但是“异化”这个词却是听得很多。

我把它浅显地理解为，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改变乃至扭曲了人的“本质”（当然我也不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

人们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受制于某种外在于人的精神或者物质力量。

人成了滚滚红尘中随波逐流的那个，但是身处时代洪流里的人却是不自知的。

他们（抑或是说，我们）丢失了人的主体性，把外界的无形或有形的控制当成了自己的道德律令或是普遍真理。

电影里，汉娜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说，思考是孤独的。

或许这种思考建立在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扎根于西方文化的“理性基础”之上。

但是何为逻辑，何为理性，什么才叫做思考？

世界上本来没有意义，因为人的出现，意义才被创造出来。

而人们又一代一代的前仆后继来研究这些意义的意义。

这种意义应该是群体性的，而属于这些意义的道德、法律、规范、善恶，都需要放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考量。

好与坏，美与丑，也许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以前看过一部迪士尼的电影《疯狂原始人》。

里面说，智人取代穴居人，是因为智人会思考，会创作。

影片里，那位智人男孩会观察、模仿、变通、制作，这些或许是人类智慧的发源。

而当我们的祖先，不仅留下了许多的物质文化，还将思维方式、文化模式、乃至道德伦理、规章制度一并传给我们时，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不仅存在一种真实时，人又是因何而存在？

恶之平庸在群体里、社会里，种种因素裹挟之下，某些由人们创造、传递、流传、践行的道德律令，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想法和行动。

而道德律令，并不是抽象的存在，它由种种可以单独发挥作用的原则或者伦理组成。

而这些道德的组成要素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

一方面是对上层的忠诚，一方面是数万犹太人的生命。

是选择忠诚，还是选择那些已经被塑造成“非人类”了的“东西”的“微不足道”的性命？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距离来谈道德（亦或者说“善”）。

有时候，我们会为宿舍楼下一只小狗的腿伤而伤心落泪，而看到报纸上登的中东的战火，一扫而过，揪心之后却以极快的速度忘却。

艾希曼在审判席上一直在说，他只是履行了职责而已，他的职责就是把那些犹太人载上火车，运往集中营。

一边是切实的责任，一边是不在自己目光所及范围之内的集中营。

是选择遵从命令，还是螳臂当车？

“遵从命令”，一句话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听者当然会觉得愤怒。

以上帝视角来俯视别人时，当然会觉得自己的道德无暇、以及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若是真正身在其中呢？

若愤怒的听众们生来不是受苦的犹太人，而是一个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进入了这个党派的科层制当中，面对结构带来的压力，他们又会作何选择？

汉娜阿伦特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尝试去理解他，但是并不代表我原谅他”。

理解，代表着她知道，世界上有迥然不同的“存在”；不原谅，意味着她作为一个人，也有自己的立场。

而若是把这个逻辑放在艾希曼身上，是不是说明，他也会思考，只是他有他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他的社会加诸于他身上的规定，本身就与犹太人的生存相背离？

他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他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这句话是我看的一篇写顾城文章的标题。

感慨颇多。

“读书人”，“思考者”，往往把某种理想放在了高处，放在了普通人够不到的地方。

又想到一部电影《王牌特工》。

情节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但是其中反派的做法，我想了很久。

反派富可敌国，想通过一种高科技的手法，让普通人自相残杀，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提高人类的“整体水平”。

他自比为上帝，将他自己选中的人带上“诺亚方舟”。

这种逻辑，和法西斯思想出奇的一致。

虽然人们今天猛烈抨击法西斯，但是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祛除异己”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已经被尘封进历史尘埃里了呢。

汉娜阿伦特倒是坦诚，“你知道我不爱任何人，我只爱自己的朋友”。

不爱犹太人，不爱德国人，不爱美国人。

爱相濡以沫的丈夫、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朋友、身处远方的家人。

或许，她既爱具体的人，也爱抽象的人类吧。

不过她所认为的人类，应该是指人的主体性，即思考所带来的，对善恶、美丑的辨别，对善行、和美好事物的选择。

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情感》，简奥斯汀的一本书的名字，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二分法。

我们思考的时候往往会把二者分开。

哲人认为泛滥的情绪会影响理性，而大众却觉得，哲人们是聪明而冷漠的。

我时常在想，人们能不能够跳出二分法来思考呢。

既然理智和情感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剧中女主和她的反对者的行为，都可以理解。

女主尝试着不带着自己犹太人的情感，来“不是偏颇”地观察对艾希曼的审判；但是如电影里女主的朋友所说，这场审判，不仅仅针对于艾希曼个人，而是带有整个犹太民族的复仇色彩。

艾希曼，在战争的受难者看来，是刽子手，是魔鬼，是断送了他们亲人的罪大恶极者；但是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审判席上的艾希曼，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他并不疯狂与偏执，或许他只是一个更大结构中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固然有罪，但是错不在他。

他的错在于他背后的结构。

阿伦特坚持她作为学者的操守，而普通民众也是在践行他们的情感。

孰对孰错？

或者本来就不存在对错。

今天看一位人类学的老师，写他看学生的田野报告时候的感受。

他说，田野的观察者是“割裂”地去看社会的。

“学生总把人写不见了；看见人，才看见延续，见到变迁背后的不变，感受人身上不可化约的生命质感，触摸人性与社会的创造与生衍……个案需要丰富材料类型：语言、行为、情感、体验、谱系、历史文献……”嗯，也许人们都应该去看看真正的民族志。

看看如何理解“他者”，而且让“他者”理解自己。

抽烟Barbara Sukowa抽烟的时候可真好看呀。

（观后感，完）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传记片的爱好者。

不爱看传记片，不爱看纪录片，不爱看古老的片子。

结果刚看完存在主义女王波伏娃，又看阿伦特。

看着看着我知道，我是在遥远的这里，只有50+的大叔们做老师的环境里，寻找新的人格典范。

看看她们，大概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让阿伦特困惑的问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何以做出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的行为。

——面对恶，最可怕和真实的一面是，你惊讶地发现，恶的背后不是童话里那个长角的怪兽，不是奥特曼里面硕大无比力大无穷，长得稀奇古怪皮肤隆起甚至流脓的怪兽，真正的恐怖片是，恶的背后是一个平常人，不起眼，平常到你总觉得这执行恶的使命是正好落到他头上，下次可能就会落到自己身上，然后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答案是，思考。

思考是一个人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当一个人放弃思考，就放弃自己成为一个人（有趣的是正好呼应Rogers的书名），自己否认了自己的人性，为人的尊严，之后做出反人类的行为，自然不足为奇。

他做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命令，请别人替代自己思考。

好像隐约看到一些逻辑，结尾字幕说，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恶是什么的问题，我偏偏从她的回答中看到，她对善的相信，她相信经过思考，经过成为一个人，善会自然的显现，善是必然的，恶是智的缺乏。

这事实上和西方诸多伦理理论呼应：常常读到恶只是智缺乏的结果而已。

在影片的前面，有一句话一闪而过，似乎是阿伦特思考的中继站，她说艾希曼居然从没有觉得这些人的死亡是他的责任，这是她惊奇和思考的起点，我却被这里的一个词拖得走不动道，她说，责任。

这个一遍遍出现却没有办法得到解释的词，是要我的命嘛？

话说回来，理解不意味着原谅，理解事实上是以悬置判断为前提的，理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判断，但是事实上，真正的理解达成，却很难继续责怪。

阿伦特理解到个人意识层面的不思考，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想要思考，却无力承重，他压抑自己的责任，思考，愧疚，因为他以为他不得不这样活下去。

当然我相信人的自由，再不济也有生死的自由。

但那是个人的选择。

阻止汉娜继续思考下去的，是她对自己的不接纳，她试图撇清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哲学思辨，可惜的是，思辨可以被艾希曼放下，情感却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真正被阿伦特放下，她要发出声音，她要愤怒，要反击，会激动，会伤心——否认和不接纳是没有出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中心论点。

在善恶的摆中来回太多次，我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真正是什么立场，只能说，我相信思考的尊严，也相信情感和体会的不得不的重要性，至于哪个引人向善，remain unrevealed。

anyway，阿伦特仍然是让人尊敬的，爆满演讲厅的人也是可敬的，大概可以看到对说话机会的尊重。

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五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讯的文章。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四局B处四科的科长；那是盖世太保【1】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

政治思想家和犹太活动家汉娜•阿伦特写的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2】所谓的“内战”。

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说她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和热爱纳粹的人，而犹太进步日报【3】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罗伯特·洛威尔【4】把她对艾克曼的描述称为“杰作”，布鲁诺·贝特兰【5】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在整个纽约城，阿伦特的朋友们都表明各自的立场。

当《异议》【6】杂志在外交旅馆召开会议之际，有一群人集会抗议，想阻止阿尔弗雷德·卡津【7】和劳尔•希尔伯格【8】（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9】学者）为阿伦特作辩护，莱昂内尔·阿贝尔【10】在《党派评论》【11】上说，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形象要好得多"。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之后好多年，人们要么谴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要么为其辩护，而很少把它看作一本值得阅读和理解的书。

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要拍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讯的电影时，我有一些担忧。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来对阿伦特夸张的批判中，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且在一切传记片中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该片实际上让我们重新聚焦阿伦特的作品，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焦点。

电影开始于两个无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12】绑架艾希曼。

第二个场景描绘汉娜•阿伦特点烟，然后抽烟。

她的周遭一片黑暗。

足足两分钟，我们看她在抽烟。

芭芭拉·苏库瓦（Barbara Sukowa，她得过德国的奥斯卡——萝拉奖）用热情与张力打造的阿伦特就这样缓步走来。

她躺了下来。

她吸气。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根香烟的灰烬在黑暗中发出闪亮的光。

我们要明白：汉娜•阿伦特正在思考。

阿伦特的作品虽然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主题是明确的：在当代官僚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恶不是源于善的而是思想的缺席。

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做事情”，以及“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从未恨过犹太人”，阿伦特写道，这些说法让人“很难（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相信”。

不过，阿伦特坚持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13】，也不是麦克白”，不是出于邪恶而作坏事的人。

艾希曼吹嘘公民行动，吹嘘认真守法和尽职；他的优异表现还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在被告席上，艾希曼一口陈词滥调还打着官腔，他甚至于暗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

他罪行的巨大与本人的平庸让阿伦特深为震撼。

她想：历史上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也许不是气喘吁吁的疯子而是没有思想的丑角；她为此感到震惊。

这就是阿伦特那句著名的、也是广为误解的名言“恶之平庸”的所指。

出于恶意杀死自己的姨妈是一回事；有些罪行确是出于野蛮的动机。

但是恶意谋杀与行政性种族屠杀之间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

阿伦特的“平庸”说的是：没有艾希曼这样无思想的人，对邪恶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对独裁逆来顺受的事就不会发生。

艾希曼审讯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4】那个著名的实验：居住在纽黑文的居民被要求协助研究人员教育学生，方法是给予答错问题的学生（他们以为是）痛苦的（且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大部分助手都依照指示行事。

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大部分人会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违背了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

他的看法是：人并不需要支持（某权威）也可以服从（该权威）。

但是阿伦特并不这么看。

她坚持认为：服从包含了责任感。

对于批评她的人假设有思想的人会做出艾希曼做过的事，阿伦特感到震惊。

她担心：米尔格拉姆做的这类实验会把人们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

事实上，她把对她的书的愤怒的反应（批评她的人坚持把艾希曼视为恶魔）看作证据，认为这证明了：人们害怕自己缺乏道德上的独立性和能帮助他们反抗权威的那种思考能力。

震惊于无思想的危险，阿伦特用一生思考思维活动的问题。

她问道，思想能否使我们中许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免于参与官僚监管下的恶，比如行政性灭绝六百万犹太人这类事？

在阿伦特的想象中，思想防止我们简单化处理问题，防止我们重复老生常谈，防止我们做事落入窠臼。

阿伦特认为，只有思想才有能力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才有能力给予我们自由、帮助我们反抗奴役。

在她看来，这样的思想不能教会，而只能通过示范。

我们不能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法或研究来学习思考。

我们学习思考只有通过经验，当那些思想让我们心醉神迷的人启发了我们之际，当我们遇到某个特立独行的人之际。

在《汉娜•阿伦特》中，冯·特洛塔成功地把那种特立独行表现出来。

在记者室中，阿伦特看着一个又一个目击者作证讲述恐怖的犹太人大屠杀。

冯·特洛塔使用了真实审判中一些强有力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被触动了，她双眼圆睁，双手托着下巴，在毫无泪水的同情中一动不动。

在一位目击者（迪诺尔先生在谈论自己占星术和十字架的理论时被叫停而懊恼）晕倒后，阿伦特离开了法庭，在呆若木鸡、全神贯注于广播的一些以色列人中迂回行进。

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些动情的故事而忘乎所以。

阿伦特会指出：那些故事与公正地审判那人毫无关系。

他人称之为超然和冷淡的，在这里却是阿伦特道德勇气、打破常规、极度关注哲学层面的证明。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会简单地因为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

阿伦特的书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她思想的原创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一次审判的审判之作；在那一审判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一个人的恶行。

把焦点放在那一过程（德语里审判即过程）是由冯·特洛塔和帕姆·卡茨合作编剧的影片《汉娜•阿伦特》的大胆策略，用来直接应对在银幕上表现思想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一次关于她的老师和旧情人马丁·海德格尔【15】的闪回中，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思想是孤独的事业”。

除了几个挚友外，影片中阿伦特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除了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之外，一无所有。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阿伦特的香烟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暗号，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

相反，那只香烟留连在那儿，随着阿伦特的呼吸而动；阿伦特则一言不发地听着。

整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她沉默中的紧张；这种紧张驱使我们和阿伦特一起思考：她观察到了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

观众于是改变了视角：从观察阿伦特到和阿伦特一起思考。

在最后当阿伦特发言的时候，她已经想清楚了。

电影的高潮是阿伦特在不大的一所人文学院对一群大学生发表演讲。

长达七分钟的独白，在影片长长的证据收集之后，就像法庭上的总结陈词，非常扣人心弦。

阿伦特最后说，“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

这种思想走向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赋予人们力量，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少数关键时刻，从而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这整个演讲很可能是在一部电影中关于思想的重要性的最棒的口头表达。

阿伦特强烈鼓吹的思想，需要自尊，需要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某种傲慢——冯·特洛塔在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

电影忠实地表现了阿伦特及其思想的这一特征 ，且没有避开阿伦特的信条：对自身独特性的把握对于性格（形成）而言是必要的。

正如爱默生一样，阿伦特的写作赞美人格的独立。

在她看来，我们追求平等的民主愿望（和他人一样，不批评他人）使得无思想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然，考虑到材料事实的复杂性，电影存在一些虚构和疏忽。

由革舜•肖勒姆【16】写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由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7】说出来的。

更成问题的是：电影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替阿伦特辩护。

这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不理解她的洞见。

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冯·特洛塔重新构想了阿伦特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在瑞士拜访她的场景。

西格弗里德·摩西是阿伦特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时认识的，也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她不要在以色列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一要求在电影里表现得像是一次有威胁的伏击，而不是实际上朋友间约好了的会面，从而暗示了以色列政府对她远远比实际上更有组织的敌意。

电影整体而言成功地戏剧化了思维活动，所以冯·特洛塔这些戏剧化的改编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电影是一种挑战；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容易理解且扣人心弦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汉娜·阿伦特自己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五十多年来关于她的理念日渐衰落的争议声过后，一部电影有望激起严肃的公众辩论；而这是当年她出版那本书时的初衷。

冯·特洛塔的《汉娜·阿伦特》原本的题目是《争议》，更妥贴（且不那么商业化）的标题应该是：《阿伦特哲学进入主流社会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解读》。

影片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构想。

{作者：罗杰·贝尔科维奇【18】；原文发表于《巴黎评论》杂志网站}【译注】1. 盖世太保（Gestapo）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控制。

2.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年 - 1993年）是美国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3. 犹太进步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纽约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拥有大量读者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4.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全名Robert Traill Spence "Cal" Lowell IV，1917年 - 1977年）是美国诗人。

5. 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年 - 1990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有情绪障碍儿童的研究蜚声国际。

6. 《异议》（Dissent）季刊，美国左翼杂志，由纽约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4年，政治上既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7.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年- 1998年）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兼文学批评家。

8. 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年- 2007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学者。

9.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指二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0. 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1910-2001）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和戏剧评论家。

11.《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至2003年出版 。

12. 摩萨德（Mossad）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13.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人物。

他是奥赛罗将军的手下，阴谋毁掉奥赛罗。

1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的，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一年后。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回答：“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

16.革舜•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年 - 1982年）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884年 - 1963年）是德国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1911年至1914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

18. 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是纽约一私立大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性研究中心的学术负责人，他编过一本《黑暗年代的思想：汉娜•阿伦特论伦理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