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

香港是我见过的压力最大的社会之一。

高收入和高密度带来的高物价与逼仄的住宅环境，足以把每个靠工资生存的人逼到绝望的境地。

阿东家的住宅条件恐怕可以被任何一个内地贫困线以上的家庭秒杀，更不要说其他同等GDP的发达国家。

十几年前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去香港交流，其中有个莫名的项目是参观房地产，一口港普的导游得意地向我们炫耀贝沙湾的豪宅，其实也就是一百多平米而已，估计已经是香港收入1%才能买得起的了。

这种逼仄环境下更可怕的是邻居闲言碎语带来的精神压力。

正常人在这里都住不下去，何况一个精神病人。

恐怕任何一个燥郁症病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只能恶化。

但是，这并不是香港最恶劣的居住条件。

远的九龙城寨不说，最近报道的“蚁族”，和150米改装成18个卧室的出租屋，都是香港见怪不怪的现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下，精神病人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

那么，正常人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

《一念无明》是双关的，不仅是在讲燥郁症患者在误解和重压下的生活，也是在讲香港社会在压力下的困境。

阿东是有病的，被医生确诊，需要治疗；阿东的未婚妻，精神崩溃在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压力下，只能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咬牙切齿地选择“原谅”，她是有病的吗？

阿东的挚友在工作压力下跳了楼，他是有病的吗？

阿东的邻居余师太在看到邻居需要帮助时一言不发匆匆离去，然后又恨不得把他们扫地出门，他们又有没有病呢？

《一念无明》并没有提供答案或出路，只给了一个相对温情脉脉的结尾，虽然这个结尾对主人公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帮助。

阿东和爸爸说，回家吧，可是他们的家在哪里呢？

原来的廉租房已经回不去了，妈妈也没有了，弟弟远走美国，他们会去哪里呢？

恐怕导演也不知道。

但我们多少还是抱着希望的，至少父子还在一起，最痛苦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希望他们和香港的未来都会越来越好吧。

去看了《一念无明》，一个人包场，在电影院快哭傻了。

这个电影差不多集中了抑郁症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社会的排斥，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苦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苦，余文乐自己，他的父母、弟弟、女友、邻居、朋友，他们互为深渊，生活像环环相扣的死结。

关键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余文乐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有个疯妈才抑郁吗？

不是的，他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都在压死他，挣脱出来的意志有多强大，向下拉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可怕，一朝崩塌，重建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

像黄耀明那首歌唱的，“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只为吻你而低头”，剧中的邻居小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要读书，才能上流”，这种深入骨髓的“向上”意念已经成为扎进他们头顶的一根针，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有一种傀儡，被针封住百会穴，因此爆发出强大力量，但抽去这根针以后，他们就失去心智，几乎连一个人都不是了。

关于余文乐为什么得了躁郁症，以及得病之后的遭遇，电影里的种种冲突都很典型，金燕玲演的妈妈，有点类似《教父》的女儿，那种小时候娇生惯养，缺乏生活智慧，后半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女人，她本身是从台湾去香港混娱乐圈的，也演过像《踏血寻梅》里那种大陆来到香港的妈妈，对这条道路的苦楚之处颇能体会，心气高，对生活颇难如意，她成了她老公及儿子的想要逃避的深渊，后来她儿子又成为身边人的深渊，每个人都逃不开，以至于各自要找互助团体寻求内心安宁，只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不无冷酷地要爸爸把哥哥重新送进精神病院，他似乎离得远了一点，但美国的生活自有另一种不易，他也只是无暇他顾吧。

余文乐从小生活在偏心、母亲情绪失常和父亲的缺席中，好不容易长大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跟女友供一套小小的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余文乐不堪压力失手杀死了妈妈，被抓后女友愕然发现他还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后来她在教会哭诉“我恨他”也成为他再度崩溃的契机，与此同时，曾经的好友不堪压力跳楼自杀，就像他妈妈曾痛骂他拖住自己离开的脚步令自己折堕，此时，这种无边的痛苦与自责又涌上来包住了他，令他无力动弹，除了在床上流泪什么都做不了。

邻居的小孩，暂时还保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还能说《小王子》给他听，但是旁观者大概可以不无心惊地猜测到，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妈妈一个人辛苦抚养，教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钱生钱的工作”，对普通香港居民来说，他们信奉“有楼万事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全不重要，香港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竞争氛围里，听朋友说，一个补习老师的转会费能达到8000万港元。

香港的补习老师都像明星一样，楼体悬挂着他们的大幅海报，同样有曾志伟出演的《人间·小团圆》里，他的小舅子古天乐就是一个“补习天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女儿长得不漂亮也能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因为不漂亮的话，将来的竞争之路至少要艰难一倍。

我看得有点咋舌，不漂亮就不配过得好了吗？

但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这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一定要样样领先，否则就等于白活。

这种风气国内也逐渐照搬过来了，到处都是生怕孩子落后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焦虑万分，计划周详，还有相当大一群一心想让子女上藤校的“推妈”，因为藤校注重体育技能，所以她们花巨资让孩子学习花滑以及冰球，这条路一旦顶上去是几无止境的，因为人人都在跑，你无法说服自己慢下来。

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呆久了，一个人能挺住不崩溃，香港的抑郁症比例据说已经达到1/20，就是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抑郁。

大陆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有人在声嘶力竭地鼓励买房，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借遍亲友、认识不认识的人也要买，一边是在各种新政、女性就业压力、经济形势变化下欲哭无泪的普通人们。

记得有一阵子香港老有报道说临街的楼上有人洒硫酸，这洒下来的硫酸，大概是无法向任何人宣泄的压抑和愤怒吧。

（这种行为是错的，错的，错的！

） 曾志伟饰演的爸爸，是个儿子眼中的“混蛋”，早早离家，只付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但他也不得已，老婆看不起，自己只会开车，之前也风光过一阵，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老境凄凉，住着不到十平米的劏房，没有文化，不知道拿躁郁症的儿子怎么办，只会徒劳地说“你不要想了，能不能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点”，但有什么用呢？

他或许是在赎罪，但他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崩溃的时候，把手里的烟盒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慢慢回家。

《红鳉鱼》里立川谈志说，落语（相当于日本的相声）就是讲逃兵的故事，面对大敌当前的生活，也许人们有选择当逃兵的权利。

导演黄进本人的生活大概可以看作是逃兵的一种，并没有去做那些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而是一直拍独立电影，把镜头对准小人物，一辈子租房住的许鞍华也是如此。

廖伟棠就写过香港那些“仙活着“的青年，他们住在很便宜的地方，生活需求极低，但各自折腾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拍片子、策展、写小说，在香港这片土壤上，他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不理解还要多一些，但一辈子能有几部作品傍身，不一定比有一所房子要过得差，我是这样认为的。

看到他走出房子走上天台去，我心一直悬着，好担心他跳下去，越往后看眼泪越止不住。

这种家庭关系在中国司空见惯，父亲的一再逃避，只顾着挣钱和自己逍遥，逃避对子女的养育，逃避对家庭责任的承担。

“结婚前两只眼睛睁大点选好丈夫，结婚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活。

”婚后的母亲对自己生活水平的不满，对丈夫无厘头的厌恶，对长子无数次的谩骂，因为长子羁绊住了自己，无法逃离这个家庭。

对远在美国从不联系自己的次子日日思念，总想着他会回来解救自己逃离苦海。

余文乐饰演的长子承担着父亲、弟弟应该承担的责任，将所有压力背负在自己身上，照顾瘫痪、情绪暴躁的母亲。

最后，和未婚妻争吵，借钱炒股输掉，连未婚妻想要一个小小的家，一对可爱儿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一场意外母亲离开人世，自己也因精神病入院治疗。

台词、动作、交流真个家庭关系真的太真实了！

人间真实，导演也太懂了吧！！！！！！！！！！

我也有过人生低点，16年秋招没找到工作加上课业压力、实习压力，早晨去实习的路上骑自行车过斜对面的红绿灯，中关村大桥下错综复杂的线路和来来往往的车辆，我闭着眼睛骑过去的。

骑到北大东门那条路上眼泪哗哗的流，一直哭到五道口。

觉得自己好像重生了一样，往后余生，我的人生都没再那样崩溃过。

到了南京后，曾经和我关系好的一朋友患有严重的躁郁症，因为前任的关系加上过度消费，ta曾数次自杀过，今年三月疫情期间，住在出租屋的ta在微信群里求助：“救救我，救救我”，被全国微信群里好友远程报警，我和另一好友打车去派出所，警察带着我们去敲门，去救ta，打开门发现ta安然躺在床上玩手机，旁边的猫砂盆没有收拾，桌子上放着吃剩的外卖盒子，地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一些鞋盒子。

下午，ta父母赶到南京将ta带回老家锁起来。

因为这次报警惊动了ta的领导和房东，工作被辞退了，房子也不让ta继续租住了。

回到家里，母亲将ta锁起来关在房间里，那会儿ta每天可以发二十条朋友圈，在谩骂着周围的人，自己的上司，自己的舅舅，自己的父母。

在别人朋友圈下面评论：“滚”，被好些朋友拉黑删除。

过了一个月，ta逃出家里跑去重庆，有次ta发微信给我：ta很怕，ta有好些贷款没有还完，ta不敢面对这些，ta觉得自己没有病，ta不需要治疗。

我告诉ta不要怕，我们这些好朋友都在你身边，我们都愿意帮助你走出来，你把你怕的事情列出来，一点点去解决，把你的欠款列出来，所有的逾期还款、花呗、借呗、信用卡欠款都写出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凑钱帮助你，我们和你的家人一起帮助你解决。

我告诉ta：你回来南京吧，我带你去医院治疗，你的病情并不严重，治好了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找新工作，迎接新的生活。

ta第二天问我，ta想要找其他城市的工作，ta不想呆在南京，想换个地方生活。

我说：“可以的呀，等你回来，我们去把所有的问题一一解决掉，我们规划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

”半个月后，ta回来南京，回来当天，ta奶奶、妈妈、表弟一起赶来南京，ta请我们一起吃了顿火锅。

ta租了一间民宿，让妈妈和奶奶住一起，后来ta和我一起下楼，我们聊了很久，ta说ta妈妈和奶奶关系不好，趁此机会让她们和好，ta最近几天都不会出现，让ta妈妈和奶奶相处，ta谈到自己的内心想法时，说到自己被伤害过、被强暴过的经历，说到自己可以做很多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自从上次在出租屋见过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和ta聊天，聊这么久，这么多，我们聊完之后，我回家路上就心下决心，ta真的病了。

几天后，ta妈妈和奶奶因为日常花销太大离开了南京，我劝ta去看病，我请了一天假，带ta去南京脑科医院治疗，挂了精神科和心理科，精神科医生同剧中医生差不多，问了一些问题，ta一一作答，ta提到自己的舅舅曾经疯过，自己不自觉的会在大街上跳舞歌唱。

医生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开了一些药，我们就去心理科做心理咨询，结束后，心理科的医生说：“ta的病情已经无法用咨询治疗，必须要药物治疗。

”这次看病结束后，ta回家吃药静养，吃了两周药，药快吃完了，病情感觉好了很多，起码不在朋友圈胡乱骂人，胡乱发朋友圈了。

五一期间，ta只身一人来到南京另外一家附属医院，想换这个医院再诊断下，开点药，但医生将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当作抑郁症去治疗，给ta开了很多抗抑郁的药，吃了两天后ta就发作了，开始疯狂发朋友圈，疯狂骂人。

马上停了药，ta母亲咨询我，我说再找个医院看看吧，ta舅舅的同学之前在苏州**医院治疗过，也是同样的病，吃了几天药就好啦。

“要不去苏州**医院看看吧？

”后来，ta家人带ta去苏州**医院看病，应该是很快就住院治疗了，住了一些天，回家之后很快就好啦。

ta用ta妈妈的微信发语音给我：自己的病情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去正常工作啦，非常感谢我们对ta的帮助。

我回复了好些拥抱表情，告诉ta我们一直都在ta身边，从没离开。

过了不久，ta去外地找了一个新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互相点赞评论，希望ta轻松生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责任和负担。

后来和我的高中好友聊起这事儿，我说：“你记住医院的名字，叫苏州**医院，如果哪一天我生病了，你记得带我去这家医院。

”他说：“我记住了。

”

1、人与人之间存在真正沟通和信任的可能吗？

之前一直友善的女房客的不信任、父亲的榔头，邻居们逼迁的窘境，以及现代媒体对人的残害：摄像头与网络暴力。

其实现实比小说或电影可怕一万倍。

2、一切果皆有因，郁结在影响周围的人，被解开后制造新的郁结。

父亲对孩子的无奈是孩子对母亲的无奈的double take。

赚钱、爱人的回归、宗教、疯狂食用黑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丰富的苯乙胺，有抑制忧郁的作用，可苦痛还是难以消除），都可以是人生的某种依靠。

但人生的痛苦不会彻底消弭。

女友真的忘记吗？

她在用宗教和主强迫自己，其实没有忘记。

和这部电影的剪辑一样，一直在重现。

想起身边朋友们的郁结，深感命运之无力，于是又有感于这句台词：“我们这些升斗市民，又能做什么呢？

不是什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3、工作之余的影院工作人员进来2次，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安静观影（观众只有一对情侣和我，空座太多了）。

《一念無明》之好，無容置疑。

她竟是一位年輕導演的首部長片，其攝影、演出、美術、服裝、剪接以至音樂各部門統合起來的工整和成熟，不可思議。

更難能可貴的，當然是她的題材，從倫常慘劇的背景出發，到對精神病患的關懷，及至對社會的控訴，這在創作過程中不是「沉重」二字就解釋過去：幾多的情緒和鬱結要處理、要爬梳，幾多的迷思要自省與詰問？

翻過這一座座大山，編劇的寫到尾，導演的拍到底，支持他們走完全程的，不是憤怒，不是勇氣（它們遲早都會成為創作過程中需要跨過的難關），只可能是信念－－－對故事的信念、對電影的信念，對觀眾的信念－－－這使電影有了靈魂，成為一個作品，也就是無論如何《一念無明》都值得你去看的原因。

縱使坦白說，我不喜歡。

《一念無明》對我來說並不是一部寫實的電影。

在她的世界中，除了余文樂、曾志偉和鄰家小孩，其他每一個人幾乎都是魔鬼：宴會上市僧的賓客、冷漠的醫生、一致舉起手機拍病發的圍觀者與網上花生友、劏房鄰居、偽善的教友，電話另一端的弟弟，甚至是其他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編導對這些人的描繪，讓影片變得像荒誕寓言劇一般誇張超現實；它們化約為一個個標韱，不准答辯就被呈上法庭的「證物」，用以控告香港一條條早就被宣判了的罪名。

可悲的是，故事裡「這些人」被創作人標韱，與「這些人」對主角們的歧視與壓迫，兩者的非理性與粗暴，並無分別。

以至一邊看一邊我很難受，我的同情（或說瞭解的渴望）並沒有落在余文樂身上，而是在無辜被臭罵的賓客、在一再被挪用的基督徒、累壞的醫生與恐懼的劏房户⋯⋯以上牢騷，難免過於苛刻，但《一念無明》最少配得上嚴格一點的質問。

你知道這在今時今代的本土製作裡有多難的。

微信公众号：movie432 首发于 MOViE木卫《一念无明》不只是讲躁郁症患者和重返社会后的遭遇。

这不单是个体的情感困境，它折射出的恰是泛社会的焦虑和惶恐。

这部关于现代病的电影，更像传统香港电影的文艺片套路。

没有剥削，不去消费。

躁郁症的源头，不是可怜的主人公。

他更像被诱发的受害者。

躁郁的，是外部社会，是围观朋友，隔壁大妈，还有举起手机的民众。

尤其是在婚礼现场和教堂讲演的两场戏，电影相当沉得住气，勾勒出了一个2010s时代的香港城市众生相。

电影故意用表现正常人的做法，把余文乐父子围困在几平米的狭窄空间，如“牢笼”一般的事实囚禁。

这个走出监牢以后的逼仄牢笼，正好说明它既是香港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也是主人公压抑心理的具象表现。

你在电影里能感受到那种电影情绪与紧张状态：囚禁中的精神病人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敏感、不安、抑郁、躁狂，随时可能原地爆炸。

《一念无明》躁郁症患者，肯定是现实社会的边缘少数人群。

但即便如此，它也牵涉到一个家庭伦理的存在，电影借主人公的视角，呈现了香港的社会结构与普遍歧视。

当躁郁症发作以后，媒体在做什么，精神科医生怎么办，夹在其中的亲人爱侣又如何是好。

如同观众还会留意到香港的住房，社会的养老，还有投奔的教会。

本着社会写实的调子，《一念无明》把许多典型的香港问题都放到了一例躁郁症里面，使得电影格局比表面看起来要大很多，没有停留在自怨自艾。

对片中几个演员来说，人物的情绪需要克制。

电影成功做出了鲜明的对比度，没有沦为千篇一律的同情或指责。

金燕玲戏份最少，只要演出精神病患的恐慌与压迫，是个真实的诱发者。

对于余文乐，他不仅要丧，还要不露痕迹，自然地丧。

难怪许多人玩笑说，救了余文乐演艺人生的，不是春娇，更不是彭浩翔，而是这部《一念无明》。

他居然连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都做到了，并且还控制住了。

这样的惊喜，堪比《树大招风》里林家栋的脱胎换骨，不靠宣泄与爆发，而是收着敛着藏着掖着，令观众更有锥心刺骨的感受。

还有老面孔曾志伟，他不是一个病人，但在压迫之下胜似病人。

他压抑着情感，怀揣着卑微，以父亲的责任担当，去拥抱自己儿子，同时还是社会的弃儿。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躁郁症的余文乐亦是如此。

对生活在香港的千千万万人，同样不容易。

《一念无明》的拍摄，面对了时间、预算还有演员档期的不足（几个演员无片酬参演）。

不过电影扎实过硬，镜头特别稳，动起来的街头戏份也潇洒。

电影固然以压抑的情绪流为主，但结尾的不放弃不言弃，同样是合情合理。

《一念无明》是一出灰色的家庭悲剧，这个还在上映的香港电影获了很多奖项，但影院的上座率并不高。

也许是更多人不喜欢这种压抑悲惨，没有什么温暖和正能量的电影。

要吐槽的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太文艺抽象，不接地气。

最大的惊喜是，它在影院放映用的是原版的粤语。

这个电影要是翻译成普通话，味道就变了。

很多粤语词跟地方口音一样，带着厚重的人情味和心酸味。

比如，曾志伟演的父亲，用了好多次「扑街」来形容，就是“混蛋”的意思。

「扑街」当然最直白，都不用解释。

还有他的几句台词：升斗市民，有什么办法？

什么事都能交给别人吗？

做人左右为难，做一个扑街好容易。

故事从这几句台词就看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家庭悲剧，父亲是卡车司机，年轻时在大陆跑车也风光过，娶了一个心比天高、神经脆弱的老婆，被嫌弃因而不爱回家，受宠的小儿子学业有成远走高飞，大儿子阿东，就是男主角了，他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撑点。

结果是他没能撑住，失手杀了母亲，被判为精神病，出院后想融入社会处处受困。

故事的焦点是从阿东出院开始，一半的重心落在父亲身上。

他本来认为「升斗市民，有什么办法？

」，香港的贫民窟真当可怕，横竖一个上下铺的空间，不超过五平米，他接儿子出院时，找了一把锤子放在枕头底下。

前半辈子，他没管过这个儿子，这时也是没办法。

所以，阿东抱怨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如果阿东也像父亲、像弟弟一样，尽可能逃离，而不是被困在母亲的无助里，也许不至于发生人伦惨剧，他自己也不至于重蹈母亲的精神病。

这种可悲的疑问，故事结束时又发生了，父亲实在无力承担，唯一一次打电话给有出息的小儿子，电话那头说，你把他送回精神病院，你自己找一个养老院，钱不是问题……这时曾志伟演的父亲从一个畏缩的「扑街」转变了，问了那句话，“什么事都能交给别人吗？

”人人都说面对不幸的原生家庭，你有多远逃多远，真是这样的吗？

真正逃掉了，就免掉了不幸和悲惨了吗？

又有几个人能彻底地斩断自己身上那些尴尬龌龊的唯一联系呢？

事实是，在灰色的人生里，通常人们是「做好人不彻底，做坏人也不彻底」。

卡车司机在最有能力做一个好人时，选择了逃避。

在年老无力时，又选择了承担。

该责怪谁呢？

只要想一想，良心这回事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时时常在，最有能力的时候也许我们最有欲望，最有私心，最想过快乐日子，最难放眼以后……司机在好时候趋利避害，也许是因为有其它合理合情的幸福要追求；到了接近晚年，想得到的并没有得到，不该失去的却都失去了，已无力承担的时候，却要强撑着。

这时候，一个做过混蛋的一事无成的父亲，也还是唯一的父亲，也还是绝望儿子的唯一依靠不是吗？

那个远在彼岸，逃离了这一切的，最成功的小儿子，他不过是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会不会有遗憾呢？

会不会在往后的全部长路里感到内疚，倍尝孤寂呢？

情绪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会高估，有时候我们会低估。

刚出院的阿东出席好友的婚宴，新人在台上致辞，眼泪汪汪，台下拍照，喧哗，议论纷纷，那眼泪是真的被自己感动了，被自己人生中庄重的有意义的一次经历感动了，可是台下的人谁不曾经历那样的时刻？

本来也该是这样，想流泪的尽管流泪，想打岔的尽管打岔。

在欢乐的隔壁住着悲惨，在庄重的时刻戏谑多么正常，我们用自己的位置判断，什么是「正常」，并且接受这种对正常的设定，妥协于自己的不重要，别人的不重要，人生中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值得庄重对待的事。

可是，精神病阿东不这么看。

他看出来婚礼的庄重与旁观者的轻浮是对立分裂的，是不可容忍的。

他甚至走到台上拿起话筒质问大家：今天是你结婚吗？

你在拍什么？

你在笑什么？

你们为什么都在议论房价，议论婚礼的排场？

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听听新人的致辞，这是他们一生中重要的时刻……假如我们只把这种精神病看做是更认真，更不可妥协的一种行为偏执，或行为失调，也许不是太难善意地理解。

可是，这种时候，人的普通的善意哪里去了？

谁不曾耻笑过他人？

谁不曾被人耻笑？

他人即地狱，在这个时候是成立的。

更严酷的是，生存作为一种现实，被他人逼迫、驱赶是真实存在的。

当你的存在卑微到一种程度，你根本不可能奢望来自外部的一点点善意或帮助。

你只是像蝼蚁一样活着，也会有人来驱赶你。

那个方寸空间里，人人都是这样的蝼蚁。

单亲母亲逼迫没有身份的儿子，冷漠的老人愤怒于空间的逼仄……他们都没有力量与外界抗争，却合力驱赶一对陷入困境的父子。

换一种情境，这对父子如果稍稍正常一点（曾志伟在不到五平方的房间里对躺在上铺不肯吃饭、不肯洗澡的儿子，用小声到不能再小声的声音说，“求求你，正常一点”），他们其实完全能调换成这群人里最有力量最有希望的人。

就像他们的病，儿子的精神病本来就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父亲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这个年龄人群的常见病。

他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却被怀疑这种精神病倾向是一种潜在的危害。

那个被单亲母亲殚精竭虑地保护的小男孩不是也有哮喘病吗？

如果他也当街发病呢？

面对大家的驱赶，一个父亲的质问多么无力。

他其实再清楚不过，病也是有隐喻，有高低贵贱的，与传染有关的，与声誉有关的，是否是绝症，方方面面，又哪里公平了？

当你处在弱者的境地，你就是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个。

所以，单亲妈妈逼迫儿子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发奋图强并没有错。

错的是时代，是社会，是环境吗？

它们是谁？

它们又不会为某个真实的悲剧买单。

真实就是又灰色又残酷的。

07年有个法国影片《谷子和鲻鱼》，讲的也是一出灰色的家庭悲剧。

那是个移民家庭，题目“谷子和鲻鱼”是一种阿拉伯烩饭，以谷子与鲻鱼作为原料。

故事背景是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及其它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人在二战后开始移民法国。

第一代移民往往居住在法国城市郊区，是克勤克俭的普通工人，但他们的后代出生在法国的土地上，却被正宗的法国人视为边缘人，他们的心理与物质诉求与父辈自然不同，与生活在市中心的正宗法国人也有着巨大矛盾，这种矛盾和差别既不容忽视又带来真实的社会问题。

那个故事围绕大家庭复杂的人际关系展开。

主角西蒙也是一位父亲，年老被解雇的码头工人，他自己家里一团乱麻，有个情人住在附近，无计可施之中想到开一个船屋餐厅，做家乡的特色烩饭。

所有人都指责他异想天开，只有情人的女儿陪他穿上西装，去跟各种管理人员周旋、办手续、填一堆表格。

他干瘦、沉默的身影穿梭在灰色的现实风景里，到了公务大厅与办公人员交涉时，才露出尴尬、局促。

这时，仅仅是官方语言的沟通困难就说明了一切背景问题、移民问题、底层生存问题。

幸好有那个热情的名义上的女儿。

要不是有她，这个电影压根就不用拍了。

这么多年，电影的结局一直令人难忘。

天渐渐黑下来，经过反反复复的波折之后，餐馆终于开始试营业，邀请了一切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连前妻、子女，情人及女儿都不计前嫌，用心合力想办好这万事开头难的第一餐。

这种殚精竭虑的计划几乎让人心悬一线，明明就要出事，果真是要出事……老西蒙风流成性的儿子看到来宾中一个他有染的女人，居然是副市长的妻子，于是匆匆开车逃离，并关掉手机……车上偏偏放着最重要的谷子米饭，西蒙骑着摩托车去追，却被几个小孩子偷了车，百般戏耍。

他在夜晚的暮色里追他的谷子米饭，倒在了街头……另一头，宾客们等待得太久，慢慢失去了耐心。

情人的女儿为了稳住人心，撩开衣服大跳特跳肚皮舞，那几乎有点艳俗的异族风情舞蹈配着女主角并不完美的身材，大滴大滴的汗珠落下来，落在她黝黑的长发上，黝黑的皮肤上，嘈杂的音乐旋律里，电影里的观众看得又期待又疲惫，电影外的观众却是又紧张又难过。

对底层生活来说，和解也许不太难，难的还是生活本身。

所谓的“出头之日”不过意味着，只要一天陷在困局里不能出头，随时都容易重蹈覆辙。

一个普通人，有多少信心给自己，又有多少信心支撑旁人？

哪怕那个旁人是最紧密的家人？

说到底，阿东父子的困局和这个移民家庭的困局是一样的，简单的是物质，复杂的是人心。

当人被环境困住，那个难以解脱的父亲的悲惨人生是他真实的一生，也许，也是将来的我们的一生。

“你快乐吗？

”这样一个命题，放在中国香港，或者其他繁华都市，都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

鲜有人问津，更少人思索。

《一念无明》借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探讨了温暖与亲密被抽空后的人，如何在缺氧中处身。

黄太太(金燕玲饰)长久患病，面对丈夫大海(曾志伟饰)与爱子阿俊的相继离开，终日沉湎于痛苦。

大海回想的净是当初结婚时妻子一语成谶的玩笑话“嫁错人”。

夫妻矛盾的累积，让逃避形成惯性，直至逃离。

阿东(余文乐饰)置女友与工作于身后，对母亲尽责，换来的只是对方终日的责骂。

加之投资失败，欠债累累，更堕入无尽绝望。

而他们身边的人，各受困于疾病、贫困、压力。

在这座石屎森林里，每个人都蜷成了一团阴霾，每个人都如此不快乐。

新晋导演黄进所呈现的，就是这一黑暗面暴露的社会共性问题。

英文片名“疯狂的世界”，一语道尽玄机。

就像是大海驳斥邻里对自己躁郁症儿子的非议时所说的，所有人都有病，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只是在现世这种节奏与氛围中，人们不仅忽视了自身的病症，也漠视了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

就在情感的荒漠中，有人选择了沉沦，有人选择了伤害。

只是，医疗、交际、宗教都滑向了无解。

佛家所谓“一念无明”，指“见、欲、色、有”四种住地烦恼，乃众生轮回的因由，不断绝，无以取涅槃。

《一念无明》便染尽无穷困扰与烦忧，像是一个布满青苔的水缸。

观众在外，看得见众生的窒息，也照见了自己的苍白。

无论是黄进坚持拍摄这种市井困局小制作，还是余文乐、曾志伟与金燕玲等人不计市价地加盟，都展示了一种道义。

这种道义幻化入叙述，在滞重的局面中撬开了一丝光亮。

尤其是小朋友“余先生”的介入，让阿东看到了世俗嘴脸后的一种纯澈。

而父亲与自己的某种谅解，也让看似无出路的局面，有了所谓曙光。

电影当然不能锣鼓喧天地更改什么，但面对这简明凄凉的镜头、暗涌奔流的配乐以及几位主演直击人心的演绎，内心波澜在所难免。

而当帷幕落下，分明觉得灿烂。

至少，知道灿烂在何方。

（载于《看电影》APP）

「一念不覺，於諸事理，迷暗愚痴，無所明了，故曰無明。

」按佛家語，無明，即為無始煩惱，以其所造善惡諸業，遂生現在苦果。

人們常說生在什麼樣的家庭是「命」，這個所謂的命，便源於過去的無明業力。

我雖然不是堅定的命定論者，然而整個成長過程與父母每一次的關係破裂修復、破裂再修復，都讓我不得不選擇性悲觀地相信一切皆為命數。

無怪乎，一個長年為家庭問題所苦，並有感於親子的愛與傷害為今生無解之題的人如我，看《一念無明》最有感觸的是父子關係、母子關係的呈現與刻畫。

片中，余文樂飾演的阿東從小活在弟弟更為優秀、更受父母重視的陰霾裡，其父(曾志偉飾)為逃避妻子嫌棄與責難長年在外跑車，做為長子與哥哥，阿東宿命似地承擔著照顧家庭與母親(金燕玲飾)的責任。

當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構築在物質與頭銜之上，看似光鮮的白領人士，外人難窺其心靈之脆弱不堪，隨著工作、房產與愛情的失去，加之獨力照料半癱臥床、脾性陰晴不定的母親對身心的巨大耗損，最終在無休止的怨懟與抱歉中，阿東把自己跟母親變成一座逐漸陷落的孤島，直至被淹沒。

然而在電影裡，阿東錯手殺死母親並非悲劇的結束，而是開始。

背負心靈枷鎖的不惟獨兒子阿東一人。

父親大海當年離家是因為妻子，諷刺悲哀的是，妻子不在了，但這個女人帶給兩個男人的傷害與折磨，還在繼續。

天臺上，父與子攤牌互訴，一句「我不認識你」撕裂不曾痊癒、在皮下生膿發炎的傷口，說不明白為何命運如此殘酷，以至於你我活得面目全非，把彼此的人生攪成一灘渾水。

我們互相傷害，卻又彼此相愛──電影宣傳DM這麼寫著，十五歲時的我會對這句話嗤之以鼻：愛我之人怎可能捨得傷害我？

可當我來到了跟阿東差不多年紀的今天，我明白，當前人生，沒有一段親密關係能簡單地用愛憎二分，尤其是父與子，母與女。

父母教養子女，子女孝養父母，是佛說因緣和合，是社會道義責任，還是人類天性所致，終究難以數言分說清楚，就像電影《一念無明》沒有給出答案。

鎮日在城市陰暗逼仄一隅為生存掙扎的升斗小民，能夠張臂無聲擁抱，能夠並肩坐在一起看幾分鐘的風景，已經是這對父子所能做到的，沉默的和解。

佛說，統此一生，遭遇領受皆以一「苦」字概括，那麼所謂快樂，不過是短暫的離苦。

生死總根，即在無明，無明不斷，苦惱生活猶在，且止、且行。

又重读毛姆的《面纱》。

书的最后一页，毛姆写道：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心中却感觉到了那种不论发生什么都能快乐地接受的力量。

女主角基蒂最后对她的父亲说：“没有灰心，我还有希望和勇气。

”她最后还说，要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我过的愚蠢、可恨，我不能让她这样。

在这之前，其实我一都不喜欢基蒂。

年轻时因为长的漂亮而做作，为了面子与沃尔特结婚，婚后出轨。

后来，丈夫和母亲都离世，家人并不想和她一起生活。

她所依赖的情感线一一断裂。

在她独自一人时，幡然醒悟，又开始充满希望地生活。

小说当然可以如此，然而，现实生活往往不能复制。

《面纱》这本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香港，一个近百年来都无比繁华的国际都市，在《面纱》的时代如此，在当代更如此。

我对香港的绝大多数印象，都停留在曾经看过的TVB剧里。

剧集里塑造的香港人的生活令人向往，和谐的工作气氛，优渥的居住环境，专业精干的做事风格…..后来，当我亲身去过香港几回后，才发现这一切只是一个片面的假象。

拥挤的街道、逼仄的空间、高压的环境，让这个城市的人，行动变的迅速，表情却变的僵硬。

看电影《一念无明》时，反复在脑中想起《面纱》里描述的香港，想起我想象中的香港以及亲眼看到的香港，还有此影片中表达的香港。

这些好坏一同交织混合时，早已分不清真假虚实。

影片从头到尾都很压抑、痛苦、沉闷，是一种情绪到了喉咙处的堵塞感，眼泪卡在眼眶打转的不甘和无可奈何。

阿东的妈妈曾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无奈到香港后嫁给了一个货车司机，从此抱怨的人生拉开序幕。

丈夫的长年不在家，她身患重疾，只有大儿子阿东在家照顾。

妈妈把所有的痛苦怨恨都发泄在阿东身上，造成阿东得上燥郁症，错手杀了母亲。

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阿东，住在爸爸租的十平米不到的夹板房里。

找不到工作、邻居的排挤、女朋友的控诉、好友跳楼。

这些让阿东曾经依靠的感情线，一根根再次断裂。

阿东一直在母亲死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又在和父亲的相处中充满了恨意，恨父亲当初不管家人。

作为父亲，他一样很无奈。

当初总是不回家，是想多赚钱，也怕一见到老婆就惹她烦，索性就离她远点。

就这样，阿东的父母、女朋友，这几个人都在互相控诉、互相怨恨，互相放不下他人，又折磨自己。

这些痛苦的源头不知从何说起，似乎是家庭的悲剧，一个爱抱怨的母亲和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造成的？

或者更多是香港这个城市的环境所逼迫的？

电影的最后，并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全线崩溃的阿东，想要弥补伤害却不知所措的父亲…..这样的安排，无疑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的情况了。

尽管电影倡导的是希望大家关注这样的人群，给身边的人关爱，对陌生表达善意，但是，香港真的就因此变的热情温馨吗？

我想不会的。

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可以像大多数影视剧一样抱头痛哭之后，一笑泯恩仇吗？

那也是不可能。

那些植入在心底里的怨恨和执念，有时候，一辈子也无法释怀。

在小说《面纱》里，一向下笔刻薄的毛姆给了女主角基蒂一个重新生活的结局，让她在伤人伤已之后，知道止损，知道去寻求一条自我平静安宁之道。

在也别人给的伤痛之中，找回自己的感情。

她不希望女儿过自己的生活，希望她变得自由、独立，不依赖他人。

她承担起了做为一个人一个母亲该有的责任。

如果《一念无明》里的母亲，在当初不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怨恨对丈夫的不满，转接到儿子身上，不那无情残酷，一切会不会又是一番结局呢？

片中的父亲有一句台词说：想要做个混蛋很容易，遇到问题撒手不管就行了。

可是，什么都能交给别人去做吗？

看这个片的时候，我是矛盾的。

我们一直认为亲情就是要不离不弃的相守，成熟之后，我有时候也认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要走，同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罪要受。

放不下过去，放不下怨恨，绑着别人，也困着自己。

面对、接受、放手。

对，这其中，我没有说到原谅，原谅无法说说而已，现实生活也没有处处的大团圆，动不动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只要我们运行在当下的轨道当中，就会生生充满着遗憾和伤痛。

我们所依赖的所有安全的、稳固的感情线，都会断开。

这是一种如地球吸力一样不可抵抗的现实，那要怎么办呢？

唯有在我们还在正常地生活时，建立自己内心的只属于自己的情感线。

在小说《面纱》里，修道院长对基蒂说：无论是工作中、在享受中，你都无法得到平静。

只有在你的灵魂里才能找到平静。

全片中所有的人都在自我认为的困难之下选择了某些程度的逃避，唯有阿东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最后，病的当然也是他。

小说《面纱》和电影《一念无明》，是两个截然相反的AB面。

我之所放在一起说，并不是因为它们同时发生在香港这个牵强的理由。

是因为，我在这两个作品里，都看到过怨恨、绝望。

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生出一些期待，盼望着这些受过伤的人，不再去伤害他人，期盼着，被伤害的人，依然在内心有最原本的情感在流动。

生而为人，一切的痛苦，都无法避免，只愿，真情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