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衣女人

原本想以"家国情怀"为题，但似乎显得太大，好像一句政治口号，与偏爱的艺术气质放在一起有点别扭，就暂且隐去前两个字吧。

但真的打动人心的，正是影片中人对于家人，家族的眷恋和自豪，乃至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品格与尊严的捍卫; 那种数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的伤痛与思念，那种即使已经在另一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即使在金钱社会里随波逐流，却依然无法阻断的血脉相承，可以为了上一代人口中的故事肩负起使命，为了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的先人而难以平复的舍我其谁。

即使不够强大不够优秀的个人，当这样的情怀点燃了他的生命，他会有破除万难的勇气，会有不惧怕强大对手的魄力，会有不向绝望低头的坚韧。

美好动人。

这样的生命似乎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去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去捍卫所爱所信仰的精神。

想要早点睡觉，却忍不住打断电影的节奏 坚持看完，泪流满面。

一觉醒来，感觉像是做了一个酣畅的梦，内容可能无法记得清晰，却记得这个电影给我带来一个难忘的夜晚。

现在回想起的第一个泪点是Maria离开奥地利前和父母告别，母亲说你做的对，父亲说从今以后我们会用你以后生活的地方的语言，我们的家族刚来到奥地利是并不富有，我们勤勤恳恳才有今日所得，我们的孩子都让我们骄傲，你离开以后我别无所求，只是一条，"Remember us"。

当一家三口抱头痛哭，我想在那个时代，除了战争屠杀，他们也没有如今先进的通讯设备，这无疑就是骨肉至亲的诀别，与昔日的快乐相聚对比，又想起那句"黯然销魂"了。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快乐从现在进行时到成为回忆的过程实在太快，而当有了这样的感悟，发觉应当珍惜的时候，往往一切已经抓不住了。

似乎想不起下一个泪点了。

那就先这样吧。

还想补充的一点是Adele太美了。

许是背景故事太炫目，女王和绿灯侠都没法将影片玩出花儿来。

一切都如此规规矩矩。

故事主要围绕奥地利和女主角的关于画作Adele一号的诉讼案展开，但影片中的诉讼部分被很大地削弱了。

key word可用restitution或“归位”；而架构分成三条主线。

（1） Maria，女主角，refugee，画中妇Adele的夫家侄女。

在维也纳的她生活富足，家庭虽然经商，却充满着艺术气息；Adele由于没有子女，对她格外疼爱，这一点也成为角色争画的一个情感立足：或许你们看的是一幅画，我看到的是我的aunt。

而明显地，编剧以及导演也希望借此摆脱观众对剧中人物的观前偏见——不就是为了million刀！

Maria在女王的演绎下，大致是一个背景优渥富有教养却又很萌很固执的老奶奶形象，且不幸成为了影片中唯一一个负责笑点的主要角色；类似echo的闪回中出现的青年Maria实在是美丽又契合，演员似乎是加拿大的演员，德语很溜啊。

两者的表演都没瑕疵，但放在一起有点inconsistent，因为青年Maria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没有过逃避或是抱怨；而老年的Maria却对自己当年的不幸十分较真——老化真可怕。

当然，在这样一部埋伏着二战排犹背景的影片中，这个角色必然会经历从痛苦拒绝回忆到坦然接受的转变，这实在不新鲜；电影的呈现便规矩地分为几个阶段：不我不要回到伤心地维也纳--我回过家了一切都浮云了诉讼不重要了--哎呀赢了诉讼我该不该让Adele留在其家乡维也纳呢--我醒悟了我的家就在大美帝不用纠结卖给美国人就好了……画作的回归和游子Maria的精神回归是同时进展的，这是电影真正的echo，也是Maria身上所需要承担的“归位”；但是，这个角色”具有发展眼光“地将自己定义为了美国人，这幅画作最后也因为她的self-identity到了美国，而并非留在维也纳。

一句话，Maria回归了她的少时，完整回归了“个体”，却并没有回归“国家”。

这或许是不那么规矩的部分：倘若由德国或者奥地利人拍摄，一定会设计将Maria的情感归宿到她的家乡吧？

话说回来，作为一部BBC film，腐国你这样舔儿子的屁股真的好吗？

让Maria傲娇表示“我是美国人我讲英语”，真的不是因为你们找了位大不列颠演员吗？

英国这样插一脚在奥地利-美国中间，其立言的正确性也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呢。

（2） Randol，男主角，画作诉讼案的律师，是Maira家族好友的儿子，更是作曲家勋伯格的孙子。

这张脸老让我想起Zuckerberg。

好，进入正经模式：这个角色存在的第一个意义是，在影片中最明确地表示，“我们“，或者”他们“，”真的不是为了钱”：这个角色最早接下这个案子，很大程度是因为搜索一番发现画作估价不菲，他在和老婆Pam的对谈中直接承认了，创作者显然意识到没人来背“钱”的黑锅太超现实。

但地球人都知道，剧本的走向会让他发声“我不是为了钱”。

第二个意义，是推动故事发展，因为Maria在受挫后曾一度要放弃，是他坚持了下来，直到高院。

这一点是妙的，当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再回忆时，年轻人本该站出来。

第三个意义，是作为根正苗红的二代or三代青年人的代表，回归自己的奥地利根源。

这条线最为完整，帮助他回归的因素铺垫地很清晰：他之所以会认识Maria，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联系；他找到律师工作，是因为他是勋伯格的孙子；诉讼进展最艰难的时刻，是在维也纳偶遇的勋伯格室内乐演出，坚定了完成诉讼的决心。

在Randol溯回的同时，剧本给他安排了两个孩子，其主要亮相都在出生前后，历史与未来交融的梗通过诞生的元素成功榫合。

他老婆，Katie Holmes演的，既能在Randol极速狂飙时当反派抱怨他丢了律师的工作，又能在他犹豫不决时当cheer leader淡定地表示老娘羊水破了你快来挑去维也纳的衬衣领带，这也太完美了！

让她嫁给我好吗？

感谢Randol的出现，不仅为Klimt的画作带来了音乐，更带来了勋伯格的标签。

勋伯格“犹太作曲家”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成就的，勋伯格的家族，相较于Maria的家族，更具有美国特色。

（3）Hubertus，维也纳的记者，在奥地利帮助良多。

先吐槽：除了Brühl就没别的德语男演员了吗！

这位兄台是长了多少斤！

剧本设了悬念：无缘无故，何以帮忙？

直到三主线终于会聚在长椅上时，Hubertus才敢说，因为我的先辈是纳粹，所以我要赎罪。

于是故事的终极主体也归位了。

结构圆满。

阿弥陀佛。

纳粹可恨，赎罪可嘉，但容我冒死一问：在任何一部涉及二战或者德语的影片中都会出现赎罪的标签，这是在试图赋予德语圈人民原罪吗？

Brühl小哥，再加上维也纳部分的一众演员，他们一出现我就琢磨，叫德国人演奥地利人，这合适吗？

不同于柏林的单一，维也纳在二战中的功过很难评价，很多时候存在感很尴尬——影片中的一个笑点，是一位职员对Randol说，哦我女儿特别想去那儿因为可以看袋鼠！

现在的德国是终于媳妇熬成婆，代言德语圈，可以顺手替奥匈人民赎罪了吗？

这酸爽跟看见霍建华演抗日军官是一样一样的，虽然台湾人民也有抗过日，譬如林少猫……哦对不起，这个例子太不正确太不恰当，好一点的打开方式是：一群日本人，在以台湾为主体的影片中，真诚地悔过，gomennasai。

其他角色也可圈点。

铁叔的儿子，饰演青年Maira的丈夫，嫩出姐弟恋的画风，opera婚礼唱腔让人陶醉，德语赞一个。

我好奇：真唱？

但坑爹的behind scene footage视频刚好把唱歌的部分给剪了，实在看不出来是真唱还是假唱。

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凸显Maria早年生活的美好，所谓有男票有老公的人生赢家嘛；另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逃走的兄弟。

当他在楼梯上被纳粹军官拖住的时候，我很狗血地以为帅哥会挂在这里，因为女王的Maria部分完全没这个男人的影子。

Tom Schilling小哥，您又再次作为德国的脸面出现了，能答应我，别再演年代戏了好吗？

别在二战戏里打酱油了好吗？

我就冲你来的，您对观众负责一点好吗？

镜头给到他，梆梆梆敲上Maria家的门来，应该是纳粹的邪恶嘴脸，但那逆生长的面庞实在让观众恨不起来吧？

麦戈文伯爵夫人作为导演的老婆，饰演了女法官，导演还借女王大人的口表扬了一句，啊我们以后应该多一些女法官，这到底是赞谁……说来女法官的比例也是个topic。

饰演Adele的女演员，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但你的出场你的扮相实在是太美！

导演也很偏心，将Adele的哀愁与病态，都只留在了画上，活生生的她一直都是美的存在。

Charles Dance饰演Randol的上司，哎，在the imitation game也是这么个德性，下次可以温柔点。

我一直到看到演员表才发现罗拉快跑里的manni饰演了我们的Klimt，开篇贴金箔，宛如回归央视纪录片频道。

影片配乐有Hans Zimmer，维也纳部分出彩，听哭了大部分观众。

整体而言，整部影片完成度很高。

作为典型的美式电影，精彩地展现了美帝人民的时刻创造历史的自信，你看，Randol开口就是this is a moment of history。

我小时候看美片美剧很疑惑，为什么他们打官司都没什么逻辑性争辩的，说来说去都是情感煽动，还不如港片靠谱。

哎，真让我头疼，美帝人民就是如此感情用事。

质量固然很好，但它并不算新意十足的影片。

譬如艺术品以及文物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归还的议题，当下因为ISIS又火了一把。

Adele这幅一号肖像，作为商业性质的画作，归属私人，不考虑Adele的遗嘱，归属很清晰。

但它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1） 当私人的艺术品具有民族、国家、时代的代表性之后，还仅仅是一副私人画作吗？

倘若我们尊重个体权利，肯定私人所有权，那么其是否具有公开展览的义务呢？

Adele虽然被判给了Maria，并倒手卖给了富商，但毕竟还是在NYC的Neue Gallerie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进行着公开展览，这算堵了许多人的嘴；那万一所有人就爱摆自己家里欣赏呢？

（2） 倘若画作并不具有商业性质，且所有权不清晰，那画家本人可以分一杯羹吗？

（3）倘若画作的购买者不是单纯的购买个体，而是类似皇帝的产权不分明的人物，那所有权又该归谁呢？

到底是归于皇帝本人或其家族，还是归于当时的政府，还是归于国家或者民族呢？

我以为，倘若影片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观众和评论固然会两极分化，但给予的价值更大，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可以就此观察社会的反馈。

最后说一句，自由女神那块背景板，有点假。

附注：a. 曾一天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偶遇Klimt的画作，又机缘巧合撞进了Neue Galerie，私以为这是一种缘分，所以看电影，所以写观感。

自娱自乐，且供消遣。

顺便安利Neue Galerie一楼的Cafe Sabarsky, 如果你爱维也纳。

b. 看的周六七点场，但上座率不算高，和furious7比。

大部分观众都上了年纪， 我一个人进去略感抱歉，似乎打扰了他们。

亏我这还不在宾州呢。

c. Maria的父亲看着窗下的激进，扭头说，把我的cello拿过来，why should this Sunday be different than others？

本是一个想放松的夜晚，挑了这部电影来看。

看之前忍着没有看剧情和评论，一路看下来，才发现，这部电影也是在讲二战。

二战题材的电影太多了，看多了每次都会积攒很大勇气才能打开一部。

《辛特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桂河大桥》、《铁路劳工》、《钢琴师》……每一部电影的名字，都会让我想起观影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衣衫褴褛的犹太人、浓密的黑烟、黑白相间的条纹衣……每一份回忆都伴随着一次心悸。

凡是最终取得了胜利的斗争，大多是通过和平的方式。

甘地采取非暴力的绝食，最终取得了印度独立。

《我有一个梦想》号召黑人们用爱来化解狠。

同样，犹太人为了得到耶路撒冷，为了建立以色列——上帝的应许之地，他们也放弃了恨，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接受世界的怜悯，而是站立起来，用自己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

因此，在看到这部比较另类一些的二战题材影片时，我就想到了这些。

片中的女主角不断强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这是他们这一代受害者的心里，也是在经历灾难之后的人们那一点点的希望。

其实过去怎么能那么轻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怎么能当做没有发生，“let it go”，只是一句美好的愿望。

写影评之前，还有两点想多说一些。

第一点，犹太人。

最近在看《为你，耶路撒冷》这本书。

书比较枯燥，看的也很慢，边看边了解了些犹太人和以色列建国的故事。

大部分是发生在二战之后，被迫害的犹太人为了拥有自己的国家而努力。

“君子无罪怀璧有责”，当我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犹太人。

对于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来生存的犹太人，自然成为了欧洲人的众矢之的。

犹太人有着聪明的头脑，却在几千年李颠沛流离，没有自己的土地。

他们善于理财，往往是最富有的人群；他们热爱艺术，有过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自成一体，散落各地、几千年的分隔、说着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居然还能够走到一起，共同建立国家。

黝黑的头发、消瘦的身材、笔挺的大鼻梁、苍白的皮肤，这都成了犹太人的典型特征。

当希特勒吹捧雅利安人高贵的时候，刻意贬低诋毁犹太人，而在欧洲很多国家、很多人心中引起共鸣，这种歧视心理其实已经根深蒂固。

影片中，纳粹进入奥地利的时候，很多人拿着旗子夹道欢迎便是最好的佐证。

第二点，奥地利。

熟悉奥地利还是源于《茜茜公主》，美丽的茜茜公主，美丽的皇家爱情故事。

《茜茜公主》影片中的浪漫和美好掩饰不了茜茜公主婚后痛苦的感情历程、大半生的孤身生活。

就像茜茜公主的人生历程，奥地利也是如此。

表面的光鲜，私底下则是残酷和隐忍。

作为二战期间最早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他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并不亚于德国。

该片中没有可以描述迫害的情景，却通过偶然一瞥到的景象让人颤抖。

介绍完前因，就来说后果。

战争的残酷性并不仅仅表现在战场上和战争期间死去的人们，它的残酷会延续到战后很多年。

即便是苟延残喘活下来的人们，如何开始新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个难题。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场葬礼，却在玛利亚•阿特曼轻松调侃的致辞里变得轻松而温馨。

玛利亚着装优雅、举止娴静，是个典型的贵族女性。

如果不是在片中徐徐展开的战时迫害，根本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乐观自信的女人背后竟是如此血泪史。

时隔近50年，玛利亚在妹妹去世后鼓起勇气想要索回属于自己家族的名画，其中更有一幅是挚爱的舅母的画像。

舅母Adele的画像被奥地利人深深热爱，他们称之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

而她所找的律师，兰道•索德伯格（以伯格结尾的姓氏都是典型的犹太姓氏），也是奥地利受迫害的犹太人后裔，只是在美国久远的安逸生活让年轻的兰道体会不到曾经的残酷。

这是一个以名画归属案件贯穿始终的故事，案件本身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各方所具有代表性的人们的反应和思路的变迁。

作为玛利亚，她以一种复杂的心理回到了奥地利，回到了多年前被迫离开的故乡。

现在的奥地利金光闪耀，就像是一幅幅动态的油画。

光洁的石子路面、历经战争却毫无损伤的美丽建筑、安逸的生活，现在生活的美好和黑白两色的过去更成了鲜明对比。

玛利亚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其实从未释怀，她的家人被迫害，她的生活被切割两半。

在她第一次回到奥地利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愤怒而又悲伤的，这一次历程更像是一次朝圣，一次放下，“let the past past”。

电影的前半段几乎就是玛利亚个人生平的讲解，从她一人的视觉来描述战时和战后。

兰道，作为玛利亚的律师，他的身份也颇为复杂。

祖父是著名的作曲家，而在他出生之前祖父就去世了，他对于索德伯格这个姓氏并无太多感情，对于旁人对祖父、父亲的称赞也没有太过激动。

他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早已是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战争离他太过遥远。

他接手这个案子的初衷紧紧是处于金钱的目的。

而在奥地利的一次短暂行程，在纪念馆前摩挲亲人名字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情感被唤醒，七尺男儿藏在公用卫生间里用手捶墙，痛哭流涕。

这一瞬间的感情改变了他整个人生。

他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玛利亚的案件中，虽然也有金钱的驱动，但更多的，是他对于自己所无法改变的过去的一点点救赎。

正如我最近所写的几篇影评，“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

很多时候，给予者的收获远大于自己的给予。

兰道在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不仅成为这一类案件的领头人，更是成为两国新闻媒体的关注焦点。

案件的成功，不仅唤醒了奥地利人的自我反省、成为美国一次成功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也为兰道带来了事业的蓬勃发展。

专注一点，终有所得。

反派。

似乎影片中没有什么反派，除了穷凶极恶的纳粹。

然后细细咀嚼，影片也在控诉旁观纳粹罪行的普通人。

他们或在玛利亚艰难的逃离途中制造障碍，或是围观其他人对于犹太人的恶意侮辱。

影片始终没有出现血腥的、残忍的场面，然后正是普通人的冷漠让我们更觉心寒。

当看到犹太人被迫写下“jews”的时候，当看到成年犹太人被当众剪下两边鬓角的头发（犹太教义里，神不允许他们剪掉鬓角的头发），围观者饶有兴致的观看，哄堂大笑的背后是多么冷酷和残忍的心情。

影片中，美景宫的管理者和奥地利文化局的领导，就是这样的普通人。

他们没有经历战争，然而却在战后披着伪善的外套进一步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鼓起勇气来面对历史的犹太人，却有很多会在这种残酷和冷漠之前被迫放弃。

这次艺术品追讨过程，其实是很多人的一次拯救，和平年代重新审视战争的过错，在不断前行中纠正自己的偏差。

艺术品的成功归还，这过程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拯救，影片没有讲，但我相信答案是很多。

救赎。

玛利亚和兰道的奥地利之行，遇到了热心的当地人。

他的父亲曾是一名纳粹，他的一生都在为父亲救赎，都在努力帮助受过纳粹迫害的人们。

正义。

片中有两次庭审，一次是《唐顿庄园》里伯爵夫人所贡献，一次是在最高法院里的精彩审理。

正义与否，因为是美国人自己贴金的一部影片，不过多论述，但也代表了大部分和平时代的人们的心理，战争总是要有偿还的。

东拉西扯写了这么多，可是心里想说的话却还是没有提到。

在这场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背负枷锁活在人世。

对于生命的迫害是一种伤害，对于美好艺术的践踏和盗窃又是一种伤害，而在盗窃后拒不悔改更是一种伤害。

生命值得尊敬，而美好的艺术则会跨越时间和空间，永久流传在人们心中，艺术的生命更是值得让人为之奋斗和敬仰。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这也许是一个漂亮女人在一个美丽的艺术之都幸福生活的故事。

玛利亚，一看就是个精致的女人，茶色的墨镜，得体的套装，尽管只是一家小服装店的主人，却让人感觉沾染了莫扎特式的优雅，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而且会让人忘记她的年龄。

想想这样的人也是应该有着浪漫又精彩的人生吧。

就像玛利亚婚礼上的舞蹈，就像玛利亚父亲的一曲提琴，就像玛利亚舅妈最爱的那条璀璨项链。

如果没有那场屠杀与掠夺。

玛利亚远离了她的父母，远离了她的国家，远离了她所有的记忆。

只是因为她的民族加之于她的一些人的不安与嫉妒，一些毫无理性和逻辑的仇视与对抗，以及战争利益下的迫害。

穿插在追回名画背后的玛利亚的这条记忆线是精彩而巧妙的，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

正如玛利亚在影片中所说，归还，让某件物品返还到原始状态。

欣慰的是，终于，那幅画回来了。

悲伤的是，那些失去的家人在左的日子回不来了。

影片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拨开现实平静的坚硬的外壳，透过现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残忍而冷静的让我们看到二站下的血腥与逃亡。

判决与归还的背后是对历史的承认与反思，而这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虽然故事的叙述不是曲折动人精彩非凡，但是凭着演员的演技和历史复原的真实感，影片还是赚了我一把眼泪。

再者-片尾从导演，制片人等工作人员的名字可以看出，犹太人占了一大半。

再加上这部影片本来就是BBC出品，而BBC的OWNER也是犹太人。

再回头看影片，着重渲染犹太人处境的可怜以及要求奥地利政府归还那副名画的正义感认同感。

怀疑-这是否也是一部犹太人自导自演的PROPAGANDA?

最令人感叹的是奥地利政府在二战期间迫害犹太人，趁火打劫，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在《追寻记忆的痕迹》里提及的一样，奥地利政府其实从机制深处并未真正得为过去的肮脏历史做忏悔，二战之后政府里的机要官员大部分都做过纳粹的帮凶，他们做得更多的是尽量去掩盖历史，去谴责受害者不能让历史过去。

这副画的最终归还也只是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而已，中间的谈判过程贯彻着“我就是要拖到最后一个家族成员死”的准则。

题材故事基础感觉还不错。

但编导太刻意将各种高潮桥段剪切一起，人物情绪转变也非常牵强，所有拼凑都是为了调动观众，而自身缺乏协调，演员表演也不自然，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

海伦·米伦 Helen Mirren这个和梅丽尔·斯特里普 Meryl Streep一起抢光了同龄女演员剧本的主儿，不可避免的开始给人浮夸做戏的感觉了，着实可惜。

New York Times -- Klimts Go to Market; Museums Hold Their BreathBy MICHAEL KIMMELMAN SEPT. 19, 2006How sad — if unsurprising — to hear that the heir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 are indeed cashing in, as planned, and selling four Klimts at Christie’s in November. A story about justice and redemption after the Holocaust has devolved into yet another tale of the crazy, intoxicating art market.Wouldn’t it have been remarkable (I’m just dreaming here) if the heirs had decided instead to donate one or more of the paintings to a public institution? Or, failing that, to negotiate a private sale to a museum at a price below the auction house estimates of $15 million to $60 million?To back up: Ferdinand Bloch-Bauer, a wealthy Jewish industrialist in Vienna, commissioned Gustav Klimt to paint his wife, Adele, in 1907, and again in 1913. The family also acquired three Klimt landscapes. Adele died at 43, in 1925, of meningitis. Public-spirited, she wanted her art to go to Austria.But then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They seized the Bloch-Bauer collection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the family owned. Ferdinand fled Vienna. He died in Zurich in 1946. For decades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it had acquired the Klimts legally. The case went to court. In January the heirs won. They were led by Maria Altmann, Ferdinand’s niece, now 90 and living in Los Angeles. Her lawyer was Randall Schoenberg, the grandson of another Hollywood exile, Arnold Schoenberg.In April, Mrs. Altmann lent the five recovered Klimt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saying the works would probably be put up for sale. In June, the billionaire collector Ronald Lauder bought the early portrait of Adele for $135 million on behalf of the Neue Galerie, his museum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on the Upper East Side. Auction houses jockeyed to sell the other pictures. Since July all five Klimts have been on view at Mr. Lauder’s museum, where they remain through Oct. 9.It is of course only sane that Adele and Ferdinand’s heirs seek to capitalize on a booming market, even as they might, in a more perfect world, have been altruistic too. The wall label for Mr. Lauder’s portrait of Adele at the Neue Galerie is curious: “This acquisition made available in part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heirs of the Estate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Mr. Lauder was generous in paying a fortune for the picture. There might be some generosity ascribed to the heirs in lending the painting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nd the Neue Galerie, were it not for the fact that the museums provided presale publicity of a sort that no auction house could organize. These museums added their prestige to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kindling interest in the artist and in Adele, in the intellectual salons of turn-of-the-century Vienna, in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 rectitude.In retrospect it may yet come to seem a pity that the Austrians declined to buy all five works for about the same amount that Mr. Lauder paid for Adele, saying the price was too high. At least the works would all have remained on public view. Over the years they had become — in particular Mr. Lauder’s Adele — civic landmark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Vienna.They might become landmarks in Los Angeles or New York or some other city, where a museum could display them with the Bloch-Bauer name properly attached. But how well any public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broad, will be able to compete at Christie’s is an open question.Among the Klimts, the second portrait of Adele has its charms and the highest estimate. At half the estimate, a forest scene of birch trees is the real gem, and a bargain at $20 million: an Edenic mix of sharp realism and Pointillist dots receding into deep space. While Picasso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African art a century ago, Klimt was visiting Ravenna and admiring the mosaics. In “primitivism,” the artist’s modernism found a way to the future.How refreshing this story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Bloch-Bauers conceive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at birch landscape, say, ended up in public hands. In so doing they would have earned not just public sympathy for their family’s struggle but also an enduring share of public gratitude. They would have underscore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ir battle for restitution and in the process made clear that art, even in these money-mad days, isn’t only about money.Heck, they would even have gotten a tax break.Follow-upAdele Bloch-Bauer II was subsequently sold in 2016 to an unidentified Chinese buyer for $150 million, destined for his private museum.

Simon Curtis’ legal drama, "Woman in Gold," is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of an American Jewish refugee from Austria who fights to reclaim a famous Gustav Klimt painting stolen from her family by the Nazis during World War II. It's a haunting film that speaks to the hearts of millions who have sought to reclaim their past, stripped from them 70 years ago. VOA's Penelope Poulou reports.导演西蒙·柯蒂斯的法律电影《金衣女人》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

影片讲述了从奥地利逃亡的美籍犹太人为收回二战期间纳粹从她家掳走的明华艾蒂儿肖像一号而斗争的故事。

这部让人难以忘怀的影片说出了千万想寻回70多年前被剥夺的一切的人的心声。

Fifteen years ago, Maria Altman hired a young lawyer, a family friend, to help her sue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to recover the painting, which was on display at the Belvedere Museum in Vienna,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Klimt collection.15年以前，Maria Altman雇佣了一位年轻律师帮助她向奥地利政府诉讼讨回名画。

这幅画在维也纳的美景宫博物馆展出，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克林姆化作藏品。

The film portrays the Austrian curator as an arrogant, unyielding man who refuses to return the painting to Altman because he believes the painting belongs to Austria.这部电影逼真的描绘了一位傲慢偏执的奥利拉博物馆馆长。

他拒绝归还化作，以为他坚信这幅画属于奥地利。

A local Austrian journalist tells Altman her chances of getting the painting back were infinitesimal because "Woman in Gold" was the Mona Lisa of Vienna. But for Altman, it was a family portrait of her Aunt Adele.一位奥地利记者告诉Altman她那会化作的机会非常小，因为这位“金色衣服的女士“是维也纳的蒙娜丽莎。

但是对Altman来说，这幅画是她的阿姨Adele的家庭画像。

Filmmaker Curtis intersperses flashbacks of the dramatic last days before Altman’s escape from Vienna during the Nazi rule in 1938, with scenes of the contemporary courtroom drama.影片制作人Curtis将纳粹统治的1938年Altman逃离维也纳前夜和当代法庭审判的场景交织呈现。

Curtis’ film also addresses the much larger issue of victims’ need for justice rendered, even 70 years after the Holocaust.在这部影片里柯蒂斯同样强调了正义的审判对受害者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大屠杀已经过去70年后的现在。

“One of the important messages in this film is that we must remember what happened,” he said. “The 21st century is a very complicated and unstable place right now, and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some of the lessons and some of the terrible mistakes that were made in the 20th century.”影片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我们必须要记得曾经发生过什么。

他说，“21世纪到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纷杂的、不稳定的阶段，记得过去的教训、记起20世纪所犯下的可怕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

”Curtis says he took exceptional care to accurately depict scenes from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Austria on the eve of WWII.柯蒂斯说他特别留心的去准确展现了二战前夕奥地利对犹太人的迫害。

“We did our best to be as authentic as possible when we were recreating the hideous events of 1938 Vienna. We actually recreated documentary photographs and video of the Germans coming to town, so we did our best to give it as an authentic feel as possible.”当我们在重现1938年在维也纳发生的可怕的事件时，我们尽力做到客观。

我们的确重现了老照片和影像资料里德国人入侵城市的景象，我们尽量给出了客观的感受。

10. Helen Mirren offers a textured performance as the refined and spirited octogenarian Maria Altman.Helen Mirren在片中精细的演绎了优雅坚强的老人Maria AltmanRyan Reynolds plays Randol Schoenberg, an untried attorney in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who in 1998 took the case against Austria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and won. Today, Schoenberg is president of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Los Angeles. He continues his efforts to reclaim art stolen from Jewish families.Ryan Reynolds 饰演 Schoenberg，一个当时在国际法辩护中并没有经验的年轻律师。

他于1998年接下了此案向美国最高法庭诉讼奥地利政府，并取得了胜利。

Schoenberg如今是洛杉矶Holocaust博物馆的主席。

他一直为帮助犹太家庭讨回被剥夺的艺术品而努力。

“Immediately after the war, people didn’t concentrate on material things,” he explained. “It was rebuilding lives, finding loved ones, figuring out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m, so I think it did take time for these other issues to subside and for people to focus on the few things that they still could get back and art works are, seven decades later, one of the few things that we can still do something about.”“战争刚刚结束时，人民不关心物质，”他说，“生活需要重建，寻找爱人，探寻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想还需要时间去平息一些事情，让人们去关注那些他们还没有讨回的少数东西，而艺术品就属于70多年后我们仍然可以为之努力的少数东西。

”The world's costliest artwork, Gustav Klimt's portrait of a Viennese lady from 1907 "Adele Bloch-Bauer I," left, hangs in New York's Neue Galerie Museum for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after being unveiled by its new owner, cosmetics magnate Ronald Lauder, fa这全世界的无价之宝，Klimt与1907年画下的维也纳女士“明华艾蒂儿”如今被挂在纽约 Neue Galerie博物馆的德国与奥地利艺术馆，由化妆品大亨Ronald Lauder为期揭幕。

若是让我说说对这部影片的理解，我觉得它整体的一个主题是：归还。

何为归还？

是玛瑞亚的重回故土、是名画的交还、是一个法律正义判决的最终莅临，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民族，情感的归结…… 这是一个以名画归属案件贯穿始终的故事，但不止步于此。

埋伏着二战排犹背景，女主角要追回名画。

可以看到一开始她的决心并不是坚定不催：从“我不要回到伤心地维也纳”，到“我回家了，过去的就过去吧诉讼不重要了”，再到纠结“该不该让Adele留在这个地方”。

整个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点点小变化，和画作的归还历程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回归。

我觉得这是电影情节安排上很牵动人心的地方。

其实在看名画追回的曲折历程时，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近代以来因为战乱而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

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至今还静静的立在那，徒留感伤和悲凉。

全世界因为战争而流失、不知所踪的艺术品不在少数，而追回率却是极低。

那些静默在某个角落的、甚至已经残破不堪的、本应受到供奉的艺术作品，对世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缺憾。

而这种精神缺憾、文化缺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扭曲着那些“强盗”去掠夺和流失更多的文化和精神。

我始终认为，艺术和文化应当回到本属于它的地方，就像法律正义终究会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