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无花果之种

8.5/10 综合打分8.5，感性冲动给五星。

三幕式的剧作，影片在镜头摇晃不断坠向恐怖、惊悚与暴力的深渊。

感觉不到游击式拍摄的粗糙，拉索罗夫的确有足够的技法。

比之白草地，前作是晦涩、符号化寓言式的重构，是隐喻的迷宫；本作则是要素的展现，在虚构与现实间对当下的伊朗社会进行解构。

随着短视频的拼贴、光线一再变得昏暗、场景逐渐趋于陈旧与破败，电影从风格化的作者写作趋向类型化的叙事，观众的情绪不断高涨，在闪灵式的追杀戏后，终于在复仇（弑父）的那一刻达到高潮，进而在鲜活、生动而自主自由的伊朗女性的影像中得到释放。

我们看到了那个社会，更进一步的，仿佛看到了所有恐惧、独裁、暴力的源头。

但当电影过度被场外因素与洗脑式的冲击所影响，剧作的漏洞就被忽视了。

小女儿毫无铺垫的偷枪，老宅对峙强行的安排——总是存在漏洞，难以自圆其说 瑕不掩瑜，期待进步。

（期待另一部类似手法但完全不同应用的电影)。

無花果是一種生命週期不同尋常的樹，它的種子隨著鳥糞落在其他樹上，根在空中生長並扎根地面，隨後它的枝條會纏繞在宿主樹上，直到把它勒死，最终这颗神圣的无花果树便自立于大地上。

———神圣无花果之种

2022年9月，伊朗爆发了一场以女性运动，生命与自由为命题的历史性的起义游行。

伊朗的现实比电影更加残酷，导演那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去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拍摄中，他不能到现场而是只能远程通过对讲机和face time艰难的完成了拍摄，更是被伊朗当局关押入狱，最后导演逃出参加了戛纳电影节。

向导演及其团队致敬，很勇敢，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通过神权、政权和强权对伊朗社会进行统治，不断给民众洗脑和强压。

头巾运动一直就没有停过，有时民众反头巾运动是反对宗教限制世俗生活的诉求，也有可能是西方的多轮制裁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困境，这件事恰好就成了民众宣泄情绪的所在，也可能存在一些外部势力的发酵和煽动暴力的操作。

总之，社会是很复杂的。

伊朗不同的统治时期，头巾佩戴的规定也有不同，巴列维时期，伊朗女性在公众场合就可以不戴头巾，但是时间久了，民众又反对美国的巴列维傀儡政府，女性又佩戴头巾上街游行，以宣誓反西方的决心，头巾又成了反西方化的符号。

但2023年9月，伊朗议会又批准头巾法案，违反着装的女性最高可被判处10年徒刑。

这一法案的通过，又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和抗议活动。

本片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拍摄的，男主角是一名体制内的人员，他理所应当的是认为女性公众不应当戴头巾和默认一些规定，在家里父权和强权严重，他的顺应体制，其实是极其自私的，他脑海中潜移默化的包裹着是对家庭的保护，他自认为管制是对女儿的爱，家里人不能对其有一丝丝的违背，整个社会都处于极权统治下，反映到家庭里的强权统治和洗脑，才是让人后背发凉的原因，不是因为个人的暴躁脾气，而是整个社会的大部分家庭都处于这样的父权统治下，对女性的禁锢让人恐惧。

个人的家暴行为远没有整个社会的神权和父权让人窒息。

妈妈就是一个敢怒不敢言的保守派，只要生活能按部就班，女儿们相安无事就好，就可以生活下去，大女儿是不断妥协的保守革命派，二女儿是不成熟的激进革命派，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是受到网络、周围、学校和社会氛围的影响，愈发愈想反抗，包括对父亲。

这个枪就代表着父亲在家的权威，是他不合法的不安所在，父亲为了寻枪，不惜忽略亲情，变成一个疯魔，就如伊朗国家为了秩序和权威，变成杀害自己民众的机器。

二女儿偷了枪，是她反抗父权长期压迫的爆发，是她自由的第一步，当然也是受到了游行氛围的影响。

二女儿最后大喇叭播放他们一家过去温馨的视频，并不是要唤醒父亲的亲情，而是撕破父亲自我陶醉的以爱的名义要保护家人的虚伪行为，当然，也是她很聪明的借机救妈妈和姐姐聪明的手段，父亲最后在伊朗千年古迹里的坍塌也是导演对伊政府早晚会倒塌的隐喻，人民必将迎来自由的希冀。

电影中所有的游行，抗议，烧头巾，和警察的对抗等都是现实社会的真实视频，通过大女儿刷短视频呈现出来，电影和现实的交织，是让人感到身临其境，电影后半段的父亲行为，让母女三人和观众都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下，最后闪灵般的追逐，堪称经典。

后思极恐的电影与现实，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何时还伊朗民众温暖的家？

要亲情，而不是控制。

#mymovies“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大清都亡了，世界是静止的还是在推进的呢？

这部电影的题材是真真的好题材，导演和演员们也是真真的孤勇者。

导演想表达政权和父权对平民和妇女的压迫和无视，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蒙眼和妥协，是十分让人动容的，但若是能够把故事线精简，紧紧围绕父亲vs家中女性，父亲vs领导上位者，妈妈vs女儿来推进也许会让观者更舒服吧。

可惜，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导演在一部电影里装了太多故事线——前半部是女大学生受伤的故事线，其实刻画得十分精彩，令人悲痛也扣人心弦，但后文却没有了交代；而后半部分才是真正的寻枪故事线却将“丢枪→调查员审讯→被跟踪→抓捕跟踪者→家中女性最后的对抗”这条线拍摄得相对杂乱，故事节奏只有在最后一幕才有了真正地表达。

影片最精彩的一幕就是餐桌上的父女对抗，女儿简直是嘴替，那句“because you're the inside”说出了父亲的处境和父权社会里男人们的视角。

最后一幕，男女对抗，女性始终还是处于逃离（妈妈）和自卫（大女儿）、反抗（小女儿）的角色，男性则依然是追捕和降服他人，他们家是如此，整个大环境亦是如此。

最后沉于废墟的注定是糟粕……

按照自小受到的家国主义教育，放到历史进程的大环境下，影片中一家人的遭遇，尤其是女儿的反抗行径，无疑可以在宣传口径中渲染为一出脍炙人口的社会进步喜剧。

但是聚焦到家庭本身，聚焦到经历事件的个人本身呢，谁敢否认这是一出彻彻底底的悲剧。

诚然，我已“沦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了，就如片中爸爸一样，何人敢义正言辞的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他呢？

体制之错、环境之错、集体之错，与个人之错的联系还是需要谨慎探讨。

至于倍受关注的女权问题，看到小女儿果然偷了枪，我简直可以确信导演是在反串，是对于所谓“女权运动”的低级红、高级黑。

这部电影完全可以当做一部所谓“女权革命者”的嘲讽电影来看。

如若不信，试问。

1.父亲的形象是不是一个刽子手？

答案必然是否，从导演的塑造来说，父亲的形象总体来说偏正面，职场方面电影交代的很明白，只是作为审判流程中间的签字的一环而已，并非是那种主观恶意的反革命者。

家庭方面，一言以蔽之，消失的父亲。

2.小女儿偷枪有没有错？

我认为是有的。

我本来想写必然有错，但是回忆看到的短评，估计把偷枪这一行为看作是对父权、强权的勇敢反抗的象征的，大有人在。

把最后一出戏看作看做恐怖逃杀，升华为反抗父权、反抗压迫的成功象征的，亦是大有人在。

但是回归事件本身，父亲这个角色在偷枪之前对于家人做过任何负面的事吗？

没有，顶多就是加班回家晚，亦或是让“女权主义者”面子上过不去的大男子主义气息。

那么问题3.小女儿想通过偷枪来达到什么目的呢，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大女儿帮忙隐瞒，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也没有交代。

就好像只是为了引出父亲急了，把我们囚禁了，暴露出恶魔本性了。

仿佛就是摔了一个玻璃杯而指着人家说，你看你果然经不住摔吧！

如若有人感觉这部电影是在赞颂与支持女性权利，那可以说是对于女性运动的侮辱了。

电影中犯错误的是小女儿，隐瞒包庇的是大女儿，最后不分青红皂白倒戈的是母亲。

导演借父亲之口，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你们都是骗子”。

父亲这一角色形象，是她们为了达成所谓革命胜利的“颅内高潮”的牺牲品罢了。

如果这部电影能被吹捧为“女权电影”，那这帮人的水平便可见一斑了。

神圣无花果之种。

从开头的介绍来看，导演对其也是貌似负面情绪多一些吧。

怕不也是对于所谓革命者的极致嘲讽——无非都是踩着他人尸体攀爬向上的机会主义者罢了。

我对政治神学，尤其是伊斯兰神学的了解非常浅薄，这篇影评里很多内容都靠现查。

也是朋友提醒才开始意识到这部片子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神学隐喻。

在中文互联网里似乎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讨论，所以我不妨开开脑洞，勉强写一写，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豆友指正。

古兰经里的无花果和圣经里的苹果有非常相似的意涵，两者也都有伊甸园的传说，因此神圣无花果之种这部片子可以看作对于逐出伊甸园传说的一个反写。

在这部电影里，父亲很显然是神的化身，神让圣母，亚当和夏娃无忧无虑的居住在一个优渥的家庭，也就是伊甸园里，不需要为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操心。

如果我们把小女儿sana看作夏娃，大女儿Rezvan看作亚当，母亲Najmeh看成守护伊甸园的天使。

亚当和夏娃在大女儿的朋友sadaf则象征着蛇/路西法/撒旦。

又或者整个革命，整个性别平等的思想就是撒旦，而sadaf只是撒旦的具像化身。

有趣的是，Najmeh在波斯语里是“星星”的意思，用来衬托神的力量的伟大。

而在影片很长的片段里，母亲也扮演了这个角色。

母亲既是父亲的帮凶，也是女儿们的守护者。

是母亲在一遍一遍的讲，不要挑战父亲，父亲是不可以挑战的，在父亲真正展现自己的权威之前，是母亲塑造了父亲的权威。

路西法追求绝对的自由，也被认为是绝对的堕落。

路西法引诱生活在伊甸园里，对外部世界并不关心的sana和rezvan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就是让她们吃下了那颗苹果/无花果。

吃下苹果的亚当和夏娃获得了知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无数人的流血牺牲，而有些问题，一旦开始思考，就没有回头路了，于是女儿们也开始在革命的浪潮中进行自己的反抗。

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反抗的具体行为是被动的，他们穿上了衣服，让自己赤裸的身体无法被看见，但是电影里的反抗是主动的的，sana偷走了父亲的手枪，rezvan开始与父亲在饭桌上进行正面冲突。

而此时引诱了亚当夏娃的路西法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导演用一个大逆光的镜头和宗教音乐来拍najmeh对sadaf的治疗过程，这是对于起源神话第一个最大的反叛。

神是宽恕的，但是对于绝对邪恶且永不认错的撒旦，神是没有任何宽恕的余地的。

对撒旦的拯救，就是对神最大的挑战。

伊朗的抗议活动在挑战伊朗的神权政治，而在小的家庭内部，也有一场与神权的战斗，因为这是与神权的战斗，所以被一种寓言的方式拍了出来。

古兰经和圣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古兰经强调亚当和夏娃犯下的是一个“错误”，而不是“罪行”，是可以被原谅的：这也是影片里父亲一直强调的——只要她们承认错误，交出手枪，就可以获得原谅/救赎。

在原本的神话里，亚当和夏娃进行了诚恳的道歉，并且获得了神的原谅。

而在电影的改写里，亚当和夏娃从始至终也没有道歉，在进入第三幕后，亚当和夏娃进行了最激烈的反抗，一直到神权被掩埋在古老而脆弱的黄土之下。

不过以上也许只是我的过度解读，不过我觉得以上的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部看似只是在讨论现实题材的电影没有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因为背后更深的文化背景，古老的神权，是没有办法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示的。

光解决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背后的制度基因的。

如果是从剧作技术上来看，这部电影在基础架构上是很巧妙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的牵扯设计得很棒，不过剧情后期的人物动机很缥缈，人物的行动动机都是模糊不清的：父亲为什么突然为了名声就要牺牲妻女？

父亲为什么要拿着枪拖着大女儿找枪？

母亲为什么让女儿们被审问又要替她们撒谎？

女儿偷枪来干嘛？

这一些没有写清楚的情况下，直接展示了剧情，就不得不让人认为这都是为了“主题”而刻意安排的了，尽管本来就是安排的，但是让人产生疑问跳戏了，就是编剧能力不够。

如果是从纯观众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部电影是非常恶毒的，处处拿所谓的“自由”和“父权”说事，因为剧情没有把这个父亲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形象，所以最后的“弑父”情节反而变成了万恶，因为观众会看到这个父亲在夹缝中为家庭提供物质保障的不易——至少不是个纯粹的坏人，他有观念错误，但罪不至死。

现在编剧强行使用了“弑父”这个剧作模式，就让主题变成：杀掉罪不至死的父亲，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主题是扯淡的，所以我才会说这是恶毒的——为了某种“主义”而进行杀戮，满口自由的女儿并不比父亲好到哪里去。

总而言之，能看出电影作者想干嘛，但是在剧作上却欠了火候，让一个本来很讨巧的选题变得如此恶毒。

在viff看到的最佳。

电影以搬家为节点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叙事主要在家庭中，此时所有人物的行为和动机都非常人性化，虽然沾染政治但矛盾也是生活化的，可以说前半部分的主要矛盾是围绕着父权、男权和神权展开。

父权主要体现在父亲是家中唯一有职业和收入的人，他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他的利益和家庭利益高度统一，与父亲的利益有冲突就会与整个家庭的利益有冲突，矛盾也会因此产生。

男权、神权则是伊朗社会的两大问题，这两者在电影里对于女性的压迫可以说是交织在一起的，展现伊朗社会这些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到了搬家之后，男权和神权逐渐退出舞台，父权和极权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

后半部分的人物逐渐脱离了人性化而变得极具象征意义，所有发生的事件也充满了政治寓言。

父亲首先像闪灵中的男主人公一样被异化了，他逐渐变成了伊朗极权政府的化身，罔顾人伦关押妻女使她们互相告密相互厮杀；妻子则是懦弱保守派的象征，面对当权的一逼再逼她只能妥协来换取容身之地，即使后面反抗的思想稍稍觉醒，也还是不敌当权的暴力手段；大女儿是仍带妥协性的革命派，她会退步但在强权高压下她也会铿锵有力地说出I won’t sit。

保守派和妥协革命派最后还是难敌极权政府，只能被关起来做提线木偶。

小女儿则是最激进但还不成熟的革命派，她最先窃取了权力（枪支）并且拒不承认拒不归还，不管怎么被当权摆布，她的反抗意识始终都是最强烈的，最后在与父亲的对峙中终于失手弑父，推翻了强权统治。

整部电影其实和权力的所属都息息相关，从展现父权对家庭的压迫、男权神权对女性的压迫，到了最终展现极权对人民的压迫。

在国家与家庭关于弑父宣言的有力互文中度过了无法停止流泪的三个小时，如果这都没拿下金棕榈，那什么样的电影才算好电影？

片中父权与强权的轴心以下落至具体的个人与家庭的方式符号性地显现，当对于自我的不安搅乱了其意志与统治的稳定性时，至亲是被无能的父亲亲手抛弃的，革命者大多也是在政府和国家的怀疑、猜忌、敏感与歇斯底里中首先被抛弃和攻击，才拿起防卫的武器。

此时，真正的团结与拥护通过平等的爱而非上下级的形式而出现了，这是任何父亲与国家机器都永远可遇不可的情感，不过他们也不屑于这种情感，枪和权力才是他们的“生命”。

当然，父亲的蛮暴和压制是首要的前提，自由与生活是换取强权合法性的祭品，公民和家人对人权与爱的渴望被国家和父亲界定为罪与错误，受难者永远是“自己人”，真正的骗子是谁已经不言而喻。

虚伪的父亲躲在无人在意的角落里对着假想敌进行完一系列颅内高潮后，为了彰显又或是巩固他的权力而刺伤了所有家人，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在餐桌前的家庭会议上端着手说要重拾昔日家庭温暖、解决问题，实际上只是自以为是地开启另一场不讲道理的审判乃至囚禁，以此为借口尽情地伤害名义上的“所爱之人”。

但显然他不爱任何人，他只爱他自己，以及他的名誉、权力以及合法的暴力。

而且他忘了，没有人有义务配合他，抛弃所爱之人的是他，最终被抛弃的也恰恰是他。

真正的灾难依次降临在他的家人和民众身上，可他们不会带着不安玩想象出来的无聊游戏，因为他们的不安是真正的不安，是关乎生存、生命、意义、自我的不安，是来自被父亲亲手罢黜后的赤裸生命危机的不安，他们只会更加有力量，以此抵抗这个由于无能而不安又在不安中变得更无能的父亲。

无花果之种飘散在世界四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爹都共享着一副霸道嘴脸和相同的不安，所以这是一则世界寓言，只是有的爹已经揭开假面出手伤人，有的爹还在暗流涌动蓄势待发。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开始弑父，或是至少做好弑父的准备，又或者哪怕仅仅意识到那个来自父的野蛮、霸凌和满口谎言，以此为萌芽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世界上没有神圣的事物，也没有任何本应如此的事情，只有你应该获得的人生，不被吸血和驯化的、毋需服从和牺牲的人生，这是我们的人权啊，这才是本应如此的事情，这才是生命的神圣所在。

神圣的生命就是应当开花的，越是艳丽灿烂越好，如果开不了花，也要想尽办法扎根、萦绕在大地上。

众所周知，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极其严苛。

这种审查不仅仅是对成片的剪辑或修改，而是从剧本创作阶段就开始介入，贯穿整个电影制作的全过程。

伊朗的电影工作者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得不学会在审查的边缘行走，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伊朗著名导演贾法·帕纳西，曾因拍摄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出租车》而遭到伊朗政府的处罚。

他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和20年的行业禁入，而讽刺的是这部佳作曾荣获2015年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熊奖。

《出租车》剧照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片子，同样为创作它的导演引来了“灾难”。

因为这部电影，他被判处8年监禁和鞭刑，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样的一部“禁片”，究竟是以怎样犀利而真实的影像，刺穿了伊朗的社会现实？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

神圣无花果之种دانه انجیر معابد导演: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编剧: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主演: Missagh Zareh / Soheila Golestani / Mahsa Rostami / Setareh Maleki类型: 剧情 / 犯罪上映日期: 2024-05-24(戛纳电影节) / 2024-09-18(法国)片长: 168分钟

*本文有剧透这部影片刚上线不久，就冲上本周口碑榜第一。

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22年伊朗的“头巾革命”期间，这场社会运动的导火索是22岁的玛莎·阿米尼因“违反着装规范”被捕。

然而，在被逮捕两个小时后，她突然陷入了昏迷。

三天后，在医院的阿米尼被宣布死亡。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而“女性！

生活！

自由！

”成为了运动的口号。

而本片《神圣无花果之种》便像一颗种子，狠狠的扎进了伊朗的土地中，挣扎着让看不见的阴暗，破土而出。

故事发生在德黑兰一个公务员家庭内部。

男主角伊曼，即将晋升为法官的调查官，这使他处于高压之下。

他的工作内容是签发针对抗议者的死刑判决，伊曼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被命令签署五个判死刑案，而他甚至没有时间读完卷宗，就要终结别人的生命。

面对这样残酷的工作内容，伊曼一直依靠着自己的法官梦想和信仰而支撑着。

晋升对于伊曼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他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更预示着他将享受到更为优渥的薪酬福利，甚至有机会获得更加宽敞的住房。

在这样的诱惑面前，那些关于职业操守、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考量，似乎都变得苍白无力，无法与即将到手的实际利益相抗衡。

尽管伊曼在基层岗位上默默耕耘了二十载，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充满争议的“执行者”角色，准备履行他的新职责。

在如此动荡的时期升任此官，对于伊曼来说只要按时按点完成任务就万事大吉。

为了防止舆论以及反动人士的反抗，上级给他一把手枪用来防身。

然而，突然有一天他的配枪不翼而飞。

在组织的规定下，丢失枪支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不仅会让他失去现有的职位，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伊曼为了能够升职，早已将自己的道德原则抛诸脑后，成为了体制中的一个冷酷执行者，每日生活在焦虑和不安之中。

假如因为这次枪支的失踪而遭到解职，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伊曼开始急切地寻找丢失的枪支。

他的日常行动变得异常规律，仅在工作地点和家之间往返，这让他开始怀疑是否是家人拿走了那把枪。

伊曼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直到他升职后，家庭的平衡被打破。

伊曼的妻子，一个典型的伊朗妇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照顾家庭和维护丈夫的体面上。

两个女儿，一个即将步入大学，一个正在读高中，她们通过社交媒体看到了“另一个伊朗”，更生出了自由的倾向。

一天母女三人在电视上看着关于玛莎·阿米尼的报道，母亲认为玛莎可能是因为心脏问题发作，倒在了警局的入口。

然而，听到这番话的大女儿立刻质疑：“如果那是你的女儿，你还会这样认为吗？

”对此，母亲坚决地回应说，“我的女儿们绝不会穿着那样的衣服外出。

”

随着伊曼认识到自己的女儿们越来越难以管束，他开始更加怀疑她们可能与他丢失的枪有关。

在职业生涯遭遇严重危机的关头，伊曼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维持那脆弱的体面和自我控制。

因此，他决定要对家中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进行一次彻底的盘查。

为了查明真相，伊曼甚至让自己的同事介入，对家人进行审讯。

这一行为自然引起了家人们的强烈不满，她们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冒犯。

这进一步激化了家庭矛盾，促使伊曼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手段来处理这一局面，这一行为引发了家庭的不满和冲突。

因为个人信息和家庭住址被曝光，伊曼带着妻女逃离了德黑兰的公寓，回到了偏远乡下的旧宅。

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伊曼将妻女囚禁起来，而小女儿在逃出后，不得不与父亲正面对抗。

在一场激烈的冲突中，小女儿用藏起的那把枪杀死了父亲。

手枪不仅是伊曼作为执法者的工具，更是权力和恐惧的象征。

头巾则代表了宗教和国家对女性的控制。

这些符号的运用揭示了伊朗社会中的问题，如性别歧视、权力滥用和个体在体制下的无力感。

影片的标题“神圣无花果之种”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隐喻。

无花果的繁殖过程是“种子依附寄生-扼杀宿主-壮大屹立”，这与专制力量的运作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专制力量假借正义和宗教的名义，高居于各种崇高理念之上，对人民进行压迫和掠夺。

影片通过这个隐喻，深刻地批判了专制体制对个体的压迫和对家庭的破坏。

影片中的伊曼是一个复杂的角色。

他既是一个渴望权力和地位的公务员，也是一个在家庭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丈夫和父亲。

他的权力欲望和对家庭的控制欲，最终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和自己的悲剧。

伊曼的角色揭示了在专制体制下，个体如何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渐失去人性，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伊曼的妻子和女儿们则是反抗的象征。

她们在伊曼的压迫下，逐渐觉醒，最终选择了反抗。

尤其是小女儿的弑父行为，虽然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性别觉醒，但它无疑是对强大压制性力量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这一行为不仅是对父权的反抗，也是对专制体制的反抗。

影片中的竖屏影像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象征元素。

这些影像多取自手机社交平台，展现了暴力与混乱的现实。

这些竖屏影像剥离了粉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伊朗。

它们与影片的剧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和冲击，使观众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伊朗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

在影片的最后，伊曼被坍塌的遗迹掩埋，但仍伸出戴有忠诚戒指的手。

这个恐怖片式的场景，强调了专制力量的顽强。

这不仅是对伊曼个人命运的象征，也是对专制体制的深刻批判。

专制体制就像那个顽强的手臂，即使在崩溃的边缘，仍然试图抓住权力不放。

*本文作者：浅浅

作者：Phaedrus本文首发于媒体平台 耐观影2016年的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出现了让全世界动容的一幕，小演员哈娜单手举起了颁给她的金熊奖掩面痛哭，这是属于她叔叔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的荣誉，后者在伊朗政府的禁摄令中偷偷拍摄了《出租车》并出国参赛，伊朗政府限制贾法·帕纳西的出境使得其只得让他的侄女代为领奖。

有媒体称赞领奖一幕是电影艺术自由的胜利，只是人们也没想到这种胜利会再现得如此之快。

四年后的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样的场景几乎是重演，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محمد رسولاف）凭借电影《无邪》（شیطان وجود ندارد）获得最高奖项金熊奖，而其本人也因无法出国由其女儿代领。

年轻的巴兰·拉索洛夫（导演女儿）拿着手机向全世界的媒体展示了被困在伊朗的拉索洛夫的远程登场。

两位殊途同归的伊朗导演有如此相同的境遇并非偶然，早在2010年二者就曾因未取得许可便拍摄电影而一同被逮捕，作为“伊朗电影届那只折翼却又不断起飞的鸟”，拉索洛夫将电影用作对抗的手段，不断将自己的愤怒与不满袒露在世界级的舞台上。

今年戛纳，拉索洛夫的长片《神圣无花果的种子》（دانه انجیر مقدس）首次入围主竞赛，作为一名曾三次在戛纳入围并获奖的常客，这无疑是他在戛纳这个舞台上最盛大的一次登场，而同样也是伊朗政府对其最严厉的一次扑杀。

导演拉索洛夫被伊朗政府判处八年监禁和鞭刑，并将被罚款并没收财产，这种高压的手段哪怕是对于这位曾多次入狱并被监禁的艺术家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不是第一次伊朗政府痛恨拉索洛夫在戛纳的登场，而拉索洛夫也每次都在戛纳这一国际电影节上毫无保留地显示自己的政见与愤懑。

拉索洛夫戛纳前瞻 拉索洛夫首次登场戛纳是在2011年，他的第四部剧情长片《再见》（به امید دیدار）在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导演奖，也提名一种关注大奖。

作为首次突入戛纳的拉索洛夫而言，这显然是个非常出色的成绩。

对于这部电影，拉索洛夫在其中对自身境遇的投射明显到让人无法忽视，电影拍摄的年份正是其首次被伊朗政府判刑的时间，律师女主角诺拉(蕾拉·扎雷饰)在电影中几乎可以被看作拉索洛夫本人，其表现了导演对祖国悲观而失望的态度以及那种无法逃离的悲鸣，作为一部试图逃跑的电影，拉索洛夫显然将那种情绪的铺设大于了剧情和语言的设计。

我们得以在电影中一次次看到女主诺拉暗淡的侧脸，阴暗色调的电影画面可以使得女主那 “无法逃离”的绝望融入简单的画面之中，也让整部电影散发出独特的光影韵味。

不喜欢这种手法的观众们则会认为这种拍摄手法加深了电影的平淡与枯燥。

在伊朗这样的政体之下，将主角设立为女性显然也有导演自己的用意，电影中除去官僚体制的打压，还因其主角的性别而展现了那种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性别欺凌。

作为女性孱弱地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用宠物乌龟明喻主角的心境，这些设计都给结尾并不出乎意料的命运按下了注解。

导演在这部长片中注满了那种含蓄的无力感，将政治氛围的阴暗以及个人力量的渺小用美学手法表现了出来。

尽管剧情上并无新鲜故事，整体脉络也不足以让观众新奇，但戛纳依然给这位勇敢表达不同政见的伊朗导演呈上了应属于他的奖励。

也许是获得了戛纳的认可，又或许是拉索洛夫本就如此愤怒，第二次带来戛纳的作品《手稿不会燃烧》（دستنوشتهها نمیسوزند）抛弃了前作中无助而无奈的情绪，也抛弃了那些谨小慎微的寓言和影射，给全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伊朗导演对这个国家机器的愤怒。

拉索洛夫此次将视角对准了历史与现在的交错，揭露伊朗政府曾秘密刺杀反对文人的暗黑过往，却又在当下为了掩盖真相可以肆意践踏生命。

导演刻意将伊朗秘密特工的监视行动拍摄得无比平静，他们有条不紊、冷酷无情地清理异端，仿佛文化暗杀在这个已经将人权异化的国家是寻常之事，这种错位性质的手法也使得当我们去审视幸存作家Kasra这个角色时顿感凉意。

而在两位杀手Khosrow和Morteza中也产生了一种”暗杀行为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争论，这似乎是导演刻意所安排的反思，Morteza作为一名杀手显得迟钝且冷酷，对Khosrow所产生的不安不屑一顾，他认定铲除异己是符合教义、符合规定的。

这种盲目服从和人性之善的对撞被拉索洛夫不加修饰地拍摄出来，使得整部作品远离了伊朗电影常有的那种，含蓄而压抑的情绪以及如诗歌般的电影质感。

而是用极强的现实表现力为这部电影定下了主基调。

读者们也许可以注意到，在这部《手稿不会燃烧》中我无法向你介绍任何一个演职人员，除去导演拉索洛夫的大名，其余的演职人员因伊朗的审查制度，为了安全均放弃了对电影的署名。

影片是在这段平静的叙述中结束的，没有演职人员表，而只是长达数十秒的黑屏与沉默。

这部直击黑暗之作在2013年的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中，获得了费比西奖。

反对声音或许会说电影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质量，过于冗长和复杂的叙事手法也使得电影的剧情大打折扣，但我们都不要忘了这是一部秘密拍摄的电影，一个高压环境下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对伊朗政府的一次公然宣战。

《手稿不会燃烧》的大获成功激励了拉索洛夫以电影为号角的热情，但当2017年，他的《谎言》（لِرد）赢得了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大奖之后，伊朗政府将铁锤砸到了他的头上。

同年9月，在他从戛纳回到伊朗后，政府没收了他的护照，并通知他不能再拍电影。

引起伊朗政府震怒的这部《谎言》同样是拉索洛夫躲避着电影警察而偷偷拍摄的，他离开了德黑兰前往伊朗北部完成了整部电影。

与他命运相似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钟意于在自己的电影中自导自演，和他不同的是，拉索洛夫却更喜欢用主角隐喻自身的境遇。

《谎言》中的男主雷扎(雷扎·阿克拉吉拉德饰)也是一名被迫离开德黑兰前往伊朗北部的朴实百姓，他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一个农场养金鱼，过着一种看似平静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拉索洛夫想表达的那种批判性并不会因你远离城市而有所改变，腐败与权力滥用问题如蛀虫一般侵蚀了整个社会，他所在的农村在各个层面都充斥着腐败，这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面临着战斗。

坚定的雷扎拒绝向这样的规则低头，正如本片英文片名所述的那样，“A Man of Integrity”，他无疑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在用正当手段对抗企业和当地政府中屡屡受挫，最终甚至影响到他的家庭和孩子。

电影中时常穿插着雷扎在远离外界的私人时刻，通过独自洗浴时自残以及偷酿私酒等镜头暗示他渴望逃离现实，以及无法摆脱现实中那个腐朽社会的无力。

《谎言》中的政治社会描述是直白而有力的，因此也有媒体称其是一部“关于腐败和不公正的紧张、愤怒的电影” 。

我们可以从海报中看出拉索洛夫的情绪，主角雷扎身体对着川流，回头斜视着观众，脸上带着愤懑和痛苦。

一个正直的人怎会在这样的社会受尽欺压，这是导演所传达的疑问与不满。

也正是因为《谎言》中对伊朗社会的描绘，2019年伊朗革命法院以意图颠覆国家为罪名判处拉索洛夫有期徒刑一年与禁止出国二年，这也正是文章前段所提到的拉索洛夫以远程形式出席柏林金熊颁奖礼的原因。

神圣无花果之种 而当我们将视野放到入围第77届戛纳主竞赛并最终取得了特别金棕榈奖的《神圣无花果之种》时，我们看到拉索洛夫的战斗性依然不减，甚至有更为强烈的表达欲。

从剧情上而言，在这部168分钟的长片里拉索洛夫巧妙地塑造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男性角色，即父亲伊曼。

在职业上他身为伊朗革命法庭的调查员，负责案件调查并审判，同样地，他也是一名忠诚的教徒，当大女儿在阅览墙上的照片时，伊曼指出他的动作是对于真主的“屈服，信仰和无条件的服从”。

而在家中，伊曼也依然是毫无疑问的掌权者，因为他的职业需要，全家的搬迁与保密需求都听从于他，妻子Najemh无条件地簇拥以及两个女儿Rezvan和Sana对他的唯命是从都是他在这个家庭掌握至高权力的体现。

我们不难发现，伊曼就是拉索洛夫所想要打造的权力集成，一个集合了神权-公权-父权的利维坦式的怪物，从这个角度的切入我们也不难理解伊曼为何在剧情的走向中以一种《闪灵》式的方式最终走向癫狂和灭亡，正因“伊曼”就是拉索洛夫所想要唾弃的。

我们从电影的海报上也可以发掘出映衬我们观点的一点，整张海报的所囊括的人物，只有镜头聚焦到的女儿Rezvan和Sana以及背景的母亲Najemh，伊曼作为全剧的核心推动人物被故意地排斥于聚光灯之外，这正是拉索洛夫对所谓“权力”的反抗，“你越是妄图掌握极致的权力，我便越是运用摄影机将你排除在外。

”我们仿佛在银幕之外听到了导演的如是说。

在故事的推进上，德黑兰爆发示威游行的大前提下，伊曼丢失的枪使他逐渐极端而变成了一个权力的绞杀机器，从影片初期拒绝签不明案件字的正直法官，到为了寻枪而对家人处以私刑的病态父亲，我们得以眼睁睁地看到伊曼的父权地位是如何被公权所入侵的，而他对自由意志的漠视也在拉索洛夫的故事里最终反噬了他。

毫无疑问，拉索洛夫的每一帧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影像，我们也可以从他之前入围戛纳的序列电影，以及直到现在的《神圣无花果之种》中，看出在一个影像更加碎片化的当今社会，他是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政治倾向以及新的影像形式。

在情绪烘托上，拉索洛夫没有大费周章地去用影像复现“示威与游行”，也有可能式受制于他的艺术创作始终在政府的高压之下。

导演选择了在影片中穿插大量的网络短视频以呈现示威游行的第一状态，这样的插入是生硬的，但是在画面的设计中这其实很精妙地构造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当剧情转向Rezvan的朋友被警察打伤而偷藏于Rezvan家中时，镜头游走于家中的各个房间之间，母女三人对受伤者的同情与父亲伊曼所代表的公权在房间内悄然发生着分裂，而关于示威游行的短视频素材在影片中端的插入，实则充盈了这个“拒绝承认外部世界变化”的家庭，也暗示着最重要的角色母亲Najemh由支持伊曼代表的公权转而支持女儿的变化，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个屋子里的变化简单地看作一段剧情插入，但当导演是拉索洛夫时，我们很难不去联想到，这种“闭耳不听”的密闭式环境塑造，实质是对于伊朗整个国家现状的暗示。

相比于被简单地称呼为一名电影导演，拉索洛夫更像是文艺界少见的一名电影斗士，他始终坚持着在强权和高压中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观点，坚持用电影艺术进行自由表达。

伊朗政府用监禁和刑法应对拉索洛夫，拉索洛夫就用电影反击，二者的对抗来回持续了十年，拉索洛夫不断被逮捕，但又不断拍摄电影，而这种抗争的结果就是，拉索洛夫在国内被判处多项罪名，而他的作品则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不断，而拉索洛夫也通过逃离伊朗来阐明了自己的态度。

拉索洛夫的人生履历被自己的电影成就和入狱记录分割成了近乎独立的两部分，一块是国际上受尽荣华的著名导演，另一块却是在祖国不断沦为阶下囚的悲惨境遇。

面对着《神圣无花果的种子》在今年戛纳主竞赛获奖，但拉索洛夫在伊朗国内被判决有罪监禁的现状，作为观众我们好像无法明白几部电影对政治的影响力究竟是否如此之大。

我们只能殷切期盼于，若是在一个能够自由创作的电影世界里，穆罕默德·拉索洛夫将不再会是一只折翼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