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

总感觉，关于中东地区这个沉重的话题，应该是有过类似沉重经历的人方能理解和驾驭的。

民族、宗教、立场、屠杀……千丝万缕，牵连不清，个中感受远非我们这些依赖某些片面的媒体报告的旁观者所能够解读。

当然，忙着“反恐”和报复的以色列人以及忙着制造“人体炸弹”光复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有这种闲情逸致，幻想通过一部电影就能感化对方，于是，美国人来了。

当然，在这里，我绝非想通过这篇文字批判或者暗讽Spielberg。

事实上个人也感觉《慕尼黑》态度很诚恳、手法很娴熟、场面很震撼，只是凭老斯的个人经历和立场所拍摄的这部影片还是显得片面和单薄，而且，无法遮掩的商业味道也使整部影片的真实性和震撼性大打折扣。

剧情本片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剧情，被指责与历史相去甚远。

我认为虚构本身并无不可，但作为一部取材于历史真实事件、讨论当今最敏感问题的电影，即使虚构剧情，也必须以客观现实为基础。

可慕尼黑的剧情却出现过多戏剧性的略显俗套的安排和冲突：电话暗杀事件中突然返家的小女孩和手忙脚乱的暗杀成员、表面上眉慈目善实际官居情报机关高位的法国老头、穆萨德组织成员毫无情报来源而一直必须依靠法国情报组织――这一幕幕难免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就仿佛导演一边正儿八经地向你讲述一个严肃的话题，一边却又安插了一些肥皂剧里的乔段来表达自己――不但没有说服力，反而更添商业渲染和造作的嫌疑。

人物关于男主角，个人感觉影片刻画地有些过头――一个如此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杀手。

我不是否认人性，只是宣扬地过了，就难免带上了庇护的感情色彩。

尤其是那几场暗杀行动中对于弱者和旁人的保护简直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这不是《空军一号》，而事实上一个杀手也不可能在完成了一个爆炸行动后还冲进火堆里去救人。

我不得不将这种对主人公的美化与老斯的犹太血统联系起来，而这种照顾西方观众情感的行为也使本片注定不能成为上乘之作。

叙事本片叙事略显枯燥。

叙事线索完全是由一个个暗杀场面＋大量对白堆砌起来的。

老斯对于动作场面的驾驭能力相信没有人会怀疑。

尤其是开头那段慕尼黑惨案的再现，感觉很客观真实。

还有那场旅馆爆炸案前，寂静的夜晚掺着不成调的哼唱以及打在“新邦德”脸上忽明忽暗的灯光，一种恐惧的心理油然而生。

然而，不少当代导演热衷的暴力美学已经让作为观众的我们变得麻木，对于慕尼黑，影片前半部的血腥镜头也曾让我震惊，但是能惊心的未必能动魄，更何况到后半部，过多的类似场面使我多少有点无动于衷。

倘若再加上大量说教式的对白，这样的叙事方式让我觉得乏味。

主题和立场老斯在影片上映前曾经表示“拍慕尼黑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但是，仅仅通过对以色列特工暴力报复巴勒斯坦人的反思，来解读的和平绝对是片面的；而仅仅通过对一个杀手精神道德上的救赎，来完成的说教绝对是苍白的。

慕尼黑中的巴勒斯坦人似乎还是那群野蛮的暴民，影片对于他们的描述立场还是如当今多数西方人的立场那样，高高在上，即使有些许同情，却多少也带有点施舍的成分，是拒绝深入了解的，甚至是有点伪善的。

对于相当一部分西方人来说，死亡的恐怖威胁往往只会激起他们先发制人的征服欲望，阿拉伯人的死似乎早也是习以为常。

而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所谓的“恐怖袭击”对于他们来说，又怎是威胁和叫嚣那样简单？

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痛苦，你当然不会了解每一次武力反击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重建家园、保全后代的希望。

我感觉全片最精彩的莫过于主人公Avner和巴勒斯坦人Ali面对面那场戏，于我个人而言也是最有感染力的。

这是全片唯一一处对巴勒斯坦人的正面描述，也是全片立场最为客观、视觉最为公正的地方――“是谁让我们变成这样的人，是谁让我们丧失了生存的地方，我们过得有多么的艰难，我们想要的只是自己的家园”之前看过一篇影评，很赞同其中一句话――“立场决定观点”。

所以，我不可能要求老斯拍出我理想中的《慕尼黑》，我和他们立场的不同注定了我对这部电影的不待见。

不管怎么样，老斯这部电影应该可以在世界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也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思考，我想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吧。

电影只是电影，一个能够被电影轻易改变的人改变不了历史。

斯皮尔伯格从不会让你失望，《星球大战》他把灾难讲的入木三分，而《慕尼黑》无疑又是一部有板有眼的佳作。

战争，历史，人性，情感，这几个元素像是在他掌中的玻璃球，他已通通玩转。

怎么样才算一部好电影？

也许我们再看电影的时候潜意识里已经存在了好多要求，比如我的要求是一部完美的电影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1. 好题材好故事，当然讲故事要有技巧，这不是一件易事。

1972年奥运会的慕尼黑事件，以巴冲突。

题材没得说。

2. 视觉上的刺激要够分量，我称之为“影像奇观”，这种奇观可以是美妙的，宏大的，也可以是惨烈的，悲怆的。

比如暴力场面中人物被杀时的死相，聪明的导演都会在这上面动脑筋，因为观众总是会因为一场戏而记住一部电影，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戏对刻画人物来讲再关键不过。

《慕尼黑》中职业女杀手被杀时身上依次有三个弹孔，她抱了抱小猫最后跌到躺椅上，睡袍打开，浓血从颈部的小弹孔涌出，流向他赤裸的全身。

这对善于色诱杀人的她在合适不过。

3. 人物丰满有分量。

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场戏的配角。

我很喜欢这部戏里面“爸爸”这个人物，他是为黑道提供线索的集团的头目，一个“教父”式的人物。

斯皮尔伯格仅仅用了三场戏就已经把他说的很完整。

第一场戏：与艾弗纳的会面，他要求艾弗纳帮他做菜，他拿起艾弗纳的手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屠夫的手，温柔的心”，这是在说他自己，也是在说艾弗纳，他在逐渐建立艾弗纳对他的信任感。

第二场戏：二人在花园里摘果子，很自然的说到两个人的工作都是为了“养家”，这个词儿是下两场戏的铺垫，这个人物的矛盾很快就表现出来。

第三场戏，午餐。

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戏。

很多电影都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讲故事，因为吃饭的时候整个家庭才会聚在一块儿，要产生矛盾比较容易。

这个午餐完整的展现了“爸爸”与其家庭的矛盾关系。

他与路易的争吵，还有其他家人对他为黑道服务的事情不理解，但是诺大的家庭都依靠它的生意。

好了，矛盾有了，人物活了。

4. 思考。

这毋庸置疑，任何一种好的艺术作品都会让人思考。

本来作为复仇者的艾弗纳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别人的暗杀对象，同伴相继死去，他怀疑自己房间里装着炸弹，无法入睡。

他握着手枪，呆坐着开始思考，思考这一切的意义。

5. 好的摄影和配乐。

厄，剪辑、化妆这些都放在这里把，我写累了，要知道现在是凌晨四点多。

很多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或许都是片面的。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是我在看完二小时四十分的《慕尼黑惨案》之后，加深了对它的理解。

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两种历史，一种是真实的历史，一种是权利方、利益方为了某种目的表述的历史。

后一种历史，又因涉及的方面不同，可能衍生出不同版本的事实，甚至会出现几种事实完全相悖的状况。

因此，面对任何一个事实的阐述，我们都要分析，这个事实是谁告诉你的，他告诉你的目的是什么，在告知你这个事实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寄托？？

这个事实是否涉及另一方？

如果涉及，那么我们能否听到他们的声音？

或许，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

比如，如果让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阐述1972年发生在慕尼黑的劫持运动员事件，我们所了解的事实肯定会和犹太人阐述的事实有较大出入。

那么，究竟谁说的是真的？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电影《慕尼黑惨案》没能告诉我这个答案。

作为犹太人，导演斯皮尔博格无法做到完全的公正，这是很正常的，尽管在电影中，观众能看出来导演已经尽量做到客观描述了。

但是，在面对以色列采用“上帝之怒”行动，即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定点清除慕尼黑惨案肇事者的时候，斯皮尔博格还是有倾向性的，他多少掩盖了以色列方面残暴的一面——除了11名慕尼黑惨案肇事者，摩萨德究竟夺去了多少无辜人的性命？

同时他放大了以色列方面保护弱者、善良的一面——影片中，暗杀小组多次悲天悯人：为了小孩，差点放弃电话引爆清除肇事人；为了孩子，小组成员挡住了突击队员的枪口；爆炸后抢救无辜伤者……这些都展现出暗杀小组的成员并非冷冰冰的杀人机器，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性善良的一面在这些细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有理由相信，除非我们听到巴勒斯坦方面对慕尼黑事件的表述，听到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对事件的描述，我们才能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慕尼黑惨案》没有做到完全真实，至少，影片中德国和以色列方面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行动都与事实有出入。

慕尼黑惨案的肇事者肯定是错的，这毋庸置疑。

可从某种角度来看，巴勒斯坦为了建国采取的各种做法，是一个简单的对与错就能判定了的吗？

暗杀、绑架、劫持、武装抵抗，甚至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现今的世界上，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它们未必都能用简单的对错进行判断。

巴勒斯坦劫持人质是错的，可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巴勒斯坦国吗？

这，有错吗？

以色列进军黎巴嫩、约旦河西岸是错的，可犹太人不就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土地，想不让自己的家园受人侵犯吗？

这，有错吗？

爱尔兰共和军搞暗杀是错的，可他们不是为了拥有完整的爱尔兰，而不是让北爱永久属于英国吗？

这，有错吗？

他们的方法或许激进，或许暴力，可是，谁能告诉我，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问题？

别忘了，这些地区的问题联合国都解决不了！！

西班牙“艾塔”为了将巴斯克地区从西班牙分离出去，采用了无数暴力手段，他们对吗？

可对巴斯克地区的人民来说，不愿意受西班牙政府管束，有别的办法吗？

前南盟时期，塞尔维亚地区民族混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阿尔巴尼亚人混居在一起，各种宗教混杂，穆斯林、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融在一起，塞族对其他民族的打压，对吗？

可其他民族就没有对塞族实施暴力的情况吗？

谁正确呢？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迷惑，我们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对与错去进行判断，就像《慕尼黑惨案》中，当以色列暗杀小组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巧遇在欧洲，双方成员在互不知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番对话那样，黑白如何定义，要看下定义的人是谁。

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荒草不生的地方建国？

”巴勒斯坦人回答：“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家园。

你不能理解，没有家园的痛苦。

”以色列人说：“我觉得你们建立不了国家，你们的道路太漫长了。

”巴勒斯坦人说：“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你想想，犹太人用了多久回到自己的家园？

”具体台词记不太清楚，仅从以上尚不准确的台词中就能发现，斯皮尔博格所站的角度还是高于单纯的犹太人身份的，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东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过于错综复杂，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远远不是人为划出几条边界线就可以解决的，更何况，现在连边界线都尚未有公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句话，或许是对很多国际局势最土鳖却贴切的表述。

对于导演斯皮尔博格的作品，我一直不大感兴趣。

除了《辛德勒的名单》，记忆中没看过他别的影片。

幸好，看过的这两部作品，都属于经典。

作为犹太人，导演在这两部作品中可谓煞费苦心，既不能让影片过于刺激阿拉伯民族，又要让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民深深被犹太民族所感动，感动于他们的苦难，感动于他们的不屈不挠，感动于他们的精神，这也不亚于一种“戴着手铐的舞蹈”。

转评1：摇摆不定的《慕尼黑》 火雀(深圳) 发表于：2006-6-10 23:36:39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这部电影里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或者说他想借这个以‘慕尼黑惨案’这一事件的周边，来表达一个什么主题？

谴责以暴易暴的恐怖行为？

或是向世人透露一下他们犹太人无坚不摧的手段？

还是恐怖组织行动的方式？

都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自己在这部电影里的态度十分暧昧，无论是人物刻画或是对恐怖行为的本质探讨，都是还没点，就停止了。

《慕尼黑》看不到《辛格勒名单》里的悲天悯人，这部立场摇摆不定，人物刻画肤浅的电影，拍的主题却是以巴双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永难说清的情絮。

　　　　当电影最后的画面定格为纽约世贸大厦时，我长吁口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在电影中摇摆了一个多小时的立场终于坚定下来了。

并且用这画面说出了他心中的想法：世贸的倒塌，犹太人也有份。

或者说深一点，犹太人也是恐怖份子。

有了这个想法，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这部电影无论在宣传上的低调处理也忽然可以理解了。

但如果他不是想表达‘犹太人也是恐怖份子’这个想法，那么可真的不知他拍这部电影来做什么。

个人在民族仇恨前的无力无奈？

恐怖份子也是妈生的？

平淡如水的故事与暧昧不清的立场实在让人很难明白导演拍这部电影的动机。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这种高敏话题的电影时，确实十分小心。

但他是一个犹太人，民族之间的世代仇恨化为个人的世代责任这一事实，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也无法避免。

所以在处理这种以自身民族情感切身相关的敏感话题时，拿捏的力度没可能像局外人般冷静客观。

所以在《慕尼黑》中也难免偏颇。

只是这次的偏颇，却是明显地偏向了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恐怖份子，或者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正在这部电影里为这些恐怖份子们翻案，并且把‘恐怖份子’这一帽子，戴到了他的老乡们，犹太人的头上。

可是谁能说清，在怨怨相报中的双方，谁是恐怖份子？

而恐怖份子的定义又是什么？

滥杀无辜就是恐怖份子？

不杀妇儒儿童就代表正义？

既然已沾上了血，又何必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电影里一直摇摆不定，他想说的东西似乎很多，又似乎没有。

这种态度使得这电影沦为平平之作。

　　　　如果电影一直沿用开始时的纪实态度一路叙下，而不代入个人与国家民族间的含糊态度。

就双方从宏观来说事，或许会令电影成为一部经典。

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犹太人，这个身份现在看来，倒成了他执导这部电影的心理枷锁了。

　　　　电影中出现的法国家族情报机构，颇有着科波拉《教父》里黑帮家族的感觉。

当父亲向儿子训话时的语气与在果园里摘果子的神态，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龙·白兰度的那位教父。

只是这位父亲教训儿子的那番话，引来了电影最妙的一次冲突。

儿子在一肚子气中，安排这次过来会晤他父亲的以色列犹太人杀手与保护被暗杀对象的巴勒斯坦保镖同住一室。

这一段在伦敦的暗杀行动，以巴双方的共处一室，是电影的高潮。

虽然双方人物都没有透露出各自的身份，文化上的冲突在争着收音机播各自民族的歌曲已可见出，只是争到最后选择了美国的流行音乐，双方就各自停手坐下听歌了，似在表明无论在国家民族或文化艺术哪一方面，双方都认可了美国的介入。

在这两个民族共处那个陋室时，导演只是轻轻带过。

放弃了这个精彩的冲突。

　　　　电影在不断回放慕尼黑惨案过程中，成了为那帮绑匪找理由杀人的过程。

似欲说明绑匪们是无辜的，被动的。

也在这不断回放中，对照那帮正在报复暗杀与慕尼黑惨案有关人物的犹太人行为，和慕尼黑惨案那帮绑匪杀害运动员的行为没有两样。

导演想双方都照顾的手法，却造成了观众心理上的反差：被动的绑匪似乎无辜；而着力刻画的犹太暗杀集团在导演的用力过猛下，成了名副其实的恐怖份子。

　　　　电影对人物在特定情况下的心理变化，安排得很合理。

只是需要照顾多个方面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有点力不从心。

回应：有争议的片子才是经典，楼主认为慕尼黑应该拍的客观，怎么个客观，我认为没法客观，有了真正的客观巴以问题就能解决了，民族之间的斗争无法从事实上客观！

这部片子的经典之处正是采用推敲式的人物心理构思让观众留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人物的心理描写很客观，客观到使观众身临其境，几个暗杀场景太让人震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很客观，影片已经达到了效果。

拍成纪录片就很客观么，不见得，何况这种隐藏的很深的事实很难拍成纪录片呢。

PS看点：电话炸弹暗杀Mahmoud Hamshari（小女孩）、bed bomb暗杀Hussein Abad Al-Chir（以色列夫妇）、假冒的PLO和假冒的ETA的较量。

背景资料：（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色九月”扣为人质，德国警方营救失败。

恐怖分子和运动员全部身亡。

这起事件震惊世界，被称为“慕尼黑惨案”。

）（1960年代后半、以约旦为据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因过激行动，使得约旦国王胡赛因于1970年9月下令将PLO武力驱逐。

由此引发了约旦内战。

被称为黒色九月事件的内战中、PLO成员多被杀害，剩余成员被迫转移据点至黎巴嫩贝鲁特。

内战对PLO造成重大打击，并由此视胡赛因国王为叛徒对其强烈反抗。

此后，在黎巴嫩开始活动的PLO中最大的派别法塔哈，因对以色列斗争的失利，结成了秘密恐怖组织，即黑色九月。

由于慕尼黑惨案震惊世界，以色列代表团11人遭杀害的悲惨结果给以色列重大打击。

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Mossad）为此实施了报复，大量黒色九月相关人员遭暗杀。

）转铁2： 从慕尼黑到东莫村的距离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慕尼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开始猜想电影的结局该是怎样惨不忍睹的悲剧：暗杀小组的负责人艾韦恩被蒙上眼睛，带到一个隐秘而美丽的花园——后来我才晓得，那是整部电影最安宁的一处所在——拜见那个很有《教父》中马龙·白兰度之风神的法国老人，他领导着一家不与政府合作的地下组织，靠出售情报为生，四处杀人放火的艾韦恩已是他的老顾客。

当时他正在厨房做菜，喊艾韦恩——他曾干过厨师——过去帮忙。

洗菜的片刻，他盯住这位客人的手，感叹了一句：对一个好厨师来说实在太大了，要不是因为我和你一样长了屠夫式的双手，我本来可以成为烹调大师，我们真是悲剧人物：屠夫的双手，善良的心灵……　　屠夫的双手，善良的心灵，这种无可调解的矛盾构成了艾韦恩和他的四名同伴的悲剧。

这是五名具有人间情怀的普通人，而非残忍冷酷的杀人魔王。

让他们执行一项血流成河的复仇任务，可想而知是何等艰难。

杀人不再是暴力，不再是优雅的行为艺术，而是与盘踞他们内心的魔鬼作战。

他们前几次相当笨拙的暗杀行动，会让人想起黑泽明的电影：杀死一个人竟然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周折，承受那么多的苦痛。

譬如他们暗杀的第一个家伙，是将《一千零一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意大利语的作家，当这位先生从喧嚣的广场走回黑暗的寓所，被两个比他还要惊慌失措的杀手包围，他先后听到这样犹豫不绝的质问：你是威利吗？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来吗？

……确认了半天，艾韦恩和他的搭档才下决心开枪。

他们接下来的一次暗杀更为惊心动魄，因为怕误伤到那个政治家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儿，暗杀计划居然在最后一刻被延迟，而且差点报废，直到女孩走出炸弹的引爆范围，他们才按下遥控器，瞬息灰飞烟灭，政治家升入天堂。

　　在我看来，《慕尼黑》力图呈现的主题尽管异常宏大：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黑九月，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民族仇恨，恐怖主义等；但是最终的落点却极为平常，那就是几个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他们如何面对家国冲突，如何战胜心灵的恐惧，如何走向生命的虚无，直至与汝皆亡。

完全可以说，斯皮尔伯格并不在意能否复原历史的影象，而是竭尽心力去关怀大历史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这些小人物参与着历史，同时亦解构着历史。

当艾韦恩和他的同伴沾满鲜血的手不再颤抖，他们的心性却开始动摇：这样的复仇是否符合习以为常的正义观？

暗杀的结果能否祛除积压于心头的仇怨？

当他们无奈地发觉民族冲突的无休无止，杀死对方一人，立即有人补缺，而且展开更狂热的报复；当他们的队伍日渐稀疏，战友们纷纷倒地牺牲，只余下艾韦恩孤单的身影，整个行动的正当性已被消解殆尽，大写的历史被架空，打动人们的惟有艾韦恩具体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女儿的爱，对同伴的爱。

　　普通人没法支配历史之舵，但他们更不愿对历史亦步亦趋，两难之间，他们空余迷惘。

这便导致了《慕尼黑》主题的暧昧不清，亦成为这部电影最为人诟病的一点。

而我以为，这正是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

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他前后准备了八年，主要是因为他一直不能解决那个纠缠他的致命难题：为什么辛德勒这样的奸商和花花公子，可以毅然舍弃自己辛苦赚来的万贯家财，去拯救落难的犹太人？

直到电影拍完，他说他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或许本来就没有答案，这属于人性的奥秘，置身其中的人类永远不可能探察清楚。

《慕尼黑》也是一样。

斯皮尔伯格尝试着追寻恐怖主义的本源，以及对抗它的利器。

但他找到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电影的结尾，精神几近崩溃的艾韦恩向上司请求退出暗杀小组，上司不同意，却劝说他回家，回到祖国这个家，民族这个家，他的父辈们用无尽的鲜血与生命构筑的这个家。

可是对艾韦恩而言，这个“家”太大，他只想邀请上司到他的那个小家吃顿晚餐，看看他的出生没多久的女儿。

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必然分道扬镳。

这等于是说，斯皮尔伯格让民族正义与个人自由各行其道，而非将对方消融：既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也不是用民间的温情遮蔽“大写的历史”的恐怖。

匀幻挥写鸢浮！

赌侥岷凇纷呱狭恕缎恋吕盏拿ァ返睦下贰?br>　　不知这算不算素常意义上的悲剧？

它毕竟没有在最快的时间内骗取到我们廉价的眼泪，我们疲乏的震动。

但艾韦恩的生命不可能静止于电影结尾的风口，他势必要做出选择，要么是服从上司的命令，要么是拒绝——而拒绝意味着对抗，意味着承付来自祖国的裁决。

而且他还有那么多的外敌，尽管他解甲归田，但民族仇恨肯定不能宽恕他在过去犯下的罪行。

他会怎么走下去呢？

或许只能遵从电话里那个法国老人的召唤，去远方的花园，去作他的儿子，去过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

而我们必须相信，甚至要欺骗自己：没错，那正是《慕尼黑》的方向。

　　　　可《慕尼黑》中的花园不是唯一的。

让历史倒退20年，让我们的目光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朝鲜半岛，让我们的思维抛开十步杀一人的恐怖主义，来面对一场硝烟弥散的南北战争，那么，我们便可能邂逅一处比法国的小花园还要宁静祥和的好地方，它的名字叫“东莫村”，真正的世外桃源。

纷繁的战乱无法打破东莫村村民的美妙梦境，相反，那些偶然闯入村子的士兵却被他们的淳朴民情所感化，放弃了曾经势不两立的仇恨，最终成为这座桃花源的忠诚捍卫者，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欢迎来到东莫村》是韩国导演朴光炫的力作，据说是2005年度韩国最叫座的电影。

能激起这么壮观的市场，想必会有打动普罗大众的精彩亮点。

可我看完之后，却大略有些失望。

正如一位朋友所言，这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拍摄技术，而观众却有些不入流。

能对这样一部叙事简易的电影趋之若骛，恐怕内心焦渴到了极点，或许，我们还可以窥见韩国人祈望南北统一的民族心理——想到这里总难免触景伤情，难怪我在琢磨该电影的剧情之时，内心却浮现“为什么陈凯歌与张艺谋拍不出这种题材”之类的埋怨，当然，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已经拥有姜文的《鬼子来了》，只是被狗日的广电局下了封杀令而已。

　　继续说《东莫村》。

我得声明，上面判定它“叙事简易”，并非贬低之言。

或者可以换一种表达：这部电影拍得很老实，干净，情节上没有半点拖沓，除了某些慢镜头比较折磨人的眼神。

而这些特性，我以为都是由该电影的主题所决定：本来是干戈相向的敌我之争，用什么来消除他们的敌意和怨恨，同时亦不必付出生死的代价？

之于《慕尼黑》，这类争斗永远无法消弭，所以最后的局面是冷冷的僵持，斯皮尔伯格宁愿将奢侈的镜头聚焦到艾韦恩的个人悲剧。

这是洞穿人性的深刻，但悲观。

而朴光炫毋宁怀有美好得近乎天真的意念，他虚构出一个幻城般的东莫村，一处与战争毫无牵涉的桃花源，从这里涌现的汩汩温情，融化了隔离南方与北方的坚冰。

甚至，我们不妨推想朴光炫借助《东莫村》的终极诉求：不仅仅是消解仇恨，而且在呼唤统一：电影的后半部，韩国的表铉哲少尉与朝鲜的李秀华司令员同仇敌忾，将枪口对准代表着外来势力的美国飞机。

　　而在这种意义上，估计一个避世的“桃花源”，已然不能容纳东莫村隐喻的力量。

这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庄，不再具备平面的地域性质，而是升华为一种人性的自然与美好的集合。

我们不晓得村民们是否与世隔绝到“不论有汉，无论魏晋”的情状，但是他们对于步枪、手雷等武器的陌生，难道不是对暴力的天然反感？

他们对南北之争的不感冒，笑嘻嘻地观看表铉哲一方与李秀华一方宁可在大雨中挨淋还要决然相对的窘态，难道不是对二元政治的嘲弄？

当恩仇尽泯的五名士兵为了守护东莫村的安全，以舍身成仁之志与美国飞机展开殊死搏斗，那一晚炮火连天，死伤无数，可村民们依然满面微笑，仿佛在看元宵的璀璨烟花——不要怪他们冷漠，他们的认知力还没有进化到那一步——难道不是人性最善良的见证？

表铉哲与李秀华们初入东莫村时还是金刚怒目，出来时已经菩萨低眉，难道这个村庄还有净化灵魂的奇效？

——除非它是天堂。

　　　　李安曾经这样诠释《断臂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

”我很喜欢这句话。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伤痛，都有缺憾，都有对未来的期待。

我愿意无限引申下去：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东莫村，这是美好的一面；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慕尼黑，这是悲惨的一面。

这两面都不可或缺，它们的黏合构成着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

——写到这里，我发现这篇评论倒是能够自圆其说，东莫村（法国花园是它的一个影象）确实是慕尼黑的方向。

从慕尼黑到东莫村的距离，就是从噩梦到美梦的距离，从绝望到希望的距离，从黑暗到光明的距离，从地狱到天堂的距离——但愿不是从硬币的一面到另一面的距离，那样将永无抵达的可能。

　　　　2006年2月26日于宁波回应：赞一个，分析精辟！

听某电影论坛的两位老大说 Munich “是一部极其精彩的影片”，除了最后的15分钟以外。

所以昨天晚上逮到空闲，虽然次日要起大早去上课，还是一咬牙步行40分钟到了电影院。

这部影片从商业片的角度看没有太多可挑剔的。

首先，宽银幕的画面看起来极具临场感。

“黑九月”成员试图冲进运动员宿舍，以色列教练尤素福拼命抵挡的场面简直就像发生在自己家门口一样，后来的枪击、爆炸场面也真实得让人几乎不敢直视。

影片多数时候的节奏感很好。

前半段的镜头运用几乎可以成为经典（有待时间检验），虽然不乏模仿《教父》的嫌疑。

意大利一段的色彩非常明朗，而巴黎、贝鲁特就越显昏暗，很好地烘托了令人窒息的气氛。

许多桥段虽然都在意料之中，但是也被斯皮尔伯格拍出了新意。

但是，这部影片题材和背景的沉重似乎连斯氏也无法驾驭，从而妨碍了这部影片成为完美的经典。

斯皮尔伯格似乎很希望在电影中加入对人的关怀和对巴勒斯坦建国追求的理解和同情，但是他本人是犹太人的事实以及对（西方）观众接受程度的考虑似乎都影响了这种表达。

影片结尾的字幕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字幕把摩萨德的暗杀行动真正地正当化，并消除了一切必要的道德疑虑，从而使电影着力表现的冲突大打折扣。

Munich 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性的冲突，即没有经验的特工慢慢变成残酷的暗杀者，并在这个过程中遭受道德的拷问，以及自身也面临报复的危险，从而慢慢认识到复仇的真正意义，从这里开始这种冲突上升为利益诉求与手段的冲突。

这在 Avner 与 Ali 的谈话以及后来 Ali 被杀的情节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色列建国之初也搞恐怖活动，炸过英国的使馆，那么今天巴勒斯坦人为了建国而制造爆炸事件是否也属应当？

以色列人曾遭受过上千年的种族压迫，那么今天他们是否就有理由压迫巴勒斯坦人？

这些问题，在听过 Ali 的话之后，就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Munich 无法将这样的问题继续引向深入，所以 Avner 的转变以及他的梦魇都让人有突兀之感。

但是，如果斯氏的意图是让人们开始思考巴以千年积怨到底有何意义，以及暴力是否是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终极手段这样的问题，那么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有些细节可以换一种方式拍，让人更多地思考，但是这样以来必然要牺牲商业价值，甚至冒“政治不正确”而不招人待见的风险。

与另一部政治惊悚影片 the Constant Gardener 相比，Munich 的题材更难拍好，所以前者的震动对我好像更大，所以我在 imdb 上给前者9分，后者8分。

但是 Munich 提出的问题确实更值得长久地思考。

总的说来，这部影片不完美，但属于必看的电影。

感觉暴力的实景化风格还是在陈述仇恨的无限循环，老斯有明显的人性关怀片子陈述了一种以小见大的残酷事实，对民族争端没有轻易给出想当然但多半理想化的解决方案以恐怖对待恐怖，难道是对布什政府的反恐策略也有所批评和警示？

音乐也满好找找老斯的民族观点看..呃，check ROGER EBERT's review:)http://rogerebert.suntimes.com/apps/pbcs.dll/article?AID=/20051222/REVIEWS/51214004/1023

关于这部片子，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观影过程中我的心理压力确实非常大。

我是不习惯看满屏血花四溅的影像的，所以我总是担心片子里的下一个镜头会不会又来个打翻番茄汁的情景，所以我肯定不会去看《电锯123》之类的，尽管我看过介绍说里面还讲了一点儿大道理的。

个人对影界不是很熟悉，不过看完片子之后查资料，就知道斯蒂芬这老家伙就爱搞点儿暴力恐怖的东西，像自己以前看过的有恐龙的小岛、集中营救人，原来都是他的杰作啊。

其实我是把《慕尼黑》当作历史片来看的，结果发现“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在斯蒂芬的影像里已经拼凑剪接得支离破碎了，但这并不影响该片的历史感。

这不仅仅是道具和布景的细节问题，而且这种回忆的方式恰恰道出了历史记忆在民众内心的模样：场景＋场景＋场景＋……因此，作为主人公梦魇的1972年事件，反而成了过于流畅的小说。

所以，作为“历史事件”的惨案不再真实，它在影片的末尾被主人公质疑，质疑他杀的这些巴勒斯坦人是否真的与惨案有关。

而我们通过主人公的眼睛与他共同感受了这段属于特工自己的个人史，异常写实（不过后来表现炸弹专家的死的时候，就不那么完美了，因为这不属于男主角的经验，而之前过多的同一人物的个人经验使观众容易被情节混淆）。

这种不断闪回的叙事方法不仅有其荷马史诗的渊源，也很贴近我们当今的时代某些“后现代”小说的风格，而经验与“书本历史”的互动也使得影片更具思考性。

考虑到影片的部分商业性质，明明白白说教式的对话随处可见，所以观众不用动太多脑筋，吃着爆米花就能读懂电影的主旨。

我知道有些影评人对此感到很无趣，因为解释的权力被收回到制片者那里去了，那影评可以干啥呢？

显然该片在技术上不如《世界之战》那么突出，于是被加上着重号的那些对话有可能降低了它的地位。

有的影评还故意把电影情节跟所谓真实的历史相比较，发现《慕尼黑》在很多地方美化了以色列人，不过我倒是认为，当前的残酷性已经足够给人棒喝了，特别是对于身处恐怖主义之外的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每次被绑架的人质几乎总能安然无恙，我们的眼光也许就会少向巴格达瞟几眼。

如今在那里，我不敢想像，在一个每天要被自杀炸弹杀死一百人的国家里，还怎么能正常工作生活下去；而如果我是一个国际大都会贝鲁特的市民，当以色列不容分说地将坦克开进来时，我又能做什么。

今年三月份的《译林》上刊载了加拿大作家乔治·乔纳斯的长篇《复仇》，这部小说给了斯皮尔伯格拍摄影片《慕尼黑》的最初构想。

乔治·乔纳斯记者出身，纪实白描的风格用在这里再好没有，如此的惨案哪里需要一丝渲染和造势，道出事实就足够让读者在残酷政治和复杂人性的强烈冲击下透不过气，连想要振臂长啸都会徒生无力之感，是啊，谁会听到呢，上帝吗？

特意把影片留在小说之后观看，好奇斯皮尔伯格会如何把自己在阅读时感受到巨大震荡通过胶片展现出来。

影片对小说做了删繁就简的处理，把主题集中于对“以暴制暴”的反思，在这一点上，自然难比小说探讨问题的层次丰富，以中东盘根错节的恶劣局势为题材，文学作品的优势就在于大可以把笔触铺散开来，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对那片土地的生动注脚，同时每一个人又有都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困境。

其实在看小说的时候，我还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个人的利益可以湮没到何种程度，在面对自己国家的时候？

过程的正义和手段的正义是否重要，在自认拥有正义目的的时候？

男主角阿弗纳有一个“根正苗红”的母亲和一个没有明确表明身份但很显然是特工人员的父亲。

小时在法兰克福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阿弗纳始终深深怀念着欧洲，发自内心亲近着那里的一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里的空气，无论是潮湿还是干燥，是恶臭还是芳香，都不祥地笼罩着他，烧烤着他，让他麻木，把沙子吹进他的眼睛里。

而不像欧洲的空气，从容、柔和、平凡、雅致，让他留念”。

尽管如此，对于以色列，他充满了爱国的热忱，他接受了暗杀制造策划“慕尼黑惨案”的巴勒斯坦要人的任务，没有理会为国家立下过大功然而晚景凄凉的前特工父亲的劝告“我的儿子不能重蹈我的覆辙”，在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充满荣誉感和使命感的阿弗纳成为这次暗杀活动的负责人。

事情的发展却往往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阿弗纳和他的队员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要在暗杀活动中百分之一百确保不伤及无辜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让他们陷入深深的罪恶感和对自己行为是否正义的怀疑中，与此同时，每一个恐怖分子的死亡，都会有新的人员来接替他们的位置，手段可能比前任者更为毒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复仇的意义又何在？

而且随着黑名单上的人一个个被消灭掉，起初的成就感很快就转化为危机感，原来除去一个人如此简单，巴勒斯坦人一定也可以很轻易的干掉自己，巨大的恐怖不眠不休地折磨着他们的神经。

在努力克服恐惧的同时还要努力压抑住对色利当局不近人情的官僚作风产生的失望之情。

阿弗纳的父亲很显然曾被国家不公正的对待过，但在阿弗纳的母亲看来“你是以色列人，你尽你的义务。

你别指望回报。

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阿弗纳仅仅有以色列是不够的。

他还有对幸福平静生活的热望。

任务结束，身心俱疲的他决定移民美国，尽管拿定主意如果有战争之类自己就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为以色列效力，还是会不由产生罪恶感，“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利人来说，这个决定更为重大。

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

”苦难如何结束？

和平如何可能？

悲哀的就是答案可能并不乐观。

至少目前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解决。

几年前的我还会想想或许人心的力量吧，可以强大到结束一切的丑恶，现在想来实在幼稚。

乔治·乔纳斯对此也有自己的评论，十分有见地，引在这里：在我看来，反恐有没有用，不能用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来决定。

武力冲突从来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有一场像滑铁卢那样的决定性的军事战斗。

即便来一场“滑铁卢”，最终解决还要一两代人。

世界地图是用鲜血绘就的。

这是个悲惨的事实。

如果和平不是通过外来更强大的武力强加给战争双方的话，那么边界则完全是由胜利或者筋疲力尽来确定的。

只要战斗精神尚存，国家除了每天必须战斗之外别无选择，不管一天的战斗是否能“解决”什么问题。

否则的话，就只能是投降和失败。

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是伪善的，我们的祖先用鲜血在地球上画下了自己的版图，却让历史较短的国家克制——不是在道德上克制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克制——如果他们过去也这样克制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出现，也不会生存下来。

斯皮尔伯格的处理仍然是一流的，屠杀或者说复仇在这里并没有完全的酣畅淋漓，反而让每一个人都备受煎熬，我们看不到正义的一方。

影片开头就把事件交代的清清楚楚，似乎整部片子就是一系列事实的陈述，不需要遮掩，不需要过多技巧，就是清清白白的讲述已使得绝望充满了整部片子，甚至已经溢出屏幕，没有人知道如何彻底解决这种民族矛盾，这个命题放在今天仍在尖锐，和平对全世界人民至关重要！

究竟有谁在天使的阵营倾听，倘若我呼唤？

——《杜伊诺哀歌》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原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召开。

届时，全世界人民都把目光聚焦在慕尼黑，人们谈论并憧憬着一个和平愉悦的盛会。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派出了自己当年为止最大最豪华的代表团。

虽时值阿以战争，但人们希冀着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能暂时忘却那些战争的伤痛，用运动的和平精神来化解民族矛盾的愁云。

然而，这一年慕尼黑没有那么幸运，这一年犹太人没能走运。

这一年慕尼黑见证了奥运史上最悲惨的一幕，这一年犹太民族经历了纳粹屠杀后最哀伤的事件：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的“黑色九月”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2名教练，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被关押在以监狱的256名巴勒斯坦政治犯。

结果，谈判未果，西德警方的营救行动也未取得成功，恐怖分子和以色列人质无一幸免。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知晓当那些以色列运动员被射杀时，他们是否曾向着上帝呼喊，是否曾亲见天使的羽翼……而当《慕尼黑》片头空灵的女声哀婉的响起时，我想起了《哀歌》。

诚然，巴以冲突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恐怖组织活动的故事也在大荧幕上屡见不鲜，仅只去年表现这两大主题的佳作就有《天堂此时》和《辛瑞纳》。

然而斯皮尔伯格的犹太裔身份还是使《慕尼黑》招致了众多非议。

其实在早先的《辛德勒名单》中，斯氏就将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苦难的民族，他用灰白阴冷的色调和那仅有的一点亮红，令亿万观众为之动容。

2005年他再踏雷区，拍摄了这部以慕尼黑惨案为背景，讲述犹太复仇故事的《慕尼黑》。

相较于《辛德勒名单》中无辜的犹太形象，在《慕尼黑》中犹太民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值得同情的群体，他们同样开始扮演令人不齿的复仇者。

斯皮尔伯格在接受参访时说道：将“慕尼黑惨案”搬上银幕不是为了向世人进行某种说教，而且他也不认为任何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件艺术作品就能打破今日中东地区的僵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相互仇杀的过程中，必须有人站出来为和平呐喊，因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敌人并非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而是该地区这种相互不妥协、不信任的气氛，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仇杀报复的故事，但实际上却是在为和平而祈祷。

的确如此，我从来不怀疑作为一位人道主义导演斯皮尔伯格所作的努力，在《慕尼黑》中我们看到的不单是报复行动的残忍和说教式的为和平祈福，而更多的是一种引导式的思考：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非要这样？

“为什么非要如此不可？

”中东是个苦难的地区，虽然她孕育了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然而这些宗教为他们的母亲带了的却不是幸福和和谐，而是流血和杀戮，不单是分娩时的阵痛，而是面对兄弟阋墙的绝望。

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这个世纪的中东危机，宗教在民族问题中始终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

人们在打着宗教旗帜从事恐活动时，宗教对于人的价值业已泯灭，它成了一个借口，一个神给理由，这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尽情的残杀而不再有心理负担，这个理由让我们一切非正义变得合乎情理。

正是这个理由让年轻的巴勒斯坦青年走上特拉维夫的广场进行自杀性爆炸活动（《天堂此时》），也正是这个理由让Avner在内的五人组成的暗杀小组按照摩萨德拟定的11人名单在欧洲大陆上展开复仇行动（《慕尼黑》）……死亡在电影中变得直观而哀伤，年轻的生命用鲜血铺就通向圣殿山的道路，他们空有爱国热情却从未倾听过先知的箴言：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

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

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你们如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没。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以：1；10-20》）他们以为用鲜血送上的祭品是祭神最好的圣物，却忘却了主并不希冀他的臣民的牺牲。

里尔克说：“杀戮是我们游移的悲哀的一种形态……”人们执拗的相信时代需要献祭，家园亦是如此，被恐怖组织选中的巴勒斯坦青年应该喜悦因为他们在为祖国献身，同样被摩萨德选中的Avner也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祖国会因他们荣耀。

然而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杀戮无法停止民族间的仇视，以暴制暴的方式只会带来更加残酷的仇杀。

“你们这些欧洲人不会明白，你们失败后仍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家。

而我们，我们没有家。

你永远不会理解没有家的感受。

”当阿里对着Avner说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无家可归时，在斯皮尔伯格的镜头中两个民族间的敌视化为了谅解，其实谁都没有错，对家的渴望是流浪民族所有的寄托——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人是这样，以建国后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是如此。

对着橱柜中“家”的幻象进行憧憬的Avner和拿着手枪为恐怖组织工作的阿里一样，他们需要的是一片和平的热土，一个安身的家。

然而信仰的蛊惑，热情的煽动却使青年们前赴后继的走向毁灭。

萨伊德在《天堂此时》中不断追问：为什么非要这样，难道不能有另一条道路吗？

在杀戮和复仇的游戏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可悲的既扮演着受害者又扮演着残杀者，这一次，历史无可奈何的走在绝望的轮回中。

斯皮尔伯格用一组平行蒙太奇将慕尼黑惨案和Avner等人的复仇行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在连接镜头时，连接的不单是两组不同的时空，更连起了犹太人杀戮者和被杀者的尴尬身份。

是的，历史不能倒退，死者不能复生，而生者仍要继续向前。

也许对于残杀我们无能为力，然而在电影血渍的悲哀中我们仍可以祈祷明天和平的曙光。

虽然萨伊德最终走上了在特拉维夫自杀性爆炸的不归路，但我们也仍在《慕尼黑》中听到了Avner的NO，或许在斯氏最后镜头中的双塔的影像中，对和平的哀鸣般的祈求才真的显的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