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报业救不了社会，电影救不了记者。

白日之下，数十年来都如此，红星照耀，电影的结局也快要完。

看到有说“余香凝不停抽菸看起來卻不會抽菸”，真是这样啊这电影可能好在，濒危的职业又关于一次剑指社会制度的报导，倒是技法没够熟练，刚刚够做一件临终的分内之事。

不觉得好看，但是也珍贵。

一间院舍两个案子，视点由姜转林有些散乱，不过能看出来是要拍记者。

可这个职业的戏份并不多所以有些模糊，不晓得影片在关心谁。

开始以为姜大卫的角色是外人眼中癫，疯人心里明，听懂他的记者是融入到这层语境中的。

但电影没有取用这个视角，就像在说“我替你们发声，听到否”全片最动容的地方，我感觉是通伯水哥出狱那里：车窗落下，看看天空白云、水边夕照，能透口气（打工的畜生也算知晓这点意思了）

不谈其他，很久没为一部影片写东西，但想为了这部影片喜欢的一个镜头写点什么。

全片最爱的镜头——正片结尾，余香凝在车内痛哭流涕，她所有的梦想与追求，在顷刻间坍塌。

这种坍塌是非常深层面的坍塌，是个人信仰的坍塌。

为之努力奔波无数个日夜、为之重新拾起初入新闻行业早已麻木的初心，只为了将他们“拯救”，但在事情真的得到重视获得一个告一段落的结局的时候，她的信仰却轻易的崩塌了。

没有人需要被拯救。

他们只是包袱。

自己的、家人的、社会的，他们只想要个容身之所。

残忍的、不温柔的、折磨着的。

但却也活着。

眼镜阿叔去世之后有位新搬来的舍友，死过人的床铺，简简单单收拾一二，新的人就来了，面对脏乱散发着腐臭的房间，他却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

等一个容身之所，十五年，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那是何等的幸运。

仅仅因为“维持正义”这种理由，毁掉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这对于这些所求只是“生存”的人来说，灾难当然是毁灭性的。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在奔赴无果之后，你还发现，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就连那些让你为之发声的人，都根本拒绝站在阳光之下。

是他们不想吗？

明仔被关在漆黑一团的杂物间，窗外的亮堂被黑暗遮掩住，只有一个小角透露出一抹光，正好照耀在他的眼睛上，他好像总是记不清事情，总是怯懦，但在被伤害的时候，他身上留下了无数的伤痕，也从没有退缩过一回。

他看见小时候的自己在秋千上玩耍，眼前的光早已是如此的陌生。

明仔坠楼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勇敢的少年在努力的追随着年少时分幸而窥见的那一点光芒，而后在人间的白日之下，被温柔的光芒诱惑，死于一个虚构的美梦之中。

眼镜大叔曾幻想过能亲眼见证孙女的婚礼，但却被女人拒之门外，他看似不在乎的说，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找不到，就不去了吧；可在阿琪找好衣服送他去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时，他暗沉的生命仿佛变得有了色彩。

激动，克制，不安，兴奋。

家人为他带来的希望之光，消失殆尽于冷酷的言语中。

他隔着玻璃看着婚礼，又是否看清了孙女出嫁时的模样？

他分明是在笑，可玻璃中日光之下反射的影，看起来却像是在笑着哭。

活着就已经是幸事，只在这间闭塞黑暗的院舍就好，因为世间白日之下的光芒太过刺眼，太过灼热，白日只是片刻短暂的安宁，它太过炽热的滚烫，轻易就能灼的他们面目全非。

雨过天晴，在白日之下。

梦想被磨灭，信仰铸就的大厦崩塌，生命里好像充斥着无数的伤痛，号称自己从未哭过、向来冷静克制的人，也会在绵雨之中痛哭。

你狼狈、你无助、你的理想、朋友、乃至你的整个世界都已然倾倒，可是亲爱的，我有看见你站在阳光中，屹立不倒。

阴天的细雨渐弱，你明明仍哭着、嘶吼着、不甘着，可你就是有雨过天晴依旧奋力追随阳光的勇气。

即使你的眼眸早已暗淡无光，也有一束光让你在浑浊的白日之间苏醒。

随波逐流的日子怎么样呢，过得幸福吗，记得你的初心吗，记得你想守护的人吗？

曾经也有过作为某些新闻撰写的经历，可是信仰斗不过现实，理想主义好像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缺口，它可以让我在伤痛时候打起精神，但我万万不敢将它作为生命的主流。

因为那太累了。

依靠着理想主义活着的人，太天真也太苦了，可却又无比的勇敢。

历经无数苦痛，风浪骤雨，你的身躯早已布满疮痍，可是在那束光出现的时候，你愿意擦干泪水，义无反顾的寻觅它。

他爹的，挺可笑的，我劝过别人，我说，热爱的、理想的，放一放吧，就好好的过生活吧。

我他爹的真是个神经。

漫长的生活里，属于你我的理想主义，早已就停留在角落，等了我们太久太久。

我在做什么呢，把它当什么呢。

当一个念想。

念想久了，蓦然想起的时候，却发现它太过耀眼，早已超出了我可以承受的范畴。

我想你历经风雨，面目全非之后，世间依旧有一束光，照亮你整个生命的前行。

亲爱的，我想你永永远远站在阳光下。

（4.13石家庄观影团）

作为记者，最感同身受的也就是那种无力感。

新闻没办法抵达真相，法律也没办法对付恶人，一切就发生在白日之下，那么真实，那么绝望，最后连愤怒都麻木了。

和《不止不休》歌颂纸媒黄金时代，处处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不同，《白日之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闻已死的味道。

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你只是记者；报社效益不好，深度部随时可能被裁撤；实习生面前不要谈待遇，让他们保留最后一点理想；领导不喜欢社会新闻，要做领导喜欢的内容；做新闻不能投入太多感情，要不然自己会受不了；社会新闻记者辞职，公司公关是首选……这些让人苦笑的细节，正是行业普遍的日常，一般观众可能无法代入，但是同行真的太有共鸣了。

影片结尾，难得一见，没有强行大团圆，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片名《白日之下》最后显现，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因为我们都知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已经成为最后的理想意义。

把記者的正義感刻畫得太神聖、太不假思索了，沒有一點拷問和解構。

記者第一次和社署人士聊天的時候就知道，院社床位不足，殘障人士等位時間要15年，所以社署從來不釘牌——是結構性問題，結尾院社被釘牌，院友無家可歸幾乎是註定的。

但有多年經驗的女主還是遵從“正義感”，將調查重點放在更觸動她的虐待問題上，跟章院長狼狽為奸的捲毛男電影倒是拍了，可卻不在記者的調查範圍內。

一度以為本片是在諷刺香港的媒體行業，指責港媒為了做出“爆”新聞而不會審視結構和系統。

對於院社之外的城市中產來說，院社的環境處處都觸目驚心，但記者直到拍到以剝奪尊嚴為名的洗澡鏡頭，才認為做到了最“爆”的新聞，完全是中產視角的獵奇，在最繁華的消費都市卻每天只能吃過期燒麥，和死老鼠共處一室，裝傻扮懵才能得到兩餐一宿——在這樣的地方都不願意離開只因為有瓦遮頭，這不才是新聞的核心，尊嚴在這裡算什麼？

核心的問題難道不是他們為什麼寧願犧牲尊嚴？

記者追求的正義根本沒有落點和正當性，新聞發了、爆了，成就了記者的“正義感”，但是院友們全部流離失所。

正義到底有效還是無效？

電影沒有試圖解構或釐清這種正義感，所以增加了惡護士、強姦犯院長、自殺弱智少年三個角色來給女記者的行為增加合理性，令結尾院社被釘牌後，觀眾在情感上仍傾向共情記者。

但惡護士和自殺少年的角色真得寫得也太差了……我覺得點應該放在女記者在掌握很多資料後糾結要不要爆料，爆料是出自內心正義；不爆料是知道這樣做會導致院友無家可歸，再往後一步，她想到上面這一層，就會思考種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到底從何而來，爆料真能解決問題嗎，但是不爆料這件事從此就偃旗息鼓了？

轉化成一種對新聞倫理和內心道德的拷問，這個時刻，正義和善良才會發生。

正義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種一以貫之的東西，是無數個時間節點裡人的思考和選擇。

但本片是假設了一種虛空的正義，然後再為這些正義感找補。

幾個記者的角色也反映了創作者對這個職業的刻板想象，女記者對新人一副，“這又不是學校”的臉孔；男上司在辦公室大喊，“你以為你是誰，正義感算什麼”，不停地cue正義和善良，OMG，還能再俗一點麼。

这个片子必须在影史留名，也许注定会在影史留名。

感觉明年会拿大奖。

很多人都在说香港电影的没落。

其实我并不觉得。

大家所关注到的所谓的没落的部分更多的是商业电影和商业电影市场。

虽然这一部分不可能再有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快速来钱的电影少了，却让更多的电影人会放弃这一部分，转向拍更多的非商业题材的电影。

从讲香港因为人口问题大批学校关闭的《五个小孩的校长》，到独居底层人士的《幸运是我》，到关注情绪病患者的《一念无明》，再到描写在香港工作的女佣群体的《沦落人》，讲述残障运动员的《妈妈的神奇小子》，以及香港和内地青年现状的《金都》，还有关注老年人的《杀出个黄昏》，再到关注联合国难民的《白日青春》，以及現在的这一部《白日之下》（我还漏掉了很多）。

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其实是过去这十年香港电影发展到另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印证。

《白日之下》里讲述的真实案件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正好是确诊抑郁症的时候。

看到了新闻，却不敢点开来阅读全文。

会让我想起来香港的第二年，在地铁上和表妹闲聊。

就读社工专业的她告诉我她跟随老师和同学去探访笼屋的居民的见闻。

只是听她寥寥几句描述，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再到后来，专门又看了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尔冬升导演的《癫佬正传》，还有一部讲述避风塘渔民上岸电影，不记得什么名字了。

感觉现在这个时期，虽然像许导《投奔怒海》这样艳惊四座的电影也许没那么多，但是，以上提到的这些电影和《白日之下》都是对现下香港最好的记录和反思。

这部电影尔导是监制。

还是挺有他的风格的。

直白，不弯弯绕绕不过度煽情，也从不遮遮掩掩。

电影的配乐很不错，我的表达有限，能想到的词是“恰如其分”，给电影加分但不喧宾夺主。

存票根

（首发公众号湖南文联） 前几天刚读完人物公众号刊发的文章《那些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之后来看电影，有一种被台风尾扫过的感觉，个人也许没有《白日之下》里的状况那么悲惨，却可能住进私立养老院，忍受着读完大学便不再有的陌生人同住一室，宿舍门不能关上，因为会有其他舍友和护工进进出出，每天的日程表除了吃就是睡，其余活动无，好像在吃和睡的间隙坐等所有人都明了的终局，太没意思。

电影里最让人动容的人物是姜大卫饰演的通伯，他苟且在彩桥之家残疾院舍，装疯卖傻，既能够求得管理者的几分宽容，也能糊弄自己，活得不那么清醒，就不会那么痛。

在货轮上辛苦工作几十年，每日望天，期待上岸，等上了岸又怎么样呢，人都老了，比起流落街头，不如在彩桥之家呆着，那时候期待上岸，后来祈祷能够舒舒服服没有痛苦的死去。

水哥是他的老朋友，得一老友足以。

虽然没有拍到他被护工捆在轮椅上，裸着身子冲水的残酷画面，周三是洗澡日，有一日也会轮到他。

残疾院舍的残酷，揭示了人被当成耗材的真相，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期待退休，退休潇洒几十年，等到老眼昏花，需要人照料时，就被盖上不能生产剩余价值的烙印，无人搭理，无人倾听，被心安理得扔进养老院，等待生命的终结。

消费主义社会只是将这一进程更显明化而已，以前农村老人怕孩子负担重，服毒自尽。

电影《楢山节考》中的大儿子将六十九岁的婆婆背到山上，放归山林，任其自生自灭。

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街边的环卫阿姨、绿化工人全是老年人。

该如何让老年人体面地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是zhengfu，是如今还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都该为之共同努力的事情，而不是播报时有惊心，改变从未发生。

电影还探讨了关于追求新闻真实和新闻伦理的另一个话题。

通伯的晚年生活唯一的变数，是记者晓琪。

她一出场，假装通伯孙女，移民加拿大数十年，回来探望爷爷。

通伯乐得不知，有人带他和水哥出去放风，再一次看看外面的天，与当年工作的货轮挥手道别，给他拍卡通照，冬至送来鸡腿大餐，细微小事，都是年轻人肯为你花的心思。

老年人其实特别明白，不会多说，怕说多了她们心烦，不开口，怕年轻人给她们佝偻的背贴上啰嗦的标签，不来探望了。

“是不是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都会扮演这样程序化、简单化的角色，因为老人有顾虑，觉得任何更诚恳的表现都会耗尽我们的耐心，或者，老人们这么做是出于圆滑，不过是填满社交时间而已，现实生活让他们觉得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流。

”水哥去了孙女婚宴，被赶出来也觉得值，他和通伯两个人躺在各自的床铺上，通伯羡慕水哥能见证孙女的婚礼，水哥羡慕通伯有晓琪这么孝顺的孙女，通伯心里明白是假的，回味起来，仍然喜滋滋的。

温暖人心的善良是相通的，人到老了，有人疼就会格外珍惜。

彩桥之家因为被晓琪的报道告发，失去了社会福利署的豁免权，不能正常营业。

所有失去残疾院舍庇护的人们都对晓琪怒目而视，晓琪像做错事一样，冒着大雨跑来，站在通伯对面。

通伯像晓琪真正的爷爷，教育她，做了正确的事就是对的，不用哭。

他同样被迫搬家，跟着大巴颠沛流离，反正都是忍受，这种程度的忍受和其他的又有什么两样。

但是他不会怪自己的“孙女”，他还要站在她那边，帮她偷拍章剑华性侵小玲的证据，告诉她别委屈，鼓励她做得对。

人物的文章提到，“他们（老人）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

” 晓琪不施粉黛，长相普通，性格坚毅，她嘲笑上司向新人宣传的新闻理想，是不服管的刺头，对新人毫不客气，同事尊敬她，上司爱才，挽留不了，想推荐她去另一个好职位，她是在残疾院舍里忙碌奔走，付出最多，最忠实于真相与报道的人。

确实新闻给不了她想要的结果，无论是给章剑华判刑，还是永远关停彩桥之家，抑或是社会福利署扩大公立福利院投入，严格私立福利院监管，提高养老标准和待遇。

新闻的噱头是一时的，晓琪的上司沉浸其中，看透了，告诫她结局最可能是“好人没有得到好报，坏人也没有得到坏报”。

果然如他所预言的，章剑华逃脱了刑罚的制裁，彩桥之家换一个招牌，还能继续开张，社会福利署的资金投入依然捉襟见肘。

晓琪从公司离职，不做新闻了。

似乎社会审判的终局，坏人赢了牌面，好人输掉了牌局。

回到通伯对晓琪的最后一句告诫，“对了就是对了”，谁都无法颠倒黑白，当新闻的真相无法通过眼下的境况去追寻时，人们总得跟随自己的良心，走出自己的路。

林保怡饰演的章剑华，演技出神入化，没有循着常规的路子，演出一个刻板的坏人。

他直接找上门，对着记者晓琪的那番独白，寥寥几句，却显出他从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在残疾福利院艰难长大，谋得社会一席之地的艰辛，正是因为这份经历，他比普通人更懂残疾人，也正因如此，他更懂狡黠地利用残障孩子，成为自己的泄欲工具。

如果说此时的他，还在示弱扮可怜。

那么在警察和法院门口面对一众采访记者的他，则显出有恃无恐的张狂本色，他不仅为自己脱罪，还扬言要控告诬陷他的律政司和无良记者，他懂得利用zhengfu和媒体。

平常唯唯诺诺，和善可亲，寻得一丝机会，便会瞬间出手，一击致命，扮猪吃老虎之人，最最可怖。

晓琪离开了新闻行业，关于真相和遮蔽的疑问，永不停歇，养老院的标准远够不上生活的尊严，外部环境严峻恶劣，个人该如何抉择，仍然记得村上春树出席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出的一则讯息，“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不止不休》和《热搜》之后，又一部聚焦新闻领域的电影公映。

《白日之下》获得普遍的好评，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

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看护机构）“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为了查实真相，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院舍，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

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

而贯彻全片，她最强烈的情绪是“无力感”。

第一层“无力感”，是职业本身带来的。

很显然，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许月湘 饰）那样，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揭露不公、保障公民知情权、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

但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她有些心灰意冷，看上去有些“老油条”，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揾啖食”，“使命感”不能当饭吃，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

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

广告收入减少、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记者人数、缩减报道范围等，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

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相当于深度调查部），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首当其冲。

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

经济压力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

信息爆炸时代，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

就像她说的，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坏人依然逍遥，这让她感到“麻木”。

不过，这种来自职业的“无力感”，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她仍然相信新闻。

所以，哪怕有种种不如意，她仍然在新闻行业，仍然在侦查组，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

在接到爆料后，晓琪潜入院舍调查。

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比如她不平则鸣，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

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无力感”——来自现实的无力感。

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

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长期捆绑事件，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电影中，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这一幕幕重演。

观众很容易质问：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

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

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

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

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在香港，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

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

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家看护呢？

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

前段时间，《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刷屏，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香港要面对，我们也要面对。

电影的第三层“无力感”，来自晓琪努力的“徒劳”。

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揭开院长章剑华（林保怡 饰）忠厚老实、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

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雨幕低垂，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彩桥之家关停，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

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

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

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

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确保“一劳永逸”或“药到病除”。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

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三分钟热情”，愤怒情绪一过，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自然谈不上改变。

此时，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正义看似到来了，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正义帮助了人们，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

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至少有一张床，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

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

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明明是出于公心，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

电影是要向种种“无力感”妥协吗？

并不。

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走向通伯——在院舍里“装傻”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安慰晓琪：“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字字千钧，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被无力感深深困扰。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提醒了记者朋友，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但每一次“对”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晓琪的报道，连同《白日之下》这部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久前，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尽管去做。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

这不是一个单纯讲老年和残障群体的故事，这是一部给新闻从业者、法律从业者、电影从业者……给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电影。

这部电影一直站在女记者的视角，对老年和残障群体的呈现，都是通过女记者的眼睛。

这就决定了，对这个社会现象的探讨是不成熟的，不全面的，而且看起来是无解的。

我们看到的人是复杂的，我们自身是迷茫的。

最后，电影就弱势群体困境的解决，无法给出答案，但对我们给了答案——「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没有晚辈照顾的老人，就是无辜的吗？

水哥参加孙女婚礼被赶出来，通过孙女妈妈的只言片语，可以猜测事情不那么简单。

偷拿院舍奶粉去卖的阿琛，是坏人吗？

作为为数不多有认知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为院舍打扫卫生，做饭。

为了防止记者告发自己，收了钱告诉记者一些真相的他，也借衣服给水哥去参加婚礼。

最后也因为失去了住所而大骂记者。

失去了智力障碍儿子的母亲，感受到了解脱，我们应该指责她吗？

孩子被性侵的父母家人，选择不上诉和躲避，想要得到一些宁静，是错的吗？

那么多年，八十多个人，肯定有很多像通伯一样装傻的人。

他们对别人遭受的苦难视若不见，但也从不害人，只想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不够吗？

八十多个院友，只有两三个护工，有限的时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在护工位子上，我是否真的有那么多的爱和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老年人是包袱？

残疾孩子是包袱？

人的价值在丧失劳动力后就失去？

生育的目的就是供养老人？

年轻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没有了院舍，谁管这些人？

谁该为这些人负责？

……

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没有答案，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

那就什么都不去做吗？

但我们又知道不去做才真正什么都改变不了，没有什么是白得的。

那我们要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

「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已经太善良，太为别人着想，站在太多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了。

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只需要做自己该做的事，自己认为对的事。

记者就去报道真相，不要管真相揭露之后哪部分人利益会受损。

律师那就维护法律尊严，不要管道德层面是不是一样的结论。

电影人就去呈现，去表达，不要管会不会有用……不是说过程中不要有反思和改进，而是在当下，就在现有条件做自己能做的最大努力就好了。

后果不是你该承担的，你也不需要负责解决所有问题。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在自己的位置，做自己的事就好。

有人说《白日之下》是港版《熔炉》，我觉得也是也不是。

《熔炉》的故事，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里面的犯罪者，是让我们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程度。

《白日之下》呢，即使是发生在白天，即使案件已经被暴露出来，即使是现在的我们，都无法简单地得出什么结论。

每一个真实的人都是如此复杂。

离开旁观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代入，我很难说自己会怎么做。

有的人要的仅仅只有生存。

值得欣慰的是，《熔炉》促进了韩国“熔炉法”的出台。

《白日之下》的案件原型，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被指十年前，在院舍性侵女院友。

十年后，今年3月25日，院友索偿案获判胜诉，可获赔偿119.4万元，其中七成（约83.5万）会由张健华承担。

当时间跨度拉长，我们真的看到了世界是发生了改变的。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

现实中“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这一案件因为受害人家属坚持上诉，2024年3月25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了法庭裁定胜诉，等到了正义的裁决。

黑暗中坚守理想与道义这部电影后劲十足，直到走出影院，那些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故事吸引人，演员演得好，内容直白深刻，还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大于影像自身价值），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电影。

《白日之下》便是如此。

电影从开篇就聚焦于一起“残疾院舍虐待事件”，通过媒体记者的卧底调查抽丝剥茧层层还原真相，最终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发起灵魂拷问——为什么？

怎么办？

本片据说改编自几个曾经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以及自闭症男孩跳楼事件，多位院友在半年间离奇死亡等），创作者把这几个事件糅合串联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这是那种我们只要上网，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社会新闻，除了专门的调查记者，一般的“吃瓜群众”大概不会去主动深究事件背后发生的悲剧根源……毕竟这个流量时代从不缺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缺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敢于质疑与探究真相的精神。

无论如何，虐待与性侵病人罪大恶极，作恶者当受法律惩罚，无辜受害者本该被救助脱离苦海。

但比起单纯为受害的弱者发声，本片的野心显然更大（想要的更多），主创在努力完整客观呈现每一方的反应（责任院方，媒体记者，律师，受害者），并且电影有一个“反套路”的结局——恶人逍遥法外，好人被无端误解，受害者没能等到正义，结尾处迎面而来的绝望无力感（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

假如代入女记者凌晓琪的视角，那就太让人绝望了，在努力一番之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结局时的深深挫败，让人不禁开始怀疑人生——恶人未必就有恶报，正义未必总是战胜邪恶。

毕竟现实不是电影，不需要上下通顺起承转合，追求某种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性。

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公道就不公道了，它简单粗暴无序，充满各种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最终只剩一堆“破烂事实”摆在面前等着你去消化……某种意义上，生活才是电影的老师。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控方律师因为证据原因主动放弃起诉，多次侵犯病人的“人渣”院长被无罪释放，法官发出这是“受害者的不幸”的感叹后退庭，残疾院舍的病人们大雨中流落街头，一心想要帮助受害者的记者却遭到受害者的责难……这样的结局并不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事，但它却合情合理合乎现实。

“就算恶未必有恶报，我还是选择公义与善良！

”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记者凌晓琪没有灰心丧气，她依然选择站在正义这方，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因为她相信，就算暂时没有结果，但坚持总会有意义。

无论如何，她还是会继续和黑暗对抗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大概就是这一刻，余香凝饰演的女记者形象完全立起来了，她在银幕上虽败犹荣闪闪发光，宛如一个与魔鬼不懈搏斗的圣斗士（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是的，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代表了一种在当下社会里濒临灭绝的英雄主义，或许正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 英雄主义理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才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德不孤，必有邻。

姜大卫饰演的“老病号”通伯便是凌晓琪的“好拍档”，明知女记者假扮“孙女”当“卧底”，他也故意不戳穿，在这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装傻”是他活下去的诀窍。

当有一天同宿舍的老友猝然去世，他难掩内心失落。

当残疾院院长被法院起诉时，因为缺乏关键证据无法定罪，通伯把自己偷拍的视频交给了记者，当凌晓琪因为没能帮助到大家而感到自责时，通伯安慰她说——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要么做对要么做错，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这些话成为了鼓励她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伯原本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糟老头”，但是此刻他犹如记者的人生导师，在至暗时刻帮她拨云见雾指点迷津，通伯在银幕上的形象瞬间也高大温暖起来了。

虽说调查记者的天职是记录和报道真相，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帮助，真相也很难浮出水面。

常言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要想让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恶人最终得到恶报，就决不能让每一位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猛士”心寒，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不仅需要孤胆英雄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的团结一心。

鲁迅先生曾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 电影里的残疾院院长自己也是残疾人，他和那些“魔鬼护工”本来也是被主流边缘化的弱者，常年在社会上受歧视不被尊重，但他们没有选择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反而欺凌比自己更为弱小无助的病人们……这是人性中的卑劣与恶毒，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背了道义。

扇耳光、关禁闭、性侵犯，用订书针扎胳膊、“集中营”式冲凉水澡……残疾院舍虐待病人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香港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相关机构的低效不作为，以及老弱病残群体与社会收容机构之间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

其实这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假如不改善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友好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仍然会出现无数类似的惨无人道的案件，悲剧将难以避免。

电影还从侧面刻画了人们冷漠的亲情关系，像老人孤独病死在收容机构里，他身边的亲友子女们竟然无一探望，即使见面也是一脸嫌弃，就像片中的那句台词——“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堪比人伦惨剧。

话说，一个总是嫌弃老弱病残，把他们视为“包袱”“异类”的社会环境，能够称之为“健康和谐美好”吗？

先被家人遗弃，再被相关机构“踢皮球”，最后“羊入虎口”在所谓福利机构里面惨遭虐待凌辱……假如一个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对待老弱病残的话，那么简直比野蛮还野蛮万分！

雪中送炭是善，济危扶弱是善，仗义执言是善；恃强凌弱是恶，黑白颠倒是恶，纵容恶人是恶……要让善良人有安全感，恶人就必须要受到应有惩罚。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而非把“面子工程”做的足足的，不遗余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社会上推行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恶”。

只有拒绝歧视伤害贴标签，真正把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与保障（起码给他们遮雨片瓦不至于露宿街头），让人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这才是最起码的“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假如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秩序就值得怀疑。

《白日之下》的时代背景是纸媒的日渐式微，传统报刊即将被新媒体阅读取代，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小，披露真相的人被无情打压。

即使传统媒体内部也在不断分裂，从业者们也在纷纷做着艰难抉择——或去，或留，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坚守理想道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但是，即便阴霾覆盖苍穹，大地滋生罪孽，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恨，只有让正邪交锋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正道的光照进黑屋子里，才能治病救人，才有希望改变现状，才有可能重塑一个公正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