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

》。

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历史图片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

（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1，反犹历史早的很？！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

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的德皇！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

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

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

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

（第十八段）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监禁中的德雷福斯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

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2，到底电影和导演如何评价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

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这是20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波兰斯基导演。

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又特意看了与影片情节有关联的1937年版的影片《左拉传》。

影片描述的是19世纪末法国的一起著名的案件。

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件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的一封信，涉及到严重的涉密事件。

经核对笔迹，认定是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所写。

于是，德雷福斯被捕，开除军籍并流放。

新上任的情报部门统计局局长皮考特中校发现了案件中的疑点，并发现泄密者另有其人，明显这是一起冤案。

于是皮考特向上级汇报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可是这一要求却遭到了他的上级的阻挠，还将他调了职并受到监视。

由于皮考特的军人身份，他不便向社会公开这件事，只得求助于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

左拉奋笔疾书，写下了《我控诉》这篇著名的文章，震动了整个法国。

使德雷福斯得以重审并最终平反昭雪。

看完电影后，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案，为什么平反会那么难？

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当时弥漫于欧洲的反犹浪潮。

这种反犹情绪是由来已久的，其中有文化、宗教和经济的原因。

但是平心而论，犹太人中有威尼斯商人，也有爱因斯坦；有恶棍和贪婪之徒，也有更多的善良人。

无论怎样，犹太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可是在一百年前，人们的思维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或者说现代文明理念在当时的欧洲人心目中并不具备，甚至在主持正义的皮考特中校内心，也是鄙视犹太人的。

他对德雷福斯曾经这样说：“如果你在问我是否赏识犹太人？

我的回答是‘不’。

如果你在暗示我怀有偏见，我保证我没有，从来没有。

”皮考特的想法尽管在现在看来，未必那么正确，可是在当时，这已经算是很先进很前卫也很另类了。

在多数人心中，所谓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是说给白种人听的。

影片中，凭着并不完整的证据链，就指定一个犹太人军官背上间谍的锅，或许是在迎合当时人们的民粹思维。

如影片人物所说：“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

这是我们的进步。

”正是这种所谓的“进步”，为之后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埋下了伏笔。

影片中所描述的人们大肆焚烧左拉的作品，也正是为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了先河。

对这种野蛮无知的反智行为，政府不仅不去阻止，反而去迎合和煽动。

所以啊，那些往日或现在鼓吹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可以看看，西方的文明也不过如此吧。

再一个原因，就是军队的荣誉。

或者称之为军队的颜面。

影片中，皮考特中校和他的上司贡斯将军针对德雷福斯案件有一段对话，抄录在下面：皮考特：我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贡斯：重审？

你疯了吗？

皮考特：这很难以置信吗？

贡斯：当然，每个人都会想知道错误是如何酿成的，他们会拿到秘密文件，这是不可想象的。

皮考特：为什么？

贡斯：那会让我们很难堪。

我真不明白你，我们知道你对犹太民族的看法。

为什么你会在乎一个犹太人是不是被囚禁在荒岛上。

皮考特：他是无辜的。

贡斯：呵呵，你真是多愁善感。

小羊羔、小猫和德雷福斯，他们都是无辜的。

皮考特：你说的好像我在乎他一样，但并非如此。

我宁愿他有罪。

但事实是艾斯特哈吉是叛徒。

贡斯：也许他是，也许他不是。

你不说就没人知道。

皮考特：那是个糟糕的建议。

我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吗？

贡斯：当然。

这是做为军人的天职。

我没什么好谈的了。

别再提德雷福斯了。

这是命令！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为了使军队不那么“难堪”，他们可以伪造证据，陷害一个无辜的人，可以毁掉一个家庭，甚至不去顾及对军队安全的损害，轻轻放走一个真正的叛徒。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军队的荣誉。

稍稍具备常理的人都知道，军队的荣誉来源于战场上的英勇厮杀，来源于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

而不是为了担心揭露丑恶无视事实。

由此想到了另一部电影《西点揭秘》，那位美国将军为维护部队的荣誉，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

可以想象在西方这类虚假的荣誉观比比皆是。

在影片中我们还看到军队从上到下都在竭力掩盖真相，伪造证据，不断的给皮考特穿小鞋，甚至在法庭上也在散步着谎言。

对左拉这样具有正义感的名人也被冠以“叛徒”的恶名，逼迫他流亡国外。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毫无愧色振振有词，正应了约翰亚当斯的那句话： 权力总认为自己有伟大的灵魂。

当它违背了自己的法则时，它就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军队中，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

然而一旦碰到大是大非的事情，做为军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至少不能随同去作恶。

影片中刻画了亨利少校这样一个人物很有意思。

伪造证据和散步谎言他都有份。

他说：“他们是掌权者，我们只能执行命令。

我不知道德雷福斯是不是无辜的，我也不在乎。

如果你让我去杀人，我就去。

然后你告诉我杀错了人，我会痛心，但这不是我的错。

这就是军队。

”对于这样一个冷血的人我们说什么好呢？

实际上，执行命令只是他这类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他们往往用“执行命令”来掩盖自己对名利的追逐和内心的卑劣。

对此，皮考特就回击他说：“也许这是你的军队，但绝不是我的。

”最终亨利在执行命令和维护正义的挣扎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很好。

皮考特中校在被秘密警察的监视中回到自己在巴黎的住所，室内已经被搜查的乱七八糟，他在一片狼藉中，打开钢琴，奏起了圣桑的《天鹅》。

孤独、无奈、愤怒，更多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心境在琴声中展现了。

皮考特因为坚持事实而受到上司的询问。

面对无理的纠缠，皮考特拍案而走。

这时我们看到那位将军的八字胡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

好像是小丑出色的表演。

或许导演波兰斯基在影片中加入了自己的情绪，不过我一直对此类八卦和隐喻不感兴趣，不说也罢。

本人评分：7.0。

“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

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罗曼·波兰斯基波兰斯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的电影也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控诉》。

poster by 铅纸鹤《我控诉》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小说《军官与间谍》，小说原型为法国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

哈里斯也是波兰斯基前作《影子写手》的编剧。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本片得到场刊最高分，拿下评审团大奖，但并未斩获金狮。

否则波兰斯基将成为继亨利-乔治·克鲁佐，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之后第四位囊括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荒岛惊魂》金熊《钢琴家》金棕榈）。

这部讲述法国窦娥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智商博弈，更没有六月飞雪的奇观展示（本来也不会有）。

要不是导演自己说“我想拍一部间谍电影”，估计也鲜有人会把它当做一部间谍片。

平稳，克制是对本片最普遍的评价。

平稳在叙事，克制在情绪。

我感受不到波兰斯基熟悉的危险性，亦感受不到什么戏剧张力，趣味性被极大地削弱，虽难掩其水准，但让包括导演影迷在内的众多观众感到无所适从。

古典主义，本就是主流中的稀缺品。

尽管我认为影片前半段明度过低，但光影的运用仍很值得称道。

让光渗入黑暗，就是这部影片做的事。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阴云密布，冷色成了主导。

之后主角皮卡尔上校进入情报处，氛围依旧没变，他所在的大楼矗立在阴云之下，楼内则更加昏暗，体制的压迫感呼之欲出。

这种外化的压迫感持续了半部电影（也劝退了大量观众）。

这种状态下，作为光的通道，窗成了不时出现的一个意象。

窗是德雷福斯唯一的情感出口15分钟和42分钟处，皮卡尔上校两次想要开窗，可是都没有成功

打不开的窗于是这里成为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常见的密闭空间，加重了压迫感。

入狱后才有了靠窗的位置再比如，当主角发现端倪，去对比字迹的时候，其他人从上至下，步入黑暗，而后他上楼梯，从暗处去明处。

相反的方向类似的光影运用不胜枚举。

导演擅长处理密闭空间戏份，但是本片没有一个绝对的密闭空间。

我们把情报处大楼当做一个具有压迫感的大空间，将办公室看做一个小的空间，而门作为各房间的连通，其作用得到了发挥。

影片前半段随处可见以门作为一个镜头的开始或是结束。

如果说空间上的切换交给了门，那么时间上的切换就交给了信。

不难发现，前半段频繁利用二者进行转场。

回忆的段落多从纸上切入切出。

电影过去一个多小时，主角被撤职，离开了体制，画面变得明亮了一些，可体制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

之后主角被捕，但此时视角已经放开，我们发现他的单打独斗引发燎原之火，其中就有文豪左拉。

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左拉的“我控诉…”，随着激昂文字，镜头像一把枪，依次指向那些被控诉者。

这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场裁决。

但其实控诉的话语其实早已借德雷福斯之口说了出来

不道德的审判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可惜控诉的作用最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多年后的无罪释放用字幕带过后，二人回到体制，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只不过在这种讲述下，角色身上的无力感与本片风格相得益彰，平静得像是吹动了历史的浮尘。

至此，两名主要人物进入了相对明亮的大厅，可面对的依旧是本质上差不多的问题。

这结尾或许是本片最具作者性的地方了。

导演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都可以概括为“创作者”和“入侵者”之间的斗争，又可以指向同一个结论“创作者是脆弱的”，而《我控诉》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只有“讲述者”波兰斯基，如果“我控诉”是他的心声，那讽刺的是，当今社会回了他一句“me too”。

法国街头举着“我控诉”牌子的群众和片中的同持着“我控诉”的报童形成了巧妙的互文。

发问者成了被问者。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国电影，几乎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控诉》和《燃烧女子的肖像》，二者的基调截然不同。

前者是阴冷的历史讲述，后者是明亮的神话新编，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用的光够拍好几部《我控诉》了。

现实中《我控诉》得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控诉。

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中都有弹钢琴段落，《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四季和《我控诉》中的天鹅，可怎么想这两首曲子都该反过来。

更有趣的是，之前《燃烧女子的肖像》那期有五十多人参与，这期才有14人，平均分7.39……本片在观影团内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态度大致相同。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电影，它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纯熟，也有着教科书一样的无趣。

并且短评区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得到了不少夸赞（波兰斯基：？？？

）。

让我们康康大家是怎么看的：@cinedreamer_ 8 就题材而言，的确可以和对标来看，但两部所走的路线却又有所差异——同样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在保持沉稳叙事的前提下，东木更偏重于输出情感、自然更容易打动人，而波兰斯基则延续了他以往的残忍冷峻。

相比之前看过的一部分波兰斯基的作品，这部的风格显然有所淡化，很多细节一时也无法参透。

但于我而言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即便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却也能从一开始就被吸入剧情。

前半冷静后半冲突逐渐增多，节奏始终把控的很好，此外阴暗色调、几次闪回的镜头衔接、众人轮流阅读“我控诉”段落、以及刻意省略最关键的一场翻案法庭戏，也都值得一提。

@野凡 8 沉稳、内敛、克制，举重若轻，暗涌浮动。

于卢女权手中拿下评委会大奖。

@NanSLi 8 视角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即使将事件本身归置于淡然冷清的“语境”。

丝毫没有故作矫情的叙事“构建”，却从受限的段落中得到这份凝重却慰藉的“感知”。

在空间情境的极度闭塞下，不由得触摸那些人物间的错乱层次递进的话语态度，无关情绪的共鸣，无关质问的挤兑。

只是在一点点在汲取着在历史与虚假中的细微哀愁，可惜我们被给予的也只有无尽疏离的回顾了，任何试图从光影模拟的暂存记忆，都将成为可笑又可悲的虚妄罢了...@顗礼 8 聚焦点瞄准了为正义而战的翻案者Picquart，整个前半段关于Dreyfus被蒙冤全过程的叙事都巧妙的借由他的脑内剧场完成，观者的共情点被压在了他的身上，中后段的法庭对峙与剑术决斗是一种悲凉情绪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又是与全片整体气质相符的、是极为克制的；相反，对于蒙冤者本人以及相关犹太人的刻画不仅稀少且并不具有任何刻意附加的正向描写，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古典而无招胜有招 。

@Polaris.J 8 （这个小姐姐无情地鸽掉了短评） @鹳鸟踟蹰 7.8 古典沉郁的控诉，抽丝剥茧般的沉稳。

报纸，火光，佩剑和法庭，控诉和发声，结尾的光芒却始终没有光明地照耀，混杂着种族，声誉，国家的证词，悲戚又无力。

影片这样沉着，这样隐忍，却使中段失去了魅力。

@mdr skywalker 7.5 其实从事件上看，很容易联想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与东木擅长调度观众的情绪不同，波兰斯基只是冷静克制地还原整个冤案的事实，四平八稳地完成了叙事。

古典风格和镜头语言依然非常的出彩，前半段的平静与后半段法庭戏的小高潮也形成了一定反差，但是过慢的节奏也少了不少观影过程中应有的情绪推动力，很难共情，对体制罪恶的揭露也是仅仅点到为止。

相比来说还是更喜欢东木 @臻圣 7.2 观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历史真实事件——“德雷弗斯案”，这个议题放在当代也值得讨论。

波兰斯基用一种类“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去还原当时巴黎的国内舆论环境，落点的格局很大，叙事工整、沉稳。

@peppersoul 7 后半段渐入佳境，才发现精巧打造出的19世纪法国氛围已包绕且统治了整部影片。

平静克制，故意掐断了观众的情感宣泄口，沉淀下来后多了几分厚重。

@奔兔吉尔 7 可供自行对比的对象应当是同样古典的《苔丝》。

剧作彻底反高潮，戏份处理比好莱坞做的更绝，重心基本不在被告人身上，反而不断去拿捏辩护人的心理转变，对其如何坚守真相挑战权威进行精心刻画。

由此本该为事件中心人物的反而被架空，在审判中似幽魂般身不在场，造就内外一致的「歧视」（即便他最后无罪释放，也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探索真相的过程根本与之无关）。

这次波兰斯基不断收敛，最典型的是被放冷枪的那场戏，对比《影子写手》中暗杀的突如其来，它这次甚至让杀手早早出现于后景，事先张扬。

@董小 7 叙事扎实，布景精致，但感触不是很大。

为良心和正义对抗不可对抗之体制，需要付出多少？

剧情上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刻意隐去真正翻案的一场审判，留下的是不计后果的以卵击石，可能只有波兰斯基能这么拍这个故事吧，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在期待那天。

讽刺的是不管之前如何，最后还是要站在体制这边。

@叶底藏花 7 没有意向中的畅快淋漓反倒风格上冷静克制，当然集中展现报纸上的“我控诉”的声音倒是振聋发聩。

看的时候确实会想起年初东木朱维尔的哀歌，不同的是东木以当事人的遭遇表达情感而波兰斯基则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逐渐拨开云雾为我们反映事件真相和当时的各种声音，也因为这个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却力量十足：我要为不公发声，控诉那些违背良心之人。

整体特别稳，波兰斯基的风格并不明显但他的功力是体现在视听语言里。

@素素素素素、 7 （短评失踪）@Supremacyacron 6 这感觉算是波兰斯基比较中庸之作，相比之下跟他年纪相仿的老东木在朱维尔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效果还是要比这部作品更加掷地有声。

虽然外部言论上面全是波兰斯基借本片之名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诉苦之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沉冤昭雪，但话说回来，他自身的经历恐怕都得让这上校都觉得相形见绌吧。

最后说点题外话。

我最初知道波兰斯基导演是因为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的《罗斯玛丽的婴儿》。

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优秀作品问世，放眼全球，同类者寥寥无几。

那些属于法律的，就交给法官，交给警方。

我通篇未涉及相关方面，也是希望让电影回归电影，希望舆论刀下留人。

电影奖项捍卫的是电影艺术，斑驳的影像会成为历史最好的注解。

我控诉感谢你看到这里，下期敬请期待。

亲朋因之反目；夫妇因之离婚；路人为此斗殴，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因何人而结束。

1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的大争吵的焦点。

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种种迹象标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

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

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

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

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

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

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

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

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

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

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

查！

这里面一定有鬼！

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

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

”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

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

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了。

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

”的声浪中。

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

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

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

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

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

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

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

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

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

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

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

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

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

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

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

2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

”

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

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

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

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

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

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

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

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得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

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

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

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

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

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

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

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

对得起我们吗？

xxx，退钱！

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烟消云散了。

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

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

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

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

其实，雨果说错了。

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

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

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弄不死你！

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

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

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呢？

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

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

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

”。

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

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

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

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

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

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

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

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

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

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

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

基本两个人碰面，你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聊反犹对了。

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

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

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

3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了——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

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

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

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怎么想问题的。

所以这个故事“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

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将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

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高端读物。

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

“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概念就出现了。

当时的巴黎街头，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一个苏的报纸”，“苏”是法郎的一种辅币。

所以，“一个苏的报纸”其实也就是“一分钱报纸”，专门供那些买不起传统大报的社会中下层阅读。

而这些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大多数也都是一些什么名流丑闻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啊、软情色故事啊、外国（尤其是德国）的惊天密谋啊之类的。

劳苦大众们也不求小报们说的真，就图看个爽。

舒缓一下工作压力。

巴尔扎克就曾经非常无奈于这些低俗的“故事会”文章抢了自己的读者。

愤愤不平的讽刺说：“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中，你能否找得到一篇文章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报消息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

’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啦！

”平素就以信口开河、迎合大众想象为务的“小报”们，碰上德雷福斯案这样对胃口的大新闻，那当然扑上去大做一番文章。

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小报，它的名字就叫《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在对德雷福斯案的报道中，凭借痛斥德雷福斯的间谍行径、绘声绘色的“补完”了德雷福斯家族怎样跟德国勾结，一下子成了流量爆款……

凭借着这些或捕风捉影、或干脆造谣生事的报道，和站在民族大义上的嘶吼。

《小日报》销量一度飙到了惊人的300万份每天，全巴黎的人民天天都在追着看犹太人怎样跟德国一起合谋祸害自己的祖国，并为之义愤填膺。

此时，“德雷福斯案”这个“模因”，经过历次基因突变，已经成为了一场席卷整个法国流行病。

它成了法国人的一个箭靶，上面插满了那个时代所有阶层人们无从发泄的情绪之箭。

而这个“模因”也已经与真相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脱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皮卡尔的那份澄清真相的调查报告，却被送到了法军高层的案头。

这就给做决策的人出了个大难题——就算真相确实如此，那这个案子还能翻么？

但凡务实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德雷福斯案已经不是一起单纯的“无间道”式的间谍案了。

它的“公众想象”已经达成了，相关叙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舆论势能变得势不可挡。

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公众这个案子判错了？

那个犹太人是无辜的？

要把这个烂疮从公众的共识肌体上挖去？

那请问，法国会发生什么？

舆论一定是会疼的大叫。

社会的共识会顷刻间撕裂。

甚至要做这个翻案文章的政府，都有可能遭遇公众愤怒情绪的反噬，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

极端主义者会质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场“阴谋”的合谋者，法国政府是不是也被渗透了？

成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帮凶？

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点燃的时刻，德雷福斯案就是个炸雷，谁敢翻，谁就得死。

于是，势成骑虎的法国军部和担心支持率的法国政府，都聪明的选择了“顺势疗法”。

低调处理了真正的间谍，而对德雷福斯的冤屈不闻不问。

但这个时候，一个不怕死的“愣头青”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左拉。

4爱弥尔·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和继承者，他的主业是写小说，但他一生事迹中最为人铭记的，却是他在得雷福斯案中的发声。

1897年法国的《费加罗报》率先刊载了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律师一起写了封给陆军部部长的申诉信，这封信引用皮卡尔查到的证据，以详实的举证推翻了之前对德雷福斯的一切错误指控。

整个法国顿时舆论哗然。

而一大批律师、记者和作家迅速的集结起来，开始质疑之前的判决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呼吁彻查并澄清真相。

而这其中的尖兵就是左拉。

1898年1月13日，左拉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震旦报》（或翻译为《曙光报》）上。

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

在这篇长篇控诉当中，左拉以不怕得罪任何群体的觉悟，几乎骂尽了在德雷福斯案中一切怀有私心，导致无辜者承受不白之冤的人。

并深刻的揭露了法国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心理弊病。

左拉说：“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逊的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一种罪行。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更是一项罪行。

”左拉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但左拉这种旗帜鲜明的呼吁，这种一针见血的批判，很快就遭遇了山呼海啸的辱骂和指责。

大量的法国人觉得：你左拉居然敢给德雷福斯翻案？

这案子有的翻么？

全巴黎的小报都在说他有罪啊！

大多数法国人，此时使用了一种“吸血鬼逻辑”：犹太人德雷福斯跟德国人勾结，出卖国家情报，所以他是德国人的走狗！

你左拉居然敢为德雷福斯翻案，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狗、也就是德国人的狗！

于是《小日报》等媒体的风口又来了，《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对左拉进行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和泼污，号召法国人一起“驱逐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爱弥儿·左拉”。

有人号召，自然也就有人真干，自从《我控诉》一文发表后，左拉家的院墙上就总有人往上扔屎。

极端者还频繁给他发信，进行人身威胁。

而在左拉发文后的第二个月，他被法国军部以“诽谤罪”进行了指控。

随后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

当然，这纸主要是为了平息仇犹者议论的判令其实并未真正完全执行，因为判决公布后没多久，左拉就在朋友的屡次建议下离开了“人人都在恨我”的巴黎，前往伦敦避祸，直到一年后才回国。

当然，左拉这个祸，可能最终也没避的了，在仅仅几年后，他就死于了一场可疑的煤气中毒。

但左拉点燃的火炬，却熊熊燃烧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站了出来，或发表文章，或大声疾呼，反对这种非理性的、无线扩大的仇恨的蔓延。

1897年，在左拉被攻击和起诉的同一年，案件真凶埃斯特拉齐少校主动宣布认罪，承认自己才是那名间谍。

但已经把话说死了的反犹派坚持不认账，认定这就是“犹太和德国同情者”的一场阴谋。

于是，在法国的城市、乡村，所有人之间都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人们恨不得见面就问“您是否支持对德雷福斯案进行重审？

”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真实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为该案争执而发生的群体性械斗事件。

在旁边看戏的德国，此时估计在偷着乐——这间谍搞的可真是一本万利嘿！

咱还啥都没做，法国人自己就先乱了！

直到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出任法国总理。

面对几乎快要打起内战来的两派。

这位总理被迫和稀泥，提了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让总统宣布赦免德雷福斯。

同年9月，德雷福斯获得了自由。

但德雷福斯案余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以对该案的争论为发端，法国的公众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反德雷福斯的报纸、党派、公众逐渐抱团，组建了他们的“法兰西爱国联盟”，他们提出“一切为了法兰西祖国”的口号，主张在类似德雷福斯这样的事件中，宁可错抓，不能放过，此外，该联盟还带有非常浓厚的反犹、排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色彩，要求法国在外交上以强硬对抗德国的“欺压”，主动寻求与德国的开战机会。

而相反，当初主张为德雷福斯平反伸冤的法国知识阶层、报纸、社团，则相应的组成了“人权联盟”。

他们强调说，个人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目的。

如果为了一个空洞的“国家”名词，就轻易践踏个体的权益，那么这种强大即便达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两个派别，后来成为法国一战以前政治擂台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法国人此时才发现，原本熟悉的人与人，原来有那么大的差别——大家虽然都说的是法语，都是法国人，但我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5那么，这场撕裂法国的大争论最终谁得胜了呢？

说一个细节，你就明白了。

当年力挺左拉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我控诉》一文的那位《震旦报》副主编，名叫乔治·克里蒙梭。

是的，中学历史如果你还没有忘光的话，你会记得正是这位克里蒙梭在法国一战中最艰难的时刻力主坚持打下去，并出山组阁，并且最终带领法国人赢的了战争的胜利。

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位一战中抗德最坚决的主战派、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极力主张“肢解德国”的“老虎”克里蒙梭，在当年的“德雷福斯案”大辩论中，却是天天被“爱国联盟”追着骂，说他是成“德国人的走狗”“犹太人的代言人”，跟左拉一样，是个“法奸”。

但幸运的是，由德雷福斯案引起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最大意见分裂，最终以左拉的继承者们、“人权联盟”的获胜而告终。

而这个结果，不得不说是与法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尤其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系的。

在论战中，包括左拉在内的法国当时的“社会良心”们，一再提醒法国公众：我们的共和国，是尊重民权，尊重理性的。

我们是诞生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共和思想的民族。

我们不能被某种宏大的仇恨叙事屏蔽了自己的双眼，枉顾事实的真相，无限的扩大仇恨。

我们更不能将自己的社会共识、国家共识，建立在这种对他国或他民族的彻骨仇恨之上。

法兰西共和国的共识要建立在对爱的信仰上，而不是恨，这样的基石才是牢固的。

在这些社会良心的提醒和引导下，法兰西谨慎的绕开了那个狂乱的巨坑，而几十年后，类似境遇的德国，则一头栽了下去。

是的，对比一战前的法国和二战前的德国，你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困境与思潮，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在前一场战争中被敌国重重的伤害、羞辱。

同样是在剧变中社会共识碎了一地，各个阶层之间除了互不了解和彼此仇恨，似乎不剩下什么。

同样是人们开始试图用更大的一种仇恨去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

甚至希特勒早年间一再宣扬的“犹太卖国贼背后捅刀”的理论，就直接 借鉴了“德雷福斯案”中“爱国联盟”的相关说法（犹太人两面都被说“背后捅刀”，这锅背的一层又一层）……但很可惜，德国不是法国，德国没有左拉，德国没有《我控诉》、没有《致德意志》，德国没有人振臂一呼，提醒公众“醒来吧，德意志，想想你的名誉”……于是德意志沉沦了，被那些过度的仇恨迷住了双眼，并最终走铸就二战的悲剧。

1897年，在发表《我控诉》的那一天，左拉和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法兰西良心们，冒着得罪整个社会的风险，献祭了他们自己的前途、名誉乃至生命，为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良知与公义，换了一个未来。

1908年，在逝世仅六年后，爱弥儿·左拉的骨灰被移入了象征法兰西骄傲与荣誉的“先贤祠”当中。

客观的说，左拉的小说，没有同列先贤祠的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精彩，他的思想，更比不上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深邃。

但左拉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气，当整个社会的众人都被一种情绪所催眠，陷入狂热的迷乱时，他敢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名誉。

正是从左拉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开始被世界所熟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其实就是自己社会的“诤友”，那个戳破皇帝新装虚幻的孩子，能够在公众情绪陷入狂乱时，勇敢的提醒一句：“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痛苦，更是耻辱。

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

”左拉的女儿德尼斯，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每当看到这句话时，我总想起一句相反的名言——那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留下的。

在环境的重压下，康德曾经说：“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所有的真相。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苛责康德，以及继承他的性格，整体都偏向在公众领域沉默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

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知识分子越到后来越喜欢走向沉默，与其民族、国家之后的整体命运走向，是无法分开的。

只是，我总想起康德一辈子待的那个故乡——柯尼斯堡。

那里普鲁士的龙兴之地，有深厚德国历史的地方。

但现在，那个地方，叫“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

我总觉得，左拉与康德，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法德知识分子气质，冥冥之中，决定了这两个民族的命运。

柯尼斯堡赢得过无数凯旋，却最终消逝。

巴黎总被占领，却屹立至今。

这一切命运的转折点，在百年前，那场撕裂法国的争吵，和那位叫醒自己祖国的左拉。

法兰西，真的需要感谢左拉，感谢那一代又一代肯在舆论陷于狂乱与盲目时，不从流俗、敢犯众怒，愿意叫醒自己祖国的”臭公知“们。

他们，是永远的逆行者，也是撑起法兰西的孤勇者。

全文完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E1ODc1MA%3D%3D&mid=2247532370&idx=1&sn=bc6e3b1ff7c9ccbe32e02b6e67b8547f&scene=45#wechat_redirect

波兰斯基来拍“我控诉”，仿佛是一场反讽的行为艺术。

不过手艺好到一定程度，让观众连反讽都忘了，于是乎只剩下艺术。

德雷福斯的世纪冤案，经过波兰斯基的讲述，居然成了一个与正义无关的故事。

十九世纪末，一个被腐朽的法国军队和一堆偏颇的种族主义者草草定罪的犹太人，背着不实罪名被流放多年。

而他当年在军校的恩师为了将真相公之于众而经年奔走，甚至于自己也锒铛入狱。

这听起来多么像一个为了还爱徒公道而倾尽全力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可拍电影的是波兰斯基，怎么可能。

导演时不时穿插倒叙，观众这才看明白了：这位叫皮卡尔的军官这多年奔走能掀起这些波澜，多半是因为熟识媒体大佬——克莱蒙梭和左拉，岂是凡常人可随意上达的天听？

从一开始，他拿到的怕就不是一个重感情的小人物的剧本。

而曾经作为军校教官的他其实也讨厌犹太人，他那坚毅，执著，苦行僧一般的求索，说到底是为了那个逍遥法外的叛徒，和那个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的法国。

所以当特赦来临，皮卡尔“义正言辞”地说德雷福斯不应该接受，因为正义的宣判就要到来，而他们已经走了漫漫长路，怎能在这一刻轻言放弃？

他记得自己这一路奔忙，却忘了那个承受了这所有不公的人已经多年未见妻儿。

你皮卡尔为了信仰受苦，几乎甘之如饴；可孤身一人日复一日在绝望中坚持的德雷福斯，他究竟是为什么而等待呢？

德雷福斯还是接受了特赦，与妻儿团聚。

而腐朽的法国军部也终于在左派的胜利中仓皇离场，正义之士皮卡尔成了新任将军，坐在了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曾多少次为了德雷福斯冤案来到这里，手握铁证据理力争，却一次次灰溜溜地离开。

而这一次，是德雷福斯走了进来。

他想向这位为了他的自由而多年奔走的恩师，讨要另一份公正：那些流放的岁月理应计入他的年资，所以他应该得到更高的军阶。

答案是“不”。

皮卡尔甚至带着愧意说，自己能当上将军还“多亏了”德雷福斯的这一桩冤案，可是作为将军，却实在不能开这种特殊照顾的先例，即便他也知道，这样的补偿其实很公道。

犹太人眼中泛泪，失落而去，从此师生不再见。

其实对观众而言，这伤感的结局在情理之中，甚至都不在意料之外。

从皮卡尔劝德雷福斯拒绝特赦起，他的态度就再明确不过了：我为了心中那个秩序井然赏罚分明的法国可以倾尽所有甚至不惜性命，可你的痛苦，本与我无关。

再说的无情一点，为了你的自由而大声控诉毕竟让我在万象更新之后当上了将军，可作为一个将军开一个特例给犹太人，于我何益？

不知那最后一次对谈之后，德雷福斯会不会记起多年前在军校走廊上他与皮卡尔教官的对话。

德雷福斯问他的老师是不是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压低了分数，皮卡尔神色坦然地回答：“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犹太人，答案是不喜欢；但如果你问这会不会影响我的评判，那我向你保证：不会。

”这第二个“不”，才是我这多年奔走大声控诉的原因。

而这第一个“不”，则注定了我这多年的控诉，都与你的苦难无关。

将军：“如果政府与民众不信任保卫这个国家的军队和他们的领袖，那么谁来保卫这个国家？

交给别人来保卫好了！

”律师大吼：“这是一场政变吗！！！

”只有理解这一幕场景，才能真正理解这部电影和德雷福斯案。

因为就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五年前，前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在保王党和军方的支持下进入国民议会，意图颠覆共和政府的阴谋失败。

以保王党、军方、天主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阴云仍然笼罩在巴黎上空。

德雷福斯案件中率先发难的军方和教会在舆论上的大肆活动引起了左翼共和派的不安随之支持德雷福斯来进行对抗。

到最后，德雷福斯案件成为了法国左翼与右翼的大混战，从左拉到都德，从饶勒斯、克列蒙梭到莫里斯莫拉斯，这场大论战引起了第三共和国深刻的社会分裂危机。

那德雷福斯呢？

当时法国社会评论家说道：“已经没人在乎德雷福斯是不是有罪了。

”电影中，德雷福斯被告无罪后，已经晋升陆军部长的皮卡尔准将拒绝了他的要求。

大家只关心政治立场，关心的是共和国，关心的是军队的荣誉，不关心一个犹太人有罪与否。

“xx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

“大家只关心性别立场，关心的是metoo，关心的是女性的权利，不关心一个犹太人。

”这才是波兰斯基想说的话，这才是电影后半部分让人难以琢磨的剧情跳跃，结局仓促，似乎言之不尽的原因吧。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

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

”、“法兰西万岁！

”，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

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

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

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

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

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

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才华，非人私有，乃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这是我们要保卫艺术家的原因。

无论人性的善恶，他都成为了天选之子。

天才，是那些将常人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的人物。

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他们表达不出。

这个任务于是交到了天才手上。

艺术家变成了稀有之人，他以非人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中。

他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不是所有者。

所有者是整个人类。

但这丝毫没有言及另一个问题：艺术家也是活生生的人。

人，有喜怒、有善恶……他也会做出违背道德与逆反人性的事情。

不是因为他是天选之子，便有了豁免恶罪的权利。

分开来看：艺术品的作者，一个符号化的抽象人物，一个普遍意义上的选子。

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喜怒哀乐。

能因为前者的贡献，弱化后者的道德审量吗？

不能，艺术家同样首先是人，活在群体社会中。

于是，他也得遵循内心的道德法则。

然后才是创作出作品、为全人类共享的艺术家。

艺术作品甫一诞生，便进入全人类共有的虚拟档案馆。

实质上不为艺术家所有。

因为艺术家的身份，从而享有道德豁免权。

这是自古以来的叙事建立起的神话，无法分开。

只是一点，当我们评判一件艺术品时，忘掉它的创作者。

把它当做人类共享的财产来看待。

如此，才是欣赏艺术的正确方式。

我控诉和七君子，两部试图还原的都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

时隔七十年左右，一个是欧洲的犹太人，一个是美国的非裔群体。

在2020年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应时应景。

共通点是Abbie甩去嬉皮外套豁出命似的对Hayden说的那句话：We are not killed by what we do but who we are。

国家，军队，重权，人民，个体。

选择对抗的个体不管是因为理想主义还是英雄主义都值得后人敬佩。

嬉皮笑脸或许也只是在认清这个庞大机器的真相之后一种伪装。

唯独过不去的一点是，Polanski的个人背景很难让观众撇开偏见。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

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

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

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

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

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

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

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

也没有。

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

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

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

（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

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

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

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

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

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在2019年12月出版的 《巴黎竞赛画报》对波兰斯基进行了采访，他终于一吐胸中不快：“有人想将我妖魔化。

” 2017年，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

听到这个新闻他有点坐不住，他解释说道：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十岁的小女孩，天啊。

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

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

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

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

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

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

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

我还能怎么办呢？

” 不知道件事，是否直接催生了波兰斯基以《我控诉》来作为媒体的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波兰斯基还是萨曼莎（1977年性侵案13岁女主），都受到了舆论的重大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力度，而打击也永不会停止，就像魔咒一样。

此外，电影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关于德雷福斯的后续：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

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1908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这就是政治符号的宿命！

最后补充一句，古典美学不好吗？

古典美学就过时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各有所爱吧！

本文参考材料：《巴黎竞赛画报》采访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2019年12月，作者不详知乎文章《 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017年5月25日，作者： 杜连殳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2008年1月18日，导演: 玛琳娜·泽诺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