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首先，清军全程满语好评，包括皇太极也是满语。

其次，这只是电影是艺术的加工不是真实的历史，大家要区分清。

其实封建王朝或多或少都有影片中展示的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和英军作战百姓们坐在屋顶上看，英军上岸后百姓们还跑来卖食物，英国军官不明白就问买办为什么会这样，买办说大清是皇帝的大清不是百姓的大清。

同理本片也是反复从铁匠身上，渡河老人身上，清军的翻译官身上体现了这些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用接近古人的思想在拍古人的故事，别讲民族，别讲国家，17世纪的百姓懂什么家国，顶多能区分外族入侵罢了。

当然再加上朝鲜没有科举制，两班贵族把持朝政，百姓都是贱民整个半岛阶级不流动，而且当时的朝鲜是一个儒教偏原教旨的国家，电影把这种病态儒教思想通过每次朝堂上大臣间的掣肘刻画的淋漓精致。

当然作为它的宗主国大明大清也有相同的问题，但是有科举相对来说阶层流动，而且儒学较为变通每个朝代都有延续和变革，但是只要是封建时代爆漏的问题实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的轻重。

这部电影真的拍的很好，强烈推荐一些史观较正的朋友观影，那些天朝上国史观歪曲不能正视自己不足的民粹主义者，不建议观看。

电影改编自2007年出版的畅销同名小说，由小说家金薰创作完成。

导演是黄东赫，曾执导过《我的父亲》、《熔炉》、《奇怪的她》等电影，质量也都非常不错。

电影没有泛滥的韩式煽情和主旋律呐喊 只是冷静克制地刻画出那段李氏朝鲜的“屈辱”史 却拍出了悲怆的史诗感 坂本龙一的配乐功不可没 ，再加上极佳摄影和六位演技非常不错的男演员再疯狂飚戏，可以说非常的有看点。

这是韩国难得不黑清国的影视作品，对强大的敌方刻画也相当客观，不再脸谱化，满语表演相当具有气势。

对百姓的刻画打破了战争片、朝堂片的局限，增添温情和残酷元素。

从朝鲜每每求和清军就停下来不打，以求彻底降服朝鲜这一点来看，清国能有中原绝非仅凭兵马。

投降的悲情主义，跪下来求活也是需要勇气的。

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看得很爽。

崔鸣吉在仁祖反正后，仕途飞黄腾达，历任多个重要官职，如吏曹佐郎、弘文馆副提学、司宪府大司宪、刑曹参判等，积极参与国家政务，提出多项改革措施在丁卯胡乱（1627年）和丙子胡乱（1636年）期间，崔鸣吉作为主和派的重要代表，多次前往敌营谈判，力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危机，避免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

尽管他的立场受到不少争议，但他坚持认为在国力弱小的情况下，与强敌对抗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最终，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鲜面临的军事压力，为国家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

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他临危不乱，有惊人的胆魄。

在于明朝常年的君臣关系中，直接向后金投降当然会遭人非议，但这正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最终也说明崔的现实主义，是成功的。

作为阳明学者，他除参与仁祖反正和多次与后金（清朝前身）交涉之外，还推动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

他的学术活动不仅限于理论探讨，还涉及到实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体现了儒家学者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精神。

崔鸣吉以其聪明才智和坚定信念著称，即使在面对巨大压力和反对意见时，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我们看到大清的名将骨大，像他射箭，他眼睛连眨都没眨这就是一代名臣的底气

梅雨季节，户外瓢泼大雨。

沉浸在影音世界中观看完了一个曾经发生在寒冷冬天的故事。

17世纪中叶，满清以强大武力威逼朝鲜臣服，君臣困于南汉山城商讨对策。

斥和派认为气节与正统，宁死不能丢弃。

主和派认为在战乱面前，百姓生灵才是首要考虑。

罕见看到具备如此诚实史观的影片，以克制冷静的笔触描画了一个夹缝中的小国如何取舍宗主国的故事。

对战和两派代表人物，分别给予了客观尊重的刻画。

斥和派金尚宪，执念大义气节，体谅平民兵士。

却冷酷捅死渡口老汉，唯恐他为清军领路。

对老人的孙女，又极近怜悯妥善安排。

主和派崔鸣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为免生灵涂炭，一腔孤勇，数次前往满清阵营斡旋。

甚至于未免金尚宪尴尬，一力承担降书撰写工作。

甘负骂名，在所不惜。

两人虽然在是和是战上，意见不一。

大多时候惺惺相惜，堪称君子之交。

全片没有丑化满清，也没有美化朝鲜君主。

皇太极不亏为日后改天换地的大汗，心胸亦算宽广。

对于朝鲜君臣在大年初一还要向北京大明方向行叩拜大礼的行为，表示了理解体谅。

片尾，朝鲜仁祖大王着蓝衣（以示有罪），领众臣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大礼的画面可谓生动凄凉。

影片中，极力讽刺的乃是以领议政为首的骑墙派们。

对兵士，高高在上，视为草芥。

对下属，恫吓嫁祸，无所不极。

对同僚，动辄要求处斩崔鸣吉。

被满清炮火教训后，立马见风使舵，高呼处斩的对象转眼就变成了金尚宪......丑态毕露。

哪怕画面冷静克制，亦不免种种悲凉萦绕其中。

多场群臣辩论戏，生死名节，让人热泪盈眶。

李秉宪与金允石，再次贡献无与伦比的表演导演黄东赫，《熔炉》《奇怪的她》均出自他手，加上本片，似乎各种题材都能驾驭。

或许，可以把《鱿鱼游戏》排上List了。

1636年后金崛起，国号大清。

曾被朱元璋赐予国名的朝鲜，只奉明朝为宗主，拒不承认大清。

这使皇太极怒从心起，亲征朝鲜，直抵汉城。

仁祖李倧逃往南汉山城，固守47天后“丁丑下城”，投降大清，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俯首称臣。

朝鲜史称丙子之役，并视其为奇耻大辱。

四百年后，韩国人将此屈辱旧事拍成了电影《南汉山城》，拍得大气稳健，风霜扑面。

剧情秉承历史，改编得当。

编导审慎深沉直面历史的胸襟态度令人尊重且感叹。

面对生死存亡，仁祖的内外交困进退维谷，主战金尚宪的舍生取义壮怀激烈，主和崔鸣吉的忧国忧民高瞻远瞩，朝中庸臣的荒谬自私见风使舵，苍生黎民不在江山社稷只在春种秋收的卑微希求，无一不刻画得诚恳严谨。

清军的气势，大段满语的运用，发型服饰饮食的还原，演技摄影音乐，无一不投入考究。

知耻而坦荡，忠义而忍辱，负重且前行。

生与死，战与和，都竭尽了全力。

从始至终，《南汉山城》都在诉说，悲怆郑重，粗砺苍凉。

虽忠贞满怀，却垂眸颔首；虽不顾一切，却隐而不发。

“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一叹再叹。

说到朝鲜，还得从朱元璋说起，为啥呢？

因为这名是他起的。

话说1388年，当时的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派遣大将李成桂攻打明朝的辽东地区，这简直就是主动找死的行为。

李成桂觉得横竖是个死，不如直接造反算了，结果造反成功，成了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

李成桂很自觉，夺权后主动找明太祖朱元璋认老大，并请朱元璋赐国名。

朱元璋在朝鲜、和宁两个备选国名中选取了朝鲜，这就是朝鲜的由来。

时间来到1627年，后金在东北崛起，与明朝为敌。

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皇太极进攻朝鲜，攻下平壤，逼迫朝鲜签订“平壤之盟”，结成兄弟之邦。

皇太极要求朝鲜除了定期纳贡外必须与明王朝断绝一切关系。

朝鲜虽然打不过后金，但是却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群野蛮人。

此时，朝鲜经由陆路前往明朝的道路已经被清国截断，但还是坚持从海路绕经山东向大明继续通使纳贡，另一方面也为大明在辽东外海上的几处军事据点提供物资、传递情报。

朝鲜对明朝忠心耿耿，不仅仅是因为国名是朱老大赐的，还因为当初被日本鬼子欺负的差点灭国时，是大明先后两次出兵打跑了鬼子，此举被朝鲜举国上下视为“再造之恩”，没齿难忘。

1636年，皇太极打败了蒙古诸部，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

借此机会皇太极正式称帝，国号“大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正式开张营业了。

隆重的开业庆典上，只有朝鲜使者宁死不跪，声称平生只跪大明皇帝，气的皇太极差点当场吐血。

见朝鲜如此“不识抬举”，也为自己彻底免除后顾，皇太极再次进攻朝鲜。

腐败透顶的朝鲜军队再次一触即溃，平壤很快丢失，李倧被围在南汉山城。

不久，朝鲜的几路援军均被清军击溃，南汉山城被清军团团围困。

和电影里演的一样，主战派与主和派在城里吵个不停。

不久，清军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朝鲜的后妃、王公贵族、官吏等上千人。

为尽快结束战争，皇太极也来到了山城外边，督促李倧投降。

江华岛的失陷，让李倧最后下定了决心投降。

正月十八日，李倧让崔鸣吉撰写议和的降书。

正月三十日，李倧穿着表示臣服的蓝衣服，去掉所有的国王仪仗，出城投降。

皇太极接受了李倧的投降，让他带着世子、百官行三跪九叩礼。

从1637年正月三十日起，明王朝与朝鲜王朝二百多年的封贡关系正式结束了，清王朝成为朝鲜王朝新的宗主国。

清朝要求朝鲜改用清朝的年号纪年，断绝与明王朝的官方往来，并送世子、王子及重臣子弟到盛京（沈阳）为质，逢年过节遣使去朝贡，并派军配合清军进攻明王朝。

大家可能会问，清朝进攻朝鲜时，明朝在干吗？

为什么不来救自己的小弟呢？

其实此时明朝崇祯皇帝已经在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朝鲜已经投降了。

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

影片《南汉山城》以朝鲜国王跪在雪地上向皇太极三拜九叩结束，而真正有意思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主战派领袖金尚宪没有如片中那样自杀殉国，而是在自尽时被儿子及时发现救下。

如此“冥顽不化”之人，皇太极肯定要好好“招待”他，于是金尚宪被押入清朝盛京（沈阳）大牢，直至清军入关后，才被放回朝鲜。

放回来后的金尚宪过起了隐居生活，国王多次召他入朝都不出来。

1652年，金尚宪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死后谥号文正，被后人称为“朝鲜的文天祥”。

再说说他的老对手崔鸣吉，当初因为力主与清朝议和，背负了一世骂名。

其实在他骨子里还是亲明朝的，议和只是当时形势下的被迫之举。

议和后，他被重用，任内不仅坚决抵制配合清朝攻打明朝，还背地里支持朝鲜与明朝继续交好，企图恢复两国的朝贡。

后来，洪承畴投降了清朝，把崔鸣吉供了出来。

皇太极震惊的同时，也立马把他也关到了盛京大牢。

巧的是他在这里偶遇故人金尚宪，这对从前的死对头，此时同为天涯沦落人。

虽然当初兵临城下时，两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可初衷是一样的。

没有了争执和政治隔阂，两人在牢里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难友。

在关押了三年后，1645年崔鸣吉才返回朝鲜，两年后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谥号“文忠”。

再说下明朝崇祯皇帝，得知朝鲜“叛变”的消息，非但未予责难，反而对当时正在北京出差的朝鲜使臣大加宽慰，并赏赐不少金银布匹。

崇祯请他回去告诉朝鲜国王：“贵国一段苦情，天人共鉴”，希望朝鲜不要着急、力图再举。

这还没完，1638年，皇太极命令朝鲜派兵协助攻打明朝。

朝鲜接到命令后，一会说国内的牛马都生病了，一会说发大水了，反正就是百般不去。

实在没法推脱了，被派去出征的武将，要么称病不去，要么故意与副将吵架，“将帅失和”无法出征。

皇太极也不是傻子，觉得你这个不情愿的来了也不顶事，那就征粮算了。

可是，朝鲜继续“忠心耿耿”的作对。

1640年，朝鲜被迫启运10000石粮食供应清军。

结果先是遇上 “海盗”，接着又遇到了严重的“台风”。

最后好不容易到了大清国一清点，竟然损失了9367石粮食，堪称人类运粮史最“悲催”一幕。

更让清朝气得肝疼的是朝鲜名将、节度使林庆业。

本来林庆业是作为朝鲜元帅被派去协助清廷攻打旅顺的。

可偏偏出师这一天，又遇到了史上最“恶劣”的天气，朝鲜舰队出发时的一百多条船，竟有一多半失踪了。

其中有几条船居然神奇的被风“吹”到了山东登州做了“俘虏”，在明军的“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此次的全部作战计划。

在之后战场上不得不面对面作战时，大明水师与朝鲜水师玩起来互射空炮，搞出了世界海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交战双方零伤亡的战例。

后来洪承畴降清后，林庆业也被合盘供出，皇太极大怒，也要抓林庆业治罪。

没成想，在朝鲜“全力缉拿”下，林庆业竟然失踪了。

数月之后，他出现在辽东明军大营中，已经成为大明的将领，还被崇祯皇帝授予了副总兵的职衔。

清兵入关后，一心抗清的林庆业被部下出卖，后来被清廷借朝鲜投降派权臣之手杀害，被后人称为“朝鲜岳飞”。

丙子之役对当时及后世的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皇太极通过此役，既控制了朝鲜，又削弱了明朝，为他实现入主中原的战略总方针铺平了道路。

看到这，不能不让人心生唏嘘。

当初“忠心耿耿”的朝鲜后人，如今已分属两岸，彼此对立。

不变的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大国交锋的第一线，与当年的情况是何等相似。

历史总是在轮回，我们深陷其中却不知。

这部电影好几年前看的，虽然有改变和演绎的成分，但大体是尊重史实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经纬，不过我想就其中不尊重史实的部分进行讨论。

在甲午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宗藩和朝贡关系，甚至一度被中原王朝纳入直接统治，如两汉、曹魏、初唐等时期。

且这种宗藩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分，最亲近的时候是在明朝中后期，用朝鲜君臣的话讲，彼时的两国关系其实是“义则君臣，情如父子”，这一方面得益于于明朝永乐以后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日臻完善，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也着实另半岛倾心归附；另一方面则是明朝在壬辰倭乱中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相进一步吞并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被明朝援军和朝鲜军队击退。

本片讲的则是明朝后期女真崛起于东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改宗清朝的故事，史称“丙子胡乱”。

虽然在满清铁骑的威压之下，皇太极达成了预期目的，但朝鲜君臣对这份新的宗藩关系深感不齿和不屑，一直（悄悄）奉明为正朔，坚持用崇祯纪年，并设坛祭祀明朝皇帝，直到日本扶植的所谓“大韩帝国”成立方才停止，奉明正朔达500余年。

本片中提到的两场战乱，壬辰倭乱（日本入侵）和丙子胡乱（女真入侵）都是以某种民族主义叙事进行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朝鲜精英只有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贱之分，不懂什么国家主权，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帮明朝代管朝鲜罢了。

所以从统治精英的层面讲，朝鲜王朝和中国古代王朝没什么区别，其统治权利来源于对儒家文明理念的坚守，具体来说则是天下秩序中严密的“君臣”、“宗藩”构成的等级体系和权责关系，而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类的统治架构则是极为陌生的。

这种朝贡体系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朝鲜内部出现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另一方面其弱小的国力又要求它不得不在外交中秉持一种“事大主义”的原则。

但事大主义和朝贡体系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多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后者则是单中心的、理想主义的，前者以19世纪末朝鲜和东北亚列强的关系为典型，后者则以16-17世纪的朝贡关系为典型。

19世纪末的朝鲜，一方面需要依靠清朝提供政治和军事庇护维持自身独立和自治（如袁世凯就曾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借此发家）；另一方面则要在东西列强，特别是俄日两国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

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回应民间日益强硬的民主独立呼声，采取实际行动来捍卫和彰显国家主权。

事实上来讲，无论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如何不同，直到现在朝韩两国的处境依然是必须在这三种力量之间不断周旋拉扯，谋求平衡。

回顾这段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切中了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之间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想象，我甚至觉得这是东亚民族，或者说儒家文化圈留下的历史病症。

中国的天朝观自不待说，它在近代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孙中山的泛亚主义、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中心等思想和实践；崛起于近代的日本则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和罄竹难书的罪行；甚至韩国也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和政客试图打造以韩国为中心的世界或亚洲共同体，这个对历史的篡改和想象的内容就更夸张了。

糟糕的是，东亚各国的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的塑造似乎都只能通过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来进行和实现，而所有凸显其历史中阴暗或者弱势一面的内容都应该回避甚至遗忘。

说到底，这本质上还是一元主义的朝贡秩序与多元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历史文化的基因与国内外政治现实之间反复冲突调试的产物，但也是不合时宜的产物。

毋庸讳言，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东亚各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信任、和解与共生，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去柔化这种各行其是也自以为是的想象，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历史文化去建构一种更为平等多元的、富有韧性和生命力共同体秩序。

虽然现在的国际形势似乎离这种期望越来越远，但不妨作为一种新的愿景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一大敌当前，困守孤城，是战是降。

是个很现实也很纠结的问题。

韩国电影《南汉山城》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是从东亚文化中认知中比较负面的角度。

也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倾向于投降。

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另一种角度表达，便是保住性命和保住名节哪个更重要。

电影中主降和主战的两个大臣在国王面前激辩崔鸣吉：尚憲是超然的 臣是卑陋的尚憲是忠誠的 臣是不體面的就算您下令明天殺了微臣也請在今天將微臣的文書送給可汗尚憲說的很正確但那只是話尚憲是認為話語重於生命鳴吉所說的活 即是死微臣願意死的輕於鴻毛支撐比死還要沉重的生命死並不輕於鴻毛金尚宪：鳴吉無法分辨生和死是將生死混為一談將生變成了恥辱無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恥辱崔鸣吉：請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腦袋到底什麼是國君就算在蠻夷的腳下只要能為了自己國家的百姓創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從心底跟從的國君,請殿下忍受這份恥辱（直接从字幕上拉下来，也懒得再分谁说的。

但这段对谈的台词实在精彩。

）主战的大臣名叫金尚宪，主和的那个叫崔名吉。

这段事情发生在明末，满洲人势大。

逼着朝鲜不再认明朝做老大，而改认满洲也就是日后的清朝做老大的背景下，电影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朝鲜内部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向清军投降。

至于激辩的这二位大臣，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几年后居然又因缘巧合的被清军拘禁在沈阳。

两人最终达成了谅解。

做了很多诗文唱和。

电影中，为了显示冲突的张力，让金尚宪自杀了。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可能发生。

但结果大致都有定论。

今人甚至都不被允许重新检讨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有个很著名的例子，便是唐朝的张巡守睢阳。

坚持不降。

最后弹尽粮绝倒吃人度日的地步，一直吃光全城几万人。

直至最后一刻。

但被誉为忠贞之士。

我记得即便是古人也对这种行为有过质疑 。

比如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讲 被张巡吃掉的小妾转世报应的故事。

所以看《南汉山城》。

很感唏嘘。

二好电影不见得颠覆三观。

但一定对你的固有思维有所冲击。

虽然我们这些年一直娱乐到死。

但作为一个容易从内心自我发现的观众，还是应该努力保留着一些比较隐秘的习惯。

比如做独立思考。

《南汉山城》里就有这么一段。

爱国的大臣在敌营叱责为敌人服务的本国人，说你也是韩国人。

翻译官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我生下来就是奴隶。

所以我不是韩国人。

庚子年，龚自珍的儿子据说也做洋人的翻译官。

被爱国人士大骂，你怎么能做汉奸呢。

龚半伦也说了大致的话。

我倒不是想肯定这样的言论，而是感触，或许只有在我们这种文化中，才能产生如此逆反的言论。

说到底，爱国是不用教的。

因为老百姓都是用事实在爱国。

真正到国破山河碎。

且不去批判当权者究竟是怎么搞乱这个国家的。

即便最后有哪一个大人物因为爱国而遭罪的时候，肯定已经有无数的小人物用尸体为他铺设了最后一里路。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台词其实有着非常叫人警醒的作用。

中国人老早就总结出来了。

有多早呢，早在战国的时候。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谁说人类一定一直在进步。

最近看纪录片《越南战争》。

即便是美国，肯尼迪说的一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激发了无数的美国人参与了日后被他们总结为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然，有人说，这句话其实已经被我们断章取义了。

但语境在变，语义确实会发生质的变化。

你可以理解为民主国家对于公民自觉的号召。

当然，更可以用于独裁国家，极权对于民众的强制！

三谈及民族意识，韩国人。

有人说，日本是拼命忘记历史，而韩国是拼命捍卫历史。

题外话是，川普来亚洲，韩国让慰安妇受害者参与接待。

让日本人非常不快。

几乎引起两国纷扰。

影视这块来说，抗日神剧，韩国人不比中国人少拍。

但《南韩山城》这样电影，也能拍出来。

我忽然觉得这个国家，还真不是只靠打鸡血让自己兴奋了。

从地缘政治来谈，韩国确实存在着以小事大的历史与现实。

《南汉山城》甚至没有讲如何保持国家独立的故事。

而是面对改换门庭，换个老大时候，在道义与生死中，如何艰难抉择。

这样的心境，今天似乎在作为大国国民的我们来说，可能相当不屑。

但真从历史上去看的时候。

那时候的韩国人觉得满洲人是蛮夷，让他们背叛大明简直是对文明的背离——一直到近代，他们依旧保持着明朝的衣冠以示对于文化的坚持。

可是，中国这边呢？

长袖马褂金钱辫！

周边国家，何止朝鲜失敬，日本看中国也如是，清初的时候，有华人到日本，日本觉得其清朝的衣冠非常滑稽。

而华人解释是最新的式样。

但日本人知其底细，相当不屑。

甲午日清交战，日本人的檄书，居然号召十八省义士一起恢复中华。

——所以不屑和歧视是没意思的意淫。

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准确答案的。

而历史，其实偶然性大过必然性。

所以，我其实无意去认同电影最终的价值取向。

而是，看到了对于对立立场的尊重与再思考。

这个意义。

大于所谓的政治正确。

有很长一段时间，韩国电影不好看了，除了卖弄颜值和冗长的烂俗剧情。

不知所谓。

但一个鼓励电影产业的国家，到底还是有其不可忽略的优势。

因为忽然有一天，韩国电影又爆发了活力。

与我记忆上上一波好看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

上一波可能更注重与个体的困惑与情绪（如金基德那波导演）。

而这波，忽然对于社会与公众有了和深刻的思考。

当然，这不排除与当下韩国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影射与反应。

即便如那僵尸片《尸速列车》，说的，其实还批判的是群体中人的劣性。

至于反应光州事件的两部大热电影《辩护律师》和《的士司机》。

两部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后者在我看来干脆是对前者很不成功的的翻版而已。

你以为韩国电影的深度不过如此的时候。

有幸看到这部《南汉山城》。

时至今日，已经无法不对韩国电影表示尊重。

其中的舞美服装场面，对于历史细节的考据，乃至一票实力派演员的精湛表演。

是的，电影这门工业其实是值得尊重的。

至于有钱人闲情逸致玩票可以。

但真拿出来漫天盖地的刷屏，就是慢待与亵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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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主和“丙子胡乱”爆发后，皇太极亲征朝鲜，清兵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很快攻陷了汉城。

朝鲜仁祖、昭显世子及诸大臣躲进南汉山城避难。

此前“崔鸣吉请赴虏阵以观变，遂遣鸣吉请成于虏，以缓其师”[6] ，使朝鲜得以有喘息之机。

在清军围城打援、南汉山城岌岌可危的状况下，朝鲜政府内部迅速分化为以吏曹判书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和礼曹判书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两派对立尖锐，围绕是否讲和的问题争执不休。

崔鸣吉主张再次议和，并多次往返敌营谈判，同时与“斥和派”展开激烈论争。

崔鸣吉对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予以批评，认为其出于爱国而主战固然可以理解，但立足于山城实状，国家朝不保夕，战无可守之兵，君臣陷于一片孤城，此时再高呼“与其讲和而存，无宁守义而亡”，实在不适时宜。

守义而亡，“乃人臣守节之言；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7] 以宗庙社稷存亡博取不义之名节，此时实属祸国殃民之举。

国家危难当头，不从实际出发，空唱高调实为欺世盗名之举，必会毁灭国家。

因此崔鸣吉提出了“存宗社”的主张。

到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派多尔衮率清军攻破江华岛，俘获王妃、大君、大臣等二百余人，仁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应清朝要求，由崔鸣吉等人缚送斥和之人乞和投降。

此时“主和派”和“斥和派”之间又因答书格式问题引发争论，“金尚宪以为答书之定式，不可轻议，遂力争之”。

[8] 之后几番答书，此类冲突亦屡见不鲜。

崔鸣吉数次撰写国书，其中多卑谄之辞，为“斥和派”所不容，金尚宪更是“见其书，痛哭而裂破之”。

[9] 崔鸣吉的孙子崔锡鼎在《先祖领议政完城府院君文忠公行状》中记载“始讲和事，清阴金公尚宪于庙堂裂和书痛哭。

公笑而拾之曰：‘朝廷须有裂坏此书之人，而如我者亦不可无也。

’清阴以为王若出城，则恐有青城之行，诸臣亦以此为忧。

公以为虏人之侵我，非爱我土地，其意正在于和，断无意外之变，不思缓祸，徒事泄泄，则一朝城陷，上下鱼肉，孰与不失此机图存宗社乎？

”[1] 可见崔鸣吉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因此确保了国家的存续。

崔鸣吉得到仁祖的支持，在与清朝的几番交涉之后，终于在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三十日仁祖出城向皇太极投降、达成了所谓“三田渡盟约”。

至此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

崔鸣吉在事后对仁祖的上疏中回忆道：“南汉之役，孤城守围四十余日，中外不通，命脉断绝。

内而守堞将士冻馁垂死，外而八路援兵相继溃败，城中见粮不支旬日，而江都败报忽至，俄顷之间，军情汹汹，不测之变，迫在目前，当此之时，智者无所用其智，勇者无所施其勇。

使殿下胶守匹夫之节，则宗社必亡，生灵必尽。

幸而天启渊衷，幡然省悟，纳庙堂之议，循舆人之愿，一日之内，危机立变。

宗社得以延其血食，生灵得以免于鱼肉。

”[10] 崔鸣吉虽然因为主和而遭到唾骂，而且也使朝鲜蒙受耻辱，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为保全宗社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而且崔鸣吉主和并非其个人的懦弱使然，也不是因为他是亲清派，在之后他被拘押清朝的过程中，就充分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

赴清被拘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二日，皇太极回师。

当月，崔鸣吉撰《移陈都督咨》向原宗主国明朝详细报告“丙子胡乱”之经过，以及朝鲜被迫投降称臣等情况，并阐述了“危机才脱，祸端未已；心在必东，势难自拔”的苦衷。

[11] 后来他为了把这篇咨文转交给明朝，费尽周折。

史载：“戊寅（1638）秋，林庆业为平安兵使，江边逻卒得一僧，其名独步，本以我人，丙子以事往椵岛（皮岛），因乱不得还，转入中国，留洪军门承畴幕府，为诇东事出来者也。

庆业即报于公，公使之津遣辇下。

至则招见与之语，为人慷慨善词令，可托以事。

于是公与机密宰臣议，具奏闻附诸独步，由水路入送中国，而别构一咨，抵洪军门。

”[1] 崔鸣吉为其送行时有《赠独步》一绝：“秋入园林万叶鸣，鬓华如雪镜中明。

向来无限关心事，都付山人一锡轻。

”[12] 丙子胡乱后，崔鸣吉获得了仁祖的信任，于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拜相，被任命为右议政，后移拜左议政，次年九月擢为领议政。

其间曾多次出使沈阳，负责对清交涉。

当时清朝要求朝鲜出兵协助攻打明朝，崔鸣吉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助兵之请，决不可从”[13] ，经过他与清朝的反复交涉与争论，终于使征兵一事暂时作罢，同时又在沈阳赎回780多名朝鲜人回到祖国。

[14] 以上事例说明崔鸣吉并非亲清派，也为维护朝鲜的利益尽力周旋。

而其“送僧独步”、“潜通明朝”也为其后来羁押清朝埋下祸根。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崔鸣吉因事被罢免了领相之职，退居衿川村舍。

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再度被起用为领议政。

不久之后，其密通明朝的事实就东窗事发了。

当时清军在松锦大战中战胜明军，俘明军主帅洪承畴，洪承畴投诚满清，并将包括朝鲜送僧潜通明朝等情报全盘招供。

于是清朝于这年十月诘责朝鲜私通明朝之事，崔鸣吉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随即被清朝押往盛京（今沈阳）拘禁[15] ，并遭到清人审讯。

[16] 崔鸣吉在沈阳期间，先被监禁于北馆，次年四月移至南馆，待遇稍好，顺治元年（1644年）由于昭显世子随清军入关，故移居沈阳世子馆，顺治二年（1645年）春回国。

当时“鸣吉凡事皆自担当，清人亟称其胆大”。

[17] 在羁押沈阳期间，崔鸣吉与他的死对头、同样被押赴清朝的金尚宪住在一起，他们二人酬唱诗歌，互相表达了对丙子胡乱时对方言行的理解。

比如他们在一组歌咏中国历史人物的诗歌中，崔鸣吉以《廉蔺》为题目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崔鸣吉著作《迟川集》崔鸣吉著作《迟川集》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道：“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崔鸣吉《鲁连》：“玉貌邯郸困战尘，空言争救帝强秦。

至今东海连天碧，清节犹能起后人。

”金尚宪《次韵》：“月晕孤城昼暗尘，邯郸朝暮且降秦。

当时不有先生议，羞杀千秋万古人。

”[18] 虽为咏史，却是影射朝鲜现实，金尚宪以负荆请罪的廉颇自况，而崔鸣吉则称赞金尚宪为义不帝秦的鲁连。

可见当时主和和斥和两派领袖已在沈阳达成了谅解。

此外，在被拘沈阳的3年时间中，崔鸣吉还以大量笔墨歌咏汉朝的苏武，这在他当时留下的诗篇中比比皆是。

在被囚北馆时，写道：“黄霸尚书良独苦，苏卿汉节且相依。

”移居南馆时，则有“苏卿汉节身全老，蔡女胡茄恨独长”之句，移居世子馆时，又赋诗“羁滞西河岁月频，看羊苏武是前身”，这些诗句也是说是崔鸣吉被拘沈阳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清朝将入质的昭显世子及崔鸣吉、金尚宪等公卿送还朝鲜。

崔鸣吉归国后以完城府院君的身份参与朝政，两年后（1647年）五月十七日病卒，享年六十二岁，谥号“文忠”。

历史评价编辑崔鸣吉去世后，朝鲜史家对他的盖棺定论是：“ 鸣吉为人机警多权数，自负其才，尝有担当世务之志，而光海时摈不用。

及反正，协赞大计，鸣吉之功居多，遂录靖社元勋，不数年超至卿相，而力主追崇（指追尊仁祖之父定远大院君为朝鲜元宗）、乞和之论，为清议所弃。

山城之变，胁送斥和之臣，以逞私憾。

还都之后，引用匪人，倾轧士类，人皆以小人目之。

然凡有缓急，直前不避，临事剖析，人无能及，亦可谓救时之相也。

既卒，上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19] 从这段“卒记”可知，朝鲜清流士大夫在当时是很看不起崔鸣吉的，将其视为“小人”，而他最大的“污点”则是主和，实际上在丙子胡乱时就不断有人上疏要求以误国之罪处斩崔鸣吉。

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崔鸣吉的才能。

不过从历史来考察，崔鸣吉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务实主和，成为恢复和平与延续国运的关键人物，这点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时人所论：“（崔迟川）丙、丁主和，世人多攻之，而但为清阴（斥和派领袖金尚宪的号）则易，为迟川则难；清阴则举世当有多人，迟川则只一人而已。

”[20]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的朝鲜士大夫和史家普遍对崔鸣吉持宽容态度。

比如这从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的对话可以看出：“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21] 即肯定了崔鸣吉“存宗社”之功。

朝鲜近代文学家金泽荣则认为：“……使朝鲜有李舜臣、权栗诸人，何忧御之之无策？

呜呼！

仁祖之世，上距李、权之时不过数十年，而人物衰堕，犹若天壤，无一人能免其君于臣仆之辱者。

若崔鸣吉者，虽不污至于秦桧卖国之为，而其视前人，岂不颡有疵也哉！

”[22] 他虽然对崔鸣吉主和表示理解，但认为他比起李舜臣等前人还是有瑕疵的。

崔鸣吉书法很不错，工于董其昌体。

他还独修阳明学（心学），与其友张维志同道合。

不过据说晚年又放弃了阳明学。

[23] 不管怎样，崔鸣吉可以说是朝鲜阳明学的拓荒者。

金尚宪，似乎不是用剑自杀的，而且他自杀也没成功。

朝鲜本为大明藩属国，萨尔浒之战中还曾出兵一万三千人，协同参战，虽然是出工不出力。

1623年，朝鲜发生了政变，新任国王仁祖李倧一上台，就全盘推翻了前任国王光海君的外交政策，一切以尊明为本位，拒绝与后金产生任何官方交往。

1626年，被袁崇焕打败的努尔哈赤郁郁而终。

继位不久的皇太极为报父仇，瞄上了朝鲜以及毛文龙，命二贝勒阿敏，率领三万余八旗精兵，发动对朝战争，史称“丁卯之役”。

朝鲜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国王仁祖率百官从王京仓皇出逃至江华岛避难，但坚持不降，派人去明朝求援。

虽然明朝中枢积极筹备援朝，主张趁后金空虚，从海上及宁远多个战略方向直捣辽东腹地，但袁崇焕却对救援朝鲜表现得极为冷淡和消极。

眼见明朝援军无望，朝鲜被迫同意与后金议和，放弃了与明的反金军事同盟，与后金结成了“兄弟之国”。

十年来， 朝鲜阳奉阴违，导致刚刚称帝的皇太极，再次发动战争，统领十二万大军，亲征朝鲜。

仅用四天，就打的朝鲜军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仁祖李倧逃到了南汉山城。

死守一个多月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仁祖于1637年年初被迫亲自出城投降，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彻底臣服于清朝：自正月三十日前，则为明国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