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

这部电影的题眼并不在方形，而在男主角工作的美术馆 royal X, 尤其是中场派对，有位蹭派对路人艺术家说，这里是以前的王宫，国王和王后的寝宫，然后一帮布尔乔亚中产阶层非常享受的在里边喝香槟跳舞，坐在王宫留下来的一张旧沙发上等着排队上厕所。

男主作为大概本剧唯一一个清醒有良知有自我意识的人，还试图附庸风雅弹那张贵族留下来的旧钢琴，然而大家都在忙着玩手机无人理会。

欧洲贵族阶层的集体谢幕，给资产阶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肉少狼多的现代社会，让工薪阶层都如饿狼扑食一般互相撕咬，失去人性。

男主作为一个“上班族”，尽管住着豪宅，开跑车，在王宫里办公，还是摆脱不了被自己同为普通人但不同阶层的流氓欺诈，不得不和黑人移民去讨公道。

呜呼哀哉，这就是一出欧洲的挽歌。

白左是什么？

导演根本不在乎。

美国文化对欧洲的侵入在这部电影里也有表现。

首先“方形”作品的艺术家是美国人，大谈特谈方寸之间的平等和民主，并以美国式的价值观（也是发明者）占据了阐释的话语权。

男主一夜情的行业记者也是一个美国大妞，不学无术，听不懂理论，喜欢写大白话文章，在家里竟然饲养着一个黑猩猩，也是欧洲人（尤其是瑞典这样的老牌贵族国家）对美国人的某种非常下三滥的解读。

男主和这位美国大妞的苟合到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是欧洲告诉美国对不起我们跟你玩不起，你太呆。

男主的女儿干脆就是个拉拉队员，被美国黑人教练主导，完全失去了欧洲精英文化的继承性走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从小培养起来的强烈的竞争意识。

这部拿下2017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又称《自由广场》）其情节属于散文式的结构，它不是类型片的那种以情节点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杂乱的生活经历为时间线。

当然，好的散文都是形散而神不散，找到隐藏在故事里的“神”，便也解开这部电影的内核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一个“方框”，可不是艺术馆里造的那个，而是隐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方框。

找它像是做那种解密游戏，得需要点耐心。

下面我们就来逐段戏看。

当然，寻找和解密过程纯属本人的主观臆想，也许跟导演本人意图相差甚远。

但我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动脑思考的过程中本人享受到了观影的无限乐趣。

在此与大家分享。

1、开场戏：黑屏字幕+电子重音乐好强烈的叙事黑屏画面！

导演真的是一点不浪费时间！

叙的什么事，看看后面的画面就知道了：躺在沙发狼狈不堪的人还没睡醒呢，耳朵还在耳鸣呢！

想必昨晚Happy过了头。

再往下看，好强烈的反差：2、采访这下我们知道了，刚才那个熬夜 Happy 的睡沙发的男人是艺术馆馆长啊！

你别说，把他搁在展厅的打光灯下，整理下头发，戴上眼睛，还真是个馆长的范儿！

采访中馆长自己做的一个譬如：譬如把你（指采访者）的包放在展厅里，是不是它就成了个艺术品了！

呵呵，多巧妙的设置，馆长不就那包吗！

▲不知背景墙那句“you have nothing"算不算一种讽刺除此外这段戏还藏着很多东西：仔细看那女记者的装扮和状态：头发散乱，项链在乳沟上歪挂着，采访文件洒了一地，想必也没休息好；

还有她问的第二个问题：夜谈活动，旨在探索可展览性中蕴藏的动力...这个“夜谈活动”是什么？

哈，想必开头那电子重音乐和呼喊声已经让我们初见端倪了。

如果不过瘾，别急，后面戏还有！

3、撤铜像、布展品（The Square）方框第一次出现，当然，第一遍看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都是局部画面，而且“方形”展品还在搭建中。

好在紧随其后便是开篇电影名称：The Square

▲注意牌子上这句话，在电影中出现过N遍，贯穿首位4、广场丢手机事件这段戏演了个再俗套不过的偷盗骗局了，不在话下。

倒是一些局外戏挺有嚼头：首先是馆长救完人后和另一个人互动的状态:俩人甚至还击掌庆贺了下，这哪是救人，这是做了场游戏。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场游戏（要知道先前他们可是对路边的乞丐不闻不问的！

）这全在于那个被喊出口的“HELP”。

我隐约想到前场戏展品上的字：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help像是只脚，踏进了”方形“。

注意：到此十分钟，那句话已经出现两次了！

（之后还会反复出现）这场“丢手机”的戏看似让剧情进入了一种类型片的模式，它的确起到了一种对观众的牵引作用。

但导演目的仅仅在此吗？

当然不是，否则这片也不会折服戛纳评审团了！

往下看——5、两组参观者一组去城堡的（几个中国人，听出来了吗），一组去展馆的。

注意，第一组寻路时画外第一次传来了“野人”的声音。

6、宣传推广会这段戏导演的手法极其高明！

高在哪，听我道来——我被动地把这段戏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那两个广告公司年轻人说话的部分（这部分我彻底听走神儿了），其二是其他人说话的部分（还好没走神儿）。

为什么这段戏会对我造成这种效果，回头看第二遍我才恍然：原来是那个婴儿搞的鬼！

注意，广告公司人讲的话正是关于“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恰恰他们在说这个时，那婴儿抢了戏。

▲注:刚好俩年轻人说话，身后老头提着孩子来了广告公司的人一停嘴，那大胡子老头说话时立马把婴儿最堵上了。

没错，这足以证明导演的讽刺目的了！

这种伴随着广告推广公司两个年轻人的讽刺随后还有的是！

另外，我们的馆长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和他一样，心不在焉，还惦记着自己被偷的手机呢！

没错，之前那场“偷手机”的另一个让人走神儿的作用发酵了！

终于，宣传会末端，馆长憋不住了，跟众人说起此事。

7、追踪手机、送威胁信这场戏整个过程很奇怪，你会发现被盗者没有任何愤怒和难过的情绪。

相反他们在追踪手机、送威胁信整个过程里都很兴奋，他们简直就是在享受这个被偷后的过程。

直到馆长自己的车被人家划坏了，他们才开始担忧。

可见，丢一部手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艺术馆馆长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手机和钱包对被偷者和偷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有个小细节，馆长回家后洗澡，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号称父亲留下的纽扣。

然而，那些威胁信已经发出了。

8、馆长演讲在追踪手机和送信过程中，电影还插入了这样一段戏：馆长演讲。

听得人一看都是知识分子、中产精英。

讲的内容大概还是他们那个方框的概念，到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在演讲结束后记得又来了个厨师长，向大家介绍晚餐菜品吗，厨师长介绍中人们纷纷开始离席...

前后形成强烈反差。

差在哪里：一个是馆长，一个是厨师长。

馆长在这个艺术馆里得到了身份的升华，很可惜厨师长没这么幸运，即便他也站在这个区域内，其身份还是个厨子。

9、馆长与乞丐馆长穿过充满乞丐的街区，来到快餐店，询问是否有包裹的同时，不情愿地给乞丐买了个汉堡后离开。

这段戏我看到了什么：说实话，没有同情，没有温存，更没有怜悯。

只有矛盾。

什么矛盾，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从乞丐和馆长间的表情和对话便知。

10、艺术家演讲现场演讲前有个小插曲：一个参观者要对艺术品拍照，被管理员制止。

（这是否为之后清洁工误把艺术品扫去那场戏埋下伏笔？

）艺术家演讲现场完全被一个得了“抽动秽言综合症”的人抢了风头。

挺尴尬的，那发作的人也挺惹旁人厌的。

那么，这位病人除对讲座造成了影响外，还有什么呢？

后文自有答案。

11、馆长收到被偷包裹自然，那些威胁信起作用了。

馆长收到遗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还把钱包的钱全给了乞丐。

没错，这再次证明馆长不差钱儿！

他对穷人是否会伸手完全取决于他开不开心。

当然他不会对他发出的几十封威胁信负责人。

12、美术馆之夜（夜谈活动）如果没过足开头音乐瘾的这回可以管够了！

还有画面。

没错，这就是人家上流社会的“夜谈活动”：蹦迪、看手机、泡妞…（是不是跟《绝美之城》、《甜蜜生活》、《夜》里场景异曲同工）。

馆长和美国女记者的艳遇就这在这“夜谈活动中”产生的。

值得讽刺的是，两人勾搭上的催化剂竟然是模仿那个“抽动秽言综合症”病人的动作语言。

没错，对于一个称受折磨的患者来说，他对这些精英们的唯一价值就在此了。

13、做爱这场做爱戏很奇怪：一是有个大猩猩在旁；二是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尤其是女在上时的表情）；三是做完爱两人抢盛满精子的避孕套。

这三点起初让我实在找不到北，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

待第二遍看后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和动作，那不就俨然一只大猩猩吗！

再看看那只大猩猩做的事情:看杂志、描口红（之后戏），难不成导演用那只大猩猩暗示背后的女记者？

两人事后抢避孕套就更好理解了，那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对女记者根本不信任！

14、宣传推广会开会前电梯里的俩广告推广公司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一个心思在自己扎不扎头发上，另一个则惦记着划拳谁赢谁输，估计输的就是那个得表演小孩儿被炸方案的人。

你能想象到吗，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推广就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好有意思，最擅长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人我觉得就是伍迪艾伦了。

）要知道，往往一个点击量10w+的帖子也就是在这些人手里出来的。

而我们的馆长呢，心思早不在这了，于是，视频推广方案也就这么过了！

15、小孩儿大闹快餐店发威胁信事件没结束。

另一个小孩儿找上了门，他因这封威胁信被父母冤枉了！

从这场戏可以看出，那个馆长的下属，提出发威胁信点子的年轻人，在遇到事后麻烦时完全是处于推责的态度。

好在他对付的是个小孩儿（要知道人家划车的时候他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导演为什么要在此选择一个小孩儿，而这个小孩儿的愤怒和表演又那么成年化，自然有导演的象征性意图，象征什么？

到(23)场戏便知。

16、馆长与女记者在两人发生一夜情后，女记者再次找上了门。

在两人对峙之前有个小插曲：那个由一堆堆沙子构成的艺术品被清洁工不小心扫啦！

这可不得了啦，助理都差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

哈哈，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想起了前几年中国的一个新闻：某大妈在首饰店不小心把个价值几百万的首饰掰断了…

还是馆长稳，让助理照着原来照片的样把沙子撒回去。

馆长行为证明：那不就是堆沙子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艺术对他来说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们对待爱情和性也如此。

好啦，下面就是女记者与馆长的长篇大论了…17、馆长家中看信、女儿打架馆长看的是大闹快餐店的那个小孩儿的回信，馆长的第一反应是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那是个来自小孩儿的恐吓信，你能想象到吗，字体应该也是小学生那种字体，换给我也会笑。

但如果你能想到馆长写威胁信时的情节，那就是另一番笑意了：馆长也曾因电脑字体太孩子气而修改。

这个讽刺埋的好远。

馆长和小孩子之间的对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战，上流社会和底层之间的对战，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恐吓信里演绎出来了。

是不是有种哭笑不得的滑稽感！

紧随其后馆长的两个女儿回来了，注意，是打着闹着回来了。

父亲极力地拉开了两个女孩儿，劝导、教育、安慰他俩儿…

自此，馆长对那个小男孩儿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推责，后者负责）。

这部电影关于那个方形的主题我想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了。

18、信任之屋（The Square）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馆的那件艺术品，再次听到了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没错，馆长的女儿幸运地站到了这个方框内，而那个小男孩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却在馆长划出的方框之外。

这场戏是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馆长（男主人公）意识形态反思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开始尝试信任别人的转折点）。

19、接广告商电话、求助乞丐接广告商电话是告知我们推广视频点击量 30 万了，为下文做了伏笔。

求助乞丐则是印证了上文馆长思维的转变：他开始尝试信任他划出的方框外的人了。

至此，馆长的方框理论要开始崩溃了！

20、宣传视频、员工谈话、艺术馆高层对话这段宣传视频用来阐释现代媒体再好不过了：没目的性、利用弱势群体、吸睛、暴力…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公司、公关策划公司、自媒体、电商…哪个不是如此！

好啦，看完视频，在来看看员工们的反应，乐开了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担责！

他们甚至对被骂有了超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艺术馆的馆长和董事会可头疼了！

21、野人表演这场戏是电影通篇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尴尬的戏。

为什么，因为导演把艺术品搁到现实中了。

试想一下：

如果把个古希腊人物雕像摆在广场上，即便那雕像是赤身裸体，露着夸张的生殖器，游客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用高雅的举止去呵护它。

可要是一个真人站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呢？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更何况在此导演把个野人扔到了那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的宴席上。

终于，那些文人雅士的底线被戳破了，就连馆长都受不了了！

22、小男孩儿大闹馆长家野人刚大闹完宴席，小男孩儿就来大闹馆长公寓了。

这次可不是试验艺术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这两场戏让我的感触很深：艺术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我们到底还敢不敢相信那些被拉上台面的艺术家、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博爱了。

这点在馆长家楼梯口体现的淋漓尽致。

换句话说，台上一套，台下又是另一套，那此类艺术还有什么价值？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剧中的馆长也在矛盾挣扎中。

▲注意：争吵中导演反复用了这个空镜头（楼梯方框）临了，他打发走小男孩儿后，自己在家中反复听到了不知从哪来的“help me”…终于，他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空镜头里。

23、扒垃圾带、录手机视频馆长冲出了自己的家门，淋着雨，翻越栏杆到了垃圾堆放处。

▲注:这个镜头画面隐喻很强：馆长处在垃圾中央，所有雨滴打向他没错，他跃出了那个保护他的“方框”，而生活中的这个方框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危险、是底层人、是难民…

与其说之后的手机视频录制是给男孩儿的，倒不如说他在向男孩儿所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忏悔以及阐明导演观点（我认为小男孩儿正是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我太自私了，莫不关心，先入为主…事实上，我是害怕那栋楼里的居民，害怕那些我印象中和你一样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那些负面的观念影响了我，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贯看法。

因为我可以很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而且我想你对我们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在某个爆发点就会引起政治冲突。

你看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我承认我错了，给你在视频里道歉，但你也得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我知道社会上大约有1/291分之一的人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个人会很容易产生不平衡…馆长的话被另一画面打断了，是女记者和大猩猩，可惜女记者打不通了，这算不算馆长迈出方框外了？

24、记者会这场记者会好有意思！

上半场所有人都在谴责艺术馆的宣传行为，职责馆长的过失。

可不知怎么的，一纸声明后，突然所有人的焦点就转移了，转移到艺术馆接下来的展览项目上了。

好戏剧性的转变，可仔细一想，现实中不就这样吗，过去的 2017 中国发生了多杀大事：江歌案、红黄蓝…可有几个社会热点持续超过一个周。

这大概就是媒体，就是舆论。

倒是艺术馆和那艺术家因祸得福了。

25、家中看杂志这段我基本没看懂（杂志上写的和录音机报道没字幕翻译），但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方形”展品火了。

26、儿童集体舞现场这段什么意思，我第一遍看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

第二遍才恍然：好大一个“方框”，我愣是没看到！

电影中反复提到的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终于在生活中体现了出来：孩子们涌向方框内，尽情的展示自己，四位教练在一旁保护着他们，方框内，没有人会受伤（有没有点“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注:孩子一有危险动作，四个黑衣教练就进入圈中保护她们至此，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方框”。

27、找小男孩儿馆长再次走出了自己的方框，这次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出的。

他们去了那栋楼。

又一个新的方框出现了，你看到了吗？！

三个人围绕着底部的方框为圆心向上旋转，伴随着主题音乐；底层的方框越来越远，上面的方框越套越多。

（我都快被转晕了）纵观电影《方形》，你会发现导演在结构上自始至终突出了两个对立面：即艺术与现实生活。

很可惜，往往那些被概念化了的“艺术方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而生活中的方框我们却很难看出。

电影最终，馆长和两个女儿无功而退，留下那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错，正想那主人公说的：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撰文：太虚宫本文禁止转载，更多经典推荐及赏析请关注：

被后现代洗礼的艺术家们，心里那片自由之地，彻底不存在了——艺术不再肆无忌惮。

在族群冲突面前，艺术想发言必须谨小慎微，道德体系和价值感都变得脆弱而不肯定。

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起、直至零几年衰落的“本土行为艺术”，很遗憾它的寿命没能撑到今天，“行为艺术”也早从猎奇变成了妖魔化、愚蠢化的标签。

这和流量逻辑何其相似。

Procreate + iPad pro 画张饭制海报，缅怀一下。

当代艺术引发的非议，或者其本质问题，已经在《方形》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全面展现。

之所以产生问题，其原因与“大众艺术”这个词汇中直露的悖论如出一辙。

当代艺术其实也已经将自己变为“大众艺术”，但不是像电影那般通过商业达致的普及，而是在姿态上变得更加民主：比方说装置艺术，便是邀请观众一同进行体验。

艺术不再有门槛之限，它敞向所有人。

当代艺术从自身缘发出了这种民主化倾向，但与此同时，它也仍然不忘记自己还是一门“艺术”，即一种加工、制造并进行包装的非消费品。

它建构在艺术内部的话语与规则之上，逾越了日常生活的界限。

这是当代艺术既敞开身姿接纳看众，同时又让他们觉得难懂的原因。

当代艺术在显现出民主社会共有的平等观念时，也不能忘记自己首先是作为艺术存在的。

展览简介－观众这种矛盾反映在了《方形》中，电影一开头就是女记者采访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场景。

面对出现在美术馆官方网站上的展览介绍，满脸疑惑的女记者想向克里斯蒂安探个究竟，却没想到收到的回复竟然如此简单：一件日用品放在美术馆中，是否也能成为艺术？

在此，尴尬或者说幽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克里斯蒂安直接但同时又有点无奈地指出了展览简介“不说人话”的事实。

这难道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看展活动中，都能明显感觉到的吗？

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似乎共用着一套与日常用语迥异的话语体系。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在展览的前言中读懂展览信息，更多情况是被淹没在高大上的术语中，有时还会有不少理论话语来帮忙。

前言原本用来帮助观者理解展览，最后让人感到更加困惑，说明它只有一个目的：即将作品包装为“艺术”，超越常人的理解。

当然，也有一些真诚的前言确实点中了展览的要点，但大多数都只为显示自己的“高级”，故而不想说人话。

艺术难道不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伪装起来的吗？

首先组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必须包括艺术家、评论家、还有有钱的买家，艺术家负责生产作品，评论家吹捧，买家购买，艺术就在三方组成的封闭圈子里流转。

并没有观众什么事，最后等到某位艺术家被吹捧起来了（以作品卖价衡量），观众便顺理成章地加入进来。

名气源自内部炒作，与观众无关。

艺术家－观众《方形》以逗趣的方式戳穿了艺术活动的这些“阴谋”，其中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得意姿态，不如说姿态贵显真诚。

比如在展现当代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奇怪的关系上，《方形》再次采用了当面交流。

艺术家与主持人安坐在台上，观众静静待在台下聆听。

内着工装、外套西装的打扮，显示出艺术家虚伪的本性。

谈话情形也极为常见，对谈内容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艺术家的回答必须使用一台解码机器才能解析。

而观众却傻乎乎地坐在台下做好涨姿势的准备，但很可能对谈结束之后他们什么也没获得。

这还只是复制现实生活中艺术对谈的表面现象，更加妙趣的是台下一位观众因为病症不断地喊出不堪入耳的粗话。

这既是一个象征，代表着观众内心被压抑的不解和愤怒开始爆发出来——因为没有人会说自己完全看不懂当代艺术，而事实是他真的很可能完全没懂，而为了伪装自己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他现在选择乖乖地坐在台下聆听发言，并装作听懂的样子——困惑和不解这个真实情况被压抑在潜意识里。

这些辱骂是对观众内心的病症学诊断。

同时这也将整个访谈现场变为一处艺术现场，因为它逾越了现实世界运作的规则，引人进入在场的情境中，并目睹自己身上涌现出的尴尬。

在如此严肃的艺术访谈中，观众应当约定不发出任何声音才是，除非是想提问。

但现在，这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被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交流遂变成一次艺术行为，所有人都卷入艺术运作的场域里。

这是整个场景引人发笑的原因：艺术家虚伪的话语被揭穿，艺术活动假造的姿态被拉低，艺术被嘲讽、被戏谑。

作品－策展人反映策展人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方形》中有两处。

其中一处是某件艺术品堆积的碎石不小心被参观者踢掉，面对如此严重的一件事情，克里斯蒂安“急中生智”直接指示工作人员重新将其堆好。

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是当着女记者的面作出这些指示的。

可能因为女记者不懂瑞典语因而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情况也很可能相反。

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事件引发的就是作品的归属问题。

如果作品被破坏后，策展人能在不告知艺术家的情况下自己将其修复，那么这件艺术品还能不能算是这位艺术家个人的作品？

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策展人或美术馆方面并没有权力来将因为观众不小心破坏的展品自行修复，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当然，因为这只是一件堆积作品，其完成也很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做的，修复前后也基本上看不出本质差别。

但因为非艺术家的外力作用在了艺术品上，那么它恐怕就不能再算是一件个人作品。

这也许就是艺术圈中众所周知的谎言，克里斯蒂安显然“驾轻就熟”，对于这种突发事件懂得如何处理；而《方形》揭开的只是其中一角。

这组镜头之所以让人感到尴尬、有趣，并引发了一丝丝难解，在于克里斯蒂安是当在女记者的面做出指示的，当时两人可正在计较性与爱的问题呢——撇开这个厚重又深刻的话题吧，虽然它很能揭示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虚伪本性——只谈指示的毫不遮掩，很可能说明了美术馆自行修复作品的举动在艺术圈中乃是司空见怪的事情，即便艺术家知道了又怎样，还不如省点事更好。

这从侧面透露出被蒙骗的只是观众，而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记者等无非沆瀣一气。

作品－观众当然，观众也不是蠢蛋，他们以自己的“无知”抗拒着艺术作品的“高深”。

这反映在电影中出现的几处对展览现场的观察。

作品旁边毫无例外地坐着傻乎乎的工作人员，监督看展的观众不去破坏展品。

然后观众一律带着无知的神情从墙壁后面探出头来，偷偷瞟了一眼便匆匆离去。

或者随身挂着相机的观众进到展览现场，呆立在那里，随便瞄上几眼，拍下几张照片，然后赶往下一处展览现场。

观众自然是看不懂的，但他们也不想看懂，他们展示着自己的“无知”，撕下艺术圈道貌岸然的伪饰姿态。

这个场景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它们是如此的熟悉。

在平时的看展过程中，不是经常看到类似的情形吗？

走马观花的游客打卡一般流转在一个个展厅，而对作品有多少具体的欣赏价值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

或者我们自己也不是这样吗？

即便带着一种审美的心态，但对当代艺术过于高深的理念感到蒙逼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匆匆瞄几眼，甩头走人吗？

如果说当代艺术将观众隔绝在外面，以内部圈子的方式运作，那么它同时也不得不“邀请”观众，来伪装自己确实是在进行艺术展览，虽然观众在此是以虚拟的方式存在的。

与此同时，观众也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艺术作品，比如将其当作拍照的背景或抬高生活品位的工具。

原先是艺术家通过作品与观众进行交流，如今则是作品将艺术家和观众隔绝了开来。

这就是当代艺术虚伪的内核，艺术成为了上层阶级自我话语的建构，大众只是被利用来为它的“民主化”阴谋服务。

作品－世界反映在作品－世界这一轴线的，是美术馆对展览作品的宣传，这同样也可以看成是策展人－作品轴线，但我们放在这里讨论。

《方形》中作品宣传的话题，是电影中尤其重要的一块。

因为只考虑流量，“病毒式传播”的宣传引发了伦理争议。

在这里，电影再次逾越出中产阶级的话语范域，将克里斯蒂安拖入了尴尬的境地。

这当然是为了再次凸显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形象，同时也在嘲讽现代社会只看流量的宣传方式。

一切都是话题，与艺术作品了无关系。

并不是艺术作品吸引观众来看展了，而是外在于它的宣传吸引了大量观众。

这难道还不虚伪吗？

还不本末倒置吗？

如果说连当代艺术（号称最标新立异）都要病毒式宣传来吸引观众的话，那么其他的展览怎样才能保持人气？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反映在“作品－世界”这轴的，还有就是如果作品中的人物侵入了现实，会发生什么？

这也许是《方形》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原本只出现在展览屏幕上的奥列格如今化身为一具怒吼的猩猩出现在晚宴上，这是艺术侵入到了现实，虚构与真实并置在了一起。

现实生活的晚宴于是变成了一次行为艺术的展览现场：大家都以为只是来助兴的表演最终竟然发展为一场闹剧，震惊不已的中产阶级人士们还想在危急时刻保持住自己的体面（以那位艺术家为例），实在让人哑然失笑。

这涉及到了如何看待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谈电影在欧洲现实语境下出现、获奖的意义，如何直面并反应欧洲社会中“政治正确”的问题，结合了电影中的几个案例；第二部分就电影本身的叙述和几个母题，具体讨论电影的“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再作分析。

欧洲戛纳获奖：呈现政治正确的两面往大了说，有着深刻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或欧美）也有着赎罪的传统；宗教精神潜移默化决定了一种世俗习惯，即审思、反省历史或当下的罪过或不足。

因此，为清除近代历史上由欧洲主导的各种殖民、侵略活动，二战后的欧洲，历经反思与赎罪，成为了最包容、多元、接纳的文明与政治主体。

这表现为后殖民主义思潮的风行，既强烈影响着文化界，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选择，使得欧洲从侵略者与殖民者，转变为了小心谨慎、担心冒犯他人的政治正确的坚决维护者；还表现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东）的动乱中，欧洲人非常用于承担责任，把如今的战祸、难民的流离归结为自己创造的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或是自己曾经的殖民史遗留的结果；在赎罪过程中，曾经在纳粹统治下极度排他主义的德国，更是走在赎罪与自省的前线，敞开家门，拥抱难民，世界人民一家亲。

实际上，从心理结构来说，自省与赎罪也给欧洲人带来了极强的优越感——正如拼军事实力的时候，我能侵略战胜你，武力上压制你；如今和平年代，比拼道德感，我能主动赎罪，能容忍包容你，也是因为我思想境界更高。

尽管外在的比拼形式变了（从军事比拼到道德比拼），但是欧洲人心理结构上的优越感仍然没有变。

但是话说回来，欧洲有着十足的理由优越。

军事是硬实力不谈，道德上一个懂得自省的民族，决然是比一个自以为价值观伟大的民族要优秀的。

欧洲沉浸于这样的优越感中，也是因为值得。

但要知道，心里上的优越没问题，赎罪与自省也值得推崇，但是有时自省过了头，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会带来新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纠正曾经的错误。

如今的欧洲，因为泛滥的政治正确而导致的逆向歧视（即主流的人活该被侵犯，而边缘的人做什么事都合理），已经成为了普遍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震荡中，大批欧洲人成了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上优越，过分地宽容，拒绝批判他者，生怕变回侵犯他人的“殖民主义者"；不仅如此，这些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反向对自己人苛责严厉，严防死守，不准自己人发出批判的声音，直指批评弱者就是法西斯主义，而自己一定要成为卫道士，保护表面的和谐——因而，所谓的”弱者“就成了强权而肆无忌惮的”施暴者“，因为反正也不会受到舆论的限制。

我想，《方形》在戛纳获奖，仍然是欧洲优越感的一以贯之的体现，因为一方面，电影是一部反省、批判当下罪过的作品——要知道，这种自我批评、批判现实的作品，在某国可一定被看作是指桑骂槐的反动文艺，定要掐死于巧襁褓中——而欧洲人（主要是中上层阶级，代表人物是电影的男主角，即美术馆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当然也包括戛纳的评委和观影群体）乐于看自己被讽刺、被揭露， 不仅不藏着掖着，还给颁个大奖，这是自信的体现，也是优越的张扬。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这部鞭辟入里、省思当今的电影，绝不是愚蠢的“政治正确”的代言人，单单呈现某一方面的价值观，从历史的一个极端震荡到另一个极端。

正相反，电影尤为可贵地呈现了多声，这里有对人情冷漠的无情批驳，对弱者的关心——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也亦或隐喻、亦或真实描绘了弱者的人性之恶，以及政治正确泛滥情境下的荒诞现实。

导演虽然似乎意在讽刺中上阶级的代表，即美术馆的高级策展人，但在大多问题上，导演并不呈现明确的批判或是讽刺立场，而是选择代表性的现实拍摄为影片的素材，从而让观众自己选择立场。

因此，也许我觉得荒诞可笑的，其他观众可能觉得是正常无比的。

我举几个例子，来体现作者对“政治正确”两面性的反思，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欧洲（瑞典）现实的、不下判断地直接呈现：一、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去7.11取包裹，遇到坐在角落的女流浪汉，后者问他要钱，他笑着说没有，但是可以给她买吃的；她不耐烦，但也点了菜，颐指气使，指挥克里斯蒂安买个鸡肉三明治；克里斯蒂安转身去买，她继续吆三喝四，说三明治里不要洋葱，很是理所当然。

克里斯蒂安自己有事，但是还是给她买了，最后甩给她，留下一句：“你的面包，洋葱自己挑”。

在此，导演并未呈现任何立场；立场自然由观众来决定：有的人可能觉得克里斯蒂安虚伪，做假好人；有的人看来，觉得大快人心。

在此，我们不由反思：政治正确是否意味着弱者有理？

帮助弱者应该到达什么限度？

In your face二、在一场美术馆的演讲中，一个秽语症患者加入，在演讲过程中，屡屡大吼脏字，多次冒犯公共秩序，由弱者变为了施暴者。

与会者都是中上阶级的、有艺术品位的听众，文明教化甚高，但最后也几不可忍。

只见此时，一教化更深的大叔跳出来，让大家宽容这个骂脏话的傻帽，说他“精神受折磨，很难过”，让其他人忍受——于是其他人就继续忍受。

电影导演善用讽刺，不知是否在讽刺这个劝诫别人的大哥？

答案同样是两分的：有观众可能认同这个大哥，有的观众不认同。

但是，在场的人显然都是明白人，把这个满口秽语的人当做十足的傻帽，就像后来那个美国女记者就当着高级策展人的面，模仿、嘲笑这个秽语傻子的脏话；但是在演讲过程中，大家表面上都不说，都不去解决，不好意思把这个扰乱秩序者踢出门去，好似有极高的政治正确的门槛，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

闷声大发财三、电影行将结束的那个发布会，因为宣传视频犯了伦理的禁忌，招致了社会的众怒。

记者的提问十分好笑，也很讽刺。

一边是有人大骂高级策展人，利用乞丐做广告，而底层的人无处发声；另一边是，有人大骂高级策展人因言获罪、引咎辞职让言论自由无处容身。

这种两重性，是自由社会面临的长久问题，是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长期打架的现实。

——最后，在说到展览时，美术馆市场部的人意外跳出来，告诉记者展览的媒体稿件和图片都有，也顺便把展览的广告都做了…………报纸也照样报道了。

四、行为艺术那场戏，一个人扮演的猩猩大闹高端酒会，意义重大。

首先，这场戏很跳，感觉和叙事毫无关系——尽管这个猩猩人是电影中屡次出现的一个影像作品的主角，但是这些铺垫好像都是为了这场戏，包括其他地方“猩猩”或者“兽性”的在场或隐喻，都像铺垫的作用；而这场戏本身，又并不贴合主人公的人生脉络。

我不得不揣测，导演一开始就想要拍这么一幕戏，后来才调整剧情把这个片段融入到剧中。

基于这样的揣测，我难以克制把这场戏当做一个十足而完整的隐喻来看，和当今的局势联系在一起。

直话直说便是：这个闯入高端酒会中的猩猩，就是闯入欧洲社会的穆斯林难民。

行为艺术的设置是“丛林”，好似霍布斯论述的“自然状态”，即在没有外界强力的约束下，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彼此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不断的战争，残忍而血腥。

在这个行为艺术的“丛林”中，有一个野兽闯入，“人类如果软弱，就会激发它狩猎的本能”，这更加印证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斗争状态。

而人类如果逃跑，会被野兽猎杀。

由此，唯一的出路便是：屏息凝神不说话。

而结果呢？

就是屏息凝神的人可能不会被注意到，可以隐匿在人群中，安宁地知道：死的人可能不是我，而是别人。

果然，野兽闯入后，大家都不动，不说话，接受野兽的戏弄，有的人被惹怒了，试图叫停这个项目，根本没用，只得离席；最终，野兽跳到桌上，公然调戏一个女性宾客，她喊救命，没人理会；后来被揪着头发拖到地上，几乎要被强奸，才终于有一位长者看不下去，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单枪匹马冲了上来，继而，一直不说话的男人们才一并涌来，怒揍猩猩。

被猥亵的女人，仓皇逃命。

Attempted rape我们不难将这一幕联系到欧洲近来的状况，即难民来欧洲后带来的各种性骚扰和强奸事件。

反思这个行为作品的设置，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面对野兽，人类只有三个选择？

即软弱、逃脱或者屏气凝神？

为何不能一开始就猎杀野兽？

因为我们知道，这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

但是，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绝对不能没有边界，任由弱者满足本性，为所欲为，否则，后果便如上图所示。

宴会上的人，基本上是美术馆的赞助人，赤裸裸的上层阶级，因而，比之前提到的讲座的听众还要更加文明，还要更加能忍耐。

他们以为，只要文明地忍耐，一切都会好；怎能想到，上次讲座的疯子不过是言语上的，这次宴会上的野兽，带来了各种肉体上的伤害。

这场猥亵最终遭到制止，解决手段也没什么新意——文明人终于走下圣殿，仍然诉诸暴力，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欧洲人没有答案，他们深知政治正确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条路已经走得太远，甚至到了不能接受批评政治正确声音的地步。

但是，《方形》至少呈现了“政治正确下”好心时而带来恶果的悲苦而矛盾的现实。

这部电影虽然批判政治正确，但是至少（通过直接表达和间接隐喻）呈现了政治正确原教旨主义的荒诞。

能呈现这样的现实已经不容易。

这样的呈现让人想到了德国艺术家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2000年的一个艺术项目，以电视转播的形式出现，名为《Foreigners out! 》。

他邀请了在奥地利的多位移民（据说为真移民，实际上并没有人知道真假）来到一个城市中央，住在一个箱子里，通过电视直播他们的生活，然后由奥地利居民每隔一段时间投票，选择一个人，不仅驱逐到箱子之外，也驱逐出境。

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广泛参与，也出现了针对难民的各种声音。

Christoph Schlingensief只是将项目进行下去，并未支持任何一方的声音，而是呈现民众的多声。

由此，我们看到左翼和右翼的争论，看到结尾左翼如何拆墙打洞、以暴力的形式，推翻了这个节目，“解救”了这些难民——然而只有Schlingensief自己知道，这些难民是真是假。

我有如此短评：Schlingersief’s film project about refugee was made to objectively re-enact and reveal the reality, and let the citizens drawn into the project behave and make the choices totally on their own. The result is a “happy” ending—with the pro-refugee citizens won the campaign, but as audience, we see how these peace-advocates won the campaign in a violent way, as if self-claimedly holding the morally correct proposition, they could then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win, to fight violently for humanity. 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艺术？

如果把导演对政治正确两面性的客观呈现当做他对社会的冷眼旁观，那恐怕错了。

多次将镜头对准婴儿与流浪者，就是他左翼关怀的明证——尽管，恐怕他自己也纠结于到底多少左翼在做促进平等的事，而又有多少左翼只是利用平等的话语而渔利。

所以，他一边批判讽刺，一边感同身受。

这些矛盾情绪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主角，X-Royal美术馆的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

他身上有社会的荒诞，有群体与个人的冷漠，更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的踪影。

如果导演是不加夸张地描绘瑞典，那么北欧的天堂也充满了不幸：不止一次的，呼救的人，没人理会；乞丐行乞，无人搭理；介绍菜品的厨子，没人在乎。

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尽管在外人看来有优良的福利制度和活跃的公民社会，但想不到社会原子化仍然如此严重，人人各自为阵，事不关己。

电影的音乐和画外音很有控制，并回环往复。

主奏是古典乐与人声的结合，辅佐它的是多次出现的“救命”、婴儿哭、狗叫的社会声音，这也是主人公心中用来不断拷问自己的问题与怪象。

主人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手机和钱包被盗了，但是他是在完全不想被卷入救人情景的状况下，恰巧做了“英雄”，还成为了悲剧的英雄，被别人陷害了。

这个时代，连穷人都不容易，因为安静地乞讨、或是小声喊救命，是无人理会的。

只得装疯卖傻大喊救命，制造动乱，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

电影一开头，在爆裂的兽性和冷漠的人性相互更替的时候，很快沉入了往日的安宁，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

整个图景，都是荒诞的。

于是，回到艺术的问题。

艺术在这样的社会中，做了什么？

能做什么？

电影的同名艺术作品是《方块》：方块是信任和关心的圣所，在它之内，我们同享权利，共担责任。

是吗？

艺术界恰恰是最尴尬的地方，是信任和关心的圣所，也是怀疑和伪善的家乡。

乞丐们苦苦祈求1克朗，并没有人理会；镜头一转，X-Royal美术馆却获得了5000万克朗的赞助。

艺术圈讨论着艺术和非艺术的问题，空间和非空间的问题，试图拉平生活和艺术，追求着社会的平等，却是自说自话，无人理会，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的美国女记者都整得神经质了。

最明显的讽刺是克里斯蒂安给小孩录视频道歉的那一段：他起初在道歉，反思自己的不对；进而联想到自己的不对是因为对小孩所住的贫民街区的恐惧；进而讲到社会阶级的区别和区隔，并开始掉书袋地细究原因，认为这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原因，好似在为自己开脱。

艺术界真的很可悲，但是克里斯蒂安是否真的那么可恨？

尽管电影语言似乎都导向于对他的讽刺，但是他何尝不是这个世界（包括艺术世界）中一个真实的男人？

他所代表的，正是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

他自私而自我保护的欲望极强，两个较大的道德疑点是：一夜情后还生怕女记者控告他强奸，始终手握着安全套不放，之后也不承认他们的一夜情；他为了找手机有些不择手段（在别人的建议下），惹到了小孩，也不第一时间道歉。

就男女关系而言，他承认权力给他带来的好处，并以此为乐——尽管，在多大程度上是欺侮了女记者倒是难说，因为不知是否他们你情我愿；就给小孩道歉而言，他拖延认错很久，但是却一直受良心的谴责，并终究回归了良心——不顾形象翻垃圾堆，并登门道歉，尽管为时已晚。

但是，也许正如他说的，他的自私、自保，也有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原因，这既是他的说辞，也是真相。

他表面上倡导平等、关爱这些《方形》所代表的良善，自己所作所为却差强人意——然而，他终究受到良心的考验，他也终究在自己的展览中推广良善。

往差了说，他是知行不合一的伪君子；往好了说，他是在维持现实最基本需求（自私、自保）的基础上，仍然在艺术领域中努力做着些什么，以推广《方形》的理念。

回头看来，他是好领导，好父亲，他似乎没有电影讽刺得那么邪恶，只是没有成为道德与行动上的完人。

这是他个人作为策展人的困境，也是有良心的当代艺术在社会中的道德困境。

如果将这部电影理解为对克里斯蒂安的无情嘲讽，那么我们又是在占据道德高位而瞧不起别人了——除非我们也能自信我们能成为道德与行动上的完人。

我们要感同身受，要同情之理解，更重要的是要清醒而不自大。

艺术，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电影艺术，已经是那么无力了。

那么至少，也要清楚地面对自己的位置，面对真实。

在导演创作了《方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瑞典的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

首先，瑞典的执政党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他们以崇尚和平、环保、人道以及服务型著称。

不仅如此，瑞典的人口构成一大部分来源于外来移民。

瑞典人的身份背景让他们对难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毕竟自己的父辈原来也是移民。

所以，在执政党以及人口构成两种因素的夹击下，瑞典成为了北欧国家中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但是接纳难民的结果可想而知，瑞典犯罪率飙升，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奸首都”。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场原始野蛮未受教化的猩猩登堂入室，然而在座的绅士淑女们为秉承着“彬彬有礼”的道德准则对于一开始猩猩的挑衅保持着克制和忍耐；然而当猩猩拽着一位女士的头发将她拖到地上几乎要进行强奸时，终于有人无法忍耐出手阻止，之后众怒难平群起而攻之。

这一场戏同正在瑞典发生的事何其相似。

在种族的差异面前，瑞典选择忽略，却招致大祸。

而电影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又何尝不是“过分相信他人”而使自己一次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一开始丢手机和钱包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而被人摆了一道，然后找回手机也是因为错信了下属的话而惹来麻烦，之后博物馆的公关危机也是克里斯蒂安在忙于与小孩子的纠缠而无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也是出于对宣传团队的信任？

）；克里斯蒂安显得有一些“too simple too naive”，他所熟悉的并且一以贯之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让他在与其他的阶层的人交往的时候并不适用。

并且克里斯蒂安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其他阶级的人沟通。

比如在和女记者在博物馆里的对话，他轻蔑地嘲讽女记者为那一种跪舔位高权重者的女性。

又比如说即使他在公理上站不住脚也拒绝向在年龄、阶级上和他有差距的小孩子道歉。

克里斯蒂安的“傲慢”、“自视甚高”、“言行不一”是所有上层人士的臭毛病。

不过他最后将小孩子推下楼梯的时候终于良心受到谴责，甩脱了“上等人”的包袱，翻越了象征着“阶级”的栅栏，不顾自身形象地垃圾堆里寻找记有小孩子一家联系方式的纸条。

在那一刻，他冲破了阶级的桎梏，实现了自我救赎。

可以说此处的古典配乐的运用真的是神来之笔，将克里斯蒂安前两次听见“help me”冲下楼的压抑一扫而光，让人同主人公一样内心获得解脱从而舒畅无比。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跨越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健康还有价值取向的差异。

《方形》就是突出了阶级的差异，方形以内与方形以外的人无法沟通，上层人们诉诸的“政治正确”下层人民根本不买账。

除了阶级的差异，还有是价值取向的差异。

因为身处于这个追求“individuality”和“freedom”的世界，大家所笃信的东西皆不同，并且除了约定俗成的公共契约，没有行而有效的道德体系去约束每一个人。

道德的界限模糊不清。

政府本来扮演的教化人民的角色随着公信力下降显得越来越羸弱。

在这个各行其是的时代， 西方所倡导的“人权”好似空中楼阁，乌托邦似的，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能跨越身份的藩篱真诚沟通、相互信任以及互帮互助吗？

电影只表现了由于身份差距而造成的道德困境，以及讽刺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并没有给出特别清楚的答案。

而我是支持性善论的。

性善论是不会考虑到你的宗教信仰、政治主见、阶级地位的，是对一个本真的人而言的。

在你选择相信别人或者产生助人行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忘了“政治正确”、忘记身份上的偏见，忘记种种之后会在大脑中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凭自己的一时意气吧。

瑞典的难民问题更多是决策的问题，应另当别论。

最后送上孟子的一句话。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这是孟子的四端说，是性善论的依据。

这部讽刺展览艺术的电影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展览，频出的事件基本都被处理成了一种现象式的隐喻，有鲜明的符号性和指向义，现象之间的逻辑也是弱相关的，并不构成特别连贯的叙事，而对一个隐约的共同主题有所呼应。

导演已经将尴尬美学操作得十分娴熟，成为他惯用的一种腔调，让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心态满拧的普通人突然间被卷入公共秩序，利用时间差制造了自顾不暇的窘迫，并无差别讽刺所有人。

讽刺集火于社会关系中的“道德成见”，以“square”代表的方形和广场为喻体，途径广场的策展人在蓄意谋划的一出闹剧中被偷了钱财物品后，选择进入方形的旋转楼梯挨家挨户塞匿名威胁信要求归还，表达他作为半个公众人物的、欲说还休的进犯，是在已经崩塌的信任机制的废墟上跳舞，必然会失败。

有很多现象成对出现，家里的宠物猩猩优雅地涂口红、看画册，初显“人性”，宴席上受邀表演模仿猩猩的人类艺术家全情投入，“兽性”爆发；广场上人们对乞丐视而不见，反之乞丐对递来的食物理所当然；室内的人们对怀中婴儿聒噪的哭叫充耳不闻，网络上的人们对以孩子为卖点的艺术展宣传片揭竿而起；媒体对哗众取宠的艺术营销大加批判，转头又为打响名声的艺术展做起广告。

也有个别现象被编织进图景里，与女记者一夜情后甩不掉的猜忌，艺术访谈上观众止不住的“秽语症”，被不懂艺术的清洁工破坏了一角的沙砾展品等等，构成了对不规则的私有制意识、被破坏的公共规范的零星透视。

策展人以守序、善良为动机，却落得迟到一步、处处错位的境地，他策划的以人人互助为题旨的艺术展览，更是成为一处被各色扑朔迷离的现代现象架空的空间。

但能被解读，仅仅意味着电影提供了可供解读的意图，并不代表它很好地完成了这一意图。

导演的讽刺并不雄辩，而是语境涣散的、隔靴搔痒的讽刺，和《悲情三角》观感相似，依旧显得小家子气。

电影热衷于堆砌现象，叙事却很失焦，像是乍看文笔精致、细看缝合感很重的美文，局部大于整体，荒诞性并未从根源立住。

电影常常深陷于刻画一种奇观中，忘记适时收手，像是观众已经停住了笑，剩下导演又径自笑了很久，很大一部分尴尬感由此得来。

总的来看，电影的讽刺显然带有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气质，十足的优越感令自我解嘲有了自我陶醉的意味，以至于电影看上去更像一种圈内人的、沙龙式的娱乐。

《方块》：连结断裂之后的社会图景By Issac（文慧园路作者，本文发于文慧园路三号公号）“他只是个正常人，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而已，然而，这正是可怕之处。

”——克拉斯·邦语。

有一次在台北美术馆看展，Faint Light Dark Shadows，光影艺术。

其中有一件装置是一个暗房，按照设计，你走进去，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一直走着（其实我甚至连路都不知道在哪里），慢慢地，会看到墙上的那些特殊摄影开始显现。

我走完后——什么都没看见。

我发誓，我很用心，眼睛都眯起来了，但还是什么都没有。

正想着要不要再去走一次，但看到远处似乎更鲜艳有趣的，我又跑开了。

其实看《The Square》也是这个理。

首先我得表态，我很不喜欢《自由广场》这个译名，众多中文译名中，还是《方形》或《方块》最得我心，哪怕是《魔方》在可能误引向与cube（魔方）以外，也把注意力分散到了“魔/magic”这个字上。

中国人翻东西很容易也很喜欢加入自己的理解，以此表示自己懂了明白了，有时表达效果可能达到了，但传意却是弱了，也缩小了原对象的范围（因此，“自由广场”无疑最不“自由”）。

Square就是square，对应过来方形/方块，就是方形/方块，至于要加什么前缀后缀都是读者脑海中的事，像中国山水画里，除了玄色，剩余留白，也正如电影对一切解读都是开放的，所以以下的想法也都是个人观点，和大家分享交流。

（我还是忍不住写啦）在北大看的电影，有时候现场观众的反应可能会比电影还有趣，这也让我的同伴观影结束后直跺脚。

后来回程路上写了以上短评，观念、主题以及讽刺意味，仿佛掌握了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生杀大权的豆瓣青年已经说得很多了，但在“丰富多维”和“风格”上，我想多说几句，以作补充。

我的思考及分析思路是以“连结（connection）”为关键词，探讨影片客观呈现出的在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断裂后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现象及后果，我将之归纳为“冷漠”、“失语”与“狂躁”，其间也会对一些有关认为其片段式拼接、杂乱无章、缺乏逻辑等评价作出回应。

可能有些读者没看过该片，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尽管我觉得这在本片中并不是最重要或出彩的地方。

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正在筹备艺术品“the square（方块）”的展出，期间遇到了美国记者安妮（伊丽莎白·莫斯）并与她有了露水情缘。

克里斯蒂安在一次好心帮助呼救路人过程中，反被偷了手机、钱包，又在下属的建议下作出了给贫民街区的人寄恐吓信的方式，不曾想却招惹上了一个不一般的小男孩。。。

冷漠这里不得不先说《方块》的视听风格。

片中绝大多数镜头是长镜头，几乎一景一镜，水平固定机位，景别很小，多用中景、特写，偶有展现环境的全景（如出现了三四遍的X-Royal Museum）。

（X-Royal Musume的俯拍全景）大量现代和后现代文艺向、实验风格的电影，特别是欧洲电影，包括短片和视频艺术，会不同程度地采用多变的机位和手持摄影，比如去年多伦多电影节和特柳赖德电影节都有参展的《乌娜》，导演长居冰岛，全片大量手持摄影，很典型的北欧风格。

但《方块》中的镜头固定甚至刻板到从不将就人物，有时与主角对话的人物都是在镜头之外，只有画外音以及主角人物的表演，而景别之小，也让你看不到环境，只能聚焦于银幕上的那个人。

包括二人镜头也未采取常规的正反打和过肩镜头，而是长时间的停留在一方，偶尔会似乎迫于无奈的才将镜头转向第二个人。

这也就造成了低频切换镜头以及大量长镜头，严重区别于好莱坞通过各种镜头机位和景别的变换营造的零度风格，又完全不同于同样带有实验性质并以风格化长镜头名声大噪的《路边野餐》这类影片。

而这样的运镜方式也就限定了演员的表演区的窄小，进而对台本功力、表情等要求更高，对演员演技是很大的挑战，所幸片中人物都完成得很出色。

看似是放弃了在形式上大做文章，但后半段中的似乎永不穷尽的螺旋楼梯在被很多人喜爱的同时，也显示出导演和摄影并非没有这个能力或想要省力气。

对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采访中，他也透露过，有时为了拍一条台词都要尝试50多遍，来追求自己理想的效果。

声音方面，最为引人注意的是空灵的欧语男声吟唱，辅之古典意味的恢弘的管弦乐，这毫无疑问在渲染情绪气氛的同时，更是为了贴合电影本身相关艺术的题材，一切都因当代艺术展览而起，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当代艺术策展人身上。

如果是北京哪怕纽约的任何博物馆都不会与这种风格相关。

另外便是十分刻意的环境音。

要是说大街上、购物商城的环境音平淡无奇的话，那克里斯蒂安塞恐吓信时大楼里的某一层的婴儿啼哭声和接连另一层的狗吠声，则十分刻意、呆板、生硬了。

（在我看来 商场的如此调度（看动图会更为明显）也是刻意为之 带有现代后现代的机械化意味 ）所以，电影在镜头上强迫观众聚焦于人物，通过画外音、背景音等虽不切断与环境的联系，但却忽略了环境，或者说是对空间的架空，为的是让观众只在乎“人”，被迫拉入“人”的处境，或困窘或愤怒或漠然。

然而，由于空间上的缺失又降低了画面的真实感，增加了观众与银幕世界的心理距离，始终无法真正地移情融入进去。

在电影剪辑上也是对好莱坞式的分析性剪辑或心理学剪辑的反叛，看似降低了对观众的控制力，给予了我们更多自由和空间，但由于前面提到的镜头等关系，实际又极大的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强迫我们去看导演想要我们看的东西。

这也导致部分观众会觉得无聊甚至不适，想要离开现场，这触碰到了我们的心理安全界线。

在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尴尬中，观众被迫忍受长达142分钟的不连贯叙事，自然会有人不喜。

但这也恰恰显示了电影的态度，一种冷漠，一种电影并不在乎观众的冷漠以及一种镜中世界恰也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如若说视听语言上并不敏感，那我们再看看故事上的冷漠。

大街上有人求救，的确有人回头，但他们也只是基于听到突然的高分贝声音而短暂停留，再后来“声源”终于出现后，女生寻求帮助，但西装革履的大家（服装设计一定是有意图的）保留了几秒的好奇后，依旧步履匆匆。

刚刚阐释完自己的“the square”的概念后的克里斯蒂安终于出面，庆幸的是还有另外的一位路人也生出援手（但两人在并未停歇的人流中是那么的突兀与“不和谐”）。

看似是都市中人性光辉显现的时刻，在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东西被偷后，这种假面和谐的美好图景又被打破。

而故事（如果说有的话）也就从这一刻开始。

另外更重要的体现便是人物们与流浪汉的关系。

电影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各式流浪汉的镜头，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人们也都视若无睹地匆匆走过。

不错，哪怕联想到我们自身，我们没有办法，甚至反感那些跑到地铁上来乞讨的流浪汉，我们的确对这种“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克里斯蒂安后来的话）”无能为力。

导演何尝不知？

所以有了金发小女孩儿被炸成碎片的新媒体广告创意，目的是为了依靠弱势群体吸引眼球与流量，来宣传一个呼吁互相关爱、同权同责的展览，而最后效果出奇地好。

一切都是基于“传播学理论”，理论正确指导了实践，只不过是一个金发小女孩被炸飞了而已。。。

失语在人与人的连结断裂后，产物除了冷漠外，还有失语。

两者不一定是先后顺序，可能同时发生。

这种失语，值得并非是病理学上的失语症，而是一种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每个人都应该说，但却没有人听，得不到反馈，是一种完全无效的沟通交流，从而失语，人们被迫消音。

这一点在电影中是靠情境表现出来的。

我之所以说是情境，是因为它不一定为叙事服务，帮助推动情节发展，甚至无益于人物角色的塑造，所以区别于情节。

在片头，克里斯蒂安接受安妮的采访。

这源于导演的真实生活经历。

鲁本曾做过大学里纯艺系（Fine Arts）的电影教授，亲耳听到过同事对于这些“exhibition/non-exhibition”、有关艺术理论“bullshit”的牢骚，所以在这里转用到一次尴尬的采访中。

克里斯蒂安所说的其实是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即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并非是因为其本身的本质属性，而是因为靠克里斯蒂安这样的策展人、艺术家、博物馆等认为它是艺术品，因为他们拥有艺术史、艺术知识等理由话语。

通俗的也就是说，你要是有能耐把东西（不管任何东西）放进画廊，那它就是艺术品，你就是艺术家。

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杜尚以及其作品《泉》和后来的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便是经典例证。

这毫无疑问又联系着福柯的话语-权力结构。

然而，克里斯蒂安支支吾吾地解释后，我不认为安妮就真的明白了，克里斯蒂安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和一个美国人（其美国人的身份在片中也是重要指征）讨论当代艺术。

所以后来他在派对上、卫生间里面对镜子时，才会说出自己绝不会和这个女人上床，尽管下一个镜头就是他坐在了安妮的床上。

（下一个镜头便是男主来到安妮家）所以权力结构中分享的不同话语以及所处位置的不对等，也会造成沟通的低效、无效，进而失语。

当然，这并不妨碍两人物质或肉体上的利用，比如性爱。

（片中唯一的交叉主观镜头）克里斯蒂安准备博物馆开展演讲的时候，躲在卫生间一直练习。

他想要寻求最佳策略以达到最佳沟通效果，让信息传播出去，几番尝试后他决定脱稿。

实际演说时，似乎新策略不错，大家都在认真听，然而另一位工作人员招呼大家午餐时，话还未说完，众人纷纷离开。

相信很多人会想到下课前的几分钟，教室里的躁动一样。

这最后惹得工作人员怒吼（这也指向我的下文，狂躁）。

而愤怒后的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大家驻足，乖乖听完再离开。

（原本正在离场的听众听到怒吼后驻足）如果说前者的脱稿即兴算是灵光乍现，那么愤怒呢？

哪怕是亲人之间也是沟通不畅。

克里斯蒂安和自己孩子的相处是有力的证明。

不再赘述。

《方块》中所表现的失语，指的并非是沉默，而是一种当代社会人们丧失耐心，丧失与人沟通的能力，更多是在社会文化以及心理情绪的层面。

19世纪随着摄影、电影等影像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现在的高度信息化时代，整个人类都被拖入了读图时代，文字、语言似乎丧失了原来的力量和功能，人们转而依赖并追求眼球上的视觉文化。

而高强度、高同质化的海量图像，又迫使人们寻求更高级的刺激，后来的“金发小女孩儿被炸成碎片”是对此最令人心颤的缩影呈现。

狂躁冷漠和失语并行交叉发生，狂躁便是其结果，一种极端化的结果，是人的异化与退化，进而进入兽化。

连结断裂后，人便退化成野兽，但又不是自然的野兽。

动物之间可能基于本能求生，会有关系，或合作或竞争，但在现代人类社会，相对地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丰富，人不必要有如此联系，一切围绕着利己主义，而更广泛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道德的、精神情感的连结由于没有直接产出与物质体现，自然也就毫无价值。

然而，但这种状况恶化下去，引发的却是灾难性的礼崩乐坏。

克里斯蒂安拿回手机钱包后，正为自己的计谋洋洋得意之时，又被通知有第二个包裹，里面是来自一个小男孩的“恐吓信”。

因为克里斯蒂安的“恐吓信”，小男孩被家长误会，不准他踢球玩耍，要求克里斯蒂安道歉。

后者让其下属去应付，但依旧扛不住小男孩飞扬跋扈。

男孩大发雷霆，推翻货物，大吼大叫，终于惹得下属发怒，期间，男孩说了一句“难道我连愤怒的权利都没有吗？

”后来男孩寻上门去，找到克里斯蒂安，咄咄逼人，两人争执不休，克里斯蒂安甚至动了手，将小男孩退下了楼梯。

因阶级差异而导致的不作为和怯懦以及沟通无效，产生了失语现象，最终点燃了三个人的狂躁。

（贫民区男孩 注意他的眼神，和一般的男孩很不一样，这是有意味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导演仿佛将每个人都立于“不败之地”，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没有错，男主好心却被偷，只想找回手机，下属无法违抗上司，小男孩更是无辜，只因为收到男主的恐吓信受到了惩罚，但问题还是出现并且无法解决，是因为失语，最后演变成狂躁，再继续追问，果真只能回到男主口中的“都是社会的错”。

除此之外，最震撼我是这部戏的高潮（显然不是传统戏剧上的）——餐厅里猩猩的闹剧。

金碧辉煌，雕龙刻凤的豪华餐厅里，坐满了喜好艺术的社会名流。

每个人都身着长长的晚礼裙，笔直的燕尾服，觥筹交错，相谈甚欢。

而等到最大的show开始，奥列格（泰瑞·诺塔里）赤裸上身，扮演大猩猩，全场蹿腾咆哮，开始挑衅、攻击宾客。

随着场面的失控，气氛从好奇愉悦变为尴尬，变为凝滞，最后则是荒唐与恐怖。

扮演奥列格的泰瑞·诺塔里实际上上猩球大战中的动作捕捉设计师，他专门研究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等各种种类的猩猩之间的行为差异，并模仿之。

在YouTube上搜到了他研究中的视频，看的时候我依旧心悸。

他的研究然而，早在开场前的男声广播中就已经解释了这次行为艺术的观念，让大家都来扮演丛林中的动物，体验这种残酷的丛林法则，只是太过逼真。

这种人到兽位置的转换，撕扯下了精英阶级的所有虚伪，排演了“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如果说片头女生求助以及片中流浪汉的各种场景太过浅显，那这次则是直接近乎暴力地露出了人类最原始的自私与野蛮。

到此还不够，终于有人站出来，慢慢的大家群起而攻之，而镜头里没有奥列格，只有这一群穿着黑白西装的男人，压在他身上，殴打着他，面目狰狞。

奥列格这个人，就仿佛实验室里实验失败的大猩猩，既然是失败品，那就消灭他。

（精英们在“处理”自己的失败作品）（这个镜头也很有意思，因为被打的object不在镜头中，只有施加暴力的subject，而且还是很满的特写镜头，那你们猜，承受暴力的是谁？

嘿嘿）这些中产阶级或说精英阶级，以艺术之名，自以为地带着利他主义思想，去帮助方块外的人走进方块，唤醒方块中的人权责意识，但通常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究竟是性本善的凸显，还是只是为了被掩盖了的优越感而追求慰藉的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满足？

恐怕片中的答案并不乐观。

这种不乐观一直持续到片尾。

最后克里斯蒂安终于决定道歉，在少见的俯拍镜头中，他翻遍了垃圾堆找到写有小男孩电话的纸条，雨水底下，仿佛是罪恶的他接受了上天的洗礼。

俯拍镜头回到房间后打电话，无法接通，录下视频，又是两句不离“都是社会的错”（但他说的其实都很对）。

最后亲自赶往男孩家，上楼梯时电影也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炫技镜头”。

画面中，好似永远都走不完的螺旋的楼梯，男主一直在走，楼梯也一直在动，但他始终处于画幅的左上方，位置完全没有动，暗示着他永远走不出这样的困境，始终原地踏步，而自我的救赎之路似乎也无法完成。

最后，小男孩搬家了，一切无果。

这场戏有的人认为是精华段落，也有的人认为突兀而毫无逻辑、无法理解，甚至全片都是这样。

我部分赞成这样的观点，但这就要涉及其风格的问题。

无数电影人和电影理论家追问过电影的本质是什么，电影将走向何方。

但不管怎样，私以为电影艺术的最终目的都不会是逻辑叙事。

正如同片中所点出的大地艺术，这是一种在现代都市背景下诞生并发展的艺术，而《方块》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连结的电影，它有着明显的后现代风格与特点，侧重的不是讲故事，而是现象的描述与观念的表达，所以拿传统戏剧结构或者好莱坞故事派的套路来欣赏他显然是一开始就注定会不满而归的。

再有一点从观众角度来看比较特殊的是中国与欧洲有着巨大的差异，社会进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让我们很难完全脱离现实主义去欣赏任何文艺作品，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是我认为哪怕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并被迫卷入后现代时期双线并行中也很难隔离开来的。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次金棕榈作品反观中国电影中的表达，在中国电影工业未完全建立、以好莱坞为标准的类型片拍摄不成熟和内容至上现实至上的创作观念为主流的背景中，中国电影本身有多大的空间和可能性来保护、发挥其自律性和本体性，进行不管是观念还是形式上的当代性创新与表达，期间又要如何回应市场和大众的压力。

而作为观众，回到文初，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有耐心一点？

好莱坞领头的视效大片不断升级视觉刺激、追求更深度的沉浸式体验，观众由此变得懒惰和贪婪的时候，是否会需要那些可能“伸手不见五指”的作品？

想来这些都会是难以回答却并不代表无意义的问题。

最后，以Rolling Stone上的一句评价作为结束语，“在《方形》中，你笑的时候，心却总是痛的。

（In The Square, it always hurts when you laugh.）”Ps：如若大家喜欢，接下来三号会陆续为大家带来欧盟电影节电影/各大电影节佳作的精彩外媒影评，与大家分享

在北大百年讲堂观看《自由广场》（又名《方形》）的那个晚上，人山人海场面火爆，因为这是今年“欧盟影展”的闭幕影片，也是今年戛纳电影节折桂金棕榈的最佳影片，观者无不慕名而来。

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奇妙的观影体验。

伴随着不断的笑声，以及长久沉默的深思，这部近两个半小时的长片画上了尾声，但是所有人似乎都意犹未尽。

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就是对本片的最好肯定。

这真是一部奇妙的电影，你怎么解读都行，就像多棱镜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现实投影。

一千个观众恐怕就有一千个《自由广场》。

解读角度一：生活就是从一种限制到另一种限制主角Christian是一位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作为知名博物馆策展人的他，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严格遵守着都市的丛林法则，社会的运行规则在他的身上畅通无阻，过的则是规规矩矩的上班族生活，他兢兢业业又情商不低，善于处理各种问题，在形形色色的人之间周旋，他没有任何越轨出格的“劣迹”，堪称现代人的楷模。

所以他当然受人尊重。

但这种生活成就着他，也在无形中限制着他，他活在一种将死未死的僵死生活状态下，和很多现代人一样，虽然获得了社会上的认可，却也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活在平静地绝望之中。

而他需要一种突破，一次逃离，将这种牢不可破的限制彻底超越。

而这次“越轨”的导火索就是那次“意外事件”——手机钱包以及袖扣在广场被偷。

在损友一般的下属极力怂恿下，他终于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打破了这种生活的界限。

他写了恐吓信，而且把恐吓信塞进了“疑似盗贼” 的小区住户信箱里。

他就像一个盗贼一样，挨家挨户，极度惶恐地做着这件事。

这种“壮举”在他的一生中恐怕也绝无仅有吧？

这件事虽然的确“出格”，在情感上却是可以理解的，让小偷受到威慑自动物归原主，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正义。

而事实证明他“敲山震虎”的计谋奏效了，盗贼受到了惊吓然后乖乖把他的东西归还给了他。

Christian大喜过望。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漏一个”的举动惹恼了那些无辜的住户，他也受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说你冤枉了我，我要“make chaos with you”(给你搞事)，于是他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事情败露，然后让他这个“体面人”身败名裂。

而当那个被冤枉的小男孩亲自找上门来，大吵大闹给他闹事的时候，他真是很无奈。

而后来带给他噩梦的那一连串事件，也不能说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从我们的角度看，Christian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恐吓小偷，并没有什么大可指责之处。

可是他的天真之处在于，忘了生活是多米诺骨牌，有些事情不是想突破就突破的，一旦在生活的墙壁上打开一个洞，可能会让正义伸张，也可能引入噩梦般的暴风。

事实最后证明，他的“越轨”行为，并没有成功突破生活的界限，反而给他惹上了大麻烦，导致新的伤害和限制。

当你想要突破生活的限制，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时，反而会意外触碰别的机关陷阱，陷入不可知的黑洞之中，被更大的限制所包裹。

细思极恐，可确有其事。

这就是生存的悖谬，也是人存在的矛盾之处。

解读角度二：都市文明的虚伪，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在讨论“Christian恐吓信事件”时，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现代人究竟有多矛盾？

这件事发生的当时，主角Christian正在全力以赴策划一场名为“The Square”（方块艺术）的艺术展览，方块上特地刻上了一行字，大意是——“方块是一个充满关怀与信任的避难所，方块之内，我们同权同责。

”据Christian说，方块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激发观众灵魂深处的利他主义，改变对他人的冷漠态度。

但他本人已经真的接受并且做到这一点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是那个“精致利己主义”的忠实践行者。

片中不时会出现很多乞丐，在街头瑟瑟发抖。

导演特地用这些弱势群体寒碜的表现，来比对那些衣着光鲜的“体面人”。

虽然乞丐需要人同情，可并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死活。

以Christian为例，他对乞丐强装悲悯同情，可实际上并非真的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谁不觉得那些衣着粗鄙又缺少教养的乞丐面目可憎呢？

），即使偶尔觉得他们可怜，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文明有礼的现代人，起码不能让自己觉得难堪。

比如当乞丐很主动地大声要钱的时候，出于面子他必须得保持风度，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随便散钱，于是他买了一个汉堡扔给了乞丐。

Christian对别人说“要相信别人，对陌生人友好”，可是他却在自己贵重物品被偷走后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以恐吓信这种充满恶意的方式来索回，即使在伤害了整栋楼的居民后，还不觉得于心有愧。

他的解释是，“我一直觉得，住在那种房子里的人品格也不会有多好，不只是我，我们这个阶层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当被冤枉的小男孩要求他道歉的时候，他粗暴地回应，就像驱逐一个疯子一样使劲推搡他，把小男孩从楼梯上推下去，虽然镜头没有给小男孩，但是肯定他因此负伤了，那句不停回荡在Christian心中的“救命”就是他罪恶行为在内心的映照。

虽然他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但惯性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如此“虚伪”如此“不文明”。

当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不由自主地吹捧自己很懂艺术，可却连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都回答不上，让人尴尬。

而他望着美女记者垂涎欲滴，嘴里却说“我才不会上她呢”，转眼就已经和她滚床单去了。

而即使上了床，他对这位女记者还是处处提防，从完事后两人争抢安全套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他并不喜欢她，却忍不住不和她上床，然后当女记者因为被疏远直接找他理论的时候，他却又标榜自己对她还是有点意思的。

导演还扔给观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些靠艺术谋生的人，真正在乎艺术吗？

比如在开场时，一架吊车在博物馆门前粗暴地搬运艺术品，一座中世纪骑士铜像轰然倒地，骑士的脑袋不知所踪。

还有展览用的土堆艺术被清洁员不小心捣毁，策展人命令下属随便扒拉一下复原，然后照样展览。

还有那个开讲座的知名艺术家，高高在上侃侃而谈，而面对台下那个秽语症患者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满脸不悦，却还在强颜欢笑，后来在宴会上面对一场别开生面的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家第一个愤怒离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艺术表演的气度……所有这些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这群人对艺术敷衍随便，并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片中还有很多颇具意象化的场景，比如屋里两个情浓的“文明人”激战正酣，一旁的大猩猩拿着报纸看报，还握住画笔“搞艺术”。

还有那场堪称高潮的的行为艺术表演，宴会上都是体面的社会名流，赤身裸体的艺术家助兴模仿大猩猩，对着在座诸位动手动脚很不友好，在忍无可忍之后，一群文明人大喊着“杀了他”对艺术家群起攻之。

这些荒诞的场景在强烈冲击着观众，自由的野性和做作的文明互相交织，尴尬之中却直指现代社会的绝症——现代人的自相矛盾，现代文明的虚伪可笑。

可是这些问题早已有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时刻都要面对，我们生活在虚伪的现代文明之中，时刻都要扮演一个言不由衷自相矛盾的小丑，活在这个尴尬死人的时代里。

就算这些问题被放在银幕上放大讨论，依然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痼疾。

这是一个失语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在消解它本来的意义，只有荒诞无处不在。

一旦言说，连言说本身似乎都变得荒诞了。

解读角度三：冷漠的都市，以及与陌生人如何相处这是一部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创作的作品。

也许就是导演本人眼里的瑞典在银幕上的投射。

在很多人眼里，瑞典一直充满诗情画意，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完善的社保体系，让无数国人羡慕不已。

可是这部电影里的瑞典充满了冷色调的幻灭感，似乎还有贫穷问题，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仿佛就在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避世天堂”。

不光是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们彼此间存在信任危机，“体面人”对待穷人也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从“恐吓信事件”就可见一斑。

穿插在这个事件中的那些人物，无一不是偏见的受害者。

表面上是一起偷窃事件，其实是都市里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

有产者嫌恶无产者，无产者嫉妒有产者，中产者蔑视低产者……即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主角Christian也并不被下属信任，当遇到事情第一个被下属出卖。

还有影片高潮之一的那个宴会段落，疯狂的艺术家像动物一样骚扰其他人的时候，所有宾客都装鸵鸟明哲保身，即便被伤害者的惨叫和呼救声如此刺耳，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那些伪善的同情与理解，在都市冰冷的丛林法则面前不堪一击。

所谓的文明的有钱人，对于那些贫穷的无产者是一种傲慢又冷漠的态度，他们对自己无比自信，对其他一概充满偏见。

似乎财富地位就能决定一切。

只要有钱，就一定有修养有素质而且精神高尚，否则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连人品都必定低下。

这就导致各种冷漠的悲剧，缺少理解与爱的社会，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又揪心的讽刺剧。

从对待乞丐的方式，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人情冷暖。

在主角Christian生活的那个城市，虽然人们都知道乞丐是弱势群体，却并不欢迎他们，我们看到装扮成乞丐的小女孩被炸弹炸飞，然后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被顶到了热门。

而最后Christian忽然良心发现，也意识到这种伪善的行为是不对的，他的内心开始有了转变，他故意把包包让一位乞丐帮助看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而乞丐虽然穷但是也没有偷，这个结果让他对人性又再度燃起了信心。

可见人格高下，不是用钱财划分的。

要化解冷漠与偏见的悲剧，爱与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利器。

解读角度四：现代人的救赎之道一个人变得伪善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社会就像一个牢笼，生存就像一个魔咒，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屈心抑志改变自己，为了让自己顺利融入这个大染缸，每个人都被迫把自己染成了整齐划一的颜色。

而自私冷漠的社会氛围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自有其深层原因。

现代人的“罪与罚”如何解决？

是我们应该好好深思的问题。

电影虽然最后没有明说究竟怎么做才算对，但是男主角Christian最后还是做出了改变，他一系列反常的行为都折射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剧变。

他要向自己用冷漠伤害过的人道歉，他不想继续伪善地处世了，他要引咎辞职，然后向世界说出真相。

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女儿们。

他希望做一个好父亲，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伪善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虽然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种回头究竟对不对，值不值得，但是他已经错的太多太久，需要坦率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了。

也许只有坦诚，才是最终的拯救之道。

有句话叫：“美国电影是商品，欧洲电影是艺术品。

”虽然奥斯卡的知名度更胜一筹，好莱坞大片票房吸金能力更强，但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往往能给影迷带来更超前、更有深度的作品。

瑞典影片《方形》（原名《自由广场》）是第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得者，影片还入围了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作为一部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讽刺电影，《方形》的风格与奥斯卡还是挺格格不入的。

戛纳电影节被誉为“艺术家的避难所”，而《方形》就是以一位艺术家为主角，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倒霉事，并且毫不留情的讽刺了这位艺术家一直挂在嘴边的艺术、文明、利他主义......作为一部艺术家自黑顺带讽刺中产阶级的影片，《方形》在上映时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冒犯。

然而因为黑的恰到好处，戛纳的评委们还是将最高荣誉授予了这部电影。

克里斯蒂安是瑞典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当地属于颇有名气的公众人物，换句话说，是个体面人。

他开的是倡导环保的电动汽车，工作是向大众推广当代艺术，面对美国女记者不专业的采访，也能凭借职业经验侃侃而谈。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意外，他的生活可能会一直体面下去。

意外发生在一个早晨的上班路上，克里斯蒂安像往常一样走出地铁，突然有名女子一边尖叫着“有人要杀我”，一边朝他和另外一名“路人”跑来，随后有一名怒气冲冲的男子追了过来，于是逃命女子和“路人”向克里斯蒂安求助。

不过这显然是一个设计好的街头骗局，当克里斯蒂安与发怒男子对峙的时候，逃命女子在“路人”和发怒男子的掩护下，将克里斯蒂安兜里的手机和钱包偷走了。

作为上流社会人士，克里斯蒂安显然对这种江湖伎俩没什么经验，当他和“路人”斥走发怒男子之后，克里斯蒂安还沉浸在自己“见义勇为”的自恋中，过了很久才发现自己手机丢了。

发现被偷之后，克里斯蒂安选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缺乏社会经验。

他没有报警，而是求助于自己下属的技术人员，技术小哥通过电脑找到了手机的大体定位——当地一个贫民区住宅楼内。

楼内有几十家住户，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偷走了手机，于是技术小哥给了克里斯蒂安一个不靠谱的建议：写几十封威胁信，投递给每一家住户，让他们归还手机。

本来技术小哥自告奋勇，要去挨家挨户的投递威胁信，结果到现场犯了怂，克里斯蒂安只好亲自去投递，投完信件跑的比兔子都快。

负责开车的技术小哥太紧张，还把车划了一道口子。

虽然搞的很狼狈，但这个不靠谱的建议还是发挥作用了。

过了几天，克里斯蒂安真的收到了丢失的手机和钱包。

兴奋之余，克里斯蒂安去一家酒吧轰趴，遇到了之前采访过自己的美国女记者，眉来眼去之后，两个人上床了。

和女记者上完床，两个人在处理避孕套的时候遇到了尴尬。

女记者想主动帮他扔掉装有精液的避孕套，甚至抱着垃圾桶让他扔进去，克里斯蒂安却不敢把避孕套给对方。

为什么两个人对谁扔避孕套这么执着呢？

看过下面这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美国芝加哥一女子和男友口时，“私吞”男友精液然后吐出来，人工受孕产子。

男友得知后控告她盗窃自己的精液和诈骗赡养费，要求赔偿。

法庭做出裁决，指该男子在sex过程中射出的精液属于女方拥有绝对产权的礼物，送出了就不能收回的， 因此女方用来人工怀孕产子不构成盗窃和欺诈。

在中国社会，女性还普遍被认为是弱势群体。

在欧美国家，这种女性利用法律漏洞把男性坑了的案例也很常见，所以男人们约的时候也会提心吊胆。

（可能就是所谓的“过度女权”吧）

克里斯蒂安虽然找回了手机，但是投递的几十份威胁信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贫民区里的一个小男孩家里收到了威胁信，家长以为小男孩偷东西，于是狠狠地教训了小男孩一顿，还不让他出去玩。

被冤枉的小男孩非常生气，于是找到了克里斯蒂安，要求他做出正式道歉。

作为“体面人”的克里斯蒂安，当然拉不下脸对一个小孩道歉，于是他把小男孩赶走了。

与此同时，和克里斯蒂安有过一夜情的女记者来到博物馆，问他类似“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什么”这样的话，克里斯蒂安显然不愿负责，回答的支支吾吾，这种态度激怒了女记者。

两个人对话时，作为背景的艺术品是随意堆起来的椅子，这种结构象征着冲突、暴力和不稳定性。

场景中还有一阵阵类似装修的噪音，不停打断两个人的谈话，加剧了人物的急躁和冲突。

最终，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也许是衰神附体，克里斯蒂安遇到的麻烦一重接一重，摆脱了小男孩和女记者后，他又被下属坑了。

这一次坑他的是博物馆的外包宣传团队，原来博物馆打算做一个户外艺术展品，这个艺术品的名字就叫“方形”，是一个在广场中用荧光灯圈起来的小方块。

“方形”作品理念是这样的：这个方形是信任和关心的圣地，在它之内，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艺术品的理念不难理解，属于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观念。

然而博物馆对这件展品有更多期待，所以给外包的宣传团队下达的任务是：做一个类似“冰桶挑战”那么火的病毒视频，引爆网络。

宣传团队的两个坑货表示：没问题，交给我们，保证能火。

然而他们真的是只保证火，别的一概不管。

他们制作的宣传视频是这样的：一个乞讨的白人小女孩，手上抱着一只猫，颤颤巍巍的走到方形里面，然后砰的一声被炸的肢体四溅，视频末尾显示了方形的符号，上面还配有一段阿拉伯文字。

这个一下触及了弱势群体、动物保护、宗教歧视等多重敏感问题的视频上传之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得不说，导演玩梗真6）博物馆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克里斯蒂安被迫引咎辞职，为一个自己疏于审查的宣传案当了替罪羊。

失去工作的克里斯蒂安回到家中，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自己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于是他冒着雨跑到垃圾堆里，寻找写有那个被冤枉男孩家庭住址的字条。

当他找到字条后，来到了男孩的家里，想要向对方道歉，却发现男孩一家已经搬走了。

克里斯蒂安一直是个体面人，但是走了这么多“霉运”后，那个被博物馆辞退，被媒体口诛笔伐，挣扎在垃圾堆里的“体面人”变得狼狈不堪。

这种狼狈始于一场街头盗窃案，却也和瑞典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克里斯蒂安宣布引咎辞职的记者会上，一名老妇大义凛然的质问他：（制作这种视频）你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同情都到哪去了？

同情弱势群体，这当然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句话，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谁都可以对反对者踩两脚，不过所有的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吗？

目前欧洲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非法移民，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吸引不少中东、非洲地区的难民偷渡到欧洲，这些难民也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

影片中有一个乞丐向克里斯蒂安乞讨，克里斯蒂安回复没有零钱，但是可以给她买食物，于是乞丐接下来的态度像个大爷一样，而且还挑三拣四：那给我一份鸡肉夏巴塔，不要洋葱。

还有一个场景是克里斯蒂安参加一个讲座，他与女主持人在台上交流，台下坐满了观众。

突然台下有一名男性观众开始大喊大叫，其中不乏“婊子”、“垃圾”、“给我看看你的乳房”这样的脏话。

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反而有人大笑。

还有人解释说：这个男人是患了“秽语症”，拜托大家宽容一点，这是无法控制的。

典型的你弱你有理，是不是很荒唐？

然而在倡导包容、平等，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的欧洲社会，现实就是这么荒诞。

有几个人敢指出难民造成了当地的治安问题呢？

有几个人敢指责某些特殊团体，在倡导自身权益的时候，也妨碍了他人的正当权益呢？

影片讽刺的高潮是博物馆组织的一场晚宴。

在宴会上，组织方安排了一个行为艺术环节，曾出演《猩球崛起》、《金刚：骷髅岛》等影片的特型演员泰瑞·诺塔里以“猩猩”的形象出现，他大闹宴会，赶走宾客，制造了不少混乱。

起初宾客们以为是表演效果，无人阻拦。

后来“猩猩”的行为越来越过分，宾客们依然低着头，扮起了“鸵鸟”。

直到“猩猩”试图强奸一名女宾客时，一些男宾客才忍无可忍，站出来痛扁了这只“猩猩”。

很多观众觉得自己被这部影片冒犯，其实冒犯的地方就在这个片段，这同时也是放到影片海报中的场景：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些扮作“鸵鸟”的宾客，面对真正的野蛮充耳不闻，反而用诸如包容、做戏这样的理由麻痹自己。

关于这个片段的隐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大海的理解是：文明面对野蛮的挑战，总会先选择隐忍（绥靖政策），直到一个临界点才会爆发，然后用更加野蛮的手段去对付野蛮。

其实理想的处理方式，不应该是在野蛮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制止吗？

纵容野蛮的增长，然后引起更大的混乱，从长远来看，势必对社会的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影片还有一个片段，导演狠狠扇了那些自诩品味高雅、道德高尚的欧洲中产阶级一个耳光。

当克里斯蒂安向宾客们讲解完展品的艺术价值后，博物馆的厨师登场向宾客们介绍晚宴食物，然而宾客们对食物不感兴趣，已经四散开来各自参观。

这时厨师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愤怒的大吼一声：等一下！

听我说完！

那些参观博物馆的人群，无论有多么了解现代艺术，无论怎么鼓吹自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似乎也忘了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当别人发言的时候，你首先要安静的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