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此行

文 / Annihilator全文约3500字 阅读需要9分钟 刘伽茵，这个凭借两部低成本电影在华语独立电影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名字，如何会与一部由胡歌、吴磊等一众明星演员主演的商业电影联系在一起？

在真正观看她的最新作《不虚此行》之前，我们难免会产生上述疑问。

回到2005年，刘伽茵的第一部电影《牛皮》仅凭一台简陋的DV、三个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导演本人）和寥寥几个场景，便确立了一套兼具原创性和完备性的电影方法，足以使人确信这位彼时尚年轻的女导演与拍摄《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时的阿克曼拥有同等天才的创造力。

18年过去，《不虚此行》褪去了首作中独属于青年电影人的桀骜不驯的激进性，换上了一层温和、主流的外衣——这难道意味着曾经的创造力也随着形式的更迭而一并消失了吗？

绝非如此。

《不虚此行》仍然是一部杰作，甚至进一步地说，它是一部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杰作：就像好莱坞制片厂时期那些最伟大的作品（霍克斯，希区柯克，尼古拉斯·雷…）一样，它向我们证明了一位作者的生命力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电影形态中生长，而并不必然地寄生于一个通过长年累月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所建立起的既定范式，这范式在影评人的标准话语中有另一个名字，“风格”。

牛皮，2005刘伽茵迈向主流的选择，与大洋彼岸的另一位导演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产生了奇妙的互文，后者在拍摄了几部令其声名鹊起的激进独立电影之后，同样凭借2011年的《悸动的心》（Restless）回归主流美国电影的范畴——一个笼罩在癌症阴影之下的青少年爱情故事。

和《不虚此行》类似的是，《悸动的心》也全然抛却了前作那种挑衅性的极简和即兴的风格，而选择拥抱传统好莱坞式的叙事和手法。

但是，正如斯德潘·德罗姆（Stéphane Delorme）在《电影手册》的一篇社论中所言，我们不应以“风格”（le style）、而应以“姿态”（le geste）去定义一位作者——前者仅仅指向作品表面上的共同特征，而后者则关乎一种内在的笔触，它可以描绘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事物，但正是在对不同事物的处理方式的选择中，我们得以窥见某种一以贯之的理念和立场。

从“死亡三部曲”到《悸动的心》，是什么姿态在风格的剧变之外延续了下来？

对于青春生命的动人描摹（他的镜头下的每一个青少年都仿佛在闪闪发光），对逝去的记忆和时间的追溯，以及最重要的，对于死亡的平静书写。

Restless, 2011《不虚此行》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

但刘伽茵的编剧-导演身份为电影创造了一个更加巧妙的切入点，一个独特的、也许多少带有某种自传性质的主人公：独居的中年男人闻善（胡歌 饰），作为曾经的编剧、现今的悼词写作者，他总是背着包、骑着车，在一场接一场与委托人的会面之间奔波。

要想写出最合适、最真实的悼词，所面临的挑战便是去了解这些素未谋面、且已经不在人世的陌生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亲朋好友的讲述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它也由此成为了贯穿《不虚此行》全片的核心动作：在公寓、快餐店、出租车、滑雪场，又或者是通过视频通话，人们点上一支烟，回忆的话匣子便自然而然的打开了，关于逝者的故事接二连三地流淌出来……这些故事，有些耳熟得让我们仿佛看见身边人的影子，有些又浮夸得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但当它们平静地在各式各样的嗓音和口音中娓娓道来时，总会有某些瞬间，一股纯粹的情感力量将我们牢牢抓住，故事的主人公也从一个个模糊的身份——父亲、哥哥、老板、朋友——变得逐渐清晰。

不虚此行，2023闻善是故事的倾听者（英文片名“All Ears”意为“洗耳恭听”）；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提问者，一个循循善诱者，一个记忆的侦探——“能不能再说一些细节？

”“你很讨厌你大哥吗？

”“你觉得他是个普通人吗？

”这是因为，无论有意隐瞒还是无意忘记，人们知道的总是比他们讲述的更多，就算是他们已经讲述的，他们也不一定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有时恰恰需要一些尖锐的问题将秘密和情感从话语的泡沫之下揭露出来。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故事不只关于它的主人公，更关于讲述它的人们，这些人因故事主人公的离世而创伤（或者，创伤早在离世之前就开始了，离世仅仅是再次揭开了已有的伤疤），而对故事的讲述则正是对创伤的一种疗愈；和范·桑特一样，刘伽茵试图让电影变得具有启迪意义和布道作用（主流化的另一个体现），于是我们看到《悸动的心》中的男孩在陪伴女孩走向生命终点的旅程中学会了与死亡和解，而《不虚此行》中的人们则在一个个故事的分享、一篇篇悼词的撰写之间向逝者完成了最后的告别。

当然，如果故事单单只有人物的讲述，只可能导致一部依赖于表演和剧本的、充满说教意味的电影；真正赋予《不虚此行》中的一个个故事以生命力的，是导演的讲述，换言之，是导演如何组织人物和事件，如何构想和编排每一个情境，如何进行场面调度——正是这些方面体现出刘伽茵作为一个电影作者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从未动摇。

毫无疑问，相较于《牛皮》系列在极限之中肆意炫技的影像，《不虚此行》采用了远为通俗的电影语言进行它的讲述；但是，那些沉静而拒绝操控性的固定镜头，以及每每在场景运转的中途（例如，人物刚刚抛出了一个问题，或做出了一个动作）便将其掐断的剪辑，让我们知道刘伽茵仍与18年前一样，在讲述的语法和讲述的语义之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在闻善第一次拜访王先生家的一镜到底的固定镜头中，二人交谈片刻，妻子回来了，拉开镜头右侧的窗帘，露出几盆稀稀拉拉的绿植，它们是逝者所留下的最后遗物；这难道不正是《牛皮》第二个镜头所奠定的理念吗？

镜头始终没有动，但场景却借助精妙的设计将自身层层剥开，露出其最核心的东西——一沓红色的广告纸，或一块白板的背面。

牛皮，2005在这些形式技巧的沿袭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尽管《不虚此行》始终在沉重的基调中前行，但它从未轻易地将自己定义为一部悲伤的电影。

同样是在王先生家的场景中，人物们的讲述和询问总是被茶几上的两个手机的消息提示音不合时宜地打断，王先生放下一个，又立刻拿起另一个，对闻善的回答和对微信联系人的训斥几乎不分彼此；就像杜蒙《法兰西》（France）中屡次出现的蓝牙耳机一样，这里有一种雅克·塔蒂式的、关于现代科技的喜剧性。

实际上，哪怕是在最为沉重的氛围中，《不虚此行》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制造幽默的时刻；并且，与作为一种商业电影惯例而粗暴插入的笑料不同的是，这些妙语连珠的台词（“我在癌症圈还算半个网红呢……”）和滑稽的人物动作（握手时抽出了错误的手）都来自于对生活的精准观察，它们在电影的情境中浑然一体地生成，构成了对作为影片之底色的死亡的一种超越。

这无疑与《牛皮》系列一脉相承，在后者中，逼仄的景别与艰苦的经济条件并不影响一家三口在鸡毛蒜皮中找到生活的乐趣。

不妨说，刘伽茵的作者姿态的核心正是这样一种讲述的语气，它在悲伤与幽默的辩证交织中结构了自身，并最终让电影在沉重与轻盈之间取得一种奇迹般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又是微妙而脆弱的，随时会被打破，并在每个场景、每个情境中重新获得不同的比例。

在闻善在动物园给母亲打的一通电话中，语气的平衡抵达了最大的密度：电话这头，闻善——以及作为观众的我们——忍不住开始哭泣；而电话那头，母亲还在说着逗趣的话，“你想回来就回来，还要预约啊”……这样的语气，难道不是一种由爱驱动的语气吗？

是刘伽茵对人物的爱促使她从悲伤中发现幽默，从沉重中提炼出轻盈；也正因为同一种爱，使得《不虚此行》所创造的那些极其生动的人物中，尽管没有一个不是对应着某种“典型化”面貌（老领导、宝妈、程序员、配音博主……），但也没有一个因这些面貌自带的讽刺性而变得丑陋；相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可爱之处，哪怕是那个油嘴滑舌的火葬场经理。

在当代电影所持有的那些讽刺的语气、漠不关心的语气、剥削的语气之中，我们必须谨慎的甄别、捍卫这种爱的语气，它不一定是杰作的充要条件，但却是我们喜爱许多电影——其中包括刘伽茵截至目前的三部电影——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在所有的逝者和生者之中，最特别的人物无疑是吴磊饰演的那个男孩。

他穿着毛衣、戴着针织帽，静悄悄地出现在闻善的出租屋里，偶尔抽一根烟。

一切迹象都在向我们暗示他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位面：他的动作和表情像鬼魂一样疏离；当他与闻善对话时，仿佛一个在前者脑内的分身。

当那块白板被翻过来时，谜底揭开了：他是闻善在从前的编剧生涯中虚构的一个角色。

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小尹”。

但是，这个古怪的人物的存在意义绝不仅仅是制造剧作上的悬念和反转，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与结尾“普通人也可以当主角”的主题相呼应；他与《悸动的心》中扮演神风敢死队队员鬼魂的加濑亮一样，是影片的现实表象之下不断涌动升起的一层幻想的泡沫，为电影的语气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同样地，在闻善与母亲的电话的结尾，毫无征兆地，一头北极熊从闻善身后走过；我们立刻察觉到，这是与《牛皮》中窗外驶过的火车一样的神来之笔，它是使情境中的其它一切都黯然失色的最重音，同时又是一个无法被意义之网所捕获的超验的奇点。

在这些与电影的现实主义基调完全异质的部分中，刘伽茵和范·桑特共享了同一种姿态，一种从现实中逃逸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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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无限的第二幕中，我仍希望做自己的发声器，拒绝他者的总结陈词。

1.故事的背景——无限的第二幕闻善和自己的导师见面时，两人关于剧本创作发生过一段对话，按我的理解和扩充如下：导师说在写剧本的过程中，他最喜欢写第一幕，此时主角刚刚出场，事件刚刚发生，充满了一切可能性，同时不需要解决任何麻烦。

最不喜欢的是第二幕，这一幕里，主角不断身处险境，经历冤屈，饱受苦难，遭遇低谷，在一次次蜕变成熟中才能够迎来第三幕的曙光。

而第三幕往往早已写好，这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尾，主角最终战胜恶龙获得胜利，困难被解决，坏人被打败，好人和英雄们在平民的欢呼拥戴下庆祝胜利，最让人心神激荡。

三幕写罢，剧本成矣。

但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往往徘徊在无限的第二幕里。

2.可疑的人类之子——叙述者闻善或许在前三年的痛苦经历后，人们都需要一部平静、舒缓的治愈电影来抚平伤痕。

我不会否认的是，电影中个人故事的选择很令人感动，也有很强的带入感，但如何将这些故事有机地串联起来，或许是这类电影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部电影中的串联是一个人物——闻善。

如何定义这一角色呢？

他是一个“掉队”的普通编剧，后以写悼词为生。

电影中给他设计了一些身份的细节，如：和母亲打电话时的乡音暗示了其出生的地域，和导师的见面让我们得以一窥他学生时代的光景，和殡仪馆工作人员的“抽烟友谊”让我们略微想象到他与朋友在一起时的状态……但除此以外，他是如此地脱嵌于整个社会系统，父母从未露过面，导师半年见不到一次，吸烟好友即将离开工作场所云上创业，这些都让闻善本就不多的社会关系在面临更多的分崩与瓦解。

而小尹——这个闻善笔下的人物，是闻善想象出来的，只是他内心纠结的一个视觉化表现。

于是在我看来，“闻善”他更像是一个容器，一个越来越与“殡仪馆”这一异托邦（福柯语）越来越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体。

他和殡仪馆一样，承受着每一个他人面对突然的失去时而不能自已地产生的强烈情绪，恶意、愤怒、崩溃、友善……而他，是那唯一“可以被打扰的”。

他生命的主动性表现在，在接纳他人所有情绪的同时，他会保持追问，虽然他追问的动机很可疑。

接着他会组织出一个不伤害任何人的、掏心掏肺的“叙事”——即悼词，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全人类的后代，替代了每一个找上他的人在他人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送上盖棺定论的总结与祝福，为全人类送终。

这个过程中，他遭受着双方的拒绝。

一方来于自己，其自身对写悼词身份的犹疑。

包括他不敢告知父母真相、害怕在殡仪馆遇到熟人、羞于向导师坦白等等，对自我否定的修复是这部电影的支线任务，当最终他拒绝了殡仪馆内的工作、拒绝“进步”创业后，似乎写悼词成为了闻善“主动”选择并欣然接受的身份，这一任务暂且完成，自我拒绝暂且被消解。

但当面对另一方的否定，即外界的否定时，这部电影陷入了一个过于笃定的极权神话。

这里所谓的“外界的否定”，并不是说闻善作为一个悼词写手，在他“写完—交稿—修改—通过”后，这个悼念对象便和他无关，也没有人邀请他参加追悼会这个事实，而是说“写悼词”本身，特别是当你想要最完善、完整地总结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时，本身便是不存在的。

其一，不要忘记，闻善是为了寻找“戏剧性”而选择来到殡仪馆做观察笔记，也就是说他是来寻找传奇的。

悲欢离合、大悲大喜是他预想的目标，但实际观察后他发现，这里（殡仪馆）很平静，“就像刚吃完辣椒，吃其他的都没味了”——这是电影中给的解释，即使这样，他也尽力在为一切构建因果逻辑和总结话语——这样方便叙事。

如在准备整理律师/配音演员甘铭的悼文，梳理人物生命发展线时，闻善发现其在律所工作不顺利的时间段，反而抑郁症状得到了缓解，邵金穗告诉他，那是因为那段时间甘铭的配音作品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于是闻善发出感叹：“原来还是有逻辑的。

”（大致意思），他忽略了，其实邵金穗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质论瓦解的暗示，即在提醒闻善，没有绝对的真相。

事实上，当面对着复杂的现实社会时，存在着太多的潜在视角，作为他者，闻善不可能完全掌握。

除了邵金穗，律师生命中是否还存在其他对他重要，而不为人所知的对象我们不得而知，但操纵着时间线的闻善好像上帝之手，他轻易便勾勒出的他人人生轨迹一定存在着某种“漏洞”，或曰“完满的不可能”。

其二，“生活是一条宁静的长河”，从第四代导演无力将个人与时代分开，再到第六代电影中“个人”的站起，我不希望，当下我们每个个体，还要将自己的话语权、自己的生命经验，交由他人，用同一套语言系统来总结、评判——就像王先生拒绝用闻善提供的悼词模板一样。

我们应该用个体经验的丰盈，限制他人只能旁观的无奈。

或许导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那贯穿全片的悼词最终并没有出现（除方奶奶外，但那副悼词也不是对老太太一生的总结），它只存在于他人口口相传的评价和只言片语的提及中。

最后，我认为《不虚此行》最大的问题，即它似乎试图在总结一个时代。

而个体的认知如何会与集体记忆、社会经验完满契合本身便是一个伪命题。

这部电影就像是过去几年、过去十年我们所经历的痛苦见闻、悲伤经历的悼文，电影拍完了，观众看完了，似乎那些经历就可以被盖棺定论然后被安心遗忘。

真的可以吗？

就像到电影最后，归到的是“你也可以当主角”这句话一样，这仿佛是第三幕开启的预言，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开启第三幕呢？

PS：对这部电影的讨论或许可以与当代日本电影的创作相联系，从《横道世之介》到《入殓师》，相似的主题选取及叙事结构，但却是不一样的反响，或许值得讨论。

温馨提示：十足文艺片，非老胡铁粉请谨慎观看。

《不虚此行》是有想法有表达的，可惜呈现方式太闷、太素、太“虚”，也许换个更具烟火气的讲法会更实在、更接地气。

一句话总结就是：一个以帮人写悼词为生的北漂编剧在孤独寂寞冷中悟出原来自己也可以是主角这一道理，进而改变了人（心）生（态）的故事。

这年头科技越来越进步，沟通方式也越来越便捷，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人们彼此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导致最了解死者的不是其亲人，而是替他写悼词的，真是既讽刺又悲哀。

“北京真大，哪哪都大，连殡仪馆都大。

”“在北京，就数这地儿（殡仪馆）最干净。

”“殡仪馆其实很平静，这里能容纳世间所有的情绪”。

闻善说，在北京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陌生人，这让他感到安心。

想想也是，在北京这种地方，的确没人有闲心去在乎和笑话一个小地方来的、闯荡多年仍一事无成的、没房没车没妻没娃也没正式工作更谈不上升职加薪的外地人。

因为卑微，所以被无视。

因为被无视，所以安心。

可惜却不甘心。

其实，人这一生怎么活不是活，只要用心，就不枉此生，不虚此行。

本片的英文名叫“All Ears”，洗耳恭听的意思，这个名字好。

的确，要想认识人，认识事，认识世界乃至认识自己，闭上嘴巴是第一步，认真观察是第二步，而洗耳恭听则是贯穿始终。

观自在菩萨为啥是菩萨，又为何能自在，道理就在这里。

你小了，世界就大了。

虚心，实行，方能不虚此行。

這部片放了好久，重視且期待。

我以為它會是像《入殮師》那樣，“死亡並不可怕，它只是生命的另一種狀態。

”借和死亡關聯的職業探討生死。

卻沒想到死人在本片中只是一個道具的作用，甚至於它起作用的對象也不是活人。

而是一個失敗的異鄉人。

這個人是寫劇本沒人要，這個人從上海漂北京，這個人是年輕人，這就是導演塑造出來的失敗者。

影片被旁述的悼詞主角們，一個個以未出現的方式出現，以死亡的方式活在親人記憶中，正當你以為死和生在溝通之時。

主角合上書本，把生死夾進寫作素材，高傲又故作弱態觀察自己咎由自取的人生。

我覺得他在褻瀆死人，褻瀆死亡。

他去殯儀館看死人和去動物園看動物，沒區別。

他寫悼詞和寫遊玩日記也沒區別。

主題欺詐是一宗罪。

創作設定也更顯其文藝自大，眼高手低。

通篇各種台詞角色視聽文藝鄒鄒，卻在最後需要靠一個極為現實且附帶神經質的角色來點破和圓底。

而一直誇大悼詞，整部電影雞賊只演示了一篇，但那篇完全打動不了人，也承擔不起前面所有的情感。

如此如此，這部電影就像親人花閒錢請了陌生人表演一次寫作。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不虚此行》是内地院线「又一部」丧葬题材的电影。

内容、视角因为忌讳造就的冷门，因为冷门奠定的新奇，多少会被票房、话题度都抢眼的《人生大事》《保你平安》所摊分。

它们并不是孤例。

早些时候，讲述成为殡仪师的中国小女孩的《咫尺天国》亮相国外的电影节，日本经典《入殓师》短暂登上过内地院线，网络上有《哀乐女子天团》，算是融合音乐、励志等类型的粗糙尝试，再有《东北告别天团》系列，顺应平台调性注入更多通俗喜剧元素。

及至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用艺术手法摊薄死亡的悲恸与可怖，且融入性侵、慰安妇、器官捐赠等具有关怀属性的话题……丧葬话题成了影视界一片小小的新蓝海。

《三悦有了新工作》前三年大众情绪的堆积，对这类故事提出了心照不宣的需索，而相比布道得四平八稳的疫情电影，17亿票房的《人生大事》很自然会成为所有丧葬题材电影的参照系。

它在虚构的安全范畴里，掐准人在生离死别时的真实反应，并在煽情技法里提供精准的情绪宣泄口，流畅地哭笑完毕，许多思绪瓜熟蒂落。

我们也在这些轰炸中，迅速形成对于这类题材的惯性认知——汹涌的，酣畅的，而且极具功用的，如重锤撞击一般。

《不虚此行》在这样的关口出现，难免承载这样的期许。

本质上，「不虚此行」就是个十分功利的想法，这也是商业片自封的使命，即必然要人受惠，再清淡，再脱俗都好，一定要在里头点出一些世俗的大条道理，予人大哭大笑的机会。

但这部电影恰恰没有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

写悼词为生的主角闻善（胡歌饰）本来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普通人不是扛票房的障碍，障碍在于他的低调，甚至可以说，老实到木讷，而且轴、怂、拧巴。

由这样一个人主导的故事，一拖长，一稀释，就很难在商业规矩里给人急功近利的发泄。

另一方面，胡歌、吴磊、白客等等演员的密布，作为出于商业上的考量，也很容易形成落差之下的后挫力。

导演刘伽茵当然知道这些所谓行规。

她自叹市场该有这种电影的一席之地，也是深谙市场很难给这种静水流深的电影太多机会，而排片率与上座率进一步佐证了这样的现状。

所以拍出来，就无从指望赌得来飘红命运，这跟电影外表的云淡风轻有太多冲突。

可这样的电影，还是值得一看，最起码一点，电影不必千人一面，还是很有必要在内地院线得到贯彻。

表达上，《不虚此行》既然站在了所谓潮流的反面，那就有对电影流行语言的反省与拿捏。

它其实更接近于《三悦有了新工作》的舒雅风格，而且能在本就轻简的公式里，摘掉更多枝叶。

它甚至「固执」到，尽可能让每一位死者家属的故事，简约到构成分治局面，只让有效的讯息，单线灌注到闻善这位最大关联者身上，再轻轻导出。

这当然是个冒险。

那么多本来可以催泪或抒怀的段落，全被导演干净利落地舍弃，像是把所有赌注押在最后的豁然开朗，但更像是有意放弃明显的逢迎，拐向一种面向自我的满足。

观影的门槛建起来了，考验耐性，也考验对共性的敏感。

刘伽茵虽然有在折损人类情感的浓烈，但是片段式的表达，并没有扼杀情绪感染力的活性。

看过她之前为数不多的作品，例如《牛皮》系列的人，会对她提炼生活的本事，怀抱很深的印象。

那是她对准家庭的影像，模糊了虚实，却在段子式的呈现中，掺入足够的起承转合，往往就是在最后一刻，从相见甚欢变为不欢而散，那里就有很多揶揄，以及小小年纪对事态本身的轻透洞察。

《牛皮》时隔十多年再拍长片，且是这样一个牵涉人物众多的虚构故事，《不虚此行》在提炼上的功力，换了副面孔，体现在对段子的另类复刻上。

举个例子，黄磊饰演的王先生，事业有成，在跟闻善谈论逝去父亲时，才发现知之甚少，甚至需要借助亲戚之口了解一二，而他在跟闻善说话的时候，手上两个手机是一刻也停不下来的。

讽刺的意味升腾出来了，但不带尖酸，也不写后果，只看到人物有了自省，通向何方，已经不再重要。

这其实是人物乃至群像塑造上相对少有的表现，讲求一个润物细无声。

他们在戏剧化的场景里做一些不那么戏剧化的改变，而观众随同闻善，能有多少触动就算多少触动，是否可以抵达后面的开悟，一苛求就败了。

在这样思路下，《不虚此行》在表达外的特殊，也在于对闻善这样一个人物的聚焦。

通过写悼词来养活自己，这样的职业比入殓师还要意想不到。

对于职业本身，电影没有塑造得很到位，最基础的层面在于，学文学的人去卖文，却连「的得地」都不分，更不用说电影里出现的有限悼词，文笔实在对不起旁人的夸赞，尤其是套路的堆砌，是跟卖文者所追求的用心有所违背的。

这些细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打个比方，就像《奥本海默》如果在黑板上写错基本的物理公式，懂行的观众肯定不答应，因为它会削弱外人对一个专业人士的判断。

所以对闻善相对粗枝大叶的塑造，还是在于对「形似」的侧重，或者说，不出意料地偷懒了。

往大了说，这似乎已经是当前绝大多数国产影视剧的通病，就是在电影本身之外，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的运行，都陌生，没办法准确再现。

当「形似」摆在头位，电影再标榜对流俗的警惕，也还是需要在别于《牛皮》的轻松姿态里，保证段落的有效。

《不虚此行》自圆其说的逻辑，是让悼词成了死亡最后一程的见证与送别，大家透过它，认识死者，记住死者，也让死者得到体面的盖棺定论。

毕竟即便是考了两次才成，闻善也会在悼词里写一次就过。

以悼词观察、美化死者，重新打量人生，是电影先行的主旨与技法，也是它注定能够比其他殉葬行业环节平和的先决条件。

闻善说自己在殡仪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心平气和。

也像金穗（齐溪饰）所形容的，吃过辣，那别的就没有什么滋味了。

这是《不虚此行》的一大宗旨，用最忌讳、最沉重的结局，来达到一些衬托出的疗愈。

疗愈首先在于群体的合力。

死者家人与朋友在电影里密集出现，无形中缔结了死亡的常态化，也让他们谢绝放声大哭的悲伤，摊薄了悲伤的厚度。

尤其是身患癌症却通透豁达的方阿姨（娜仁花饰），不断地给这灰蒙蒙的电影提亮。

当然也要看到，其间男女老少，人物众多，群戏固然得以模拟真实的人生境况与人际关系，但演员表现能力的参差不齐，也必然把电影拖向木桶效应，使得闻善作为中心人物，在汲取的同时也要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虚耗。

但不管怎样，胡歌尽可能保持稳定的内敛表演，有给这一人物戏里戏外的互文，打下重要基础。

闻善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下的精神救赎，是他异于其他主角的不动声色的普通。

一个年近四十的「失败者」，连真实职业都不敢告知父母，独自住在北京郊区房子的一楼，脸上挂不住朗然的表情。

他执着还原死者的生平，要尽责，哪怕成为显眼包，他有对工作的尊重，那尊重里头，有影视行业对赤诚的轻蔑，功利社会对快消的盲从，也有他作为个人，对自身的百思不得其解。

别人的际遇很难成为他人生的启明，爱去动物园的他，其实也困在了精神的动物园，一个处在人类社会之间却被人类侧目的存在。

他看到一位年老的饲养员，为了帮助大猩猩而穿上了同款戏服，仿佛看到自己不断套上死者的视角，却也困在了死亡的领地。

他以泥菩萨的姿态，怜悯众生，也想普度众生，但挫败感会先于金钱、地位吞噬他，所以电影需要救他。

救他相当于救己。

也不只是因为他本身的殉道，还因为在普世标准里，他是强调要跟自己较劲的胡歌，认为前十年频繁出演的古装偶像剧，跟自己对演员的设想并不相同，因此希望重新开始，找回真诚，打破程序化表演。

他还是多年不曾执导的导演刘伽茵，想在商业创作与自我表达之间寻找桥梁，却未必能在规则里得到舒展。

文字、影像从业者「别扭」的清高摆在面前，写给失败者自己的休战书，自然吻合大多数人的本体。

所以刘伽茵希望大家通过看到电影去听到更多声音，一如原本的中文片名「倾听」和现在的英文片名「All Ears」，而且要「闻善」，不仅听到了，听妥了，而且理应予以善意。

角色名字非常直白地表达了她的愿望，比如「金穗」，意为灯花，通常有吉祥的意思。

她以直接的温暖赋予闻善真正转向开悟的最后一道力，也让闻善终于给常伴身边的虚构人物小尹（吴磊饰）打出名字，谐音「引燃」，成为「主角」，那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而在抽离的、抽象的疗愈里，一切开始直截了当地明朗，走向旨意，走向目标，却也退回了这类电影的窠臼，即一定要赋予意义和价值，一定要光明灿烂，一定要吻合主流，那么曾经表现过的叛逆，就不够彻底，不够漂亮了，这时候还想把大众拉拢回来，难免有些割裂。

比较起《不虚此行》，更喜欢“All Ears”这个名字。

诗云：“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或许不是真听到了钟声，而是仔细聆听里，辨认出了钟声留下的痕迹。

闻善的“闻”字很“妙”，他一直在用心聆听，听到的是许许多多人生的涟漪，是安静的、无声的、不小心翼翼、聚精会神无法辨认出的已经消失了，但依然留世于痕的“回声”。

那些回声好轻，除了孩子以外，至亲也会听不到、会错意……更无奈的是，他倾听别人，却自顾不暇、无人问津，只得跟笔下的虚构角色相依为命，本是悲伤的调子、却处理得日常自然。

倒是不觉得导演在刻意反对通俗剧的“强烈”，毕竟“通俗”里最强的就是“死亡”了，在此之上的任何叠加都狗血。

故事里这么多死亡，自然应该不停做减法，保留一份寻常、疏离的调子，不觉得是刻意冷静，反而有了一份自然而然的——“空”。

“空”仿佛是电影努力抵达的一个彼岸。

中国人说“死去元知万事空”，车轮中空、悟“空”都并非什么都没有，更非简单的留白，而是建诸于“有形”之上的某种“无形”，一如建立在死亡/消逝之上的某种“存在”与“确定”性。

这么说或许玄了，不过，个人观感，并不觉得情节与台词做作、刻意。

毕竟，在死亡刚刚发生的时候，面对一个写悼词的人，尤其找专人写悼词的家属尚且处在“应激”之中，实属正常，反正我个人经历此类事时也是如此。

或许有人觉得可惜，这样一个题材处理成这样浪费了。

个人恰觉得相反，写死亡的通俗电影、娱乐性，中国不缺《人生大事》，那些说到底是给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年轻人用来自我满足用的。

如此以“空”鉴“逝”的选择，稀少也从容，对我口味，看的极其舒服，甚至对导演明明可以骗我眼泪而不为、仅仅是让眼光湿润便见好就收的“主动选择”深感心仪。

另外，故事里没有什么剧情部分看着觉得刻意或有BUG，相反觉得静水流深，自然舒服，因为生活里的死亡之后的震荡常常就是如此平静汹涌。

顺道说，人们总喜欢用死亡来写什么家庭和解、自我成长、温暖治愈，这玩意，听一首歌、看一篇鸡汤文或者刷个抖音都能满足，就别浪费电影的90分钟了，起码，不是每次都要这样。

也可能自己老一些了，喜“静”不喜“闹”，也或许自己也是个刻意、装逼的人，所以对这份“空”有种对上密码的欣喜，反正喜欢了，看完脑袋里久久回旋。

不觉得哀伤、不觉沉重、不觉宿命、不觉悲戚，只是觉得“空”，“宁静”、“不悲不喜”，依然晒着夕阳迎接黑夜与明日的清晨，迎接随时可能接踵而至的水深火热，以心转境呗。

最后说一句，确实羡慕胡歌，能演这样一个角色，看的时候全程羡慕他、嫉妒他，能在这样的故事里疼痛、感受、思考、悲伤、回忆、生活……太羡慕了。

PS这种片子，真是没有必要往《入殓师》打扮，大可不必，还会误导观众，伤了善意。

自己将影视前十做了微调，把《热辣滚烫》放在第二位，也将这部电影放在了第三位。

因为自己也处在抑郁情绪中，看完这部电影大受启发。

前半段闻善想当编剧，没能实现梦想，陷入了迷茫和虚无，以写悼词谋生，为他人活着。

风云的大哥，沉闷的爷爷和乐观的奶奶的故事纵然精彩，也只是别人的故事。

心中的英雄小尹一直提醒自己实话实说，但自己还是不敢面对现实。

直到邵金穗的出现，他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

写悼词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世界，更好的干编剧。

原来自己不想穿毛衣，戴帽子，压抑的活着，而是想留胡子，成为CEO老板，影响带领别人。

后半段故事更精彩，他从CEO老板的奋斗史中汲取了活下来的勇气，最终与心中的英雄合二为一，抒写了自己的故事，开启了新的人生。

闻善也渴望爱情和温暖，邵金穗来时注意形象，走后保持联系，啃着代表她的苹果，吃着她留下的饭。

最终她杳无音信，这说明靠别人谋取幸福的想法不能实现，只有靠自己才能获得幸福。

这部电影以CEO老板结尾，是想告诉我们，人只有积极向上，同时帮助他人，不断的获得正向反馈，才能战胜迷茫和虚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枉此生。

胡歌又扑街了。

9月9日，胡歌新作《不虚此行》上映，就在上个月，他就凭借本片斩获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这部影片也被寄予厚望。

影片上映后，口碑不俗，豆瓣评分高达7.3分，但票房走势却一言难尽，它上映首日票房只有930万，票房差点干不过上映了52天的《封神》，最终票房只能定格在3000万出头，扑得一点水花都没有。

我为什么说“又扑街”呢？

因为胡歌的电影几乎没有大卖过，他上一部卖座的电影是啥我们已经想不起来了，或者更残酷的说，胡歌拍过卖座电影吗？

而巧合的是，上海电影节上，胡歌和大鹏同时摘得最佳男演员，就在《不虚此行》上映的同一天，大鹏获奖的那部《第八个嫌疑人》也上映了，在口碑一般（豆瓣6.3分）的情况下，票房也突破了2亿，最终票房有可能上4亿。

同样是影帝，胡歌的电影号召力甚至比不上大鹏的零头了？

有人或许会说，不能这么比。

《第八个嫌疑人》是商业片，《不虚此行》是文艺片，两部片的类型不一样，况且《不虚此行》讲的是丧葬话题，中国人避讳这个，票房自然不理想。

好，那我们就不拿大鹏比，咱拿胡歌和朱一龙比一比。

因为就在去年6月，朱一龙主演的《人生大事》上映，它和胡歌的《不虚此行》实在太像了。

两部电影讲述的都是殡葬业的故事，探讨了中国人最避讳的生死话题；两部电影口碑都不错，豆瓣评分都是7.3分；两部电影的主角也都凭借各自的作品拿到了影帝的头衔。

可在票房上，却千差万别。

去年暑期疫情依旧严峻，电影行业薄云惨淡，但《人生大事》却拿到了17亿+的高票房，成为年度最大的黑马。

今年暑期电影行业全面复苏，整个暑期档票房创造了历史新高，更同时出现了2部30亿+卖座电影，但《不虚此行》的票房过亿都困难。

根据控制变量法，似乎问题就出现在主演身上。

那么，同样演殡葬业，同样拿影帝，胡歌的票房号召力连朱一龙都比不上了吗？

为了探寻这个问题，我第一时间去影院看了《不虚此行》，两个小时候我找到了答案，有些话不吐不快。

首先问题处在影片本身。

两部影片同样是讲殡葬业，但讲述方式是不一样的。

《人生大事》讲的故事通俗易懂。

殡葬师莫三妹刑满释放后遇到了孤儿小文，小文纠缠上了莫三妹，这对特殊的父女就此展开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故事。

打架入狱、被戴绿帽、浪子回头、真假父女，挫骨扬灰…这些劲爆的元素一应俱全，《人生大事》看似在讲生死，但实则产品呢挂满了烟火气，是一部热气腾腾的电影，商业性和艺术性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它击中了东亚亲情文化的死穴，影片不仅在内地大卖，在台湾、韩国、东南亚等地区也受到了热捧。

但《不虚此行》不一样。

它更像是一个充满日式风格的短片小说集，我们跟随一个悼词写手的视角，见证了一场场平凡而壮烈的生死。

整部影片带着自说自话的小资情调。

很多故事不是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当事人口述出来的，有一定的文学性，给普通观众造成了观影障碍。

导演的讲述方式比较极致。

胡歌饰演的主角是写悼词的，但我们全片听不到一句悼词；影片是讲述生死的，但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逝者，更听不到他们说的一句台词。

整个观影过程就像是隔着毛玻璃看一场戏，朦胧感是有了，但直接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撼大打折扣。

撕开影片的表面，我们还能看到创作者“夹带私货”导演在凝视死亡之余，还顺带探讨了艺术的创作。

主角之前是个“掉队”的编剧，为了寻找激烈的戏剧冲突，跑去殡仪馆找灵感，却意外成为一名写手，并且在撰写了一个个死亡故事后，学会了如何创作人物。

影片中导演多次借主角之口阐述了自己对如何写人物、如何编好故事的见解。

一边是生死话题，一边是艺术思考。

这就注定了《不虚此行》的曲高和寡。

其次，两部影片的主角功能不一样。

《人生大事》里，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个躬身入局者。

他家开殡仪馆，他是自己是个殡葬师，别人死了，他需要亲自参与其中：抬尸体、给死者化妆、布置棺材、甚至收养逝者的孙女。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这些关系流动起来，主角的形象也就立体生动起来；此外，莫三妹是个俗人，因打架锒铛入狱，出狱后女友跟别人跑了，自己和老爹要钱，父子关系破裂，最初收养孤儿的目的也不纯，后来浪子回头改邪归正。

故事走向有些俗套，但观众很容易代入第一人称视角，很容易体会殡葬师的不容易，很容易闻到莫三妹身上的人味儿，最后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不虚此行》里，胡歌饰演的闻善是个旁观者。

好听点说，他是个生活观察家，给别人的一生立传；难听点说，他就是个职业写手，帮人写悼词赚钱谋生。

这样一个旁观者，虽然是赚死人的钱，但并不会亲自参与殡葬，甚至都不会出现在葬礼的受邀名单上。

悼词写手，这个职业现实中究竟存不存在不好说，但一定是和普通人相距甚远，试想正常人谁会找写手给死去的亲人写悼词儿，这个角色注定是个不被人理解的异类。

更何况胡歌饰演的主角，一毕业是个编剧，碰了几次壁后，突然活明白了，在北京不卷了，开始靠写悼词寻求生命的意义了，甚至有点羽化登仙那味儿了。

主角清心寡欲了，观众看得也就寡淡无味了。

但这并不是说胡歌的戏不出彩，剧本决定了他这个主角炮捻子，导演通过他点燃剧情，观众透过他，窥探到一个个死亡故事背后的遗憾：一个老父亲死后儿子的忏悔；一个老大哥死后弟妹的争执，一个创业者死后同事的惋惜，一个网红死后网友的千里惜别。

这些故事如一颗颗珍珠般闪耀，胡歌这个角色就是串起这些珍珠的线，而朱一龙那个角色，就是珍珠本身。

珍珠和线，哪个更好，难以比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位演员的心态不一样。

我们先说朱一龙，他在出演《人生大事》前心态是比较急躁的。

朱一龙是北影科班出身的，但毕业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30岁演了耽改剧《镇魂》才成为流量明星。

十年演戏无人知，一朝卖腐天下闻。

这种突如其来的名气对于一个有追求的演员并非好事儿。

朱一龙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摘掉“流量明星”的标签。

但他先后出演了很多影视剧，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偶像明星，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急需一部转型之作。

《人生大事》就是最好的机会。

为了拍这部电影，朱一龙真的拼了，他在筹备期间就跑去殡仪馆体验生活，和殡葬师学习殡葬知识，还自己设计了动作和细节，比如用葬礼用的黄纸点烟，进入剧组后，他提剃一个寸头，穿上花衬衫、宽短裤，说着自己老家武汉方言，一股街溜子气质就出来了。

表演上，朱一龙呈现了一种浓烈的风格，脸上表情丰富，一个标志性的表情就是，对着镜头咧嘴笑一下，然后突然蹦住，头上青筋暴起，最后放声大笑。

这种方法在后来的《消失的她》里也出现过，能瞬间传递很强烈的情感信号。

这样的卖力的表演打动了观众，也打动了金鸡奖的评委，拿到金鸡奖影帝看似意料之外，其实情理之中。

朱一龙用《人生大事》给自己的事业重新起了一个头，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表演“浓转淡”，我们还需继续观察。

而胡歌刚好相反，他是用《不虚此行》给自己的演艺事业暂时收了个尾，他已经过了浓烈的阶段，他演这部戏追求一个淡。

胡歌是典型的少年得志，童星出身，19岁以专业第二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大学刚毕业就出演了《仙剑奇侠传》，成为偶像派兼实力派，23岁已经站在了影视圈的金字塔。

后来他遭遇了车祸，目睹了身边人的离去，忍受了毁容和整容的身心折磨，和相恋多年的女友薛佳凝分手，不到30岁已经阅尽了人间冷暖。

后来胡歌复出，也凭借《伪装者》《琅琊榜》迎来事业第二春，但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对名利看淡很多。

近些年胡歌的事业一言难尽。

拍摄了商业片《攀登者》，但存在感并不高；拍了文艺片《南方车站的聚会》，虽然破了文艺片的票房纪录，但依旧反响平平，又折回到电视剧领域，拍了《猎场》《县委大院》，全都反响平平，被王家卫选中拍了《繁花》，至今没有定档，他也不着急，高峰低谷都经历过，早已看淡一切了。

他是在这种心态下接拍《不虚此行》的，这个剧本这个角色某种程度就是他心境的映射。

今年年初，胡歌突然官宣女儿出生，这时大众才知道他已经和女助理结婚。

有好事的网友根据他女儿的出生日期推断出他老婆怀孕的时间是去年的4月，当时胡歌刚好在北京拍摄《不虚此行》，而他的太太，当时还是女友，是他的御用化妆师。

换言之，他是带着女友化的妆，抱着迎接新生命的心态，拍摄了这么一部探讨生老病死的电影的。

拍完《不虚此行》，胡歌又马不停蹄去安徽拍了《县委大院》，该剧杀青后差不多是8、9月，胡歌在9月20日迎来40岁的生日，并且在9月21日和女友领证结婚，然后等孩子出生后公布喜讯。

从这条时间线就能看出，胡歌拍摄《不虚此行》并不是为了拿奖证明自己的演技，而是在40岁到来前，在想好了要结婚生子前，和自己的内心来一次和解。

在演《不虚此行》时，他的心态是松弛的，就像一个旁观者闯入到电影之中，通过别人的故事来启迪自己的人生。

影片的片尾有一个彩蛋，剧组在拍摄过程中一只野猫闯进了剧组，成为剧组的朋友，还在拍摄期间生了一窝小猫。

胡歌十分好奇，甚至拿起剧组的摄影机，饶有兴趣地拍摄了小猫一家其乐融融的景象，最终这只小猫也在影片中出镜了。

可以看出，闻善这个角色是量身为胡歌打造的，胡歌进行表演时很大一部分是在本色出演，这种淡淡的松弛感首先打动了胡歌自己，其次才打动了金爵奖的评委。

就在《不虚此行》上映前夕，胡歌发微博来了一次似是而非的告别：“如果未来五年，我不拍戏了，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应该会支持我吧。

”单看这条微博有些突兀，一个当红演员半夜emo，和粉丝商量着退圈，太奇葩了。

但看了《不虚此行》，或许你就能理解他的决定了。

如果胡歌真的暂别演艺事业，那么《不虚此行》就很可能成为他的告别之作，我们能否还能等来他复出的那一天尚未可知，但他应该早有准备，因为影片片名本身就是一种暗示，他闯荡影视圈二十载，也算不虚此行了。

《不虚此行》的最后，闻善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始在电脑上敲击文字；而胡歌阅尽千帆，也找回了生活的意义，电影和电视剧固然重要，也不过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他现在要真正地享受生活啦。

什么票房啦，影帝啦，和他无关，我们就对着他远去的身影，送上真挚的祝福吧。

”

01《不虚此行》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的单纯。

很多人用“克制”来形容这部电影，我觉得用“单纯”还要更为准确。

它就像是从生活的母体中剥离出来的片段，没有扣人心弦的开始，也没有荡气回肠的结局；它就像是无数偶然发生的小事件的集合，这些事来得突然，去得淡然，不一定都有答案，也不一定不会重来。

这是一部向生活低头的电影，所以它从不敢把生活当作剪辑的素材或是表达的论据，相反，它只能把生活像标本一样，钉在时间的刻度上。

也正因如此，本片的镜头几乎只剩下唯一的角度，那就是平视的、静观的、沉默的、凝滞的，仿佛唯有如此，生活的气味儿才不会被吹远。

02这种单纯还体现在主题上。

《不虚此行》是一部关于创作的电影。

近年来，这类电影特别多。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下创作资源的匮乏，使得创作者只好更多从自身经验出发——这样不仅熟悉，而且安全。

此外，这类电影的特点还在于，往往顾左右而言他。

它们要么借创作的艰难，发生活的牢骚；要么就是借由“创作”这样一种特殊的洞察生活的方式，来对现实问题做形而上的思考。

与之相比，《不虚此行》要纯粹得多。

表面看，它除了讲创作，还在谈生死。

它似乎是在透过一个写悼词的落魄编剧，透过他不断与死亡擦身，与生者相遇的经历，一边感悟生死，一边探讨创作。

但实际上，生死对这部电影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它仅仅作为一种相遇的契机和无常的氛围而存在。

导演全片也没有给死者任何一个镜头，她小心翼翼地把死亡排除在观众的视野以外，以此告诉我们，这不是死者的哀乐，而是生者的骊歌。

因为对于生活来说，死亡并不特殊。

它不过是一件每个人都必然会经历的事。

而与确定无疑的死相比，意外不断的生更值得书写。

于是影片的主题得以进一步收敛，它讲的就是“创作”这件事。

具体而言，它探讨的是为谁创作、为何创作的问题。

03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尤其被这一主题触动。

片中胡歌饰演的闻善，因不适应编剧行业的要求，转行帮人写悼词。

他无疑陷入到了窘境之中，然而这种窘境却一点也不激烈、不强悍，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人的意志。

影片一直在强调“普通人”这一概念，而真正的普通就在于，连他所遭遇的困境都是那么普通，那么波澜不惊。

他没有一个破烂的世界要救，没有一番恢弘的事业要闯，他只是被生活里的一个小坎绊住了。

导演像回避死亡一样，回避了闻善在编剧行业的遭遇，回避了那些被甲方刁难、被客户辱骂的糟心时刻。

她借此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创作者的自怜自艾，不是对怀才不遇的慨叹，更不是对行业乱象的抨击。

这只是一个人的内心危机，是一个创作者失去了创作的冲动。

所以我们看片中闻善的状态，他并不是被行业打压、被事业拖垮的颓丧态，而是始终处于惆怅和忧虑之间。

而他所忧虑之事，其实是自己明明有想要创作的对象，却迟迟无法下笔。

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既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身上，使他的每个动作都变得迟缓，又像一个黑洞，总要吸走他的部分注意力，使他时常失神。

在这之中，胡歌采用一种近乎零度表演的方式，使用驼背、慢行、涣散的目光、迟疑的表情以及慢半拍的动作，来表现闻善的自我封闭和潜意识里的自我厌弃。

由此再看闻善的转行，其实更像是一次漫长的拖延。

他想要用一件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来抵消那种创作无能的失控感。

同时，这件事也自然成了谋生的手段，但并不为赚钱，不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总是严格控制接单频次，主动降低挣钱的效率。

他要给自己留出时间，观察生活，面对真正的创作。

只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次漫长的拖延中，救赎意外降临。

04闻善在帮人写悼词的过程中，遇见了很多人。

通常这样的叙事结构都会把主角当作导游，换言之，主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他来请出其他角色。

但《不虚此行》恰恰相反，那些偶然出现的角色，他们的表情、言行、态度，最后都或多或少作用到闻善身上，使他终于重新振作，拿起纸笔。

这又是导演所做的一次减法。

她使得众生退到后景，把前景始终留给闻善一人。

至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化学作用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一般电影会给出充分的解释，导演会细心安排每个角色，让他们承担不同的戏剧作用，最后拼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告诉观众，主角就是这么被治愈的。

但《不虚此行》并没有这么做，它刻意模糊了明确的因果关系，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影响，处理成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片中出现的人，他们都面对亲友离世的悲痛，死亡犹如一根针，穿透了所有防备，迫使他们流露真情。

万家兄妹因大哥的死，不得已重新聚到一起，重新面对那份沉重又柔软的亲情；忙于工作、与父亲聚少离多的王先生，内心满是遗憾，但却来不及悲伤，因为还有儿子要照顾，因为在失去儿子身份后，他还要做一个合格的父亲；癌圈网红方阿姨，面对生死仍然谈笑风生，她在用当下最时髦的方式，化解着最古老的命题……在这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角色，是金穗和那个神秘的猩猩饲养员。

如果说在所有人的生活里，闻善都是个闯入者，那么齐溪饰演的金穗，则是闻善的闯入者。

这个大大咧咧、心直口快的女孩，闯到闻善家里，坐在他写作的转椅上，占据他的电脑。

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冒犯”，但也恰恰是这种冒犯，这种口无遮拦的追问，让闻善无可回避，必须要面对内心的病因。

而猩猩饲养员的戏份很少，只匆匆露了几面，却极为重要。

他每天都呆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而他这样做，不止是出于职业需要，更是因为他喜欢“和动物为伴”这件事本身。

要说这些人的出现，对闻善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其实不在于他们做过什么，也不在于他们是谁，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

这其实才是影片最想表达的，它实际在说，接触、面对面、与真实的人产生连接，这本身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它远比那些附加的意义还要重要。

再考虑到这是一部呈现疫情期间生活的电影，我们或许对此会有更多感触。

05终于，闻善再一次坐在电脑前，拾起了他延宕已久未能完成的作品。

他敲下了第一行字。

这时演员胡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仿佛是被石化多年的人，突然察觉到身体内部的某一根神经开启了久违的跳跃。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非常能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对创作者而言，最致命的崩溃瞬间就在于意识到自己的“普通”。

我不是天才，我没有迸发不竭的灵感，此时，一张空白的稿纸就成了最凶猛的噩梦。

而“普通”也正是《不虚此行》一直在玩味的概念。

这部电影实际就是讲了一间普通的房子里，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一个普通的困境。

而这个困境的破解方法，同样非常普通。

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意识到，普通本身就值得被书写，生活的褶皱本来就值得被细细摊开、娓娓记录。

那里面不必有惊天动地的戏剧性，不必有全能的盖世英雄，不必有死亡威胁下的奋力一击，不必有生之灿烂、灯火辉煌……那里可以只有一个普通的主角、一段平凡的生活，和一些并不那么美好的世界突然闪动微光的瞬间。

只有肯定了这份普通，生活的回馈才会显现。

我想，这也正是闻善在邂逅了那么多普通人后，突然明白的朴素道理。

终于，经历了这次漫长的拖延，一个创作者复活了。

-END-

采访 / 异见者编辑部受访 / 刘伽茵稿件整理 / Sum & Anni全文约8800字 阅读需要22分钟 在远离创作十多年后，刘伽茵，这位曾以两部独立电影令世界瞩目的电影作者，以一种谦逊而不失自信的姿态回归了：久违的新作《不虚此行》，一个关于写悼词之人努力与其委托者们建立“真正的交流”的故事，是她首次在常规的制片方式之下完成的作品。

如果仅从风格层面来谈论一位作者，那么这部电影的确与理念极其鲜明独特的《牛皮》系列有着巨大的差异。

然而，正如导演本人所深信的那样，尽管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变化是必然的，但也仍有一些东西不曾改变：平视生活，爱自己的人物，不任意简化情感和现实，从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及最重要的，“和故事完全站在一起”，也即，选择与故事本身相符合的表现方式，而不是刻意强调一种高于故事的“个人化”标签。

正因为这样的立场，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外显的风格，也能辨认出这就是她的作品。

借着《不虚此行》在内地院线公映的机会，异见者编辑部对刘伽茵导演进行了一次线上专访，她与我们分享了这部新作的创作理念，以及故事和技术上的一些具体细节。

异见者编辑部（以下简称 D ）：您的早期作品《牛皮》和《牛皮贰》被广泛视为华语独立电影的里程碑，这两部电影仅由一个三口之家用极其简单的设备拍摄，但其粗粝的风格令人尤其难忘；而您的新片《不虚此行》选择了规模更大、更专业的制作，也采用了相对更为主流的电影手法。

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伽茵（以下简称 L ）：人处在不同的阶段，要表达的内容和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可能是一种规律，我自己也符合这样的规律。

十几年前，我也并不是那么有意识地要用那种方式拍电影；在那个阶段，那样拍对我来说是其实是最恰当的方式，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

并不是我被迫选择这样拍，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怎么看我、或者说想要成为做这件事情的人而选择这样拍，而是内外很统一、自洽的选择，特别自然。

但回到2004年，很多人觉得你不可以这样拍电影。

我拍完了之后，人们仍有可能觉得“这不是电影”。

当然对我自己来说，这样的拍摄方式是可以的，所以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就这样去拍了，但是拍完了之后还是会听到一些反馈的声音。

我并不拒绝听到其它声音，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干扰。

牛皮 (2005)我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的创作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到了这个阶段，我就会想讲一个这样的故事，会想起这样的人，这部电影也比较自然地进入到了一个常规的制作方式中。

虽然院线片在时长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这方面肯定与此前的作品有差异，但我在写剧本时完全是为自己创作，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改过这个剧本，这就是我现在的表达。

但是这样常规的制作方式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各种工作环节对我来说都是新的。

不过我仍然可以较好地完成这件事，因为除了创作本身的经验，人生所有阶段获得的所有经验都会用在创作上。

D：影片中，许多人物讲述了他们逝去的亲朋好友的故事，其中，齐溪饰演的邵金穗讲述的故事占据了影片结构最关键的位置。

可以问一下您为何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全片重心吗？

L：我觉得在一个比较自洽的叙事状态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位置其实基本上是唯一的。

邵金穗的这一段故事也几乎是它唯一能发生的地方。

另外，邵金穗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其实更容易看到本质。

并且邵金穗是一个言语非常快的人，别的人想说什么话之前可能先要想一想，而邵金穗就直接把话说出来了，这对于闻善这样性格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得到一个可以去说出一些话的情境；以前不能讲的事，现在可以讲了。

D：您刚刚提到邵金穗“更容易看到本质”，是否可以理解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讲述者，同时也是一个类似于闻善的观察者、倾听者？

L：是的，对于闻善来说，她是一个倾听者；而闻善又不太容易得到一个被倾听的情境。

他这样性格的人很容易被人误解，而他又不爱去解释，所以说话——也就是关于自身的表达——对他来说其实是有风险的。

只有邵金穗能给他一个完整的、不带太多成见的被倾听的情境，她让闻善能够不那么小心翼翼。

D：关于邵金穗，我还有一个问题：扮演邵金穗的演员齐溪，其表演方法更偏戏剧化，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似乎有比较大的差别。

作为导演，您让这种舞台剧式的表演出现在最终的电影中，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量呢？

L：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在她自己的理解中呈现出来的邵金穗。

她是非常生动的，和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每一个演员都会给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带来自己的理解，这是很好的。

我不是特别理解你说她与其他人有比较大的差别。

D：您认为他们的表演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L：也不能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在电影里都是融洽的。

因为有这样的邵金穗，我们才会看到这样双人关系里的闻善，他们的表演是互动的。

对我来说，拍摄现场有着很多在好的演员之间才会有的那种相互影响、那种默契——你进一步、我退一步的默契。

我觉得这恰恰是这样两个性格的人在一起时会有的一种感觉：邵金穗进入闻善房间之后，她会支配这个房间，就像这个房间的主子一样，她一屁股坐在了闻善的转椅上。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人会坐在闻善的转椅上。

这是一种小小的冒犯，是一种支配。

同样，在对话中她也是支配者。

但正是这种支配给了闻善表达的自由。

稍微有一点冒冒失失的性格反而会让闻善这样的人放松。

D：是的，邵金穗这个角色是带有一种幽默感的。

这恰恰也是我们非常喜爱您的作品的一点——它们在悲伤之外总有乐观和幽默的一面。

L：对，潘聪聪也是。

D：《不虚此行》关于死亡的部分平静而沉重，但也有许多让人会心一笑的台词和动作。

您的前作《牛皮》也是如此。

您是怎样调和电影中的不同情绪，以至于它们明明在质上不一样，但却可以很好地共存？

L：我觉得这些不同的情绪在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那么统一的情绪。

统一的情绪是简化的、标签化的，当我们要尽可能快地将它们描述出来、达成共识的时候才会采用：进商场时有着统一的开心，去饭店吃饭时有着统一的兴高采烈……但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

比如我参加过的追悼会，大家都到得比较早，在等待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哭、都在难过，我们也会回忆起那些有意思的细节，我们也会笑，这样的笑我觉得是非常温柔和真实的。

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被规定必须表现出统一的情绪；只是当我们要描述情绪、要用影像去呈现它时，才采用了统一的方式。

我也一直在写东西，我也写过不一样的东西，不同性质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要求和规定，这也是正常的；如果我去做那样的作品，可能也会选择统一。

但对于《不虚此行》，我的态度就是不去统一、不去简化各种情绪，而是真正地表达它们。

有了这样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具备把它呈现出来的能力和技术。

如果呈现得不好，这样的效果也就没有了。

D：我很好奇您提到的能力和技术是什么，因为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会非常地惊叹，但是又不知道它是怎么生成的。

L：如果只谈剧本，比如对白写得是否到位、对话所发生的情境的选择、道具的使用、主题的传达，把它拆分成一个一个板块来说的话，那么这就是编剧该做的工作。

你决定要写的剧本是某种风格，就会在这个风格里面去执行你的叙事。

但另一方面，这也确实不完全是技术和经验。

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去了解别人的人。

电影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我生活中的人；并不是我认识这样的人，或者我采访了这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放进了我的电影。

我就是我，我认真生活，这就是我的“采访”，因为所有这些情感和生活方式都在我的人生经验里。

如果我要去写我人生经验以外的东西，那我当然要去做功课，因为我不了解。

但是我写的这些，人物们所说的话、人物们的情感，是我了解的，我在写的时候，我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在说他们所说的话。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整个漫长的时间里，我在努力成为一个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人，我也在感受人和人的关系。

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

也许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D：您说您的电影来源于生活经验，如果用某种术语去描述这样的想法，也许就接近于我们所认为的“自然主义”。

您怎么理解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L：《不虚此行》的剧本在气质上是单纯的，但在其它层面并不简单，反而非常复杂。

所以它当然是虚构的，也包含很多技术和技巧。

我觉得你所说的“自然主义”很难用在这部电影上，因为它涉及到的还是一个选择。

我们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真实性、写实性，以及最重要的，平视生活。

但是我们在讲故事，是在虚构，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

这部电影是一部剧情片，从前到后都在讲故事，不能因为它注重细节，就说它是“自然主义”；细节原本就是要有的。

D：“自然主义”确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可能我想说的是，在电影中，现实跟虚构之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它们共同连接在那个被称为“真实”的地方。

然后像您提到的细节，我也不会认为它们标识出了所谓的自然主义，而是觉得它们类似于某种触点，通过这些触点，我们能够被拉进一个更广阔的真实之中。

L：我们很难在短暂的时间中对于真实性这样的词汇达成共识。

并且，我要反复强调《不虚此行》是一部剧情片，它真的在讲故事，它选择了一个最适合这个故事的呈现方式，而这个呈现方式仍然是剧情片的方式。

真实感，是因为之前的每个步骤都做到位了，才会呈现。

假如什么都不变，换一个表演方式，或者假如我写的台词没有现在的完成度，还有真实感吗？

但这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样做、那样做，它都是剧情片，都是在讲故事。

D：说到讲故事，在贯穿整个故事的现实主义基调中，小尹的出现带来了童话一般的奇幻性。

将闻善笔下的角色具象化为一个真人，对此您是出于怎样的用意呢？

L：其实这也是比较现实的。

写东西的人和自己笔下的角色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关系。

这在别人看来是奇幻的色彩，而对我和闻善来说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D：也就是说，您笔下的角色会像小尹这样真实地出现在您所在的空间中吗？

L：对。

生活当中我们也都会和自己对话，没有人觉得和自己对话这个事情很奇怪，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

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因为我没有觉得它是特别的，而是平常的，所以也没有刻意去强调它。

对于写东西的人，这真的不罕见；罕见的可能是我没有故意让它显得特别。

D：作为一部以对话和讲述占据大部分篇幅的电影，《不虚此行》里的中文口语的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

可以分享一下您在写作对白以及指导演员念白方面的经验和理念吗？

L：先说演员念白的部分。

在与演员沟通的过程中，大家要对创作的风格、气质达成共识。

因为对台词和对白的处理是涵盖在所选择的表演方式里的。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对人物的理解要达成一致，对电影的拍摄风格、审美要达成一致，然后在围读、拍摄时就不会有偏差，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取决于对人物和创作风格的理解。

剩下的其实是对每句台词的非常具体的把握：用什么样的语气？

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里面也包含了技术和技巧，因为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尝试，但这仍然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前提之下。

再说对白的部分。

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言，对白就是会占较大的比重。

让人物在情境下说出合适的对白，并且让对白完成它的剧作任务，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当然我也喜欢自己写的对白，但我的意思是，这其实不是额外的事，不是锦上添花的部分，而是主体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这就是本分。

我在写这些对白的时候会代入到人物的位置去想、去写，或者说是用心在写。

我之前说了，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很多很多日子里，在很多很多的白天、下午、傍晚、夜里，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你终究是要写好，终究是要找到那句话，“要想声音变老，你得先活到老”，你会找到这个句子的。

当然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句话，而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达。

所以它也不只是台词，因为台词写作里当然有一些规律和技巧，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更习惯的方式。

D：您此前透露《不虚此行》是完全依据剧本拍摄的，而且这个剧本不是分镜头剧本，是文学本。

请问在您的创作中，对影像的构思是在哪一个阶段开始的？

L：写剧本的时候，一些东西其实就已经在里面了。

进入到电影的筹备阶段，自然就开始了这部分的工作，和摄影和美术指导去沟通：我们要什么样的画面，以及我们一定不要什么——有时候，不要什么可能更重要。

美术和摄影两块工作实现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价值观、审美、风格气质的总体要求之下，大家逐渐能感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的轮廓。

我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是不要的，这个部分是沟通中比较关键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剩下的就是需要的。

此外，《不虚此行》的风格不是一个强调自己风格的风格，它比较像闻善的性格，不强调自己的存在感。

但它是恰当的。

而这一种不引人注目的风格，对于摄影和美术来说其实很难找到支点。

强调任何一个部分，都会更容易得到一个支点；但是普通的生活不好找这个支点。

“平视生活”不是很容易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能忘记你要去讲故事。

但是最终，在所有这些原则之下，还是能够去实现我想要的风格，这其中大量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闻善住的房子是北京的出租屋的样子，这个户型，这个面积，在北京是特别普遍的，要想把它还原和写实要做很多功课。

并且，在这是一部剧情片的前提下，是否要去简化、修饰它，换句话说，美化它？

比如增加30平米？

比如房子不要这么旧？

比如家具要新一点？

但不是。

这就是北京出租屋的样子，屋子里就是有在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各个租客留下来的不成套的东西。

D：您刚才提到了摄影。

我们也发现，《不虚此行》主要由固定镜头组成，有一种沉静的氛围；但许多镜头并非完全固定，而是在微微晃动，非常特别。

请问这是有意为之吗？

L：这其实是按照闻善的心境来设计的，他比较有安全感时，画面会微微动一下；其它时候则是固定的。

这也不是要特别去强调，但我们希望影像和主人公的心境是符合的。

D：所以这有点像主观化的表现。

L：对，是闻善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决定了外在。

D：在《不虚此行》对固定镜头-画外空间的运用中，我们能看见《牛皮》系列的影子，例如开场打断闻善和王先生对话的噪音、餐馆里进进出出的人物，还有闻善打电话时背后走过的北极熊……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L：我对声音比较重视。

一些画外的信息量是要通过声音来塑造的。

我比较看重这个部分，声音后期做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做声音后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和声音指导在一起，我特别喜欢在棚里做声音。

其实我们不想去特别强调这些，但我觉得这样处理会更有质感，更有流动性。

这似乎是比较本能的一个选择。

北极熊刚好出现在闻善身后这件事情，是一个恩赐，不是我们的安排。

我们没有拍很多条，去等北极熊出现在恰当的位置；那天北极熊就是在那儿走动。

选择在那个地方拍也不是为了北极熊，而是因为那个长廊是蓝色的，那个空间很像给妈妈打电话时所在的空间。

北极熊那天刚好也还没有回去，它一直都在后面走。

闻善在前面走，它在后面走，确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我知道北极熊在那儿，但是我并没有想刻意去安排。

这是一个很自然地形成的场面调度。

D：这是一种偶然性的馈赠。

L：对，所以也很弥足珍贵。

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觉得很美好。

D：电影中的猫也是吗？

L：猫是原本就在剧本里面的。

猫是按剧情“出演”的，它出现在电影中的位置和在剧本里出现的位置是一样的，剧情也是一样的。

D：我看了电影的片尾花絮，还以为它也是偶然出现的。

L：确实是偶然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有这只猫，而且它对我们很友好，所以我们不用去外面找一只猫。

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只猫，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才有一只猫。

它跟剧本是完全一致的。

D：那您最初在剧本里写猫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L：写猫就是因为我喜欢猫，胡歌也喜欢猫，剧本里也有这个余地。

而且猫其实是很多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养不养猫。

就算不养猫，大家也都在谈论猫，对吧？

狗也是一样，但因为我喜欢猫，所以在电影里面就是猫。

另外，猫也是小区的一部分，是很多环境的一部分。

比如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流浪猫，好多人毕业了之后，怀念学校，怀念校园生活，其中就会包含学校里的流浪猫；很多小区都有流浪猫固定的住处，邻居会在那儿放些吃的东西。

所以猫，其实是在一个环境、一个社区中很常见的存在。

D：《牛皮》系列采用宽画幅，机位常停留在手的高度；而《不虚此行》则采用了更窄的画幅，机位普遍更高，在许多外景中我们只看到人物的上半身。

这样的改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您是如何与您的摄影师合作的？

L：它就是更适合这个故事。

不是说因为我想要这样的画幅和机位，才会这样拍；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故事。

因为有这个故事，所以会有和故事相匹配的画面，而不是一种标签。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原则性问题。

我没有必要放什么个人标签在里面：它就是我的作品，无论如何你都能看出来它是我的作品。

这一次选择的风格，是与这个故事、和这个主人公相契合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不是我想要什么风格，而是这个故事想要什么风格。

而我和这个故事是完全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的和它想要的不会矛盾。

这个故事的气质和闻善的那种状态就是不适合16:9，我和摄影师在这一点上很早就达成共识；我们要一起去找到适合这个故事的画框。

现在这个画幅比，我们是在主场景，也就是在闻善家里决定的。

这个画幅会显得比较“老实”，同时也没有那么主流。

选择16:9的话有个别画面可能是适配的，但是整体的感觉就不适合了。

我们也没有想用很特殊的画幅比，这真的就是在现场找到的，我们试了很多很多种，觉得这种比较接近，刚好是1.55:1。

但是你说1.54:1行不行呢？

其实也行。

但是因为155是我的身高，所以这个画幅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

D：我突然想到，相比于《牛皮》系列，在《不虚此行》里我们更多能看到人物的脸孔，但实际上在看整部电影的过程中，会发现脸孔似乎不是特别重要，反而他们讲的那些话——或者说讲述这个动作——明显更为重要。

L：你其实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

重要的是讲述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真正建立联结的过程。

闻善试图和别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努力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去了解逝者，同时，他其实也是在了解他所对话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受他的工作方式。

这些交流原本并不是真正的交流——如果你去回忆万晓勇、万晓梅、王先生和他对话的方式，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交流，是闻善在让这些成为真正的交流，哪怕非常短暂。

闻善真的试图去了解别人，也许这就是他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顺利。

但是在交流成为真正的交流的时候——按戴锦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

这种真正的交流并不容易，并且很多时候，尤其在工作中、或者在城市生活里，它也被认为是不需要的。

但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真正的交流的，它是好的。

哪怕只有十分钟，这十分钟是好的，它会让我们的关系不一样。

我体会过很多次真正的交流，所以我知道它很重要。

换句话说，讲述与倾听代表了人。

人物是不是要给特写？

如果没有这样的对话，我就给特写，那这就不会是你现在所看到和喜欢的电影。

所以，人与人能建立联结，不是因为我能把你看清楚，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真正的交流。

所以，当万晓梅和闻善能互相看见时，他们进行着这样的交流；而最后万晓梅没有看见闻善，但闻善在角落里看见万晓梅，这是真正的交流。

万晓梅和她二哥也能有真正的交流。

这是生命中特别可贵的事情，你会被这样的事情滋养；它会留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D：您认为交流是人的本质，换言之，人何以为人，其原因正在于交流。

您这样的理解，更多是出于个人经验的吗？

L：我可能没有那么主动地去这样想，但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想要去了解别人的人。

这是个人经验，但同时它也完全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这样，否则那些交流和沟通没有办法实现。

这是有来有回的，它带给了我力量，对此我心存感激。

D：从《牛皮》到《不虚此行》这一段时间里，您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创作电影呢？

L：首先是，直到这个故事之前，没有那么想讲、想分享的故事。

其次就是，你越不拍，你就会离它越远。

并且你在生活中已经有了一些其它要做的事，在另外的一个轨道上也有收获和平衡。

并不存在说因为我没有在创作，我就没有认真生活，我的生活就黯然失色；我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也做得非常认真。

当然，我终究还是要回归创作，但是在人生价值这方面，拍电影和不拍电影，两者其实是平等的。

D：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为《不虚此行》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L：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没有这些感悟，我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

毕竟我们都是被自己的经历所塑造的。

你多活一天，这样的塑造就会继续，你就会明白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交流，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没有拍电影的这十几年里，我就是这样一点点变化了。

我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变化，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

当然我可能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比较认真。

认真是一个我改不掉、也不想去改的一个属性。

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

在一些时候，认真变成了我人生中的障碍，带给我很多伤害，但我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型的人。

而我也仍然会保持着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刻意保持——这种保持和它所带来的接受是一体的。

D：十多年来，您的电影理念相对于当年有着怎样的变化？

L：我不是完全清楚这算不算电影理念的变化，但应该是的。

因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从二十多岁变成四十二岁，我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变化，但是所有人都会明白，这里面仍然有不变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有变化，同时又有不变的东西，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部作品。

我觉得这两者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好的。

D：您受哪些作品的影响最多呢？

L：我看的东西特别多，我看电影，还看大量的剧集，还有书；更重要的可能是生活。

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你。

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对它有思考时，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剧集和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平等的。

有那么多把故事讲得那么好的剧集，那么优秀的故事和讲故事的人。

你会尊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能把故事讲得这么好的人，他们愿意去讲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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