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台湾与HBO合拍的社会写实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最想推荐的台剧。

看了前四集，想起几年前震惊台湾社会的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件，以及几起幼童遭遇随机杀害之案。

记得当时捷运杀人的新闻一出，立刻打开电视在各新闻台之间切换，同时手机也随时关注FB上实时的言论。

当时连续看了好几小时，虽然事不关己，内心却弥漫着恐慌夹杂着愤怒的焦躁感！

那些不断重复却无济于事的新闻画面与网上成千上万网民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将台湾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剧由『谁先爱上他的』吕莳媛编剧，题材虽沉重，却依旧维持出色的节奏把控，多重视角的展现也让人在观剧过程中慢慢沉静下来。

故事的时间点是在无差别杀人案发生的两年过后，此时的新闻重点只剩下凶手二审死刑定谳。

而新闻之外的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内心深处从未随时间变小的巨大伤痛彷佛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一触碰，随时爆炸！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剧本着重在描绘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在经历变故之后的真实处境。

贾静雯饰演的新闻台主编，在失去儿子之后，变成一个浑身长刺、冷如冰窖之人。

职场上不近人情，生活中与丈夫和女儿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

虽然时间依然继续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儿子死后也跟着嘎然而止。

那些没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总在不经意之际戳中她的心口，同时戳向她的家人。

明明不是她的错，却彷佛全是她的错！

虽然生命自有其定数，但人总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死别，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阴霾覆盖。

这道无解的人生课题，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旧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属也没有过得比较好。

平凡老实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旧不知道儿子变成杀人魔的真正原因？

剩下的女儿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会也撕不掉贴在心底的"杀人魔妹妹"标签。

想起东野圭吾的小说《信》，成为杀人犯的哥哥入狱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却因为哥哥的缘故备受歧视，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与哥哥断绝关系。

虽然犯罪的并不是杀人犯的家人，但在群体社会中，"血缘"代表的还包括教育的责任与爱，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了解"为前提。

父母对子女若没有足够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

所以剧里老实的父母才会误以为安静躲在房间里的儿子一直是个乖孩子；手足之间也不是有话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虽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会变成杀人犯，我也不认为杀人的锅应该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却远比我们的理性认知更为复杂。

一件人神共愤的案件，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忍耐力与承受力，那根紧绷的理智之弦一但断裂，压垮的绝不仅是关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杀人犯！

其实，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加害者家属，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关于加害者家属，也不是杀人犯一句：『不要烦我家人』，就能让他们置身事外。

虽然连幸福感最高的北欧国家都有杀人魔，但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或许仍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人，也只有对家人怀有真正有爱，才不会自私自利地去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剧中吴慷仁饰演专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王赦。

人权律师，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备受争议的一群人。

「废死联盟」大多由人权律师组成。

剧中并未强调王赦想帮这些重大刑犯逃离死刑，他一心希望透过心理专家与罪犯及其家人的沟通，找出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反社会人格的真相。

他认为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重要的是该如去何预防日后可能发生的悲剧，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发点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

不是每个随机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与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诱因。

几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脑男』，电影中的那个少女令我印象深刻！

女孩聪明可爱，家境富裕，与父母的感情也极好，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阴影，但她却长成一个极其阴暗的女孩。

对一切无感，只有"杀人"能让她产生快感！

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却对人没有任何同理心，杀人的原因纯粹就是好玩！

从那时起，我对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透过教育与身边人的情感付出对人产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无论如何对人都抱有深深恶意的人的存在。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有时探究不出原因，每桩恶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

过于理想主义，无私，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剧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随机杀害两名幼童的凶手突显精神病患长期遭社会歧视的问题。

从前俗称的「精神分裂症」，在剧中一律称为「思觉失调症」。

台湾每每出现恶劣至极的凶案，凶手为逃过死刑，总会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鉴定。

但事实上，精神异常的凶手只占少数。

而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愤怒在于这类凶手明明有犯罪事实却因特殊状况无需对其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愤怒与恐慌自然生出偏见。

之所以一直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没有病识感。

剧里才华洋溢的年轻导演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女友轻生的打击造成。

一开始家人皆毫无病识感，父亲认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认为他只是压力大。

没有病识感，未能及时就医服药，就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精神方面的疾病长期被污名化也导致许多病患的家属会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视其严重性，恶性循环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

如何减少这类案子的发生？

这部剧提醒我们：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反过来说，反社会人格也不等于思觉失调症。

人们重视身体的疾病也不该忽视心里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杀人"的时代】每一集开头都会出现FB上网友对案件的各式评论，象征了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自媒体时代。

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发出去的言论依旧是从新闻媒体而来。

台湾的新闻媒体拥有高度自由，众多新闻台与网络平台二十四小时放送新闻，观众想看新闻随时能看。

新闻台之间为了抢收视率，求快，遂成为第一要务。

于是剧里便出现了未经证实各台却已报得如火如荼的灾难新闻，以及状况不明却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儿园这样的头条新闻。

新闻下标以博眼球为主，报导的角度也不以客观为要，没有新闻道德的媒体，更深深影响了这些重视实时胜过事实的大多数观众。

一直觉得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可看的信息太多，习惯眼见为实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事会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一旦惯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难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这样的傲慢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剧的走向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在其中得到许多思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人，更不可能得知一个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却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进而产生自己的观点。

基于人权考虑，台湾社会近几年对于「废死」有诸多争议。

至今，我依旧不赞成废死。

我认为人权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个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

对于泯灭人性的极度之恶，唯有死刑对犯罪者才有足够的震慑力！

当你残酷地剥夺别人的性命，就该付出相同的代价！

这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写文章时一直没想好标题，却在写最后一段时想起杨雅喆导演在『血观音』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颁奖台上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些看似只与少数人相关的社会重大刑案，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社会，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免于恐惧的社会，我们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为彼此与社会的负担。

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是局外人，才会对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关心，也才会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层的问题。

如此，才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原文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aiyung32

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台湾价值观，里面的很多比如里面的废死，为了解死刑犯不停奔波的律师，不顾人质安全，媒体现场直播抓捕。

在为了收视率做低俗新闻，但又想确保信息真实度的新闻责任感之间纠结的品味新闻，其实都是台湾现状。

该电视剧为了体现真实的氛围，请了著名台湾最敢说的节目主持人李晶玉现场模拟精神病鉴定的政论节目。

此剧由几个真实事件改编，质量说实话吊打了很多大陆剧，毕竟大陆剧现在很少有这类实事类的电视剧，还处于一窝蜂拍傻白甜式的肥皂剧的阶段。

但是，虽然电视剧将这些情节展现得非常严肃，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真实案件的加害者并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巧就巧在加了这个角色，显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烘托废死立场而设定的。

这剧另一重要角色媒体，最臭名昭著的标题党就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后发扬光大，对的就是那个就是做彩色鲜艳大版面的🍎报，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新闻氛围是它带坏的。

以至于台湾网络媒体作过一篇报道，台湾媒体评论IQ30的讽刺文。

网络酸民有句最刻薄的话讽刺台湾媒体：“今天不读书，长大做记者。

”（这句话其实应该从大陆天涯台湾板块传过去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傻，一切都是收视率点击量，这点跟大陆网络媒体，自媒体半斤八两吧。

这使他们很多报道内容没有下限，这使台湾媒体处于一种无厘头式的癫狂状态。

在选举制度下的国家跟地区，自由民主自然的被商业媒体垄断，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维一般都是从学者论述，到媒体发扬光大，口口声声的喊着反对政府无能不作为，要反体制，其实这些媒体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的媒体仅仅是将媒体的公权力扩大化。

作为选举制度中的第四权，唯一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监督部门。

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作为体制中的第四权者，自然是体制内的公权力部门，但没有监督部门，自然滥用权利了，但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如果运用公权力对其约束，这本身就反了体制。

商业媒体收视率是电视台唯一生存的法则，而小小的台湾竟然有上百家媒体拥蜂而上，这么小的市场，为了生存各种没底线的故事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

都说媒体监督政府，关键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就是台湾乱像的起源之一。

这部剧展现了台湾媒体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台湾价值观，比如政客节目上最经常出现的恐龙法官，废死联盟，把精神病院盖在热闹的居民区等等。

另外里面的几个主角的价值观都是绿色政治人物倡导的东西，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这些倡导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

导演对台湾环境的写实至少在电视台职业展现上可以说是纪实的。

同样，里面的主要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是不可信，这是一种现实状态，一种小确幸的傻劲，这个电视剧把它做成了招牌。

比如，律师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了解死刑犯的过去就能杜绝这类屠杀发生，这是社会工程，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种职业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些。

电视剧中，这个律师上了不只一次政论节目，剧中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就是在上节目的自信跟现实中自卑心态鲜明对照，体现在剧中见岳父岳母上。

显然这个角色的自卑来源能娶到跟他身份地位不匹配的女人。

他做了大量跟工作职务要求不符的事情，显然有冲撞法律体系冲动，这类冲动的律师，又常上政论节目，那就有着显而易见的从政欲望，这符合台湾从政三大行要求——农业，医生，律师。

不过大陆这边把企图冲撞法律边界的称之为职业讼棍，这类律师在没到社会转型需求的时候，成长空间不大。

这部剧表达的是现实，也表达了价值观盲区的迷茫，整部剧看着挺憋屈，整个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状态，最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一集延续到下一集。

感觉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压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价值观困惑的剧，并通过一起真实案件将这种困惑表达了出来。

这是追求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脱节的困扰，在这种困扰中，社会其实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

最后，还有个真实荒唐的事情，台湾一号女领导把这部剧当政绩宣传并在Facebook推荐，老实说，这部剧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现状的摇摆姿态，而否定只有两个原因，要本土，却并不本土。

追求价值观，但没有价值。

我觉得看书或者看影视作品，是不是可以注意下，没有必要一直从作者想让你看的角度去看，可以适当换个角度。

之前在B站看了些评论，感觉人和人的差别真的蛮大的，有些人说别人不理解那个律师的话就是法盲云云，我倒是觉得这类人是属于容易被编剧带着走的类型。

我以前看东野圭吾的《信》，一开始站在主角的角度觉得他可怜，但是后来主角所在公司的老板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为什么社会要排挤凶犯的家属，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凶犯在犯罪之前要想想自己的罪行会牵连到家人。

我觉得老板这段话看似不讲理，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如果你所在小区有出了个无差别连环杀人犯，你会放心地让自己的小孩和他的小孩在一起玩吗？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

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

我去拯救罪犯的家属，那我的孩子出事了谁来拯救啊？

凶犯妹妹声嘶力竭地对着宋乔安大吼，说还让不让人活了。

“你失去的只是你的亲人，我失去的却是12345啊”。

而宋乔安的儿子却是被你的哥哥杀死再也回不来了。

凶犯妹妹当着宋乔安一口一个“我哥”的时候，仍没意识到造成她家困境的不是宋乔安，而是“我哥”。

试问，不苛责凶犯，倒苛责受害者及家属，有这样的道理吗？

你的圣母心能不能分一点点给受害者一方？

有人说，即使死刑，受害者也回不来了。

这简直是屁话！

照此逻辑，监狱也是没必要的，关几十年，受害者也回不来了，要监狱干嘛，杀了人让他道个歉就可以走人算了，或者道歉也是应该省了的。

实际上，这就是羞羞答答的宣扬宗教废死观念而已，你直说嘛。

至于该律师，口口声声要追求他的正义，什么搞清真相预防犯罪云云，至于他追求自己的正义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副作用，对受害者家属的伤口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在大义名分的大旗遮盖下是不用管的，泼粪也泼不醒他。

社会再如何发展，也不可能处处完美，你这样搞，让那些在社会上艰难挣扎却坚持善良没有去犯罪的人情何以堪？

当你追求的所谓的大善给很多人造成伤害的时候，何不让自己退一步？

还不如多去行些小善吧，比如关怀下家人。

就拿该律师来说，泼粪也泼不醒他，依然自以为是，直到老婆流产，他总算有点知道痛了，才算是有所改变。

老婆流个产他就痛，那些痛失亲人的受害者家属的家属，在他眼里算什么呢？

不懂大义的愚民？

该律师说民主和法律不应该用来讨好大众，可对民主和法律理解错误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吗？

民主不就是用来讨好大众的吗？

而法律，中学就学过，维护秩序的工具。

就拿这起随机杀人事件来说，犯罪事实清楚并且审了2年，该律师也不否认是该判死，除了最后没让见家属（我印象中大陆一些恶性杀人案件在执行死刑时都会安排见家属，保障这一权利），其实法律上没什么不对。

也可能是编剧要编个漏洞出来，给该律师一个情绪鸡冻的理由。

至于受害者家属的痛，对该律师来说没什么好鸡冻的，反正痛不到自己身上。

关于该律师的行为，再多说几句。

这个社会上，做任何事，都是需要成本的。

法律是一种维护秩序的工具，这种工具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

该律师说要做好预防善后，阻止犯罪再发生云云，这种言论本身伟光正，但是你应该自己去付出，你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调查，比如去研究犯罪心理学——而不是慷他人之慨，让受害者家属为你付出成本（肆意刺痛受害者家属感情而不自觉），让家人为你付出成本（不顾及自己家人的感受），甚至认为法律公器应该为你付出成本（法律作为一种工具，没可能满足你的全部伟光正要求，一起事实清楚的无差别杀人案审了两年也算可以了吧，如果凶犯一直不说动机，是不是再拖二十年给你找原因？

），然后还对着家人大喊大叫发泄。

巨婴一个。

说什么，调查出原因好阻止犯罪。

是的，这是重要。

那慰藉受害者家属就不重要？

该律师有没有意识到，法律处死凶犯，是一种交换，是代替受害者家属进行复仇，这是法律的责任，因为法律收走了受害者家属私自复仇的权利。

正因为死刑的存在，才避免受害者家属自行复仇当场去捅死凶犯。

日剧里有句话“即使是遭遇更残酷的命运，很多人也绝不会犯罪”。

社会再怎么发展，总有阴暗的角落。

就拿这起无差别杀人案来说，凶犯父母双全还有个妹妹，衣食无忧有钱上学，世界上比你条件差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父母和你沟通少，没让你读喜欢的专业，这是无差别杀人的理由？

那这世界该血流成河了。

如果是目标明确的复仇杀人，“调查出原因好阻止犯罪”还算有理由，无差别杀人这种跟KB分子差不多的行为，要预防，更应该做的难道不是危险品管制以及加强安检安保吗？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4V地区还跟风嘲讽过大陆的安检侵犯人拳神马的。

再多说几句：在豆瓣看到这么一条短评，“民众在斩草，政府在除根，媒体在浇水，只有王赦在研究土壤。

”

就这么一句空洞的口号，居然得了一万多个“有用”。

看来此剧可以起个别名：“我们与忽悠的距离”。

就种田来说，该除草就除草，该浇水就浇水，该改良土壤就改良土壤。

改良土壤是重要的工作，但并不是等于除草浇水反倒就成了“恶”啊。

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停滞，失业率高，民众缺衣少食从而普遍走向犯罪，这的确可以称为土壤出了问题，要研究土壤、改良土壤，这并没有错。

事实上，我国大陆政府的脱贫攻坚，才真正是这样一种改良土壤的伟大工作。

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复仇，去杀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因为受到欺辱而杀人（例如辱母杀人案），虽然法律上仍然要做出相应的处置，但也可以去调查清楚犯罪原因，看看能不能避免类似的犯罪。

这或者可以对应为“浇水”的工作。

但是，并不是说任何案件都一定要问清犯罪原因，然后才处刑。

例如复旦投毒案，林某坚持不说出犯罪原因，抵死都要说是开玩笑，这不妨碍判他死刑并执行。

哪里有把“问清犯罪原因”拔高到不顾一切的道理？

莫非还可以因为凶犯不说犯罪原因，就一直不执行？

要真这样搞，反倒成了“恶化土壤”了吧。

反正不交代就可以拖着不执行，大家都去干吧！

实际上就是遮遮掩掩的夹杂宣传废死的私货而已。

至于性质恶劣的无差别杀人案，更不能把所谓的“调查原因预防犯罪”当成免死金牌。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

一个能够搞出无差别杀人的杂碎，再去搞清他的犯罪原因意义已经不大。

就以该剧来说，凶犯家境其实算还不错的，比他环境糟糕，而没有犯罪的人，多了去了。

这种情况下更实际的事情显然是“除草”，而不是作悲天悯人状转移焦点。

“土壤”不可能无限背锅、无限买单。

假设调查出原因，凶犯是因为得不到志玲姐姐，而犯罪，那是不是可以给每个和凶犯同龄的人发个志玲姐姐，解决问题？

假如凶犯觉得一个志玲姐姐不够，是不是发两个？

两个不够发三个？

“N大素球，缺一不可”。

巨婴律师的巨婴素球，剖开一看，就是这样的东东。

素球不谈成本，就是耍流氓。

从受害者家属的角度看，亲人阴阳两隔，或者是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或者是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宝贝没了，而凶犯倒可以一直吃着公家饭，对受害者家属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

如果受害者家属气疯了，去把凶犯家属捅了，巨婴律师又要如何去“预防犯罪”？

实际就是白左惯用的话术，从它给你看的角度，好像是这么回事；然而自己看明白了，却是另外一回事。

总评：一部三观极歪的矫情电视剧。

首发于公众号：栗子拿铁 国庆假期我哪儿也没去，在家补看书补追剧。

和朋友一起花了一个通宵看完了想看很久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两个人边看电视边哭光了一整盒纸巾。

看完除了感叹台湾现在的电视剧水准之高，总觉得还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

恰好10月5日晚，贾静雯在第54金钟奖首夺视后，《我们与恶的距离》更是包揽了戏剧节目奖、导演奖、女主角奖、男配角、女配角奖、编剧奖六项大奖，再度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就更觉得想写点什么。

其实我对台剧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小时候看的《恶作剧之吻》、《王子变青蛙》之类的小清新无脑偶像剧，而这部《我们与恶的距离》彻底刷新了我对台剧的认知。

在我们还沉浸在霸道总裁和灰姑娘的故事中无法自拔、被流量和资本绑架的时候，对岸已经开始借电视剧探讨社会、法律、道德、人性、善恶等深度和敏感话题，慢慢深入生活、敲打人性。

贾静雯获奖后在Instagram的发帖《我们与恶的距离》（以下简称《与恶》）是美国HBO在亚洲市场布局的原创剧集。

在娱乐至上的当下，《与恶》没有狗血的感情戏和婚外情，没有各种CP绯闻炒作，没有小鲜肉和流量担当，连整体剧集都压缩到了只剩10集，完全违背目前动辄七八十集的流量电视剧模式。

总时长只有500分钟的《与恶》，从一起无差别随机杀人事件开始聚焦，通过呈现这起事件中的施害者、施害者家属、受害者家属、律师、新闻媒体、网友、精神心理病院、心理不健康人群等等相关群体的不同态度和一系列连锁反应，展开了关于种种现实问题的探讨。

死刑存废、新闻媒体的道德操守、网络舆论暴力、以及犯罪人员的精神健康状态……此类种种我们此前只能在欧美或日韩剧里看到的的严肃社会问题，竟然在这部台剧里，全都被摊开在桌面上，对观众发出灵魂的拷问。

剧中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施害人李晓明，因为想干一件能证明自己的大事，自制枪支弹药，在电影院随机扫射，造成九死二十一伤，其中一个死去的无辜生命便是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13岁的长子。

40岁的宋乔安是新闻台的执行副总监，丈夫是网络先驱报的创办人，养育着一儿一女，原本生活幸福。

儿子不幸罹难后，乔安无法走出丧子的伤痛，对丈夫恶言相向，对11岁的小女儿不闻不问。

后来丈夫精神出轨、两人渐行渐远，女儿早恋、叛逆，家庭生活深陷泥潭。

乔安面对失去儿子的伤痛，最不能原谅的其实是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责。

她带着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中途出去接工作电话，顺便让自己放空了一下，坐下喝完了一整杯咖啡。

而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灾难发生了。

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她不敢走进儿子的房间，不敢看到儿子的玩具，不敢走出阴影与自己和解，因为她很害怕会忘记自己的儿子。

从事新闻媒体的她，一次又一次的曝光同类案件，引发大批键盘侠的愤怒和谩骂，借此抒发自己情感；除此之外，就是每天酗酒、逃避家庭的问题。

而施害人的家人，同样遭遇着悲惨的命运。

李晓明的父母及妹妹一次又一次跪在公众面前道歉、悔过，却依旧没有人愿意原谅这样的滔天之罪，就像对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打着“子债父还”的道义名号，网友对李晓明的家入不断施加暴力，骚扰电话不断、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面店被砸、朋友亲戚全部疏远……李父李母被逼得搬回乡下老家，终日蒙面；李晓明还在上大学的妹妹不得不辍学，改名换姓，企图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李晓明的家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何养了二十年的乖儿子，会选择去杀人。

印象最深就是李晓明妈妈的那句：“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而除了要面对失去儿子的痛苦，全家人却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

但在网友们看来，李晓明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那么多的家庭因他支离破碎，无辜受害人的家庭要承受一辈子的痛苦，凭什么施害人家属可以简单道个歉就开启新生活？

仇恨和愤怒让他们把一切恶的源头归咎于原生家庭，他们必须为教养出一个杀人犯儿子付出应有的代价。

网络赋予了每一个人表达的权利，却又同时放大了这种力量。

我们急着伸张正义，却没有想过随便敲下的几个字，可能会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多么不可逆的影响。

键盘侠带来的网络暴力，有时候超乎想象，这难道不也是伤害吗？

而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煽风点火、摈弃客观立场对事件进行报道，是恶；但新闻价值和新闻道德之间，到底要如何抉择？

就好像李晓明的妹妹对宋乔安发出的质问：“你们拿被你们践踏的媒体权，任意断定人。

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

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

”

而当民众在施加舆论暴力、法律在斩草除根、新闻媒体在煽风点火、受害人家属在痛苦仇恨的时候，只有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下定决心要研究土壤。

李晓明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他的精神状态到底有什么问题？

如何才能提前发现这样的问题而杜绝后患？

李晓明死刑定案、甚至被提前枪决后，他的辩护律师王赦仍锲而不舍地想要了解其犯罪动机，这也是贯穿全剧的核心。

这部剧除了最后一集的大团圆结局，整体的基调是非常抑郁的。

看完后，会更觉得“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剧名意味深长。

觉得每个人都没有错，但又好像每个人都有错。

施害人、被害人、律师、媒体、网民……剧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苦衷，各有各的残缺，也都有犯下错误的可能。

比起黑白，他们或许更接近灰。

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非黑即白？

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

我们大多数时候会觉得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方，不会伤害别人。

而实际上，作为大众一员，我们离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大可能会成为作恶的那个人？

这个剧本身，并不是要批判谁善谁恶、或是死刑到底是否应被废除，而是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中，如何去当一个能够独立做出判断的人。

有时候，邪恶的产生往往由于缺乏思考。

如果总是带着预设的立场、被舆论牵着走，你我都可能正在走向邪恶，却浑然不知。

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的一段话，直击人心。

“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能够安安稳稳地长大，能够岁月静好，是多么幸运的事。

”

也是这段话，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他要顶着压力去为大众心目中的“坏人”辩护。

这不是洗白罪恶，而是一种温柔的同情和理解。

也许我们不认同他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去了解背后的原因。

如何去了解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许才是比惩恶扬善更重要的事。

不要那么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和罪犯划清界限，觉得他们代表“恶”，而我们自己代表“善”。

不，善与恶常常只有一线之隔。

我们与恶的距离，可能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远。

八年前，我是个电视台的菜鸟记者，通过努力慢慢升任为部门主编，做了两年民生新闻，之后辞职去了北京，这段经历也就封存了起来，但当我看到这部剧的时候，当年很多记忆都被激活了，只能说这部剧的职场戏部分很专业、很真实！

首先是乔安娜的出场戏，那一场是在新闻直播间发生的，那场戏的氛围给人的感觉像打仗一样，这便是我们当时在新闻直播间的真实写照。

新闻编排软件作为主编，要在新闻编排软件上算时长，我们当时的新闻是34分钟，整体片长需要控制在28分钟左右，加上主持人的导语和串词，再加上天气预报的调整，要保证时间刚好在34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作为主编，第一个要做的事挑出具有新闻价值的选题，派记者外出采访，如果当天新闻稿子太少，一些新闻必须当天采当天出，这也让很多记者的压力很大，除了选派选题之外，就是审核新闻稿件，主编初审，总编或制片人终审，审完稿子后，记者或者后期就开始编辑视频了，有的在直播之前要做好了，有的没有做好，就必须下掉，上其他的新闻，如果已经编排好的新闻临时要换，就很麻烦，作为一整天的新闻，就像写作文一样，需要有核心主题，需要有重点关注，还需要写出能把所有的新闻串联在一起的主持人串词，做完的片子需要由制片人来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播出，如果有其他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上面领导发话这些监督报道不能播出，也只能下掉换其他的新闻。

审核完片子，就能直接去演播室进行直播了，有的频道事直接录播的带子，这样的话，直播风险会减小很多。

新闻直播为什么像打仗一样惊险刺激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1、片子全都没有完全上传到系统，就开始直播了，如果还上传不及时，就必须要采取紧急措施，撤掉这些片子，重新换屯着的片子。

这个时候对主编的新闻编排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重新恰整个节目的时长，用其他片子的时长去替换，还要临时改导语和串词。

2、机器故障。

如果机器出现了故障了，要马上用备播机器来替换，不然就是重大播出事故。

3、新闻连线事故。

如果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需要现场连线采访的，但是如果信号不好，或者记者现场发挥不好，主编也要补救，要不今早切掉画面补其他内容，要不让主持人临时救场。

4、导播事故。

整个直播是主编、导播、技术、支持人等各个部门人员配合的，如果导播切错了镜头画面，或者切慢了、快了，都是播出事故。

同时，这部剧中有几个职场戏的处理，让我觉得很真实。

一个就是新闻编排上的讨论。

头条新闻该放热点新闻还是放重点新闻？

该剧就给出了很专业的答案：头条就是让观众进场的，必须要吸引人的眼球，所以需要热开场新闻。

而在儿童绑架案的新闻报道上，也体现了其新闻编排上的专业性。

绑架案新闻被证实后，乔安娜反应相当迅速，打算做新闻专题报道，在这次绑架事件的基础上要再做三条，一条是历届精神病患者的报道，一条是找精神方面的专家解读，一条是连线康复之家。

一般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会进行一系列的策划。

基本的逻辑是：发生了什么（客观报道）—— 为什么会发生（深究原因，调查各方说法）—— 怎样预防（找专家）所以从这个逻辑上看，本剧中新闻编排方式非常真实。

同时让我觉得很真实的部分就是选题会这场戏。

我们当时也会做节假日的新闻策划，比如像剧中母亲节的策划：有关于伟大母亲的真人真事采访、还有各种母亲节街采、同时还有烦人的关系稿，这些新闻稿都是广告部的客户，不能得罪，也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但是你不得不加入到自己的新闻编排中去。

最后说说本剧中关于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关系讨论。

在剧中实习生李大芝说做新闻编辑是想让大家看到世界的全貌，而宋乔安却挑衅地问她：敢不敢踏进现实世界？

其实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差距太大了，这也是我当年转行的原因。

记得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心怀着新闻理想的，那时候第一个监督报道是关于一条路上的路灯横在路上没人管，我分别找了灯管所、城管部门、公路管理局、交警部门、交通局，基本上都是相互推诿，后来知道这条路还是属于交通局管，还没有移交给公路管理局，我拿着话筒去了交通局找到了交通局长，问：XXX路路段的路灯被撞坏，斜放了一个月，中间有好几个撞在了上面，为何没人来管？

对方（局长）：你是哪个单位的？

后来我才知道局长跟我们台长平级，根本监管不了，这个事就被压下来了，所有的同事都觉得我特别傻，一个小小记者质问一个局长，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后来慢慢的发现很多事自己根本管不了，能管的事也只有楼上漏水楼下找上门这样的家长里短的报道。

后来慢慢变得麻木不仁了，一听到有车祸，首先想到的是死了多少人，有没有新闻价值，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省去了，觉得挺冷血挺可悲的，于是换了职业。

干了这一行才发现：新闻不等于客观真实，收视率让新闻越来越夸张变质，自媒体如同劣币，驱逐着本该真实的新闻。

真的很有幸看到这部剧，起码我们大陆职场中没有展现出的东西，它真实还原了。

这段时间，这部新出的剧集口碑炸了。

一句话概括：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评分最高的华语剧——

这是HBO和台湾公视联合推出的一部剧集。

HBO大家很熟悉了，公认的“神剧制造机”，以黄暴污和高品质闻名。

台湾公视，是台湾唯一的非商业无线电视台，不受任何政府、政党及利益团体控制。

近年来，台湾公视出了不少高分电视剧，比如《麻醉风暴》、《一把青》等等。

往近了说，去年推出的高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大胆揭露了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弊病，被誉为台版《黑镜》。

强强联合之下，这部《我们与恶的距离》（下文简称《与恶》）自播出就备受关注。

在开播当天，《与恶》就荣登Google台湾热搜排行第一名。

不仅如此，它在豆瓣也获评9.3的高分，提前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

从海报中就可以看到，此剧吸引了不少台剧的熟脸加盟。

比如金钟视帝吴慷仁，以及温昇豪、周采诗、曾沛慈等等。

但说实话，最让我期待的还是女主角贾静雯。

毕竟，这是她暌违台剧15年后的回归之作。

贾静雯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参演《与恶》，是因为剧本深深打动了她。

而这个打动她的故事，围绕着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

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无差别杀人案”——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案件。

现实中的无差别杀人案并不罕见，以台湾为例，从2009年至今就已发生了6起。

最严重的一起是在2014年，21岁的嫌犯郑捷，在地铁上砍杀无辜的陌生人，最终造成4死21伤的惨剧。

郑捷案新闻图在《与恶》中，这桩无差别杀人案的嫌犯，是一个名叫李晓明的学生。

他一共在电影院枪杀了9人，并造成21人受伤。

最高法院对李晓明的判决是死刑，二审依旧维持原判。

但这仍然难以平民愤，来自社会各界的网友们，恨不得马上杀之而后快。

可以看出，《与恶》从最开始就围绕着一起揪心的案件，以及激烈的矛盾展开。

但是，它又和以往犯罪主题的影视剧不同——它所聚焦的，并非凶手本人，抑或其作案手法与作案经过。

它所关注的是在事发后，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以及在旁边的审判者、辩护者等人的不同态度，及其所面对的不同困境。

先来看看受害者家属，即贾静雯所饰演的乔安一家。

乔安是某新闻台的主管，他的大儿子死于李晓明的枪下。

从前的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工作狂，在受到痛失爱子的刺激后，变得更加疯魔。

对待犯错误的实习生，可以骂到对方怀疑人生。

你是中文课都在睡觉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是智障吗对不起可以解决你脑袋的障碍吗

在她严厉的管理下，下属直到临盆还坚持工作，羊水破了仍然奋战在直播第一线。

但是在夜深人静时，乔安就暴露出了最脆弱的一面。

长期失眠和梦魇，靠酗酒才能勉强入睡，忘记悲痛的现实。

乔安的丈夫，逐渐和她生出嫌隙。

就连她的女儿，也和她关系冷淡，甚至说出“你还不如和哥哥一起死了”这样的话。

一起凶杀案，对一个受害者母亲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

但作为加害者的亲属，他们的心理和生活就能好过吗？

事实并非如此——嫌犯李晓明的父母，为了赔偿卖掉全部家产。

不仅如此，两人还搬离了老家，每天戴着口罩，如蝼蚁一般卑微生存。

李晓明的妹妹，因为背负了“杀人犯亲属”的罪名，不得不改名，伪装成另一个身份生活。

即便如此，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停止。

哪怕当着所有媒体下跪道歉，依旧会受到各种良心拷问：下跪是发自内心的吗下跪是有人指导你们吗下跪不能换回九条人命

不仅李晓明的家属受到全社会的攻击，就连为他辩护的律师王赦也难以避免。

刚出法庭，就遭到受害者家属泼粪。

杀人者当诛，这是大多数人的逻辑。

但在律师王赦看来，罪犯也有人权，也应该受到司法程序的合理保障。

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去探究和调查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对于凶手的处置，法律自然有公正的判决。

但作为一个常年和凶案嫌犯打交道的律师，王赦想要的并不是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快感。

他真正想做的是对这些凶案进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可能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然，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必定充满了重重阻力。

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认同他，认为他是神经病。

被害者家属不理解他，认为他在揭伤疤。

就连加害者的家属也不愿配合调查，因为不想再无事生非。

发现了么，这正是《与恶》的高级之处。

它没有落入大多数犯罪题材影视剧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窠臼，去刻画加害方犯罪手段的凶残，抑或去呈现受害方昭彰正义的艰辛。

它想要表达的主题，也并非简单地谴责某一个恶人或某一次恶行，而是试图去探究人性中最源头的恶。

因为“加害者”与“受害者”二者不能被标签化，“善”与“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错位——以《与恶》中的剧情为例，杀人犯是恶，但受害方去伤害杀人犯的辩护人和家人，这难道不是恶吗？

精神病人伤害民众是恶，但一个未证实身份的人闯入幼儿园，就被媒体污名化为精神病人犯罪，这难道不是恶吗？

可以说，《与恶》的野心就在此：让观众撕掉这层标签，放下关于“善”与“恶”刻板印象的藩篱。

正如主创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拍这个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标签。

我们没有定义谁是恶、谁是善，想认同谁，由观众自己决定。

”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此剧的编剧吕蒔媛。

吕蒔媛是台湾的金牌编剧，曾获得金钟奖“最佳编剧奖”。

她的作品，通常以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社会话题和角度为切入点。

比如关注殡葬行业的《出境事务所》，关注问题学生改造的《牵纸鹤的手》，以及关注同妻问题的《谁先爱上他的》等等。

《谁先爱上他的》剧照在写《与恶》的剧本前，吕蒔媛做了大量功课。

她不仅做了大范围的田野调查，访问了人权律师、犯罪心理学教授、精神鉴定师等人，甚至还现场观摩了两起死刑庭审。

而剧中李晓明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

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小灯泡妈妈抛出的这五连问，值得全社会深思。

而她的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与恶》中王赦律师的态度。

这绝不是对恶的妥协，而是冷静客观地对恶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与恶》的每一集，都以Youtube上的网友评论作为开场。

这些评论里，既有对事件本身的客观讨论，但也充斥着无理智愤慨，甚至还不乏言辞激烈的网络暴力。

殊不知，有的人在惩戒“恶”的时候，已然成了恶的源头。

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本文作者：张不才< END >

转载：我们跟坏之间，只有一条线？

评论很深刻。

这部台剧围绕着一起发生在电影院的无差别杀人案展开，凶手李晓明携自制的手枪在电影院开枪，造成9死21伤。

这是一起无可争议的巨大罪行，但该剧的重点却不在于令人血脉喷张的正义伸张、恶人得惩，相反，它关注的是这一恶行给受害人家庭、加害人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李晓明枪击案似乎制造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凶手被逮捕甚至被枪决都无法使伤口愈合，反而继续化脓、生疮、感染、溃烂。

最终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受害者不再纯然无辜，加害者也不再可憎如禽兽，善和恶的边界渐渐模糊，共同制造了我们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

该剧成为中国多家媒体追逐的热点。

在惊呼“神剧”的同时，媒体同行们却忽略了正是编剧吕莳媛的基督信仰，带她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

手拿善恶标签的我们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在剧中是一个媒体人。

她的儿子在影院枪杀案中遇害。

身为母亲，她无法走出丧子之痛，试图用酗酒和工作使自己忘却，但她与丈夫的关系也因此越来越紧张。

在女儿眼中她早已形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算了。

她的拼命工作使下属不堪重负，经常性加班让同事面临家庭危机。

不仅于此，当她得知自己手下的李大芝正是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时，为了获得独家报道，她不惜突破职业伦理，采取跟踪和偷拍的手段。

她对自己家人、同事和李大芝的伤害，似乎都因为她的“受害者家属”之名而有了正当性。

大型伤痛事件往往成为媒体竞争的战场。

在调查和评论之际，媒体常被诱惑越界侵入被采访对象的生活，给当事人带来二次伤害。

剧中从事媒体行业的角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观众只有七岁智商”，但民意代表了收视率、流量和广告商的投资，因此媒体往往需要迎合民意。

但民意常常容易被情绪挑动。

当恶性事件发生之后，公众往往根据极为有限的资讯，瞬间作出判断，表现出一种“是非分明”的正义感。

在公众的想象中，李晓明就是恶魔、变态、杀人狂，而生养这种恶魔的家庭也一并被妖魔化。

在这种舆论面前，凶手家属的道歉被视为炒作，隐藏则被指为逃避责任。

剧中李晓明的家属因此过上东躲西藏、隐姓埋名的生活。

一旦行踪暴露，那砸向他们的代表着“正义感”的鸡蛋和石头，就迫使他们往崩溃更走近一步。

谁是“善”的代表？

受害者？

媒体？

还是群众？

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以善之名来行事。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所行之善却又成为另一种恶的原因。

凶手及其家属就是彻底的恶吗？

随着镜头，观众得以走近凶手及其家属，并发现开枪导致9死21伤的恶魔并非青面獠牙，而他的父母家人看上去也不是大奸大恶之辈，和其他为人父母者相比也并没有不可饶恕的过失。

与吕莳媛同为基督徒的台湾编剧和导演岳清清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时有感而发：“善与恶都是世界给我们衡量别人的一把尺。

”她说，在杂乱的世界里，善与恶都是存在的，但人却没有办法对善恶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当然，该剧并非混淆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指出人性的局限，我们其实缺乏知善恶的能力。

当我们简单化地用善恶的标签区分我们和他们时，只是表明我们对真实的人性缺乏理解——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远，人自认为的善与恶之间并非壁垒分明。

正如编剧吕莳媛所言，该剧取名《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因为她曾看到一篇文章写到“我们跟坏只有一条线”。

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为凶手李晓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王赦。

王赦一出场就遭到受害者家属的泼粪，公众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何要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辩护。

表面上尊重法律制度的安排，背后更重要的理由是，王赦是剧中唯一一个不将李晓明视作社会癌瘤的人。

如果李晓明只是我们中间的异类，那么杀光这些“坏人”，只留下“我们”这些“好人”，世界就美好了。

但事实却是我们和李晓明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1961年社会学家阿伦特奔赴耶路撒冷观摩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世纪审判，艾希曼是纳粹德国期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的主要负责人，是“终极屠杀方案”的总策划师。

在大多数人眼中，一定是艾希曼的穷凶极恶才令他犯下滔天罪行。

但当阿伦特见到艾希曼的时候却发现，他作恶的动机既不是反犹主义也不是施虐狂般的仇恨，而是一些最世俗和微不足道的理由：升职，取悦上司，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

与其说艾希曼有着魔鬼般的意志，不如说他和我们一样都太现实、“太人性了”。

有人批评阿伦特为纳粹的暴行洗地。

或许事实仅仅是，从自我中心这个听起来很平常的心态出发，一个人可以走进一个多么遥远而恐怖的深谷。

真正令我们不安的是，阿伦特拆毁了“他们”和“我们”之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不安地想到，原来没有谁是恶的绝缘体，“那些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

王赦被同事誉为“人权斗士”，但他自己知道，他之所以愿意为这个“人渣”辩护，是因为自己和“人渣”相隔不远。

出身卑微的王赦，年少时几乎成为犯罪团伙中的一员，只是因为拉肚子迟到两分钟，没有赶上那辆去火拼的车。

他的人生轨迹就此不同。

对王赦来说，他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而已。

作为律师的王赦当然明白违法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只是快速地为一宗凶杀案结案，对类似案件的预防没有任何意义。

凶手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刑罚，还有宽恕和怜悯。

这里的宽恕和怜悯不是逃脱法律的审判，而是不再将凶手看作非人。

将自己也看作与凶手有同样罪性的人，是怜悯的前提。

正如俄国作家果戈里在遗嘱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

恶行所带来的创伤最终需要整个社会进行消化，我们或者简单地将怒火和矛头指向体制、社会和他人，或者参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把宽恕纳入我们的视野，明白宽恕不是勾销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是在意识到他人犯罪的同时，也理解到他和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我们的心灵也同样有阴暗、邪恶的念头。

“我们自己之所以没越界，常常是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巧合。

所以，‘罪犯’不仅是‘罪人’，也是‘不幸的人’”。

剧中宋乔安虽是枪击案的受害者，但藉着突破职业道德底线无形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凶手。

当她几次被点醒这一点的时候，儿子遇害的阴霾和她对犯人家属的愤怒才有了散去的可能。

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如果我们仅仅是由于幸运而没有变成李晓明，因此就自诩道德高人一筹，将审判权攥在自己手中，是奇怪而危险的。

剧中举着正义大旗的媒体和公众最终也站在了凶手阵营之中，类似的情形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类中的评判者应该有自知之明，即他不是最后的评判者，他自己也是有罪的”。

英国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同样对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生的恶行抱有极大的兴趣，他无法理解为何那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医生和科学家，竟然惨绝人寰地将犹太人制作成灯罩和肥皂。

“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

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他的问题其实也是答案，残忍的暴行往往源于我们切断与他人的同理心，不再将他人视作同类，甚至视之为“非人”。

《罪与罚》中的拉斯克利涅科夫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为自己辩护道：“罪？

什么罪？

因为我杀了一个下贱的、害人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的？

”而妹妹都丽亚绝望地喊着说，“哥哥，哥哥，你说什么话！

你是杀了人的！

”凶手将人视作“非人”，而公众又将凶手视为异类。

我们将他人排除出人类的范畴，心安理得地制造着各式各样的“凶杀案”——或用匕首，或用键盘。

或许真正的医治来源于，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和他人实际上都分享着同样的罪人身份。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既不认识人性，也不认识自己，也就无法真正与他人共情。

朋霍费尔说，那些不了解自己是罪人的道德理论家因此而变得盲目。

所有人都落入了一个真正的圈套：不愿意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注视上帝的真理而变得单纯而聪明。

在上帝面前，所有人同为罪人，这就是上帝的真理。

而那些愿意谦卑降服在上帝面前，依靠上帝与心中的自私与贪念争战的人，才不至滑跌到艾希曼或李晓明的境况。

宇宙之间并非全然善意的存在，甚至并非全然中性的事物，邪恶的势力的确存在。

当肉体中本就充满私欲的人，被邪恶的力量抓住，我们不是有可能会犯罪，而是没有可能不犯罪。

当有人来到耶稣面前，称祂是“良善的夫子”时，耶稣并未飘飘然将这个称呼笑纳，反而挑战对方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善恶作为标准，即使称耶稣为善，也只不过是因为耶稣暂时达到我们的要求而已，这本身就是一种僭越。

那些称耶稣为善的人很可能和之后高呼“钉死祂”的人是同一批人，而之所以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我们自己仍然掌握着善恶的尺度。

因此耶稣接下来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人最合宜的身份是跪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至善对我们的判断。

那些被骄傲深深捆绑、专好在人前充当道德楷模，因此无法在神面前真正谦卑认罪的人，因此成为距离魔鬼最近的人。

虽然我们经常软弱，行事使神担忧，但常常悔改却可以帮助我们，不堕落到亵渎神的地步。

当我们不再伪装成道德权威，才能因着自己和他人同为罪人而能走近他人。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

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

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

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

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

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

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

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

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八年前，在311東北大地震四個月後，坂元裕二執筆的一齣探討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的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開始在富士電視台週四晚上十點播映。

在當時這齣劇引起的討論度不能算高，即使它是日劇學院賞少數獲得大滿貫的連續劇，但最終平均收視率，是慘澹的個位數9.3%，創下了最佳劇集獎最低收視率的歷史紀錄，就在同一年，日本電視劇其實還有另一個傳奇── 那就是引起大量討論度、最終話拿下40.0%的《家政婦三田》。

那年年底，推理作家我孫子武丸在推特上寫著：「如此優秀的演員、如此優秀的劇本，如此說不定五十年才有一部的奇蹟般的完美之作，竟然是這樣的收視率？

與此同時，《家政婦三田》竟然超過了40%！

好吧家政婦我也從頭看到尾了，看起來是不用動什麼腦子，但仔細一想，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啊，日本的觀眾都是白痴嗎？！

」 與當時的社會氛圍無關，即使拿到現在來播，《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故事，也絕不是淺顯易懂會有好成績的題材，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答案。

會開始寫這故事的契機，在某日跟導演永山耕三喝酒聊天時，偶然提出的概念：「某天妹妹放學回家時，發現家門口圍繞著大量新聞媒體，因為哥哥殺人被逮捕了，而過了十幾年後哥哥被釋放後，而妹妹深信哥哥會再度犯罪」，坂元裕二覺得這個故事很好，在完全沒有考慮劇情發展及結局要怎麼收尾，相當乾脆地（在知道收視率會很難看的前提之下）寫完了這個故事。

正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任何立場，寫到中間第七集時，當時初次合作的滿島光無法認同自己所飾演的角色的某個轉折，在讀完劇本的當下，就提出「如果坂元先生不把這個部份改掉我就辭演」的要求下（其實滿島光本人也很緊張），坂元裕二再度重新審視自己想法，大幅改寫劇情，最終，完成了我孫子武丸口中的完美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但是，坂元裕二卻在寫完這齣戲後，整整沮喪了一整年，不是因為收視率，而是因為自己還是不懂。

雖然事先做了大量的背景調查，少年犯的案件資料、失去孩子的母親日記、新聞媒體、紀錄式書籍的案件報導，他理解被害者家屬的悲痛，也了解加害者家屬的痛苦，「但是關於加害者的心情，卻是在哪都無法讀到的訊息，直到最後也沒辦法搞清楚。

」 當你在看《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最後一集，就能深深感受到坂元裕二將這種「無法理解」的心情，寫進風間俊介飾演的殺人犯角色裡。

因為坂元裕二寫了無數次讓瑛太飾演的被害者家屬要努力感動兇手的場景，就在好幾次觀眾都覺得他們要和解的同時，而兇手卻仍還是無法理解，裏足不前，究竟是為什麼呢，沒有人能知道。

就算坂元裕二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寫一個突然良心發現的兇手，然後一切走向了最完美的快樂結局，但他並沒有，因為他知道在自己還無法理解的情況，他無法這樣簡單草率的結束這些人物以及這個故事，在電視劇必須十一集完結的狀況，於是，他寫完了這齣戲，走向了下齣與瑛太合作的「婚姻」及下下齣與滿島光合作的「母親」兩部作品（那又是另外的兩個故事了）。

而那樣的終點，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覺得很感動的部份。

因為，這齣戲極有可能可以了結坂元裕二心中的遺憾。

看到現在將近一半的第四集（我看的很慢），我覺得這齣戲的野心很大，想討論的社會案件不少，而敘事支線也不少，除了包攬了坂元裕二想說的概念之外，還有新聞及社群傳媒議題、人權律法議題以及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誤解，在每條支線裡及每個人物裡，寫進各自的無奈與悲痛。

透過這樣細膩的敘述手法讓觀眾產生共嗚，而引發的探討風氣與討論程度也遠比當年的《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還要來的深遠，台灣的連續劇打開了新局面，這也是我覺得這齣戲最讓人感動的部份。

因為要寫出這樣的傷痛，並不是摳開結痂讓它一次又一次地流血，而是要讓被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真正地選擇走向「對自己和解」的最終解答。

我深信這樣的連續劇，一定能是推動社會繼續往前走的動力之一。

我是他的辩护律师，我没收到通知，可是新闻媒体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去拍，这合法吗？

合理吗？

合情吗？

他杀了人他是该死，但不能让民主法治一起陪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两年去调查，我们抓到他的时候，直接一人一刀捅死就好了啊！

你们都希望他死，但是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讨好媒体的吗？

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这么粗暴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需要用杀人去抚慰人心？

这太荒谬了！

就算真正该死的人，他也应该和我们拥有一样的人权，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保护这些人的权利就是我的工作，是我想做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而且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王律师这段话的争议真的很大，因为中国文化里一直有一种以牙还牙的快意恩仇，这种文化经过了网络的放大，成了一种人人皆可审判的错觉，但法律标准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标准，道德谴责不到的罪犯很多，深受道德谴责却不犯法的人也很多，最关键的是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只能用法律来惩罚罪犯。

可很多人不理解，现实中泼粪网络中喷粪，仿佛自己才是正义的化身，但如果人人可以动私刑，那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没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