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

电影最开始借用马林《影子》的话“有些人只依靠自己的影子生活，甚至不是用整个影子，而是依次的，时而用一双手，时而用一双眼睛”。

其实这句话早已形成一个对阿邦、阿迪关系的多重隐喻指涉。

在这句话中，用牺牲触觉与视觉的方式将不可触与不可轮廓化的影子具象出来，却刻意回避了“听觉/言觉”这一声音知觉的存在。

那是因为影子具有天然不言自明的失聪性，这就是作为哑巴的阿邦被迫成为“影子”的存在。

无论是他成为阿迪唯一的情感寄托，还是阿迪失误犯罪的替罪者。

也正是因为这份隐喻的延展，失聪/失语的何止是阿邦个人，当从他的视线看去的以阿迪为代表的一群边缘生存者时，观众能深切地感知到这些人因为身份、自我认知、异乡等诸多他者属性加诸于肉身上的不能言，他们无法出现在被社会之眼所注视的“正常”群体之中。

阿迪的父亲在电影的前半截一直没有出现，他以不可视的大他者形象一直作为阿迪对抗/接纳的双重身份。

如果阿迪承认父亲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接纳感，就意味着他必须真正放弃哥哥阿邦所带给他的更加真切兄弟感情和相濡以沫的过往。

所以阿迪的选择是通过将这个父亲“影子化”的方式将其无视，在阿迪看来，无视本身就是对抗，是一种精神分析层面上的“弑父”，但父亲的实体并不存在，所以这是一次双重精神分析想象：想象已经弑父成功之后的想象抗拒，并且在之后的想象忏悔中赎罪。

佳恩的双重死亡，也是“弑父”映像的具象化。

阿迪以为自己是在一次失误中杀死了佳恩，是他在无意中对善的泯灭。

无论如何，在电影前半段佳恩都是兄弟俩所能见到的最纯粹且善良的存在，她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阿迪能够确认与父亲的身份，只是为了让阿迪能够获得公民身份——阿迪身上最后去见阿邦穿的蓝色衬衣，不只是哥哥为他买的用以辛勤劳作的象征，也正好代表了马来西亚公民卡上的公民蓝色识别（MyKad）。

而之后阿邦再次杀死了佳恩，佳恩不再是作为父亲的言说者出现，她只是一个普通且脆弱的濒死者。

所以阿邦，这个底层劳工用牺牲自己的明天换取阿迪的未来，他用自己的一层犯罪掩盖弟弟的另一层犯罪。

他用献祭自己的影子，重新托举起阿迪逃离这升天的可能。

毕竟阿邦身上常见的青色衣服，是马来西亚的出生却无法确认国籍的识别色（MyKAS），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获得“父亲”的认可，但阿迪却可以。

父亲的话语最后以“社会口号”的方式出现，那就是当阿迪知道佳恩再度死亡后，走出写字楼时所看到的宣传语“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孩子”。

“我们”是群体第一人称，它以一种自我父子拟亲的方式完成与“国家”这一抽象概念之间的家庭想象，虽然在电影里这些流浪者的父母并没有露面，或者说他们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缺席。

阿迪在电影一开始，对这些流浪者所进行的正是贩卖假证件的“黑色生意”，他所充当的也是“假父亲”所衍生的社会身份认定的行为。

如今的阿迪身影逐渐“影子化”，变成这巨大宣传语牌下钢铁天桥栏杆的一部分，这不是被承认的，而是被淹没的个体。

他的双手紧紧地攥着栏杆（“时而用一双手”），他的躯体逐渐无法辨别（“时而用一双眼睛”），不仅是因为他知道了佳恩去世的真相，同时也意味着他所进行的“伪弑父”行动的彻底失效，而让他归于迷茫。

阿迪由此也真正放下了对父亲这一大他者对抗/接纳，重新转向朋辈也就是阿邦的认可之中。

但此后他的一次次探视都被阿邦拒绝，此时的阿邦已经自主地将自己“影子化”，肉身也不再出现在阿迪/观众的视线中。

此后才是父亲符号的真正退场，佳恩也不再被兄弟二人认为是父亲话语的言说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阿迪开始真正直面对佳恩所犯下的过错，为她献上属于自己忏悔的鲜花；阿邦则通过绝食的方式表达对佳恩的赎罪，但绝食被打断了，被不忍看他折磨的狱警。

是的，这可以说是阿邦的个体性首次被同龄男性看见，在所谓“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被无视的个体，在监狱这一特殊异托邦下被看见。

在持续的情感铺垫下，观众与坐在对面的担任心理援助的法师（作为另一个救赎式父亲形象的出现），都看到了无声的4分钟阿邦自由发挥的“控诉”表演。

不仅是吴慷仁，坐在对面的开照法师也是没有剧本的表演，也就是说这段对话不是被设计的，而是在现实中或许发生过无数次的缩影：“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就这么简单”，“我希望能够讲话，我想被爱并接受爱”，“但是不可以！

”在这段“对话”的最后，阿邦用尽所有力气，在自己早已呜咽无法发声的咽喉里，迸出了三个（带有字幕的）字“我 想 死”。

在这段控诉的过程中，阿邦一边用手语表达自己的呐喊，一边突然发现自己的失声并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群体性的，是无法被真正听到的。

毕竟语言传递出的“活着”在不同人眼中的、自己亲身经历的、旁人正在完成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厚度。

于是最让我倍感心痛的，是阿邦的面部表情在剧烈张扬之后，默默地收回最后挤出一丝苦涩的笑。

阿邦在等待死亡的最后时刻，和阿迪进行了最后一次用鸡蛋敲对方的额头：这是最后一次触碰，最后一双手的互相触摸，最后一双眼睛的互相对视，以及最后一次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就像易碎的鸡蛋一样，稍经触碰就四分五裂，外形的皲裂破碎，看似因为内里早已被煮熟所以可以维持模样，却已然经受不起命运的再次重压。

这不只是马来西亚的“双非”（非法劳工、非法移民）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能普遍到全球劳动者群体中引起共鸣的电影，就像每个漂泊到异乡的年轻人都希望成为这“富都”里的“青年”一样，但希望始终只是希望，是符号、是口号、是无法听到的呼号。

1、富都青年（2023）有兩個拍攝天空的畫面具備完美的意象性。

一是「暮靄沉沉楚天闊」的鬱悶——哥哥揭開弟弟不法勾當，兄弟大吵一架，隔天晦澀陰鬱的天空中有烏鴉的斜影。

二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思」的無奈——犯罪的兩人想逃到天涯海角，在朗朗烈日之下，在無葉的枯枝之下，無法遮蔭，無地休憩，無處可藏。

這兩幅遠景畫面於電影劇情而言，是很完美的一次情景交融與意象凝結。

圖一是「暮靄沉沉楚天闊」的鬱悶心情，圖二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思」的無奈絕境。

2、賞耳光，是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意象。

阿迪被馬來西亞的警察和當地惡棍各打了一個耳光，這種剝削的行徑被學習下來，後來慌亂之間，阿迪也打了女社工一個耳光——人民暴力與破壞性的塑造上行下效，其來有自。

可是這些耳光，又和阿迪犯錯時，阿邦打他的耳光不一樣，因為那種耳光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裡面藏著愛的訊息，一如：祈禱（La prière，2018）裡，老修女打了男主角兩個耳光，表示策勵；烽火樂園（Pájaros de papel，2010）中，馬戲團員在餐桌上打了孤兒的手，意謂收養和教養；爸媽不在家（2013）中，保母給了孩子一個巴掌，教育孩子不可以把生死當作玩笑，都是一樣的意思。

3、阿邦沒有告訴阿迪屋內的真相——這種在妥當時機下「模糊性」的處理，才是電影與編劇的特點，豐厚了人物心理的複雜性與可能性。

模糊性的處理可以讓電影具有討論空間，設若阿邦直白的向阿迪承認，反而餘韻盡失。

其實作為導演也無須解釋這一點，因為電影通常是這樣精心設計的，模糊性本是電影製作中常用的一種處理手段，就像法國影評人評論洪常秀的電影在異國（다른나라에서，2012）一片，其中伊莎貝雨蓓突然對著牛哞哞叫時，說：「這種不明所以的行為，通常會讓我們對人物好奇，豐富人物的性格。

」而伊莎貝雨蓓更是在冷酷祭典（La cérémonie，1995）中，獲得評委以「絕佳模糊性的演繹表現」為理由，授以威尼斯最佳女主角獎項。

4、阿迪鑄下大錯與阿邦逃亡時，阿迪問哥哥：「以前做錯事時，你都打我耳光，這次怎麼不打了？

」阿迪當然做錯事情了（這點要牢記，不因阿邦加工就可推諉），可是承攬了這個錯誤的是阿邦（所謂承攬，是從弟弟請求哥哥善後開始的一系列過程，直至阿邦失手加工殺死女社工，以及最後懲以刑責——其實以失血程度，女社工本無可存活）。

捲入這件事情的阿邦「一時間（指獲悉凶殺到坐監臨刑這段時間）不知道如何解決」，原因是：A、這段時間沉浸在自我的深沉的罪咎、懊悔和慌亂中。

B、這段時間所憂慮，是該帶著阿迪竊負而逃而終身訢然（共同逍遙），還是自己與阿迪劃清界線自首（獨自承擔「一切」），這裡要注意，他心中的自首並非僅僅承擔該承擔的部分，更包含了阿迪的肇始和前端實行，他心中沒有罪責劃分的概念，不是釐清哪些你做的而哪些我做的，而是「都是我做的」——如若告知弟弟，女孩是自己加工而亡，也不過換來弟弟同歸於盡（共同承擔），而以阿邦愛護阿迪的心來說，一起投案的選項是不可能的。

C、作為大哥，一直以來都是阿迪的保護和示範，必須維持住弟弟心中標竿的模樣（這一點很幽微，必須明辨，不同於維護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與人設而僅「阿迪」一人），因為沒有什麼比一個人失去心中理型世界和價值更具摧毀性的。

D、畢竟無端被捲入凶殺案，阿邦也要調適對阿迪的埋怨——是的，沒有一絲埋怨，那就是聖人了。

為了不讓阿迪罪行曝光而死死掩住女孩的口鼻、壓抑女孩反應，和之前為了阿迪而拾起棍棒來對抗，狀態截然不同，因為這一次事件的嚴肅性和嚴重程度已超越了一個努力活下去可憐底層人物的承受範圍。

自己一心為了阿迪而有的舉動，怎麼就反噬自己，讓自己成了惡魔了？

這時候他是有些怨懟在裡面的，所以在公車上，他才問阿迪：「說好只是偷雞蛋，你為什麼要放火？

」品味這句話，其中有他的不忍、溺愛、縱容、包庇和底線。

現在，底線已然揭露，可他對阿迪仍然有著像母親一樣的無盡包容，至終都沒有說出內心的埋怨，如要怨，只怨命運，一如他在監獄中對法師詢問而歸結於對命運的控訴，此乃阿邦之最高積怨。

5、事情發生得很快，阿邦的腦袋嗡嗡作響，所以他在休息站下了公車，聽不見弟弟的聲聲呼喚，這時，他把一瓶水往嘴裡灌，意謂把眼淚往心裡吞——阿邦自知有罪，知道他跌入犯罪的漩渦無法脫身，他用雙手接下了這樁從天上掉下的凶殺案，即使身體有些遲疑，稍晚才走入警局，但他內心一直盤算著自首認罪，而這些其實和他有沒有、該不該、要不要告訴阿迪屋內後續發生的事情無必然關係，基於前述因由，他甚至無暇顧及。

對於這一件意外和犯罪情事真的冷靜下來，那已經是關進監獄，獨囚於室很久後，終於夢見女孩，那一刻才算真正直截的面對了。

而冷靜下來的他，再回頭梳理事件，告知他人細節，實屬沒有意義，何況阿迪已然改頭換面，這樣的結局令人甚是欣慰的，再強加說明，不過是風吹春水，亂掀波瀾罷了。

很多人對於「愛」秉持非常爆裂的態度，直來直往，鮮少心理層次上細膩的體會和處理，自然認定阿迪不知真相是受欺於阿邦，而非備受呵護於阿邦。

6、屋舍破舊僅堪用，物質匱乏而局限，可是笑聲從未間斷，這是前半部電影令人難忘的地方。

在大银幕上二刷《富都青年》，后半段的三场监狱手语戏，仍让我频频泪目。

有观众说，是吴慷仁的表演撑起了全片。

当然，对吴慷仁再怎么赞美都不为过，但与此同时，《富都青年》作为电影本身又是被低估的——片中包含了深刻的情感纽带，且有太多藏在表演背后的创作背景、社会问题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去走进这群马来西亚底层华人的悲惨世界。

实际上，这是我近年看过的华语片里，整体摄制风格、创作观念上，将现实主义贯彻得最为彻底的作品之一。

· “富都”不富马来西亚聚焦现实的电影，很少能有被中国观众关注到的。

这几年陆续有《南巫》《虎纹少女》《光》，但也相对小众。

《富都青年》的出现像一个窗口，给我们揭开在那里生活的底层华人，日常生活的样貌。

很多人一开始看到片名“富都”的时候，会误以为它是个富裕的都市。

实际上，富都位于吉隆坡市中心东南部区域，曾居住大量中下阶层华人。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少华人逐渐搬离，这里成了外籍劳工、无身份者的聚集地——他们是21世纪新时代下的“猪仔”，另一种形式的“黑奴”，没有身份，更没有未来。

如今的富都 @禾口· 马来西亚“公民权”根据马来西亚法律规定，未婚状态下出生的子女，国籍随母亲，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大马男性与外籍女性在未进行结婚注册下的出生子女，无法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情况。

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无法办银行卡，无法考驾照，无法正常出境，只能靠打零工为生——把自己活成了这个世界的“影子”。

虽然没有公民权，但是作为在马来西亚医院出生的小孩，会获得一张报生纸（约等于出生证），报生纸可以用于证明身份，但也仅限于证明身份。

哥哥阿邦的报生纸在火灾时被烧毁了，连自己身份都证明不了，所以弟弟还勉强保有一丝获得公民权的希望（前提是得找到有公民权的亲爹，让他帮自己申请IC）。

而阿邦是彻底没希望了，所以警察来的时候阿邦才会躲起来，并在后半段顶包，把生的希望让渡给弟弟。

· 弟弟是为了不离开哥哥，而不去寻找父亲据导演映后，阿迪的爸爸是马来西亚人，妈妈是泰国人。

他们在没有合法婚姻注册的情况下生下他，后来爸爸抛弃他，妈妈被抓走遣送回泰国，于是弟弟开始流浪，逃离到吉隆坡的时候遇到了哥哥。

弟弟即便知道有这么一个爸爸，也不愿意去见他，对他的恨非常深。

所以社工每次跟弟弟讲爸爸的事，就会踩到他的底线。

但对他来说，能正常活下去的唯一可能，只有拿着自己的出生证明，跟生父一起去政府部门办理手续，获得合法的蓝色身份证。

· “社工佳恩之死”：对命运的控诉部分网友认为“佳恩的死”的剧情有些狗血，但这其实就是残酷的现实，也是主创对命运的控诉：“好人就不会死吗？

”制片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自己的答案：“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好人会不会发生意外。

有时候其实你的本意是好的，你反而遭到不测，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当然我们在做这部片的时候，我们就让这场意外发生。

这个没有谁真的很希望她这样，但是现实的世界中它就有可能发生。

”

由于教育缺失和社会保障缺陷，导致身处底层的人，更习惯用情绪解决问题，有他们的局限性。

因为他们不信法律能保护自己、更不信警察乃至整个体制，总是过度应激，才进一步导致更大的意外。

阿邦和阿迪，一个火灾全家人去世，一个从小就被亲生父亲抛弃，破碎的家庭导致他们做出情绪化的选择。

此外，对还没准备好的人，坚持伸出援手帮助，对他来说也是一件痛苦的负担。

佳恩找到了阿迪的生父，阿迪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佳恩“出去”。

因为生父是把他抛弃了20年、也抛弃了他母亲的男人，对他来说是恨自己生父的。

往往热心帮助的那一方，都会被自己的无私付出感动，我们都很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别人生活，但也就是在阿迪产生这种抗拒情绪下，意外发生了。

· 手语不只是比划手势，还包含“语气”（力道、表情）吴慷仁到了马来西亚，认识了一群聋人朋友，通过和他们吃饭、聊天，从他们的身上理解到原来手语不只是比手画脚，还包括了力气力道、脸部表情。

因为手语没有赘词，无法强调表达者是如何的重视。

他们的交谈非常直接，只能从对方的力道和表情里，看出对方是否在开玩笑。

所以吴慷仁在表演时，会更直接地将表情加大力度，尽可能给手语加上语气。

· 哥哥追着弟弟跑的隐喻阿迪看到哥哥自首的新闻后，哥哥追着弟弟跑那一幕的含义：阿迪一直往前跑，哥哥怎么追都追不到，还摔倒。

这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开始远离，脱离彼此，此生见面的机会不剩几次了。

· 阿邦其实在监狱里待了好几年马来西亚的法律是：判了死刑以后，需要3-5年时间执行。

而且弟弟找律师，是上诉代表第一次判决已经下来了。

弟弟在后面一直想找律师帮忙，但是没有钱，律师不肯帮。

弟弟的头发在寻找律师的路上有很大变化，其实他也找了几年。

狱警送饭菜的时候，对其他人都是能摔多大力就多大力，到阿邦那边则是温柔劝说、并说出“我相信你不是一个坏人”，这也是多年下来的交情。

真心的理解，比无力的劝说更有力。

那么轻的一句话，却是整部电影里最有重量的一句话，因为里面有信任的力量。

· 角色身上衣服的颜色各有象征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两个主角的穿衣颜色是有明显特征的，哥哥阿邦的衣服颜色以青绿为主，而弟弟阿迪的衣服颜色则是以红色为主。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隐藏较深的细节，是因为他们衣服的颜色，对应的是马来西亚身份证的颜色。

马来西亚的身份证一共有五种颜色，分别是蓝、褐、红、绿、粉，把这个国家分成了几个阶层。

蓝色代表是正式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享受全部基本权益，本国公民年满12周岁即可签发。

褐色代表的是正在服役的军人。

红色代表的是有永久居留权，但却是非公民，无法享有像投票等大部分权益。

绿色代表可以暂时居留，但需要五年一更新，在马来西亚普遍持有这种证件的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却没有确定国籍的人。

而粉红则是签发给未满12周岁的马来西亚公民的。

再来对比两人在片中衣服的颜色，阿迪虽然没有合法身份，但却有出生证明和确定的国籍，因此被官方视为是可以在此居留的人，相当于事实上的“红卡片”，他的衣服颜色正是与此相对应。

而阿邦则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人，他的衣服颜色也正是与之身份相对应的绿色。

阿邦送给阿迪的那件蓝色衬衣，其实也是在寓意阿邦希望阿迪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生父和解，拿到可以拥有合法权利的“蓝卡片”。

另外还有一处细节，就是深夜突袭居民区的那场戏中，被查证件时，Money姐拿出的是一张蓝色的身份证，这表明他是可以合法享受一切权益的马来西亚公民，但他却蜗居在富都的这片非法外劳集中的区域。

这也在向我们透露，他在这个国家里，其实是和非法外劳有着差不多命运的人，都是受打压、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失声者。

· 阿邦在监狱里折纸飞机的隐喻阿邦在监狱里折了很多纸飞机，飞机寓意飞翔和自由。

他这辈子，都没有自由过。

不管是心灵或生理上的自由。

那一刻，折纸飞机是潜意识里的一个动作，他潜意识深处想自由。

· 阿邦死刑前笑容的隐喻在最后与弟弟对谈的那一幕，阿邦笑了。

是真的释怀，还是不想让阿迪难过？

他一生靠自己都没能挣得一个身份，唯一的身份，是阿迪的哥哥。

而仅是这唯一的身份，也要他拼尽全力才能守下来。

或许，笑是因为不需要再挣扎了，总算可以放弃活在这世上了。

吴慷仁曾说，阿邦不让阿迪知道事情残酷的真相，就是希望对方能够悔悟。

只有隐瞒，才能促使他去找生父，真正对自己的未来负起责任。

以下严重剧透讲述黑户青年在马拉的艰苦，无IC无人权，经常被警察查，周围躲避，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

聋哑人阿邦勤恳老实，但工作会被黑扣工资，夜晚会被突然查户要逃走而流浪街头，喜欢自己的缅甸女孩远走他乡，唯一帮自己申请IC的女社工被自己害死，经历完这些，在狱中那段无声嘶吼，对人生感到无比绝望，最后发出全局唯一的台词“我想死”。

剧情睇落唔够连贯，可能因为配音系马拉语关系，字幕翻译不甚精准（特别粤语部分，台词和字幕不一致），理解存在困难。

最大的戏剧转接，剧情逻辑唔够严谨。

关键的命案发生，人物动机上有点牵强，女社工同两兄弟都熟，帮阿迪搵到亲生父亲，可以办IC，但阿迪唔接受，继而赶人，然后升起歹意，意图强奸，反抗中失手，造成女社工脑部大出血（什么情况下被人一推就能大出血？

）。

更令人费解的是，阿邦得知，回现场处理，发现女社工仲有一丝气息，但正巧门外印度工友上门送咖喱粉，可能系怕报警？

因为伤人必须去警察局，担心害怕被查身份？

用手捂住女社工，不让其出声，大量失血叠加缺氧窒息而死。

假如阿迪唔系咁极端赶人方式，假如阿邦在印度工友来时开门，二人报医，女社工都唔会死，真系被一语中的，跟黑户扯上关系很危险。

今年以来，台湾电影屡屡爆出现象级新片。

《周处除三害》凭借精彩的剧情和洗脑的音乐火遍全网，《老狐狸》也为最近台湾电影的热度增添了一把火，两位男主演阮经天和刘冠廷的演技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第60届台北金马影展上，两人却都与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擦肩而过。

并不是他们的演技不够好，而是有一位男演员贡献出了更加精彩的表演。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部由演啥像啥，戏路宽广的新晋影帝吴慷仁的封神之作——富都青年(2023)导演:王礼霖编剧:王礼霖主演:吴慷仁/陈泽耀/林宣妤/邓金煌类型:剧情语言:马来语 / 汉语普通话 / 粤语 / 英语 / 闽南语 / 手语上映日期:2023-12-01(中国台湾)片长:115分钟又名:Abang Adik

贫穷且嘈杂的社区富都，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吉隆坡城市中心的双子塔，但是繁华离这里的人们太遥远了。

在这里曾经聚集着很多底层阶级的华人，但是随着上个世纪末经济迅速发展，马来西亚乘上了隔壁新加坡发展的浪潮，经济条件逐渐改善的华人搬离了这里，而渐渐地「富都」成了外籍劳工的聚集地。

同样大批没有身份的非法劳工也充斥于此，富都成了警察经常巡查，抓“黑户”的重灾区。

主人公哥哥阿邦（吴慷仁 饰）和弟弟阿迪（陈泽耀 饰）就生活在富都，两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却因为没有公民身份而要像那群外籍劳工一样，四处躲藏，苟且偷生。

他们办不了身份证，更办不了银行卡。

只能找给现金的地方工作，租房子、买东西都只能用现金，很不方便不说，还经常会被克扣。

哥哥阿邦人很本分，吃苦耐劳，在菜市场干苦力。

梦想就是攒够了钱，找个媳妇过安稳的日子。

阿邦之所以毫无怨言的辛苦生活，主要因为他还是个聋哑人，除了苦力，他好像也做不了别的。

但是弟弟阿迪不一样，身体健全的他不满足于现状，更不愿意去做苦力，他净干一些灰色产业，帮人办假证，傍富婆。

两人平凡却辛苦的生活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每天辛苦了一整天回家，躺在一张破破烂烂的床上，两个人也能相互治愈。

忽然有一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女社工佳恩是负责帮助当地留守儿童办理身份证的，而阿邦和阿迪也是她需要帮扶的对象。

原来阿邦和阿迪是孤儿院的孤儿，但是因为孤儿院失火，两人的出生证明都被烧毁了，所以身份证明成了难题。

佳恩去办事部门询问，负责人表示这两人的情况必须要找到亲生父母出面作证才可以。

佳恩表示阿迪的父亲还尚在，但是阿邦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所以很难找到，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工作人员说只能帮忙问一下。

原来阿邦和阿迪并不是亲兄弟，只是从小一起生活，成了“自己选择的家人”。

阿邦得知弟弟马上可以办好身份证，于是叫阿迪去拍新的证件照。

但是一群人突然找到阿迪，对着阿迪就是一顿毒打。

原来这群人是之前阿迪办假身份的客户，当时阿迪的上家为了私吞钱，自己报警把这群外籍劳工抓了起来。

放出来的劳工自然找到了阿迪来报仇。

幸亏阿邦及时赶到，情急之下将钱换给了那群外劳，这才将阿迪救下。

得知弟弟在从事不法勾当，阿邦和阿迪大吵了一架。

阿迪控诉着这个世界的不满，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过的如此辛苦。

但是阿邦只得劝弟弟，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办好身份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一天，弟弟阿迪还在气头上，社工佳恩再次登门劝说阿迪认亲办证。

阿迪始终不愿意面对曾经抛弃自己的爸爸，拒绝接受办证。

佳恩为了两人的身份四处奔走，眼看大功告成，却遭到了阿迪的拒绝，况且如果阿迪的身份办下来，阿邦的身份证很有可能也有机会搞定。

她继续劝说阿迪，说“你不要太自私，你办下来身份证对阿邦也有好处。

”阿迪一听到“自私”便勃然大怒，伸手上前打了佳恩，佳恩倒在了地上，血缓缓地从头上流出，一动不动。

阿迪并不想伤害佳恩，可是佳恩已死，慌乱地下楼，而哥哥阿邦这个时候回来了。

阿邦上楼看过尸体之后，两人便赶忙逃走了。

两人一路往边境逃，但是哥哥知道，没有身份的二人，到哪里都是绝境。

一日，阿迪还在酣睡，一睁眼，身旁的哥哥便消失不见了，他上街寻找，却看到电视中播报着哥哥杀死女社工的新闻，是哥哥为他挡下来了一切。

阿迪去监狱里看望哥哥，而阿邦却说着一些很绝情的话，诸如“我们本就不是一家人”，劝阿迪好好活下去。

阿迪想要挽留，但是阿邦摘下了助听器，说“永远不要来看我”，然后转身离开。

而弟弟阿迪也在四处奔走，试图为阿邦找辩护律师。

但是因为一个为了帮助兄弟俩办身份的公益社工惨遭杀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民愤，阿邦被判处了死刑，且不得上诉。

然而阿邦的决绝，除了是想将罪责包揽在自己身上，不愿牵扯弟弟之外，佳恩的生命是结束在阿邦的手里的。

那日阿邦上楼查看，碰巧遇到工友串门，而怀中的佳恩已有苏醒的迹象，为了不让工友发现弟弟的罪行，阿邦将佳恩活活捂死了。

在狱中，阿邦以绝食来忏悔自己的罪行。

而监狱为了让阿邦正常的吃饭，叫来了一位大师，为阿邦进行道德教育，内容无外乎是什么，生命可贵，珍惜生活一流的鸡汤。

然而就是这些漫不经心的鸡汤，刺中了阿邦内心最后的防线。

阿邦不会说话，而吴慷仁这段无声的手语表演却比一切的嘶吼更能直击人心。

“我为什么出生在这里，我没有家，甚至没有父母。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我很羡慕这一点......"阿邦的头微微低下，眼睛随着两个手指环视，在无声的世界里，阿邦是一直这样仰望着别人“正常的生活”的。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如此艰难，他也想拥有爱，被人关爱。

他自己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脸庞，随后握成两个拳头，再张开，因为他的生活没有爱。

这一刻，阿邦并不是在帮阿迪顶罪，而是为自己放行，他对这个残酷的世界没有一丝丝眷恋。

“我没有未来，我想死。

”在生命的最后，阿邦再次与阿迪相会一面，阿迪也终于活成了阿邦理想的那样，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阿邦的悲剧是整个马来西亚外籍劳工的缩影。

上个世纪末，亚洲经济腾飞，马来西亚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背靠新加坡，同时又疏于管控，成了大量外籍劳工的天堂。

但是就像影片中社工佳恩所说的那样，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廉价劳动力，高举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旗帜，假意地“欢迎”劳工的到来。

但是这群社会最底层的外籍劳工得不到任何政府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以最低廉的价格出买着自己的劳动力，从事的也基本上是Dirty，Dangerous and Difficult，即肮脏、危险与困难的3D职业。

就像片头所表现的那样，没有身份的外籍劳工，在面对政府的搜查下，被逼无奈跳楼，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沉重、闷闷的，甚至不会有人在意。

在首都的一隅，「富都」的掠影，是无数底层人挣扎着无声无息的生活。

*本文作者：浅浅

拿了台湾金马最佳男主的吴慷仁，那段无声控诉确实高，但我以为更高的是导演的视角。

看文明是在进步还是倒退，要看文明的进程里，人被赋予多少尊严和自由。

资本主义用金钱定义人的边界，提供探索旷野的自由，同时也异化人格，用消费主义制造景观，定义快乐。

社会有冗余生产，才有富贵闲人发明和创造。

而文明如活物，不断在赶路，过程中碾压到什么人，需要它们叫疼，社会才会开始纠错。

那些被碾压的群体，时常是失声的，没有发声途径的，不懂得如何使用喇叭的人。

替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就是创作者的责任。

文明建立在剥夺弱者的基础上的，正是文明，也让人不会对剥夺他人视若无睹。

我为王礼霖愿意把摄影机的视角对准外来人口寄生在国外生存状态而心有大敬，文艺创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将自己因为足够幸运，而得到的话语权，用来做事。

电影开头，寥寥数笔，就把外人劳工的困境精准表达：委托中介办理身份，被中介串通警察，双重剥削，绝望之下直接跳楼。

在务工市场被任意盘剥薪水，缺乏沟通申诉权利，有怒难言。

随意经过的警察会让他们瞬间触发逃跑机制，就像是开灯后四散逃窜的蟑螂，不见天日，在暗夜中行走，阿邦聋哑人的设置如同这群人的命运隐喻。

他们知道自己是非法的，政府引进外来务工群体，却不保障劳工的权利，系统性的剥削它们。

这部电影的视角是了不起的，但在叙事的底层价值上是失败的。

阿迪的角色在帮助东南亚难民取得身份时遭遇中介欺骗，导致他对一切帮助他的人都缺乏信任，在那位明显受过良好教育，忽略陪伴家人，把时间和精力都拿来帮助外来人口，帮助梳理他们的精神状态，帮他们申请ID，帮他们联系政府机构，帮受伤的他们找自己哥哥非法医治，帮他们找工作的佳恩，这样近乎圣母的角色，被阿邦和阿迪双双失手害死，这是电影在选择情节处理外来人口困境时的败笔。

佳恩的死亡反衬出外来人口的可鄙和可憎，导致前面近一半时长对劳工困境刻画功亏一篑。

阿邦在牢狱中眼含热泪对前来抚慰的僧侣哭诉自己的欲望，他要求社会和他人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他却不曾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他和弟弟以及周围劳工得到佳恩那么多的帮助，在看到佳恩躺在血泊中，第一时间不是报警救治，而是捂住她的嘴巴，我们当然可以把佳恩的死亡理解为失手，可是这种失手损害了这个人物的魅力，自己弟弟阿迪的性命和前途很重要，帮助他的人因为是外人，他们的性命是不值得一提，是可以丢弃的。

阿迪当然更不值得同情，无论后来的他展现多少悔悟，都难以弥补这个人物的可憎。

佳恩跟他说只要跟生父出行日本一趟，就能获得合法ID，就能改变自己和哥哥的命运。

可以理解他当下的抗拒，要他跟生了他又抛弃他的父亲低头共游，他厌恶到出现PTSD的症状是正常的。

可是用强奸的动作来驱逐佳恩，不小心撞到她的头导致她大出血昏厥，他第一时间又是逃跑而不是救助。

他们原本只是中庸的群体，他们不存在善恶，是被社会剥夺的存在。

导演却举起中庸的刀刺死最大的善，这中庸被迫成为最大的恶。

他口口声声想要报答哥哥，恨不得下辈子当哥哥去爱那个收养他给他爱的聋哑阿邦，那份爱也因他不能克制的恶，成了无法令人信服的大话。

他清楚他和阿邦的困境是因为那张合法ID，不能办理银行卡，不能有驾照，不能合法的工作，这样残酷的现实，在卧薪尝胆就能幸福的机会面前，他退缩了。

最后他走到那位卖汤面的秃头老头面前，用这点改变就要观众同情他，这样层层递进的可憎刻画，却想得到观众悲悯同情的情感，也是太艰难了。

就像是绑着一名科学家，用她的命换两个混混的人生，其中一个还没换回来，这样的情节塑造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造物造人时，说自己的作品不分善恶高低，每个人的尊严和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但观众还是对这样的置换，情感上无法接受。

一味叫好，不会变好。

要指正那些珍贵，要它们变成社会现象，推动变革才是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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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杀了人。

以绝食与梦魇表达忏悔。

观众看到了聋哑男子阿邦的梦中盗汗，看到他对社工临死前的补刀。

为什么她的死必须他来偿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救这个＂菩萨＂般的社工姑娘，而是为弟弟掩盖错误。

因为他一直生活在没有身份证被遣离的惊恐中，而瞬间反应，就是一个人长期状态的外化。

有一场戏，在市场外，他教弟弟削青菜根，正巧警察走过，他面容绷紧，弟弟故意伸个懒腰，发出小混混的咋咋呼呼的声音，虽是逗乐，但哥哥阿邦的紧张是明明白白的，毕竟警察半夜搜查身份证而常常睡中出逃的是他。

惊弓之鸟，低头哀鸣，终会闻弦声而堕落地。

因为二，爱弟弟。

他和弟弟阿迪都有亲情黑洞。

他的外表黑瘦，干活勤勉、踅伏小心，与人为善，包容到底，这些品性与他对亲情的患得患失、牢牢死抓（Money姐生日趴上抱着弟弟跳舞那场）是个人属性的一体二面。

所以，弟弟就是那个可以活得傲娇些的小孩：你快来替我切菜做饭，我被Money姐唠叨死了。

到面试点了，新衣服就会自动出现。

到饭点了，鸡蛋就会自动出现在盖着的碗里。

哥哥有喜欢的人了，买了一条丝巾想送，不如先给我围吧。

被人追打，明明哥哥拼死来护，转头就扔下一句：不要管我。

可以很天真地吃醋、很不耐烦地任性，让他学着切菜他会非常抗拒。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不妨碍他拿完女人的钱，对感叹＂还是会老＂的女人漂亮地说：不行就我来娶你好了。

理所应当地被照顾，享受现成，又自以为不失豪气，多少男人一辈子过着这种生活。

因为三，活得太累。

当然活得太累，不是大师激怒了他，也不是狱警感化了他。

他不是亲哥，当然不会管教，只有宠溺、付出。

他不明白，也可能明白，纵容是一把利刃，让他与弟弟的苦楚、孤独都成倍增长。

弟弟，长大吧。

巨大的折损面前，弟弟才有了痛彻心扉的改变。

这是纵容的结果。

一个决定去死的少年阿邦，你其实成年了很久，你以为自己还是护卫弟弟的少年。

其实，你早就不是孤儿，他也不是被父亲抛弃的小孩，不要活在相依为命的童年里。

然后才会真正感到周遭的暖：社工姑娘的好、Money姐眼角的泪。

非原生兄弟，沉稳哥哥+病娇弟弟，很好用的一个人物模板，但是弟弟犯了一个这种角色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病娇到不知道好歹，进而我认为导演对死去的女社工这么一个和两位挣扎在灰色地带的主角对比起来纯善的角色，表达的歉意过少几乎为零，这一点在狱警对着哥哥说出那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严重到了让我质疑片子道德取向的地步，女性观众们骂你们爱男也就无可厚非了。

片子兄弟情的主旨和对于贫困的社会思考在我这里是一直在打架的，尤其是兄弟的最终困境绝大部分仍然是他们只手造成的，这就让片子里那个“我们都是马来子民”的镜头显得有点混蛋了。

其实社会思考在哥哥演员那一段封神的表演之后，就在他一个角色身上表达完整了，兄弟情变成了角色的一个buff，前者甚至根本不必须通过兄弟线中的误杀情节体现，那么兄弟线在我这里就突然变得不需要存在了。

更何况，两兄弟究竟为什么沦落致如此境地，电影也根本没有交代清楚，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讲弃养问题。

倒是把哥哥的自毁倾向表达出来了，但就被哥哥放弃断食的行为打破了，而没有通过赴死等等行为把情绪继续顶上去，怎感觉有点白演了另外，我现在发现空镜头这个东西是真的害人，虽然是凑时长，但也是在告诉观众，情绪我起了头了，剩下的几分钟给你们自己酝酿，那你前面你给出的情绪得是对的呀，如果接下来的镜头是为了强调你给出的情绪，那观众如果还处于对这份情感有所顾虑和质疑的阶段那就完全失败了，接下来的半分钟只会变成对观众的折磨，如果你还是对角色牙疼表情的怼脸拍，那就别怪观众事后对着角色开骂了，参考《她》的部分短评

仙品公号【暗的光】，欢迎大家。

2024年末厦门的双栖艺术影展如约而至，算是给厦门的电影氛围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以下是映后对谈内容：Question：想从制片人的角度问一下，因为（《富都青年》）也是算是 2023 最重要的马来西亚影片之一，那么如何让慷仁进入剧组中？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

张炜珍（制片人）：就是说演员为什么会用的一个台湾的演员，然后到马来西亚去拍片？

跟大家介绍一下，也跟老师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跟导演在过去合作的案子，其实我们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中文的电影的市场极小，那么所以一个比较好去跟另外一个市场做连接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扩大那个合作的契机跟缘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最早我们开始做《分贝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跟张艾嘉——张姐合作，请她去演一个马来西亚的妈妈。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当然，因为当那个时候张姐就是完全让我们觉得说，哇专业的演员其实真的不分哪个地区都可以驾驭这个角色，那当然胆子就大了。

然后又拍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电影。

那其实所以后来到《富都青年》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不是第一次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是他呢？

这个其实有一个小故事的，就是说我们最早也是带这个案子去参加一个创投会，创投会就得做简报，简报就得放一个人物参考的形象，那个时候导演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慷仁，他的形象样子挺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哥哥阿邦，那我们就在我们的简报里面就放了一个形象参考。

不晓得大家知道一部电影叫《狂徒》吗？

《狂徒》的监制那个时候听了我们的这个案子之后，竟然比我们还早就立马打电话给慷仁，然后就说慷仁你知道吗，我刚听了一个案子，当时什么什么什么说完之后，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其实我们好紧张，因为反而是说我们吓到了，因为我们其实还没ready，因为创投会有时候就是一个概念，然后还很前面，但是其实很早的时候慷仁就知道这个故事。

反而是说他就想说有一天他突然间有空了，他就打电话联系上导演，他说导演，我可以跟你约一下吗？

那个时候导演超紧张的，就问我说我要去还是不要去？

要不要去，就是也挺忐忑的。

那当然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双方就是双向奔赴，就觉得就是他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缘分。

Question：吴慷仁为了这个片子也牺牲了蛮多，这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飞达马来西亚，然后瘦身、晒黑等等的一系列的故事。

张炜珍（制片人）：因为其实如果常常关注他演戏，他应该就是常常会把自己逼的各种挑战。

他来演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挑战的。

第一个我觉得是瘦，前面的瘦其实还好，但是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瘦，其实在故事里面那个监狱，最后大家看的应该是有时间差的，就是他原来就已经干干黑黑瘦瘦，那最后到要判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总拍摄天数就二十几天，我们最后只有三天的时间给他，他必须在三天里面瘦七公斤。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挑战的，因为前面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时间让他开始准备，就是拍摄到一半，三天时间，然后他要进到最后被判刑的时候三天瘦 7 公斤，他是怎么做的？

他其实在还没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已经开始。

就是他拍这档戏，他几乎不太吃东西的，他都不能吃，所以我们每次就是到了饭点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会看他就是走的远远的，然后我们都要很安静的吃，总不能一直在他面前吃东西。

到最后那三天的时候他是断食，而且是咖啡断食法。

那当然，其实我不晓得现场有没有朋友是有这种瘦身的经验的心情，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最后那个状态，之前他就跟我们说了，希望最后那几天他心情会很糟，他希望我们完全就是离开他，省得等一下，他给我们有一些不愉快，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那当然那三天的时候，他还是进入一个很极致的时候。

我某一天我也突然间说我也跟你拼了，那你能瘦我也能瘦，我就陪你，我就试着做这件事情。

结果各位我一天我就投降了，我就胃痛了，所以我后来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他真的在瘦的这个部分，他是黑咖啡断食三天瘦 7 公斤。

Question：我们知道王礼霖现在是导演，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蛮有经验也有很多作品的制片人和经纪人，那么是什么一个契机他要开始转型做导演？

张炜珍（制片人）：我觉得其实他想做导演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参加了一个创投会之后的隔天的早上，然后我们就两个坐着，他突然间问我一句话，他说我当导演好吗？

我是第一个知道他要当导演，因为我们合作很多年了，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说，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他当监制的时候，每一个案子的原创原型，每个案子的概念都是他的。

我们的案子其实不太是那个导演的，都是他脑袋里面蹦出一个想法，他说我想拍这个，以前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找的最合适的一个编剧什么之类，所以我知道他其实一直处在一个他有故事，他有他的一个主题的东西在。

我一直觉得他心里面要讲的那个东西，你不让他讲，他一个创作者你不让他表达那是很难的。

所以我那天就说，好，那你就拍，你就当导演。

所以我觉得我是最不意外他导演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个导演就是内心里面其实就有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命题，他强烈的想要表达。

Question：如何选择拍摄地方和场所？

如何和主题进行结合？

张炜珍（制片人）：关于这个场景，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最早就已经知道它是实景，真的有富都这个地方，它就在吉隆坡的一个市中心，就等于说可能在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或者北京里面就有一个地方住着很多社会低下层的人，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很明确。

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地方在选择，一个就是富都，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富都的那个反讽的那个讽刺的意味比较高。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看片名的时候，“富都”，你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富有的都市、富裕的都市，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才对，但其实它这个地方的名字以前叫做半山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半山巴就是蛮荒凉的，那后来不都是因为它这个地方的马来名字就叫做budu，然后它就是音译过来就是官方证明为富都。

那富都这个地方在吉隆坡是这样的，吉隆坡早期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华人从中国这边就是下南洋被带到那边去的时候，其实马来西亚的历史就是印度人割交。

那华人就去挖矿跟做生意，其实富都在早年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祖先都在那边生活，然后它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一个最繁华的地方，但是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整个城市不断的发展之后，那华人就已经迁移离开这个地方了。

所以它留下了很多华人的痕迹，不管是建筑、食物什么之类的，但是里面住着的已经慢慢的就变成说是很多的忆移工，然后还有很多外地没有身份证的人，那还有就是诸如此类很多很辛苦的人们，然后就开始住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它就像是一个一颗心脏，一颗很老的心脏，但是它就在这个很命脉的地方，在那个缓缓的跳动跟最后的那个残存。

我觉得富都给我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

Question：有两个小问题，我其实很想了解这个片子在当地的反馈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真实的人物原型？

张炜珍（制片人）：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上映了。

应该说超出我们想象的好，因为我们在不是那个农历过年的期间，我们已经做出了就是贺岁档的那个票房，应该是这样子说。

那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初我知道那个我们有一些政府的官员，马来西亚当地的，还有就是那些警察局长要去看片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在国外，我知道他们开始有这些场次，我小紧张了一下。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都给予这部片大量的肯定。

应该说其实如果你细看的话，我们并没有很强的想要批判或者控诉，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只是说那个制度就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让大家看到他们所面对的真实的他们的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也蛮讶异的，很多的不管是来自官方的，然后有关单位的政策法律的，还有就是警局的，他们来看片之后，他们都给予这部片高度的支持肯定，我们也得到了马来西亚的影视局的主席（的肯定），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继续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社会都是进步的。

我觉得人的心其实都是暖的，只是说很多时候是不是有人出来开始说为他们来做一些发声？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发声它未必能够立即的反映在这个制度上面，可以做怎样的一个调整，但是至少他们知道我们都有看到了。

这是回答第一道。

第二道，有非常多的真实人物在里面，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它是非常多人的真实的故事。

我先说慷仁老师非常的认真，慷仁老师还有我们的监制心洁他们对于这个人物的设立的那个过程是做的非常多，必须带他们去拜访很多人，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里面有一个三个小女孩就是差点要去跳楼的那件事情，是真人真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把他们放到电影里去。

Question：为什么两兄弟华人没有身份证？

张炜珍（制片人）：其实很好理解的。

在马来西亚来说，你只要不是合法的婚姻生出来的小孩，那孩子就没有身份。

我举例，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个移工来自很多的周边的国家，那很多移工，也许他们跟当地的人在合法婚姻以外生了的小孩，那只要没有去报户口，他其实就没有身份证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外劳跟外劳之间生下的小孩，其实也有可能没有身份证。

或者是你的父母当初在结婚的时候，只要没有去报户口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个身份，其实这个情况还蛮多的。

Question：我会觉得这是通过这么一个一直在帮助他们的女人，一个社工来去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这个改变，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就是会设置说是佳恩这样一个一直帮助他们的一个社工的一个死亡来去做一些改变。

一般是通过误杀另外一个坏人，而不是说一个好人。

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是这么设计的？

张炜珍（制片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上映之后，有蛮多人很愤怒，然后甚至我有一些朋友也会特别私信我说佳恩怎么可以死呢？

其实我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可能未必是你想听的，但是我必须很真诚的跟你说我们真实在创作上面的想法。

我想回问的是，好人就不会死吗？

我因为我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它不是蓄意的，它是一场的意外，如果你细看的话，它本意不是真的要对她做出什么，他是希望她离开。

因为他一直在跟她说“我找到你的爸爸了”那一段的，当然这个是暗藏那一个爸爸是他不想认的，所以其实前面有铺了几次，他挺抗拒用这个方式跟他爸爸相认去得到那个身份的。

所以其实他是想要叫她离开，你要是再不离开的话，你要小心。

所以后来的时候才会有这场意外。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好人会不会发生意外。

有时候其实你的本意是好的，你反而遭到不测，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当然我们在做这部片的时候，我们就让这场意外发生。

这个没有谁真的很希望她这样，但是现实的世界中它就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的回答，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

很抱歉，但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想传达的某一个议题。

那我再补充，你可以真的都不用原谅，就是这个弟弟，因为我相信他也不会原谅他自己，所以他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他这一生可能都需要背负这个东西，然后带着“哥哥希望他活下去”这样去活着。

但是他的活着其实应该不会是很坦然的那种方式，你可以不要原谅他。

Question：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它首先是一个马来西亚跟台湾地区合作的一个片子，然后又涉及到一些移工的问题，所以我还挺好奇：您觉得在就是在制作这边电影过程中让您觉得比较大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张炜珍（制片人）：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好像不是发生在演员的这个部分，因为你里面看到的就是片里面有大量的很多的外籍的移工，他们真的是外劳，但是他们合法。

我要说我没有去找非法或者滞留的外劳。

因为他们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找他们来拍这个片的时候，我们还要跟他们协调他们的工作，然后就看到他们真的挺累的，他们可能工厂刚下班，然后又得来配合我们拍摄。

其实他们不用太大的调整，因为他们就是素人演员，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演员部分）没有太大的难题。

你看到前面赏巴掌的那个坏人的那个大哥，那个他是马来西亚的马来影帝，他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然后那个煮咖喱的那一个有对白的，他也是一个演员。

除了这几个演员，其他都是素人，我们的难度应该是要去协调他们的工作。

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的令我们敬佩，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

我这个案子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这个部分，而是一开始我们打算拍这样的一部电影的时候，在筹资的上面跟其实是很辛苦的，应该是那个部分。

Question：我想问的就是弟弟在那个逃亡的时候跟哥哥说我很怕这件事情。

他后面有知道，其实哥哥不是为他去负罪这件事情吗？

张炜珍（制片人）：我先讲他很怕的这一个点，他是真怕。

因为我就像回到前面，他那个时候不是蓄意的，这是一场意外，他做错的事情，但是他本意不是要真的要去伤害她，只是他非常的希望她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像弟弟这样的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这个成长，他所经历的事情导致他可能在当下的时候他是这个反应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是真怕。

后来的时候，当然其实到了律师所的时候他有去谈，那就已经有告诉他那个证据，其实就知道哥哥真的就是有做那件事情。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应该前面有好几个小事件，我们都看到他很抗拒，尤其是他听到找到他的爸爸的时候，他很抗拒。

他当然办身份证这件事情只要他的爸爸出来，因为他爸爸如果是有马来西亚的国籍，他是马来西亚的公民，他出来说这个孩子是我的，那可能他就有机会拿到（身份证）了。

但是因为他的背景是一个被弃养的小孩，当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没有认他，所以他没有原谅这件事情，所以当然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有他自己以为更好的方式可以取得身份证的，所以他会去做很多的坏事，他尝试要找赚钱，他尝试要去买假身份，他有这样的一个企图，所以应该是说他觉得他有其他的方式的话，那他就不会想要见到当年弃养他的这个父亲。

Question：他们（阿邦和阿迪）是否有一种跨越亲情的那种情感？

张炜珍（制片人）：其实导演本身一直想拍的东西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情感，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有可能就是真的会为对方牺牲，或者跟对方的相依为命吗？

我觉得导演在很多场的时候，他一直在提的就是人最纯粹的这种爱，尤其在疫情的这段时间，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支撑我们可以去面对人生很多的苦难，其实很多时候导演会希望大家心里面有个爱，不管那个人是不是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子，但这是一种扶持。

那我回答第二题就是说他们之间有那种情愫吗？

我们在剧本出来的时候曾经也跟导演讨论过这题，包括我们的监制问过导演，你有要跨过那条线吗？

那我可以跟大家透露，我们没有要跨过那条线，导演的选择是没有的。

但是当然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人跟我们说，真实男生兄弟怎么可能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电影就是导演本身（透过）他的眼睛，他看的这个世界，他看的人。

那我只能说这个是他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兄弟，这个是他的解读，他觉得会有这么温柔的兄弟，可能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太温柔了，我们受不了。

但是这个就是导演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本质上面我们并没有要去做一些跨性别还是说有一些其他情愫的电影，我们没有。

不少镜头很美，但也同样形成了故事的空洞，意外的设计实在太突兀且意味不明，演技不过就是选择的题材特殊形成的，我觉得即使这部片让吴慷仁拿了奖，也不是他演技最佳的体现，导演没有任何输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6分很合适，很中肯不知道说演技的时候总要把情绪的崩溃，流泪放到最佳，同样是无血缘的爱，小偷家族里监狱安藤樱的表现更有力！

同样，在结尾的时候打鸡蛋的两人更有意义，但也反衬的那段对大师的戏份和台词都刻意尴尬到极点，怎么突然就没了爱，怎么突然就没了善念，确实整个电影都是拧巴啊！

报警被发现，和杀人后偿命被发现能一样嘛！

从护工刻意的坚持，到意外发生，都不去确认是否人死透了，就很架空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