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好运

电影不错，应该推荐给马猫猫这个搞“美国新闻自由”的专家——或许她已经看过了——还应该推荐给对美国的自由心存盲目艳羡的人士。

那是麦卡锡主义当道之日，两大阵营对垒分明，意识形态不容马虎的时代。

HC因为字幕太快有些提不起精神，恍惚中冲了一个盹醒过来，嘟哝一句“这个节目不就是焦点访谈吗”。

他还真抓住了精髓，那个person to person节目就是在力图把贪图安逸舒适的电视观众从庸俗的节目中拯救出来，赋以社会良知、道义、责任。

这是截然不同的目标诉求。

不知道王志的“面对面”节目是不是受这个启发？

这种反应过激的对垒状况对今天的美国也一样有隐喻作用，911之后中东人的境遇很有些五十年代共产分子的“颠覆与危险”，而且主观认定、偏见、无审判，最危险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

蛊惑和煽动性非一般民众所能分辨，其中，电视的传媒作用不容忽视。

喜欢电影的黑白片“调调”，历史感——虽然有点娇柔；还喜欢中间不时穿插的黑人女歌手的醇厚性感嗓音，那爵士乐带着无比的复杂、深丝绒一样的质感，大都市的颓靡、夜的活力、罪与美、灵魂的焦灼还有感官的娱乐……那同样也是电视可能带给你的不同特质与感受。

爱德华·莫罗大学毕业后，被CBS派往欧洲任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化记者。

敏锐的他感觉到一场遍及全球的战争即将爆发，便把他仅有的五名助手派往世界各地，追踪墨索里尼，张伯伦等人，随时发回伦敦，由他组织成一档广播节目：新闻联播。

二战爆发后，爱德华深入到战场的第一线，创办节目“现在请听”，“在潜艇上现场向您报道”，开创了新闻直播的先河。

二战结束后，爱德华·莫罗从英国返美，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对爱德华说，如果现在你竞选总统，你会得到比我多得多的选票。

麦卡锡时代，爱德华创办“现在请听”（熄灯了，待续）

　　一、猜疑的年代　　18世纪末的一天，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端坐着一众神父和红衣主教，他们传看着戈雅的画作。

泛黄画纸上是一番狰狞的世界：狞笑的魔鬼，憔悴干枯的女人，因痛苦而痉挛的男人，笼罩着仇恨与无知的薄雾，粗糙土地上苟延残喘的生命。

虽然早在15世纪，宗教法庭就开始把异教徒推上火刑架，但是所谓的圣战对于残忍的教廷从来都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的势力需要更多献血的祭奠。

于是，洛伦佐神父站出来，带领神父们以上帝的名义记录人们的窃窃私语，观察人们的举止，让每个“异教徒”都无所遁形。

　　这是“戈雅之灵”在开场展示给人们的世界，充满猜疑、质询、信仰规范。

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曾这样评价音乐对宗教的影响，“音乐仅次于对上帝的爱，理应被颂扬为人类情感的主人和统治者……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音乐能和《圣经》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戈雅也用他的画笔记录着他眼中的宗教，巫魔们的夜会，传达着他的疑问与恐惧。

　　1957年5月2日，美国曾经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因为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气绝身亡，那场闹哄哄的 “麦卡锡事件”的影响余波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

之后，对此事件的反思一直持续到今日。

2001年有金•凯瑞主演的“忘了我是谁”，2005年则有乔治•克鲁尼执导的“晚安，好运”。

两部电影正好是从电影和电视两个相似却又不同的行业视角，讲述了身处“麦卡锡事件”中的人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调查，众口一词的指控。

他们有些人逃离家园，随波逐流，有些人则坚守岗位，愤然抗争。

　　实际上，仅凭麦卡锡的一己之力，肯定不会将二战过后没多久的美国搅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

二战后的美国，面对强大的苏联和日渐崛起的中国，开始变得焦虑重重。

其实，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中的人们对共产主义者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干脆就把“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对于那些保守主义者来说，任何给美国带来改变的人都“形迹可疑”。

在“麦卡锡事件”的前后几年间，联邦调查局辞去了378个人的职务，传讯了 2961人，初步控告了9097个人，全面调查了1万人的家世行踪，在300多万的美国民众中甄别权衡。

　　当戴维•利连撒尔被指责为曾包庇过共产党时，他掷地有声的回应这些捕风捉影的指控，“这些人不管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竟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

”共和党忙着搞他们政治上的迫害，以民主的名义剥夺人们的人权。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到处搜集任何可疑的资料，证据不够就伪造证据，不给当事人辩白的机会就匆匆塞给他们一份认罪书，让他们签名了事。

　　这种行为与几百年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倒是惊人的相似。

宗教裁判所并不直接执行或判决“异教徒”的死刑，而是把可疑的人关起来，折磨他们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交给世俗法庭，并建议对他们处以火刑。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生活。

政治的问题可以交给学者们去研究，我更关注的是处在政治事件中人们的不同应对方式。

[戈雅之灵]　　二、 忘了我是谁　　“事实是，我从不是一个有伟大信念的人，一点都没有。

坦白说，我认为我缺乏勇气。

我不像路克• 川普，他让市集上的人群也关心那些事情。

我从没见过他，但我觉得我想认识他。

因为，我不得不对他说的感到诧异，我想他可能会告诉各位，这房间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并不是他誓死捍卫的美国！

”——彼德•阿普顿　　上世纪50年代，电影业受到了电视发展的巨大冲击。

人们对电影的狂热逐渐消退，他们更喜欢穿着睡衣，抱着甜品筒倒在沙发上，面对一个14英寸的荧幕无所事事，也不愿意盛装打扮，举家出行，排很长的队到影院里去看一场电影。

电影人得想尽办法把观众拉回影院。

　　“忘了我是谁”就开始于一个剧本讨论会，形形色色的人对着彼德•阿普顿的剧本指手画脚，把故事修改的面目全非。

他虽然非常不满，却也只能强颜欢笑。

他毕竟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流剧作家，只能写些B级片的剧本，没有能力维护什么。

　　年轻时的一次社团经历让彼德卷入了不久之后的“麦卡锡事件”，非美调查委员会编制着关于他的一些谎言，并要求他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

失意的彼德喝醉了酒，开车冲下了桥，并因此失去了记忆，顺水漂到了加州劳森镇的海滩上。

因为长相酷似哈里•川普在二战中丧生的儿子路克•川普，他被爱子心切的哈里当成了生还的路克来疼爱。

　　彼德的出现让死气沉沉的劳森镇又焕发了生机，人们开始从二战的噩梦中苏醒过来。

彼德不断融入了路克的生活，并拥有了路克的朋友、老师、恋人和家人，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和路克之间的不同。

　　彼德•阿普顿不是什么伟人，不是英勇赴死的斗士，他只是个普通人，一心只想有自己人生的普通人。

他从善如流，只求安静的活着。

当路克迫不及待去拯救世界，彼德却乐得不用冒险。

他宁愿卑微的活着，也不愿意伟大的死去，成为机枪扫射下的亡魂。

他只想躲在电影的幻想世界中，一偿他的英雄梦，让故事中的男主角冲锋陷阵、英雄救美去吧，他只要默默在一旁欣赏就好。

　　我想，这不仅是彼德，也是大多数人面对事情的态度。

人们颂扬英雄，却鲜少有人愿意成为英雄，因为英雄就意味着牺牲。

没人愿意做领头羊，开辟道路，为全人类的理想和未来奋斗。

为自己的理想还忙不过来，又有人愿意为别人的理想奋斗呢？

　　路克•川普在奔赴战场之前，就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回来。

他深信，总要有人站出来守护家园，总要有人为了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梦想挺身而出。

平时人们把崇高的理想挂在嘴边，可知道很多人用生命和鲜血来实现这些信仰。

　　可毕竟英雄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碌碌无为。

我们这些平凡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在听证会上，主席显然并不想听彼德的辩解，只想听他念那份早就拟好的声明，敲敲他的小木槌就宣告结束，阿普顿就能滚出他的视野了。

可是彼德并未像以往那样妥协，他选择站出来慷慨陈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

　　路克•川普在信中写过，“当恶霸强权兴起时，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去打倒它。

这是个单纯的想法，但是已比任何事情都有价值。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英雄。

　　彼德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哪怕他的作为无法改变整个事态的发展，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

每个像他一样平凡的人都有可能变得勇敢，站出来说出自己心中的话。

就像最后，彼德对着胡乱篡改他剧本的顶头上司终于可以释怀而潇洒的说出，“这真是我听过最愚蠢的想法。

”　　其实，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只是他们都无法迈出第一步。

就像加州劳森镇的人，他们都知道彼德并不是路克•川普，但他们宁愿相信他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希望，一个幸福的启示。

他们缺乏的只是一点勇气。

[彼德•阿普顿身上反映了平凡人的恐惧]　　三、 晚安，好运　　“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

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与阿普顿不同，爱德华•罗斯科•默罗恰恰是在高射炮弹的轰鸣中屹立不倒的那个人。

没有电视的时候，他就用广播在现场播报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灾情报道出去，没人见到他因为在身边爆炸的几颗炸弹而动摇。

　　在影片的最后，虽然默罗的努力迎来了胜利——麦卡锡的垮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佩利先生却因为他带来的麻烦和政客施加的压力，准备削减他的节目。

他无奈且又愤慨的对固执己见的默罗说，“你该去教新闻学！

”　　事实上，默罗一直遵守并追求着他心中的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准确、客观、及时、简明扼要。

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当不了总经理，做不了资本家，因为他不懂经营管理预算那套理论，更不忍心解雇员工压缩成本。

他是新闻界的艺术家，精确的遵循着历史，坚持着“事实胜于雄辩”。

电视媒体在默罗的经营中不再是娱乐大众的玩具，也不再是逃避现实、隔离于社会之外的世界。

他兢兢业业，用真实的播报重现历史。

你不会看到他挖什么明星的八卦，谈论当下的时尚流行，说些不切实际但是无伤大雅的笑话。

他会去访问赫鲁晓夫、麦克阿瑟、安妮•李•莫斯等等。

当记者们都指望着捕捉到艾森豪威尔幕后操纵之类的新闻时，只有默罗提议报道米洛•瑞杜维奇被空军扫地出门的事情，大多数人只觉得他是个倒霉的人，看看便过去了。

默罗与其他人看一样的报纸，却能发现更多有待挖掘的真相，那些与西方文明价值标准相违背的事件。

很多时候，真相不是被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只是被我们习惯性的忽略掉了。

　　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曾写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像个传道士那样讲话。

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

”他并非像很多人想象中的满怀信仰，信守规条。

他虽然是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他所做的正确事业，相信他所见到的真实。

　　当人们在疑云重重中度日，安慰自己说麦卡锡会倒台，等着他自己玩得过火的时候参议院去对他进行调查，只有默罗坚持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说话，认为儿子不应为父亲背负偏见。

很多事情不该归咎于盟友、敌人，往往追根究底正是我们自己做错了，这是比被敌人击倒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环境的突变，大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的适应现况，甚至由此“大出风头”，沃尔特•迪斯尼和伊利亚•卡赞便是饱受非议的两位名人，他们揭露了上百个圈内的好友或者相识的人，为了自保或者出于狭隘的嫉妒，这都不得而知。

当记者们因为“身世不干净”而退出节目制作组时，默罗却带着他常有的语气，半认真半调侃地说：“如果我们都没看过所谓的‘危险’书籍，结交持“异见”的朋友，或者从不参加任何提倡‘革新’的组织，那我们就成了麦卡锡所期望的那类人了。

”　　当人们嗅到恐怖气息的第一反应都是逃避时，只有默罗这样的人选择站起来，因为这恐怖的气氛已经来到身边了，不能再任由他嚣张，否则人们将就此失去自我，成为了被人摆弄的布偶。

　　“晚安，好运”这个名字出自他做节目的习惯结束用语，“晚安——祝你好运”，像一个朋友临别前谨慎、真诚的祝愿。

只可惜人们还是喜欢拿他手中犹如明星一般从未间断的香烟做文章，哪怕是播放他去世消息的时候，还不忘紧接着追加一条香烟的广告。

不过，正如埋在地下的电缆一样，默罗的精神顽强而影响深远，真相总有一天通过这条电缆传到每家每户的电视中。

[你该去教新闻学！

]　　四、 光荣与梦想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945）　　以上援引自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碑文。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492年开始屠杀犹太人，当年西班牙国内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说话。

十年之后的1502年，宗教裁判所的屠刀又伸向了穆斯林，他们起义反抗，却孤立无援，只得被暴力镇压。

从此西班牙成为了基督教在欧洲抵抗伊斯兰教扩张的桥头堡。

历史在无形中，不断地重复，一次又一次成为了这句碑文的注解。

　　总有一些电影或者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

也许，我们注定不是那闪耀的百万分之一，无法像默罗一样冷静沉稳，成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丰碑式人物，但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让自己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倾听那些孩子的呼喊。

　　平时，我们都是像彼德•阿普顿一样安分守己，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但总有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抉择会让今后想起来都感到骄傲。

谁都会犯错，但是一定要活得真实。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648743/

在彩色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黑白电影出现往往能成为一个异数。

我常常会想早期电影或者黑白电影，甚至默片为什么拥有比现在的电影更高的艺术水准。

作为我而言，黑白电影意味着一种深沉雅致的格调。

它们的爆发点往往是超乎视觉冲击的，有一种凌驾与感官之上的情绪弥漫在黑白电影的氛围之中。

大部分黑白电影都被赋予了旧时代特有的人文思考。

他们少于浮躁多于冷静，他们长于探索远于媚俗。

这可能就是《Good Night,and Good Luck》能成为一匹英俊黑马的原因。

它的整体看上去严谨流畅，带有绅士风度而不失激情。

黑白基调的氛围和50年代真正的记录影象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男主角的每段台词交杂着睿智和激情。

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对话则体现了真正的机智和优雅。

用于衔接的音乐也选择了符合时代的爵士乐，或是低沉或是畅快的女伶之声。

当然经典并非等于完美。

它本身的缺点在我看来不外乎矛盾爆发冲击力不够，初衷原本是记录片，但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缺乏多角度，突出了正面人物的某些方面。

这是一次彬彬有礼的电影冒险，一切都显得太过彬彬有礼。

对于非英语国家，非美国人民而言，本片的语速过快，不过也许这就是咄咄逼人的美式演讲。

由于我推崇如此的电影风格，所以这些缺点也许只能算是特点。

我们看过太多精彩的特技太多刺激神经的画面，在面对优雅的时候往往容易迷失在这样的氛围。

什么是真正的优雅深沉。

它犹如长河般缓缓流淌，犹如深夜般沉着。

我为这部电影设定了三种色调。

其实，这是它本身的光与影。

黑————思想的杀戮很多电影往往会表达人们能够面对的危险，有些来自外太空，有些来自鬼怪神灵。

这些都脱胎于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人们所要直面的危险来自人们本身。

来自人性的堕落和动摇。

正如片中这群人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深深的恐惧所包围。

男主人公所提及，恐惧，就在这间屋子里。

这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现象，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来源于生活的恐惧感。

它是实在存在的，它甚至是无孔不入的。

这也是男主人公选择战斗的原因，他不愿意被这种人性的动摇所打倒，他不愿意屈从错误的思想，他更不可能不去保护美国原本自由正直的人们。

欣赏这部电影的人需要做一些功课。

首先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它处于美国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时代。

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见的人。

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而主人公则是非常著名的美国电视界传奇人物爱德华R•莫罗。

1953年，那时他正在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纪录片节目“现在请看”，此外，莫罗还兼任脱口秀节目“人与人之间”和“电视面孔”的主持人。

他和制片人弗雷德•弗里恩德利，他的团队（多恩•休伊特、乔•沃什巴、帕默•威廉姆斯、耶西•祖斯默、约翰•亚伦、查理•马克和埃迪•斯科特等7名记者）一起，从海军飞行员麦洛的事件开始，坚持不懈地和当时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做斗争。

这些新闻人，电视人不顾重重阻挠为一个又一个的无辜受害者申冤，一次又一次对“麦卡锡主义”进行抨击。

白————人性在时代中的闪耀在黑暗下，发现人性的闪光点。

电影，永远是在研究人，研究人性。

人文的电影致力于挖掘人性。

严肃的电影致力于真实人性。

在这个两者之间游走的电影却更多依赖观众的审美。

苏格拉底曾说，认识你自己。

并不是去探索茫茫的宇宙，而是去探索你自己。

我在夸奖这部电影对于政治的公正和真实之前，更多的想夸奖它对于人性某个方面的捕捉。

这是一种非常明朗的令人愉悦的叙说。

导演可以说不仅在还原过去还是在还原真实。

莫罗之所以奋斗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人或者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立场，他首先是一个忠诚理智的美国人；其次，他是一个拥有清晰头脑和敏锐洞察力的人；最后，让他发挥作用的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对真相的孜孜以求。

真相，这就是恐怖时代的人们所需要的勇气。

抵抗迫害，保护家人，尊重信仰，获得自由，这些都是因为有人在不停地追求真相，公开真相，捍卫真相。

洗刷被侮辱的，拯救被损害的，让仅有的声音不要因为恐惧而颤抖。

莫罗和他的队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唤醒人们睁开自己的双眼。

正视恐惧时代的畸形和不公正，正视入侵身边的丑恶和危险。

灰————胜利后面的路并非平坦主人公莫罗用自己的形式战胜了麦卡锡主义，但他没有能战胜广大观众多变的审美触觉和趋于娱乐化的口味。

他的节目被换下，被缩减。

他的同事们有些被裁员，有些不知何处。

结尾的时候呼应开头。

经历过这一切的勇士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欢笑和回忆，他们没有被忧伤所包围。

能让他们皱起眉头的不是他们的心，而是他们的良心，他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以后的时代的责任。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战斗都将会任重而道远。

他们需要诊治的不是人们的肉体而是人们的心灵，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的心灵不会腐烂和动摇。

有些人退缩了，有些人牺牲了，更多的人则留了下来，隐忍在恐怖时代的终结。

虽然恐怖过去，但是浮躁和喧嚣却纷涌而至。

媒体将会是大众的标志般的良心。

而这颗良心在电影的最后依然强烈地跳动，无论它是否离开了历史的舞台。

这就是生活所能赋予战斗者的结局。

永远不可能太坏，但也不可能太好。

真正的斗士是可以直面自己人生的惨淡。

他们在逆境中能够首先思考的依然整个人类的人性而不是自己的生存意义。

回忆式结构的电影用来贯穿整部电影的唯一的思想价值，从开头到结尾，主人公的思想没有改变，他改变自己战斗的对象，但他不改变自己战斗的理念。

这样的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是一种启迪。

在这个时代，思想的禁锢依然存在，人性依然在面对着种种考验，放大这一切的电影电视广播娱乐界依然充斥着低俗和愚昧。

然而电视的作用依然是指导人们。

更多的人相信电视语言，更多的人需要被指正，更多人能够被唤醒。

我们确实需要怀揣超越于世俗的理想，信念，热情；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奋勇向前。

刚刚开始看〔晚安，好运〕的时候，对片子知之甚少，多少怀有一种对商业片的期待，毕竟是大帅哥导的片子嘛，结果突然发现是部黑白片，顿时失了兴致。

过了些日子，养了些精神，这才再翻出来看。

然后又让我发现了一部令人惊喜的严肃影片。

影片采用黑白色调，并非是SIN CITY那样的增强视觉冲击的后现代手法，相对于全片节制的表达和故意散漫的节奏而言，更多的是为了和商业片划清界限。

对于G克鲁尼冲击奥斯卡的野心，我想更多的，是我产生对这样一个貌似花瓶的男明星的敬意。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生存压力。

人的异化总是发生在生存压力扭曲了人性与良知的时候；文明的进步，也正是努力将生存逻辑与伦理逻辑纳入一个相对统一的范畴之中，让人们在追求公正与真理的同时，不至于面临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尴尬和残酷。

影片通过回顾爱德华 R 默罗与麦卡锡对抗的这一历史片断，彰显了美国民主传统的坚实力量和人性理智与勇气的光辉，也让我们看到，在面对强权与高压的时候，对抗与坚守所需要的巨大勇气――常常就是爱德华 R 默罗那支未燃完的香烟，静夜里敲击连响的键盘，还有那一声GOOD NIGHT,AND GOOD LUCK问候背后数秒的静默。

作为美国新闻史上的大人物，爱德华R默罗，我同样是知之甚少的，倒是对鼎鼎大名的麦卡锡主义心存犹疑，一个近百年民主传统的国家，竟也有迈“文革”步子的时候？

然而事实上，即便存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也发现这个有着百余年民主传统的国家通过一群勇敢的媒体精英以及许多怀着良知与之反抗的人们，――现在人们称他们为英雄――以各自的方式，顶住多方的压力，捍卫了历史的尊严。

有人说这部片子联系着美国出兵伊拉克后的政治现实，有人说这部片子让人想起国内周刊换血事件。

这不能不让远隔重洋的我们心怀激越。

追思一些往事，的确可以让我们发现现实的荒诞，但面对荒诞的无力感才真正让人觉得害怕，赞美英雄、呼唤英雄并不等于要践行为杀身成仁的英雄，这才是本土的哲学。

所以国内有众多的记者，却难有无冕之王。

也正因如此，片中的台词才显得格外醒目――We are proud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nation man can walk upright.No matter who he is or who she is. He can walk upright and meet his friend or his enemy.And he does not fear that because that enemy may be in a position of great power that he can be suddenly thrown in jail to rot there without charges and with no recourse to justice.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该片在美国获奖并不代表中国人就能接受，因为该片表述的故事我们中多数人并不熟悉。

我看过《光荣与梦想》里面有关麦卡锡主义的章节，对陆军部律师对决麦卡锡本人一段印象非常深刻，（恰好本片中有一小段记录片就是），对CBS的故事就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当然看完片子，我马上又把书翻出来看。

在这个历史的大环境下，我们就理解乔治克鲁尼要表达的东西了：在危难时刻的人的正义感和良知。

George Clooney的绝对野心之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拿奖。

本届奥斯卡李安《断背上》最强劲的对手非本片莫属。

黑白片，给人以历史真实感，并令观众专注于人物对白，乔治·克鲁尼表现出的老练，稳重的导演功底让人惊讶诧异（他啥时修炼的这等功夫），作为演员，我倒觉得他很一般，看来他更合适做导演。

电影的娱乐性是相当低的，基本是在陈述记录一段历史，做节目，后续反映，回击，再做节目，就这样循环着，很多部分是引自录像资料，加强了真实性，减弱了导演的表现力。

David Strathairn在有限的条件下把Murrow演的不错，韵味有了，观众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追求新闻公正自由的信念，这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很可能会是他。

终于放假了，假期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早前讲过的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没有想到，这部片子只有一个半小时。

这部片子低调而老派。

波澜不惊的情节，严肃拘谨的人物，黑白的镜头，简洁的剪接，都与现今的娱乐潮流格格不入。

也许近来怀旧了，喜欢这样朴实风格，老派却不老土的电影。

电影由George Clooney执导，以50年代，Edward R. Murrow为首的CBS新闻团队对抗麦卡锡主义的历史展开。

对我来说，吸引的不是George Clooney，而是Edward Murrow，虽然受某些因素影响，我一直都更喜欢ABC，但Edward Murrow，Fred Friendly，还有他们那代新闻人的信念，理想，勇气，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传奇。

理想、现实、新闻、政治、媒体、政府……似乎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存在着争斗与矛盾。

不知现今的美国新闻界以及社会重新审视这部片中的历史，反视自身的时候会有何种感受。

但不管怎样，当年的Murrow和CBS，运用了新闻的社会影响力，捍卫了新闻的荣誉，开创了时代。

原本以为，讲述这样一个“新闻人挑战参议员”的故事，会充满激动人心的对抗，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情节，出乎意料的是，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只是一个倒叙的结构，从1958年的一个旨在表彰Murrow的餐会开始，以Murrow本人的致辞为楔子，领观众回到 1953年CBS的新闻编辑室， 让他们注目于那条新闻：一名空军上尉因不愿意抨击有共产嫌疑的父亲与姐姐，而被开除军籍。

接着就是那四段围绕麦卡锡而展开的See it Now专题的串连，最后回到餐会现场，让Murrow的致辞继续，并以那句招牌的结束语“Good night ，and Good luck”结束。

整个叙事非常平淡，就像一部新闻纪录片，即使是讲到那位记者Don Hollenbeck的自杀，也同样是以一种Matter of fact的手法去表现。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电影缺乏戏剧张力，相反地，那种无形的压力，紧张的氛围，通过种种细节，不知不觉地带给了观众。

像做完麦卡锡专题之后，编辑部的成员为《纽约时报》的褒扬而雀跃，但总是紧张兮兮的Hollenbeck却因为另一份报纸对他大肆批评而备感不安（似乎他非常看重这份报纸的评论，具体原因我没有弄明白），之后他的自杀，看似突然，却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四次的See it Now节目连接的方式非常简单——播出前的编辑与制作，播出，播出后的反应，下一次节目主题的准备。

而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摄影棚里，其实只有一个中心人物，就是Edward·R.·Murrow。

麦卡锡的片断全部用的是历史录影，于是Murrow与麦卡锡的交锋，便是隔着电视屏幕的，一个在直播台前，一个在新闻片中。

几段主要的戏码，其实都是Murrow的独角戏，面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这样表演是非常欺演员的，尤其是在电影中。

但David Strathairn演来却非常从容，他所演绎的Murrow，在直播镜头前是如此的睿智淡定，锋芒毕露，而镜头下的一些细小动作与表情，又隐隐透露出紧张与不安，甚至疲惫无奈，既是时势使然，也是人之常情。

使得这个角色更加令人信服。

George Clooney 演的制片人 Fred Friendly 并不十分吃重，片中的其他配角，虽然戏少，但没几个不好的。

我喜欢Robert Downey Jr.和Patrcia Clarkson演的那对秘密夫妻——Joe Wershba和Shirley Wershba（当时的CBS不准许办公室恋情，两人只好做地下夫妻）。

后来查了资料，发现这些配角们，几乎都是CBS乃至美国电视新闻史上非常优秀的成员，谁会知道，片子里那些当时并不起眼的记者与制片，后来会成为新闻界的传奇呢？

顺便说一下，电影中穿插了Dianne Reeves 扮演的爵士歌手的演唱，作为情绪的烘托与渲染，也许是因为50年代是个爵士乐的时代，点缀时代氛围的同时，也减轻那种无处不在的潜藏紧张。

不过我对爵士乐并没有太大兴趣，对当时的娱乐口味也没有太大的认知，这种点到即至的演唱对我是无可无不可的。

这部电影获得四项金球奖提名，包括戏剧类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

但一项都没有拿到，除了男主角输给了 Capote的Philip Seymour Hoffman之外，其他全部败给了《断臂山》，不能不说有点可惜了。

《断臂山》到底有多好呢？

但是我现在似乎还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看。

其实最开始看到是克鲁尼导的电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看，以为不会很好，结果却被电影里那种冷感摄影，那种golden jazz 的氛围，那完美复古的一切细节装饰，那铿锵的台词所感染到。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很用心的片子，不浮躁，也够深沉。

我也很感谢克鲁尼用David Strathairn做男猪脚而不是他自己，因为克鲁尼的演技做不到那样老练成熟和沉稳，也表现不出真人Murrow的那种具有信念，理想，勇气，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传奇的气质（当然长相他也不太像Murrow本人）也很感激克鲁尼很有眼光的选中了Patricia Clarkson作为大配的配角夫人，她是一个可以完全演绎出50年代那种vintage女士那种气质优雅的演员。

先来说影片的台词，大段的台词，却不显允长乏味，听闻之后还会有一种赞同感在其中。

电影开始，Murrow的第一场演讲中的一段“...I alone am responsible for the saying of it.Our history will be what we make of it.And if there are any historians about 50 or 1 00 years from now...and there should be preserved the kinescopes...of one week of all three networks...they will there find, recorded in black and white and in color...evidence of decadence,escapism and insulation...from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We are currently wealthy, fat,comfortable and complacent.We have a built-in allergy to unpleasant or disturbing information.Our mass media reflect this.But unless we get up off our fat surpluses，and recognize that television in the main...is being used to distract, delude,amuse and insulate us...”电影中后部分，由于身陷囹圄并迫于压力的一次播报，Murrow他整个人的神情和他铿锵坚定的吐字带来了一定的紧张、压抑和屏息感；还有整个团队上下齐心倾听和等待的样子，都令人为之动容。

其中影片结束前那十分具有警醒的台词“I began by saying that our history will be what we make it.If we go on as we are,history will take its revenge...and retribution will not limpin catching up with us.Just once in a while let us exalt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and information..........(我省略了一段）But even if they are right,what have they got to lose?Because if they are right,and this instrument is good for nothing but to entertain, amuse and insulate,then the tube is flickering now...and we will soon see that the whole struggle is lost.This instrument can teach.It can illuminate, and, yes, it can even inspire.that humans are determinedto use it towards those ends.Otherwise it is merely wires and lightsin a box.Good night...and good luck."每一次节目最后说的好运仿佛为了自己、为了新闻的顺利播报、为了政治、为了国家而祈祷一样说给自己，说给大家。

如果一个国家的新闻都倍受限制，那么这个国家的真实度还有何依据？

（本文最初发表于正谈网www.zhengtan.me）新闻发布室，玫瑰花园，这些都是查克·托德（Chuck Todd）十分熟悉的地方。

他是NBC的白宫记者，也是政治报道负责人。

对于政治报道来说，出入白宫是必须的环节，而驻白宫记者，也成为了一群离美国政治新闻最近的群体。

说到报道白宫的记者，就不得不说一下历史悠久的白宫记者协会了（WHCA）。

白宫报道协会成立于1914年，是年，有传言称国会将决定哪些记者有资格参加威尔逊总统的记者发布会，而这个协会的成立就是在11名记者的联合努力下建立的，并作为媒体对该传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其官方网站上能看到，会籍的要求为，该记者应为报刊、网站、广播台、电视台或其他持续报道白宫新闻的媒体的采编人员，他的主要任务为报道记者发布会在内的白宫所有新闻，申请者必须拥有永久的白宫媒体采访资格。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是这个协会的重大活动。

晚宴始于1920年，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总统和第一夫人都会出席这场活动，同时，三个传媒奖项也会在当晚颁出。

尽管女性也能拥有协会的会籍资格，但是记者协会晚宴直到1962年之前只能由男性参与，最终因为肯尼迪总统的坚持情况才得以改变。

这场宴会越来越成为一场大型的秀场，出席宴会名单中的好莱坞巨星越来越多，每次宴会的主持人——通常是当红的脱口秀主持人——都会成为流行文化的焦点，晚间脱口秀《科尔伯特报告》主持人史蒂芬·科尔伯特在2007年晚宴上的表演成为了那一周iTunes音频书籍下载排名第二位。

如果搜索为数不多的关于“白宫记者协会”的中文报道，会发现往往出现在时尚频道，哪个明星穿什么了之类的话题往往引人注目。

有媒体形容这场晚宴仅仅是“宣告获奖人，颁发奖金，给媒体和总统之间架设一条胡唱赞歌的桥梁”。

而政府也一定不会漏掉这个宣传自己的好机会。

就在2011年的记者协会晚宴上，奥巴马就接着这个场合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澄清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出生证明”问题。

有人早就坐不住了。

2007年4月29日，就在当年晚宴结束后的几天，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评论版”的文章让这场炫目的晚宴充满了争议的气息。

在题为《总统的媒体》（All the President’s Press）的评论中，作者认为，晚宴不过是“表明了以宣传为导向的白宫可以多么轻而易举地向秀场中招徕华盛顿的记者”。

其实，虽然这篇文章已经距今有5年的时间了，如果现在你登录白宫记者协会的官方网站，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弗兰克·李奇眼中白宫记者协会及晚宴是宣传导向的产物了。

在首页和各大栏目中，都有醒目的总统大幅图片置于网页中央；从内容上看，除了对于组织及负责人的介绍就是入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