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在豆瓣的其中一篇影评下看到大家针对专利药收费贵的问题以及专利药该不该收费贵的问题讨论“异常激烈”，转载之前看过的一品文章，与大家共勉。

作者：苏维埃废铁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193573/answer/35618052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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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ACFUN文章区，迷茫90后，的一篇文章。

从业两年的制药狗，冒昧的给主公陈述一下仿制药我是一条十年的老化学狗，如果算上大学四年的话，就是十四年的老化学狗。

但是我进入制药行业只有短短两年，2012年12月我进入第一家药企，小作坊。

三个月不到跳到了制药百强沪市中小板第一股，全球最大的维生素生产厂，第三大蛋白粉生产厂。

干了一年被开了，又进了一个小作坊，干了一个月跳到现在的企业。

也在百强名单里，但是排名很靠后很靠后。

因为我在制药行业从业时间短，所以不敢说自己说的就一定是权威，但是大体上我可以保证没什么大问题。

重点就是几个领域：1中国为什么要认可美国的专利，不能像印度一样干？

2仿制药为什么国家打击这么严格，放宽点不行吗，救命的啊！

3药品境外购为什么要打击？

是不是和外购奶粉一样官老爷担心税收？

首先我要说在前头，那就是药品真的不是一种普通商品，很多药品的半致死量远比氰化物小，说句不好听的，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

不管是新药还是仿制药，质量都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

质量合格的药品是一切医疗系统的基本大前提。

所以，药品质量方面的口子绝对不能开！

一条缝也不能开，今天你可以因为格列卫可以救命开一条口子，明天就会有几千人死于劣质药的不良反应。

中国对药品质量监管在全世界都排名前列的严格，尚且出现疫苗劣质几百儿童不良反应很多删号了的事情，诸公你们在说格列卫可以救命的时候难道就没想过劣质的格列卫可以要命？

药品太特殊了，特殊到全球单独为药品制定了一个质量标准和生产标准也就是俗称的GMP，0.001%的单杂都有可能造成不良反应甚至致命，所以对药品的所有单杂都是要确定结构，确定药理，确定临床吸收峰和波曲值，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小作坊当年就是一个单杂卖了一百万美金，制药行业卖杂质做杂志的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举个例子，某成药有效成分含量99.5%，另外的0.5%是杂质，这里面0.1%的主杂有两种，剩下的0.3%是十种小剂量杂质。

GMP标准是要把这12种杂质全部都要确定结构，分离提纯，每一种都要做完整的临床和药理包括毒理，确定这12种杂质都对人体没有损害才能够合格。

因为0.001%的杂质有强烈不良反应甚至致命的例子太多了。

药物就是这么特殊。

然后说说为什么印度可以这么嚣张的防治仿制药而美国不管。

这个就都是小道消息了，九十年代，美国大量的制药厂在印度建厂，然后九几年杜邦还是辉瑞我忘了总之是制药巨头厂区周围发生大规模居民高烧不退，甚至死亡的病例，印度医院束手无策，后来经过调查，是该制药厂排放的废水中的某些成分导致的，这可是稀释了千百倍之后，依然有这么牛逼的效果。

然后不久之后，印度发生大规模化学物质泄漏，死了几千人，又是美国的化工厂（化工制药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双管齐下，美国政府在印度国内没有药物专利法的前提下，对印度开放了FDA的数据库。

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所有制药行业的申报专利数据，三哥可以直接看，直接拿来用，美国不管。

然后美国继续在三哥国内进行药理临床的数据，给三哥一份，怎么折腾三哥的两脚羊，三哥不管。

这就是我所谓的睾丸捏在美国手里。

这个代价中国承担不起，药物临床虽然需要这种科研精神，但是跟美国在三哥那边一样折腾，在国内那绝对是要动摇统治的。

三哥的仿制药卖得很好，不单单卖给中国，其他国家也有，但是返销美国的情况不多，这也算三哥脑袋没进水，不干作死的事。

再说说中国为什么必须承认美国专利，忍受新药在国内的高售价？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美国专利，不保护新药知识产权，没关系，美国对你关闭数据库，FDA数据库基本上就代表了全球新药研发方向，关了这个你就自己黑暗中摸索吧。

你仿制了一个，然后其他所有你就彻底没戏了，丢西瓜捡芝麻就是这意思吧？

再然后，美国一种新药上市，你要不要买？

牛逼你别买！

对于有大规模仿制美国新药而且不遵守专利保护的国家，美国要么不卖，要么卖的死贵。

所以我才说，三哥是特例。

比如中国现在很多药企都在仿非布司他，这个可以说是21世纪跨时代的新药结构，我们单位很早以前就成功的仿出来了。

但是因为专利没到期，不敢申请批件，现在到期了，批件申请ING。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数据库，你都不知道什么药品结构有什么效果，从定结构开始研究……那可是浩瀚的工作量外加更多的钱。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在没有可能把睾丸交给美爹捏着的前提下。

中美互相承认药品专利，对中国是有利的。

不但可以加速国内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而且现在已经有中国的一类新药逆袭美国制药界了。

虽然是被国内中医黑很看不上的中成药，但是人家也过了美国FDA的审核了。

总的来说，长远的来看，三哥的模式不可重复，那么捏着鼻子认了就是最优的选择。

最后说说为什么海外代购国家打击这么严厉。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药品的特殊性。

虽然影响税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一类新药本来的关税就很低，有些还是0关税。

大多数进口药的关税税率是3%，2013年将人血白蛋白和人用疫苗共4个税目产品的进口税率由目前的3%降至0。

所以药品不是奶粉，奶粉的关税我没查，但肯定比药品高。

严厉打击境外药更多的还是处于药品安全的考虑。

比如印度药格列卫，你私下进口没法保证渠道的安全性和药品质量，万一是印度假冒伪劣药呢？

而且私下进口必然会造成进口药市场的鱼龙混杂，到时候对于国家制药行业整体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老百姓不会管这药是合法进口的还是非法进口的，大活人吃药吃死了那就是你政府的责任。

而我在前面说了，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劣质药吃了就死绝对不新鲜。

药品不是食品，我以前不在制药厂我还没感觉，进了制药厂我才知道GMP是一个放屁都有规矩先走那条腿都有说法的东西。

就是因为药品太特殊，太重要了。

一个疏忽大意，就意味着无数条人命。

我非常赞同Peter Cat的这个观点：电影的本质是真实。

但Peter Cat似乎是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这种真实观，他所说的“机械真实”指的应该是摄影机只能去拍摄现实之物（个人理解，希望能再多多阐发）。

我对电影的真实观则建立在观众的体验上，在我看来，能对电影真实与否作出判断只能是观众。

对于导演来说，他是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进行虚构与想象，但素材一旦被组合为一部电影，它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真实感。

我说的真实不是从影像对现实的记录这个角度谈的，这当然也是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曼多萨便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过饱和的真实影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借助于其它许多方式来让影像获致真实感：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创造的真实感，这里我想举吕乐那部美妙的作品《小说》；或者是情绪上的真实，比如安东尼奥尼、王家卫或娄烨的电影……总之，这些都可以归入情境的真实，观众正是在情境的真实中才获得自身体验的真实。

阿巴斯对此的论述，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

“电影不过是作假。

它从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

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英寸他所见证的东西……电影未必要表现字面上的真实。

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

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而精练……”（《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

电影中的真实是重构的真实，与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产生关系，它实质上引向一种情境的真实。

在《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在行车过程中与路人展开的对话并不如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那样出现在同个场景。

在拍摄现场，阿巴斯实际上分别与男主角和路人对话，然后再将其剪辑在一起。

这当然是一种“作假”，但在组合后出现于电影中却是完全真实的。

观众如果不从阿巴斯自己的讲述中获知这个真相，那么他们绝不会怀疑影像背后有这种人为的操作。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情境的真实来为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作出简单的界定。

如果说，电影与电视剧真的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在于画面的精致，而在于是否创造出情境的真实。

电影必须不断地创造体验的情境，让观众感受到“电影性”，无论这种情境是通过动作（运动－影像的机制）还是氛围（比如《咖啡时光》）获得的。

但对电视剧来说，只要有不间断的动作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动作没能引发情境也是可以的。

因为即便情境缺失，观众仍然可以看完全剧，由动作所传递的故事已足够能满足他们。

我想，韩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这种真实感的丧失。

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电视剧，只有不断生成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又触发不了情境。

这与美国电影恰恰相反，美国的情形是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因为电影人越来越懂得了如何在迷你剧中创造情境（影像的氛围）。

但在影像真实感的创造上，韩国与美国其实是一丘之貉。

两者正是制造虚假影像的强大国度，极少创造过什么真实的影像。

其原因虽然复杂，似乎也一目了然。

作为弱民族，韩国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打上强心剂才能应对自身历史的短暂。

这表现在其热衷于将别国的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来伪饰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

这同样表现在蔚为壮观的整容行业中，对面容的刻意更改出自同一种伪饰心理。

正是为了掩盖自卑的心理，导致对“美”过度的追求，而这已经深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病态的基因中，从而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把捉真实的能力。

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电影行业只能生产虚假的影像。

与韩国人民这种内在的对真实感的丧失相对，美国人民之所以也极少拍出真实的影像，原因出自外部环境的超真实化。

可以说，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景观的无限制生产，从而遮蔽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

如同地层一般，这种对真实的认知被挤压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和拟象社会三重地层之下，要想再次挖掘出来显然困难重重。

这也是为何好莱坞电影从未能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创造出新影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二战后那种凋敝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破败的环境中，真实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显露出来。

好莱坞这个虚假之国，发展出的是另一种叫作“类型片”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发明除了商业目的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藏无法生产真实影像的事实。

正是为了遮蔽影像的虚假，类型电影开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用于观众。

不再将观影的可能性开放给观众，让他们像奴隶一样自发对影片中设置的机制作出反映，以此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的霸权。

此点与韩国电影可谓如出一辙，韩国电影人用来隐藏自身只能制作虚假影像的方式同样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制作类型片。

《🚕》原本可以是一部相当好的艺术片，但却硬生生拍成了多重类型混杂的商业片。

这虽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着实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之所以不能被拍成艺术品，除了商业上的考量，还应该在于类型片因为其特定的制作与观影模式，可以逃脱了观众对影像虚假的指责。

他们不再能够指责一部艺术品失真那样过问一部类型片其影像的真假，而是询问自己是否能从影片中获得观影乐趣。

类型片将电影变为娱乐的商品，是以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来一决高下的。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似乎可以更为深入地来谈谈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问题。

缘何韩国人如此热衷于改编真实的事件，除却票房的考虑（这一点Peter Cat已经提及了），还在于他们需要利用历史的真实性来掩盖他们制作影像的虚假本性。

我并不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在改编后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现实，比如《熔炉》），恰恰相反的是，历史事件以献祭的方式被电影利用了。

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一下那些使用原创剧本拍摄的韩国电影，因为它们俯拾皆是，我就不必再举出片名。

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呢？

它们往往假得难以置信。

要么是过度的血腥暴力，要么是浪漫唯美的爱情。

这是两种极端，无法在中道上行走，恐怕也暴露出韩国影人掩饰捕捉真实能力不足的动机。

“真实事件改编”首先为电影讲述的事件它自身的真实性保驾护航。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中的金四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他驾车载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前往光州。

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潜在地保证了影像可能具有的真实感，也能够隐藏韩国电影人创造不出真实影像的尴尬境地。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如意算盘打错了。

“真实事件改编”不仅没能掩盖住韩国影人的弊端，反而将其暴露无疑。

《🚕》最后加入的纪录视频就是明证，真实的Jurgen Hinzpeter现身银幕，瓦解了整部电影制造的真实幻想。

布列松的这句话是对的——“在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实。

”（《电影书写札记》）这正是《🚕》中发生的情况：金四福的故事在这小段录像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溃败于地。

所以，我觉得事实很可能是这样：韩国影人的如意算盘原先是想借助改编“真实事件”，来让电影更具真实感，当然这是潜意识中的；但结果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想想河正宇改编自余华的那部同名电影吧（《许三观卖血记》），原本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苦难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改变成了一部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足够让人大跌眼镜。

如果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属于灵活改编，那么你已经被这个民族所制造的假象团团围困了，事实就是他们对真实缺乏精准的捕捉能力，自然也就遑论对苦难会有多少适度的认知。

一个虚假的国度，如何能想象他们会拍出真实的影像呢？

Peter Cat讲得非常对，在大多数这些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真实是被践踏的。

因而也就不必再去谈什么目光伦理。

我一学社会学的，每年都会被好些片子搞得很尴尬。

影迷朋友问我：“这片子从社会学角度看怎么样？

”学术界朋友问我：“哎最近有个片子看了吗？

特社会学！

”我能怎么办？

只能打哈哈。

在社会学里以艺术见长和在艺术圈里标榜社会学，是一类电影的长项。

与之相匹配的，是他们的三板斧：在普通观众面前标榜“这是艺术”，在知识分子里标榜“这是生活”，在国际影展上标榜“这是中国”。

说白了，就是钻空子，搏出位，其实没把心思好好放在创作上。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片子除了上述两类朋友之外，基本没人谈论。

换句话说，它们只能吸引极小部分的观众——那些忍得了“艺术手法”的社会学者和渴望“走向现实”的艺术青年。

具体片名开出来费电，我就不说了。

对这类电影，我想求它们放过观众，也放过社会学。

但其实，我心里对中国电影是有期许的，那标杆不是大师名作，也不是百亿票房，当然更不是上述“影展电影”，而是那些真正能与大众共情，表达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困惑，甚至能发挥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

我称其为“国民电影”。

这类电影，澳大利亚有《加里波利》，日本有《饥饿海峡》，印度有《摔跤吧！

爸爸》，都是切中社会议题，引发观影热潮的轰动之作。

它们的艺术手法不见得多么前卫，思想上不见得有多深邃，却依靠引人的话题、流畅的叙事和精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普通观众，形成现象级的观影热潮，甚至成为学界分析国民性格和社会心态的理想标本。

今日的中国电影，不缺票房，不缺话题，不缺奖项，甚至也不缺“风格”，独独这类“国民电影”不见踪影，不得不说是个天大的遗憾。

因为电影除了是艺术、商业和政宣之外，还是社会产品，产自社会，服务社会，体现民意和民情。

没有这个活水源头，几百亿的票房也不过是个热闹，无法长久。

这类“国民电影”才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学电影”，而这样的电影，今年终于出现了一部，它名叫《我不是药神》。

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只针对一些朋友的见解，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煽情。

有人觉得这片子煽情过头了，格调不高。

这个得从作品类型来说。

国民电影怎么可能不煽情呢？

它面对观众的本来就是广大普罗大众啊。

知识分子喜好纯粹的说理和客观，喜欢过度解读，没影儿的事都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

可是老百姓不一样，他们就要电影给出一个确定的“是不是”和“好不好”——你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来，下一步才是讨论和反思。

很多电影喜欢暧昧和模糊，其实不是因为节制的美德，而是因为自己就没想清楚。

再进一步说，煽情有什么错？

从情绪社会学的角度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宣传教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诱导消费。

而《我不是药神》的“煽情”，是为了让观众同情那些身患绝症的弱者，关注社会现实。

我们的银幕上，这样的戏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据说本来的版本更“煽情”，而我也觉得，现在这个版本其实煽得还不够。

不是说我喜欢煽情，而是这个片子的情绪本来就非常浓烈，没有恰当表达出来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装”。

“病人长街送程勇”那段，“警官发现前姐夫是个英雄”那段，都应该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才对。

“煽”的手法不一定要像肥皂剧那样，出来个梨花带雨的女主角带领观众“一二三，开始哭”。

也可以是梅尔维尔式的冷峻肃杀，或是《教父》式的反差手法，但无论如何，“煽”本身都不是错。

第二，“卖惨”。

中国电影本来有“卖惨”的传统，这在儒学里头有名堂，叫做启发人心中的“善端”。

但同样是“卖惨”，境界可大有不同。

《芳华》、《我不是潘金莲》、《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再远一点，还有《英雄》之类票房霸主都以“卖惨”为高潮，但其中蕴含的悲剧力量，却离传统不远，都是小人物在向权力证明自身的无辜和无私，向当权者求个“良民认证”。

冯小刚和张艺谋那一代人，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集体行动的可能，如果有，必定是犯上作乱，所以他们蓄意削减了个人的能动性，主角不管内心多么油腻多么戏精，在国家面前还是以“受了委屈的好孩子”的形象出现的。

而《我不是药神》中的角色，都是新一代的公民形象。

公民者，不在于善发宏论，标榜号召，而在于对自身权利和责任有清醒认识，坚持“群己权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程勇听说有钱赚，背起背包就走，几个病友听说有药吃，合起伙儿来就卖，碰上卖假药的，该砸就砸，良心发现了，该赔就赔。

看起来都是小人物的小心思在活动，合起来，却构成了一组栩栩如生的公民群像。

有私心，有杂念，却也有良知，有担当，三观不纯，但并不扭曲。

他们并不依赖权力来认证自己的是非，有手有脚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求政府、企业、社会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最为成熟的上海，顺理成章。

第三，艺术上没追求。

电影有很多属性，艺术电影在形式上锐意求新，值得点赞，但没理由要求所有电影都把艺术追求放在第一位。

电影作为社会产品，本身就有社会价值，把承担社会责任，传播理念价值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把流畅和动人放在第一位，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完全正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是药神》的艺术形式虽然不新潮，但是非常贴切，很好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任务。

程勇和吕受益追捕“黄毛”的一段戏，空间和动作的切换简洁明快，售卖假药现场的群殴段落，每个人的亮相以及轻喜剧色彩，程勇驾车离开黄毛的一幕，倒后镜里映出落魄的面容，这些都不是“没追求”的电影能做到的。

监制宁浩玩电影形式的能力，早在“疯狂”系列中就得到了证明。

导演文牧野虽然是新人，但是将电影感与故事内容结合得很好，这本身就可以被称为一种风格。

当然，有些段落明显受到了商业和审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可以斟酌。

例如抓捕王砚辉扮演的假药贩子的过程是不是需要那么长？

片尾对于“俱往矣，时代在进步”的强调要不要几次三番？

这些都可以讨论。

但就我自己而言，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最后，有人说这片子“回避主要矛盾”。

我真的不想说“广电总局又逆袭”了。

但这样的片子出现在银幕上，多少总是个进步。

这或许也说明，持续的努力总能换来一点理解，进而让艺术表达现实的空间再开阔一点。

这样的电影或许在自由表达方面没有做到100分，但只要出现在影市，肯定强过做足了100分但除了影展评委和小众影迷没人看过的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它打五星的原因——不完美，但它意味着很多。

关于外方药企的形象，刚看完时我也感觉过分刻板。

开发新药需要巨额投入，专利保护能促进医学进步这些道理，想想似乎顺理成章。

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引发白血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量辐射和工业污染，这不是一个老百姓凭锻炼身体和科学养生就能百分之百远离的绝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都需要为无辜的患者负上一份责任，更不要说把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挂在口边的国家。

因此要不要把治疗这种绝症的特效药完全交付给商业逻辑来运作，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其中各自该负担什么样的责任，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影片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将这个问题带入了公共的视野，让更多人了解“药神”背后的故事。

这或许才是这部“国民电影”真正的贡献。

陆勇，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争议的不是其它，正是轰动一时的“ 假药案”。

5年后的今天，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但在不少人看来，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却成为了所谓《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低配、甚至抄袭之作。

所以，今天我就来科普一下陆勇的故事。

现实中的他比电影更为传奇。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

新千年伊始，他开始勤勤恳恳地创业。

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它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并且能够通过血液在全身扩散，导致病人出现贫血、容易出血、感染及器官浸润等。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 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

《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醒悟。

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

就像黄毛。

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

陆勇接触到的许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便是如此。

他由衷的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

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

”陆勇便是如此，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成千上万病友的指路明灯。

面对争议和不理解，陆勇孤军奋战。

现实生活中的他，没有黄毛、没有思慧、没有受益，也没有刘牧师，只有他一个人，但陆勇也明白，他是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

所以这份执着他坚持了很久很久，从2004年到2018年，已经整整14年。

如果按中国人平均70年寿命来算的话，陆勇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了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友们中来。

我们需要陆勇这样的人，同时也需要《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小时代”的浮华之下，还有着这样的人在顽强地活着。

它不歌颂权贵，也不歌颂超级英雄，它只歌颂我们身边的事情，歌颂普通人的平凡之光。

它很独特。

但这份独特，这正是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需要的。

PS:挂一位B站的抄袭up主 “宇哥讲电影”

本来不想在影评里挂人影响大家兴致的🤐但由于这位up主死不承认的态度，且屡次举报、留言无果🙃所以最终迫不得已只能挂在人气比较高的这篇原文里曝光，望大家谅解🙏感谢所有特意从B站赶来豆瓣提醒我和帮忙举报的朋友们👍

部分抄袭对照

PPS:视频已删除，但up主至今仍未道歉

《我不是药神》正式跟大家见面挺久了。

看到自己参与的电影被这么多人喜欢、讨论，很开心。

作为一名演员，出演了这样一部电影，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感触，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拿到剧本时只知道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剧本写得很好，一下子把我吸引进去。

尽管编剧对人物做了改编，但那种“真实感”仍然铺面而来。

我看过不少同样现实题材改编的电影剧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我的戏份几乎都是在南京拍的，一进剧组就觉得它跟以前呆的剧组不太一样。

现场很多工种，场务啊、副导演啊都很年轻，整个工作气氛很活跃，就像一群年轻人在拍毕业作品。

这种气氛也很快感染了我们这些“老人”，没几天大家就很熟络了。

我演的这个角色叫思慧，一个被老公抛弃的东北单亲妈妈，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上海赚钱给孩子治病。

为了来钱快，她选择去跳钢管舞。

她这样一个处境，其实有一万个理由绝望，堕落，或者一走了之。

但她没有，她身处在这样一个绝境，没有去诉说哀怨，而是说，行，我自己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酷的地方。

这个角色主要的对手戏，都是和徐峥老师演的药商程勇，每场戏都很拍得很过瘾。

比如他们赚了钱去思慧工作的酒吧庆祝，经理过来找思慧上台跳舞，勇哥说不跳且把一叠叠的钞票“砸”到桌上让经理跳的时候，思慧在旁流露的一抹浅笑。

那是一种女人感受到被在乎和被保护的幸福，是她的生命里许久没有过的。

然后他俩就一起回了思慧家，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但都不好意思说破。

那场家里的戏分寸也非常难拿捏，我们放到最后才拍。

就是要演得能看清两个人的态度。

思慧的态度就是我懂游戏规则，我懂事儿。

因为你给我药，给我额外的好处，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她在这场交易里没有表现得自己很弱势很被动，她在这种状态下依然保持了一种尊严，就是我明白这些“规则”，但是我不怕，来吧。

编剧的台词对我们拍这场戏帮助非常大。

上来思慧就说“勇哥你先等会，我洗个澡”，就这一句把勇哥给说懵了，等她洗完澡回来，自己一关灯，唰地把衣服一脱，说“快点吧勇哥，孩子一会儿该醒了”，这一连串的主动，懂事，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心酸，而勇哥也为此更加犹豫有了负罪感，最后他说我先走了你休息吧。

碰见勇哥这样一个心存善良的人其实也是思慧的幸运。

徐峥老师，山峥大哥，真的是很厉害的演员。

从他带着我们开始对剧本、排练，就知道这个聪明（绝顶）的男人是真的很懂电影、很懂表演。

因为我是学习型的演员，所以遇到徐老师这样的“高山”我就会很high，觉得自己又可以学到新东西了。

古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其实跟厉害的人一起工作，等于走了捷径。

作为这个项目的核心人物，监制加主演，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什么才是好的，怎样对电影提供最大保障，让我们心里也更踏实。

这部戏之后，大家都会知道文牧野导演。

他在剧组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文保保”。

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保一条”、“再保一条”，意思就是让演员再多拍一条，做为保险。

文导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他在说“保一条”的时候，语气都非常恭敬。

类似“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老师，刚才那条我们拍得特别好，那我们再保一条”。

开拍没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个套路了，可能一保就多保20条。

所以之后再听到“特别好”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再放松了，一直要听到“过”才是真的放心下来。

虽然我在这里吐槽他，但就像宁浩老师说的，他是最适合拍这个电影的人。

他看上去感觉挺书生气，其实心里住着一个“社会人”。

他非常擅长现实主义题材，从剧本的整个精准度，到他对于故事和人物的理解，就能感受到他本身对这个世界有关照、对苦难有感受。

他了解这个社会，了解社会里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根的东西。

同时，就像电影里的刘思慧一样，其实什么都懂。

他非常明白，要达到目的，需要付出什么，需要和周围团队怎样去配合，和演员怎么去沟通。

想清楚之后，他会无比果断，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冷酷。

他对自己和他人都很严格，有自己心里的标准，这也许就是他能成为一名好导演的原因。

在拍摄前期，我们任何一个人问他任何一个剧本里的问题，都能马上得到答案。

也就是说准备的足够清晰详细，一切你想到的他全想到了，你没想，他也想到了。

到了现场拍戏，他让你一直保一直保，但其实是在调整，给你讲戏的时候，他会给出很明确的调整方向，哪里多一点，哪里少一点。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精准地知道自己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出演这样一部与现实、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电影，很难不去考虑它会给这里的人、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就像我们在每一场路演最后大合影时说的口号那样，作为一名演员，“票房大卖”不是我们最期待的，我们更想这部电影能成为“希望之光”。

就像勇哥最后说的，我们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忍不住的补遗吐槽：不喜欢的电影打个1星，评论区各种污言秽语。

好好讨论电影不行，一定要武斗批死对方。

这几年的网络舆论就是你死我活，看到观点相左，不就事论事讨论，先来一段人身攻击输出。

出口成脏的留言的就不提了，印象最深的是有条留言是什么品味差，竟然觉得西游记女儿国好看，tmd哥哥觉得唐僧和女儿国谈恋爱拍的好，国王爱而不得的故事改编的好看怎么了🤭。

发个影评都变成社会学实验，也挺好玩的。

题记：药企背锅，朝廷脱责，电影公司股价大涨，大众狂欢…至于病人是不是继续受苦受难，不知有否有人关心，反正影院里抽泣一片，大家都觉得自己特别善良和慈悲。

不喜欢药神的原因1、价值观扭曲，道德绑架昂贵专利药和贫困病人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病人要生存，司法/执法机关要维护现行法律，药厂要维护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利润，各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是对的。

电影不是解药，至少应该客观呈现问题（学术说词-伦理困境），公允的展现各方面临的困境，留下空间给公众思考讨论进而推动进步。

100%支持绝症患者寻找廉价仿制药，不过药神用流氓无产者打秋风的立意将制药厂设置为反派，选择性忽视制药厂寻求推动医疗进步的事实，无视行业和药厂研发面临的困境，将制药厂化身为冷血资本，道德绑架控诉药厂逐利，尤其是结尾预设立场评击药厂的高药价的字幕，违反市场常识、不负责、不客观。

影片中的药厂代表第一次出场被扔粪便，另外一次在参加公安会议迫不及待提出抓捕方案，一个冷酷一个猥琐。

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各个有血有肉有哭有笑，对比药厂的角色比机器人还机械。

即使抛开价值观不谈，何不多些笔墨展现研发过程、试验审批的焦灼艰难；或者探讨下天价专利药的定价机制（也许有人觉得审批很难通过，但表现这些内容的方式是多元的，要看编导想不想和用不用心），对源头问题的探讨可以让观众在感动之余思索问题的根源，也会让影片更饱满。

简单粗暴的脸谱化药厂，可以让电影的节奏更明快，矛盾更激烈，戏剧效果更好，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2、工业流水线玩弄观众同情心，卖惨煽情有市场成熟的流水线产品，套路化的矛盾高潮娴熟的操控人们的同理心和同情弱者的心态，我眼窝本来就浅，明知道前边就是廉价的泪点陷阱套路 ，然后还是要摔进去的体验堪比恐怖片，非常糟心！

惨煽情好卖钱，电影必定能感动很多人，哭倒一片人。

被煽情感动的流下眼泪之后，就变得善良了。

电影的高评分高口碑是可以预见的。

社会矛盾不是一部电影能解决，拍一部争议话题的电影，为了观赏性卖惨煽情无可厚非，只是数钞票之余是否应该多些责任感？

选择性忽略客观事实，抹黑先进科技生产力，用人们的同理心和同情弱者的心态赚票房， 电影公司和明星编导拿奖数钞票，观众齐声声讨邪恶的医药逐利资本，ZF顺便在电影里再做个好人，广电满意，审核部门满意，皆大欢喜。

然后呢？

疑难杂症有很多，当药厂不再研发新药的时候，无药可医的绝症病人怎么办？

这些病人不可怜吗？

这些病人想要活有错么？

恰好这个没法治愈的绝症发生到你或者身边的人时，怎么办？

指望本片的编导来研发？

还是指望钢铁侠？

道德绑架完药厂，编导们呼吁打击盗版，道德绑架好用。

———————————————————202008更新新闻一则“国外41美元的药国内卖70万？

”，“2500倍的暴利被谁分了赃？

”答案在这里！

https://mp.weixin.qq.com/s/HJVXexQBXXkgfPNd8R06rA“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在中国市场上一针能卖70万元人民币，而在澳大利亚只卖41澳元（折合成人民币约205元）。

”近日，一则网传消息引发舆论对这款“天价特效药”的热议。

据澳大利亚药品福利计划（The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 PBS）官网的公开信息显示，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已被纳入药品福利计划，药品的政府采购单支价格为11万澳元（约合55万元人民币），患者自付费用为41澳元。

也就是说，41澳元（约合205元人民币）不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在澳大利亚的药品价格，而是政府报销后的自费价格。

———————————————————附录1 格列卫慈善项目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援助项目-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向中华慈善总会提交申请，加入2003年开始设立的“买三赠九”的优惠计划，总费用可以下降到每年7.2万 http://www.chinacharityfederation.org/ProjectShow/0/13.html#格列卫买三赠九项目网址：https://gipap.org.cn/index.html项目热线：400-606-1022很多靶向药物都有类似计划，中华慈善总会网页有部分列出，请有需要的小伙伴咨询医生。

附录2 媒体相关评论和报道《我不是药神》错在了哪 原创： 浪潮工作室 https://mp.weixin.qq.com/s/x1IQq6lwx1TMt7O3-ecxlQ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 靳锦 GQ智族https://mp.weixin.qq.com/s/LCtjXRooYRXplX__QYeQ3g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

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

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

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

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

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

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

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

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

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

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

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

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

“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

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

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

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

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

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

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

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

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

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

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

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

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

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

”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

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

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

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

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

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

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

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

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

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

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

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

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

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

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

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

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仿制救命药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

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

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

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

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

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

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

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

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

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

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

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

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

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

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

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

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

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

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

“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

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

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

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

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

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

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

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

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

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

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

“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

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

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

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

”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

“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

”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

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

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

”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

”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

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

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

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

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

”尤努斯说。

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

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

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

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

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

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

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

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

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

“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

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

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

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

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

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

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

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

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更复杂的故事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

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

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

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

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

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

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

”陆勇说。

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

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

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

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

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

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

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

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

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

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

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

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

“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

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

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

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

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

”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

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

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

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

“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

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

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

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

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

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

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

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

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

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

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

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

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

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

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

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

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

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

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

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

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

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

“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

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

”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

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

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

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

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

”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

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

“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

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

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

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

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

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

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

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

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

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

”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

“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

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

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

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

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

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

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

”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

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

”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

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

“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

“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最后的质疑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

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

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

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

”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

“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

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

“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

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

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

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

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

“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

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

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

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

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

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

”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

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

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

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

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

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

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

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

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

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

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

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

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

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

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

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

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

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

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

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

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

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

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

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

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

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

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

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参见报道原文：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

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

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

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

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

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

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

”“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

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

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

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

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

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

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

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

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

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

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

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

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

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

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

观众对《我不是药神》的期待更多源于两位黄金监制宁浩和徐峥，他俩都是在商业喜剧电影领域获得大批观众的认可。

宁浩从最早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开始，就确立了自己在华语圈独树一帜的黑色幽默风格。

徐峥在许多宁浩作品里以及在《囧》系列中展现出扎实的喜剧表演水准，他能“抓住人物的整体性格，并加入自己的个性”。

也正是经过他们这一批电影人的奋力耕耘，喜剧电影已经成为大陆商业电影最突出最卖座的一个分支。

《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也是宁浩坏猴子72变计划中的一员，加上老熟脸徐峥，很容易让人认为这会是一部有着强烈宁浩痕迹的电影。

的确，影片不断穿插的喜剧桥段是有观看宁浩《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时的感觉。

但导演文牧野将类型元素和自身的表达区分开了。

其实冷静的去看，你会发现《我不是药神》的喜剧成分是相对次要的，它的笑料更像是艰难生活中溅起的些许涟漪，让屏息着的人们得以喘息。

电影的主线是一个严格的现实题材，在情与法边缘展现生命的真实。

剧情也并不复杂，讲述了徐峥所饰演的神油店老板，在替白血病人从印度偷运药物“格列宁”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影片的最初阶段，徐峥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在观察世界的普通的人，将影片起伏真正的串联者“病人”呈现出来。

而每一个病人角色的设置也生动描绘了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群像，如不靠谱吕受益，横冲直撞的黄毛，总是重复祷词的牧师，这些人物身上的喜剧桥段，像是一种亮相，给予观众强烈的性格印象，也让他们所化归象征的病人群体显得真实可爱，更为结尾悲剧做情感对比。

这些服务于真实感的喜剧桥段设置是与黑色幽默或者闹剧都相去甚远的，即使是两位监制曾合作的现实题材喜剧作品《无人区》，衬底的也是荒诞而非现实。

《我不是药神》中对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同情，想来更多是文牧野导演的表达。

这一点可以在导演先前的短片作品中初见端倪：《石头》中老房拆迁的农村青年，《金兰桂芹》中的两个孤寡老人，《安魂曲》中的县城修车工。

尤其是在《安魂曲》中那个县城修车工等待手术费的女儿，让我们看到与《我不是药神》中相似的情感来源。

这一点是有别于前辈之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那部作品中简单地把美国药监局当成问题的罪魁祸首，主角就是一个有强烈求生欲的病人与体制展开黑白斗争。

《我不是药神》中则更多的是记录，将曾经的那个故事还原，让人们看到手中平凡的力量，比如医药代表追查走私药物是为了保证药企的利益，尊重知识版权才能让药企良性发展研制出更好的药品；比如警察，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来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根本。

甚至最后向警察举报的保安都是说“我是看到报道说现在有这个假药，伤天害理，你们赶紧抓了就好”。

就像片尾曲所唱的那样“握紧手中的评分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而在此时导演讨巧的将程勇设置成一个局外人，用他的视角与旁白带着你我，进入到这个被记录的故事之中，也用其他人不同的表现，烘托出他的变化与价值，所以程勇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观众情感的转变。

观影的你我，情绪也随着人物命运的走向，有着感同身受的体悟。

主角程勇首先是个商人，现实里电影也首先是笔生意。

病人想活便有了药商，观众想乐便有了喜剧。

假药从来没有在市场上消失，也有大量糟糕的喜剧片占据了银幕。

《我不是药神》有着大量喜剧元素却充满了悲悯，程勇自己卖着走私药却打了在片中同样卖假药的张长林。

在电影中张长林接手卖药生意后不久，因为没有病人维护他，很快就被警方通缉。

程勇却在吕受益死后如同化身了普罗米修斯，为了病人甘愿牺牲自己，当他被判决后在去服刑的警车上，漫长的病人队伍摘下口罩为他送行。

其实在当下许多恶搞式的喜剧片也因为观众口碑惨淡票房不佳。

是的，虽然你首先是个商人，但是电影和卖药一样，是一场与他人的共谋，电影尊重观众，观众自然也会尊重电影。

这可能是《我不是药神》点映期间近乎疯狂口碑与市场认可的来源，虽然期间的参差与不完美，也有人可以发掘，但似乎人们更愿意为这不完美的现实生活摇旗呐喊。

宁浩盗来了文牧野这颗非喜剧电影的火种为大陆商业喜剧电影的灯塔点亮了一个现实主义方向，而这片电影之海还等待新一代的电影人去远航。

“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为什么正版药的价格远高于仿制药？

正版药也称为原研药，新药的研发及上市主要分为四个流程，“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第一、二、三期临床试验”、“新药上市检测（四期临床试验）”。

在第一阶段实验室研究中，需要时长2-5年，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创新药，绝大多数都是借鉴国外的成品药，改变药物分子的官能团，设计出可能具有活性的药物分子，筛选出具有活性的药物分子类似于买彩票，有可能几百个药物分子没有一个具有活性，也有可能刚做出第一个药物分子就具有良好的活性，当然，大多数研发都是前者，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买两块钱的彩票中五百万走上人生巅峰。

瑞士罗氏制药公司是医疗领域研发投入最多的公司，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用于研发新药，美国药业巨头默克集团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研究肿瘤、传染病、疫苗、阿尔兹海默综合征。

我所处的五人间小实验室，每天研发所消耗的经费都高达两千元。

确定具有活性的药物分子后，便可以开始进行第二个流程，药理药效研究以及毒理试验与安全性评价试验，耗时2-5年。

第二个流程结束，效果良好，便可申请进行人体临床试验，一期临床试验对象为健康志愿者较容易通过，第二期临床试验对象为患者，样本数较少，第三期临床试验要求完成试验药品的病例数在300例，绝大多数新药都被阻隔在了第三期而功亏一篑。

一、二、三期临床试验耗时2-7年。

三期临床试验通过便可申请新药上市，也就是四期临床，新药检测期3-5年。

申请了专利保护才能进行临床研究，也就是说，20年的专利保护时间减去研发周期，大抵还剩十年可以盈利，前期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为下一阶段准备的研发经费必须在这十年内赚回来，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原研药的高价。

仿制药的生产成本远低于原研药，药物有效的分子结构确定后，只需设计出合成路线，便可制作出与原研药具有相同疗效的药物。

影片中的药企是最大的“反派”，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有苦说不出的“受害者。

”药企为了弥补早期的所消耗的大量经费，售卖高价的药，它们是为了生存，穷苦的患者为了重见明日的曙光，购买低价的仿制药，他们也是为了生存，前者是“止损盈利”的生存，后者是“生与死”的生存，一个关乎利益，一个关乎道德，天平毫无疑问会倾向于道德一方，如此一来，“受害者”便成为了“加害者”。

造成这一尴尬的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药品定价机制不完善，原研药与仿制药价格相差悬殊，药监局并未采用先进国际参考价的价格测量模式，使得药品价格没有真实、完整的体现药品价值。

第二是药品价格调整机制不健全，我国药品价格管理制度缺乏长效、健全、稳定的药品价格调节机制。

第三是药品招标采购评价标准不统一，导致药品质量以及价格参差不齐。

“神”众所周知，印度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从阿米尔汗的电影《我的个神啊》可见一斑。

片名为《我不是药神》，“神”却在全片中只出现过一次，徐峥金盆洗手一年后重出江湖，只身前往印度，他在药店门口拿着格列宁，路人捂着鼻子嘴巴行色匆匆的与他擦肩而过，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面无表情的喷洒着消毒剂，氤氲的人造雾气如盘古未开天辟地之前那般混沌，一辆推车拉着迦梨女神的雕像向他驶来，迦梨女神手提着男性的头颅，面目可怖。

在印度的宗教传说中，迦梨女神为了铲除三界中法力高深的恶魔，喝尽了他的血液，战斗胜利后，因身体里恶魔血液作祟，愤怒到无法自制，双脚不停的践踏大地，周生都不得安宁，其伴侣湿婆为了减轻她的痛苦，躺在其脚下，任其泄恨。

影片给了迦梨女神和徐峥面部表情的特写，这段是全片的点睛之笔，也是徐峥从“人”到“神”的过渡。

影片开头，徐峥对黄毛说，“你还挺仗义的。

”影片后半段时，假院士对徐峥说，“你还挺仗义的。

”第一次徐峥为了钱卖“假”药，第二次徐峥为了“义”卖“假”药。

迦梨女神集毁灭和创造于一身，徐峥也是如此，他为了私利不顾病人的安危，将他们推入了绝望的深渊，他给了病人们希望又亲手毁灭了他们，他与迦梨女神四目相对时，他突然明白，既然是他摧毁了病人的生之欲望，那么也得有他来创造出病人的生之欲望，这一次，他不仅仅是“创造”，他也是在给自己的过往“赎罪”。

演员想必观众提起王传君都会想起将结结巴巴的“关谷神奇”，今年恰逢爱情公寓大电影上映，王传君未参与演出，《我不是药神》播出后，有网友评价，“很庆幸，你成了演员，而不是明星。

”消瘦的面颊，稀疏的头发，厚重的口罩，步履蹒跚的姿态，弱不禁风的躯体，落寞凄凉的眼神，从《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角色到《我不是药神》中憔悴佝偻的病人，一次又一次精湛的演出已经向观众宣告，“我不是关谷神奇，我是王传君！

”16年的集结梁朝伟、陈奕迅、金城武多位大咖的超级大烂片《摆渡人》上映时，众多一线明星都选择阿谀奉承时，只有他说出了万千观众的心声，“我不喜欢。

”徐峥“金盆洗手”那场戏，黄毛说完“祝你开个更大的神油店。

”将啤酒一饮而尽，“啪”的一声拍碎在桌子上，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温热的血液在桌子上晕散开来，黄毛毅然决然的转身离去，借着牧师与舞女也相继离去，唯有他坐在原位，他抱着最后一丝希冀，强拧出笑容，对着他说道，“哥，你是不是喝多啦。

”短短一分钟的表演，他就将白血病患者对生活的热切渴望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有家庭，还有未满一岁的孩子，他想活着，这份生之欲望所铸造的卑微已经融入到了他的骨子里，只有这药才能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即使卑躬屈膝他也在所不辞。

“滚！

”他没有落泪，没有挽回，他只是扯了扯自己的大衣，弯着腰离开了座位，他迈出的每一步似乎都如履薄冰，他身后的每一寸土地都无声的坍塌了，他的动作比万千话语都更让人感到怆然。

以前有好友问我，“你有爱豆吗？

你喜欢爱豆的什么？

”我说，“我有。

我只喜欢爱豆的作品，我不关心他的人。

”王传君现在也是我喜欢的演员之一，期待他在《英格力士》中的演出。

希望日后的国产影片能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如《我不是药神》这样的佳作，生活中最为微小的褶皱，经过电影的加工放大之后，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这无疑是这部电影最为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