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关灯拆电影，只读经典。

如果世界影史有黄历，2007年一定写着三个字：宜。

打。

胎。

关灯特约，请勿转载文/豌豆看东欧电影，想美国马桶，琢磨《小团圆》2007年，中美欧串通好似的各自捣腾出一部未婚少女怀孕片，还都获了奖。

中国女生献身中年大叔并亲手教大叔打胎，拿到了金鸡（《爱情的牙齿》），

美国女生未婚先孕差点打胎最后生下来赠与不孕不育家庭，斩获奥斯卡（《朱诺》），罗马尼亚女生未婚先孕找医生打胎还连累室友被性侵，折桂戛纳金棕榈（《四月三周两天》）。

2007年，有太多关于怀孕与打胎的秘密在发酵。

本着“蛛丝马迹考据癖，顺藤摸瓜神联系”的电影考古精神，看完这仨片豌豆一口气拟了好几个知乎体标题：中美欧堕胎技术哪家强中美欧排水管道哪家强有一个智商感人的闺蜜是怎样一种体验遭性侵后立即参加男友妈妈生日宴是怎样一种体验……

论堕胎技术，罗马尼亚拔得头筹。

虽说《爱情的牙齿》里堕胎在技术上也取得了成功，但善后处理不当，居然智商感人到用写有自己名字的报纸包着死婴光天化日之下丢进小区垃圾箱，最终败露。

《四月三周两天》则在私人医生的有序指导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入高层住宅扔进顶楼垃圾道。

论排水管道，美国当仁不让。

《四月三周两天》里私人医生特意叮嘱死婴不能冲马桶会堵，那是在1987年的东欧。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描述了自己（九莉）也拿掉过一个四个多月的男婴：也是找的私人医生，10英寸长度、已看得到眼睛的婴儿被抽水马桶冲走。

那是在1956年的美国。

至于那两个时期的中国，抽水马桶尚未普及，并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连厕纸都不能直接冲。

论智商感人，《四月三周两天》的罗马尼亚女生加比塔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猪队友。

意外怀孕，室友帮她凑钱联系了医生，她却一再把事情搞砸，最终医生提出以性交易为条件，对象当然也包括她的室友。

论遭性侵后立即参加男友家生日宴，《四月三周两天》的尴尬指数领先彩虹乐团的《春节自救指南》30年。

《小团圆》里张爱玲打胎时美国丈夫就守在门外，称大夫有不轨就立刻冲进来。

《四月三周两天》中，两个女生默默接受了性勒索，那个始乱终弃的男友始终没有出现，这到底是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时代？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于1987年，距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只剩两年。

小国寡民的罗马尼亚正如火如荼的大搞“禁止离婚，禁止堕胎，生不够四个都算违法”的造人大生产，还有令人发指“月经警察”每月对女性身体检查和盘问。

你以为你的身体属于你？

最可怕的专制是管到女人的身体。

截止1989年，有50万罗马尼亚女性死于秘密堕胎，出生于1968年的本片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2017年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一时期。

正如“三线少年”王小帅一直焦灼于“三线题材”，蒙吉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同样不能释怀，他说拍这部片子为表达“友情、责任和爱”。

影片第一个画面是阴冷陈旧的女生宿舍，狭小鱼缸内游动的两只金鱼成为视觉中心，鱼缸背面贴着城市高楼的图片，闹钟急促走动营造出一种紧迫感。

接着智商感人的女二号加比塔、沉稳干练的女一号奥蒂莉亚相继入画。

如同困在鱼缸中的鱼，她们被缚于时代的不可抗力中。

接下来的40分钟，镜头跟随奥蒂莉亚穿梭于走廊、洗手间、男友学校、酒店大堂，目睹她为一项目的不明的任务有条不紊的准备：借钱，开房，与神秘男子会面。

司空见惯的黑市交易，国营旅馆的官僚服务，萧条压抑的市容市貌，再现了物资匮乏、人情冷漠、供给制依旧存在的1987年的罗马尼亚。

冰冷的色调，幽闭的空间，线性的推移，没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社会动乱等宏大的时代标签，甚至没有背景音乐，纪录片般的质感。

奥蒂莉亚与酒店前台交涉的戏中，构图通过高高的大理石前台将画面一分为二，将她与服务员彻底隔开，仿佛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暗示她与对方交流存在重大障碍。

仅仅订个房就要接受前台的倨傲不屑，甚至要解释隐私，报告行踪。

搞定了酒店，带回了神秘男子，重头戏到来。

加比塔带了自制的蛋糕，却忘带塑料布，最后找个塑料袋凑合。

对比《爱情的牙齿》中的医学院女生，人家可是消毒包钳子镊子带了全套。

然而真正的困难却没那么好解决。

她怀孕原来不是两个月而是四个月。

“一孕傻三年”，她终于凭借感人智商一步步把事情搞得糟。

按医生的说法，一旦败露，怀孕四个月将直接增加量刑年限。

加上她们没带够本钱，医生无耻地对她们提出性勒索。

影片没有直击性侵场面，性侵发生时，两个女孩都被隔绝于另一个人的经历之外。

加比塔打开卫生间水龙头用流水声掩盖房间里的声响，出于逃避，也避免难堪。

直到奥蒂莉亚突然闯入卫生间，赤裸的下半身让观众都有些措手不及。

导演没有让观众看到她的表情，只留给镜头一个背影，她没有跟加比塔说话，看不到她的脸，但我们可以从她不停洗刷身体的背影中揣测她巨大的愤怒与恶心。

轮到加比塔走进房间，镜头再一次留在卫生间，等待房间里性侵的结束。

而对于奥蒂莉亚来说，这一天的尴尬远没有结束，她要赶赴男友家参加之前说好的男友妈妈的生日宴。

一大桌亲友围坐在一起，导演始终没给全景画面，而是让奥蒂莉亚位于画面中心，镜头始终对着她，两侧亲友只出现手臂或半张脸。

他们热烈讨论着医院的话题，让奥蒂莉亚很难不想起刚刚的遭遇。

高谈阔论的亲戚以及背景里满墙的书架显露了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优越感，出身十八线农村的奥蒂莉亚显然处于鄙视链末端。

她就这样尴尬的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听他们聒噪的自嗨，心却早已飞向酒店，那个独自留在酒店的蠢货随时可能发生N种意外，或许已失血过多死在房间。

巨大的恐惧笼罩着她，她满怀焦虑，如坐针毡。

封闭压抑的空间，固定机位，观众仿佛也随着奥蒂莉亚一起被“钉”在那里动弹不得，不得不去猜想酒店那头到底有没有出意外。

她与男友的谈话也不尽人意，这个小男生显然不知道她刚刚遭遇了什么，更不明白她为何好端端要提怀孕了怎么办。

其实在影片开始她在洗手间与同学的对话时我们就可以发现端倪：舍监在找她，她月经推迟两个多星期需要开医学证明。

男友说怀孕就结婚，可在那个满嘴“阶级”和“城乡差异”的家庭，他真的能与她结婚吗？

奥蒂莉亚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噩运降临她唯一可以指靠的似乎只能是猪队友加比塔。

所以她不能死，她必须回去救她，于是她不辞而别，冲进苍茫的夜色中。

这段归途使用手持跟拍，剧烈的晃动把一天之内她遭遇的所有压抑全部释放，我们跟随晃动的镜头真实的体验到她的魂不守舍与不安。

后续奥蒂莉亚去“抛婴”的镜头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导演不直击性侵，也同样拒绝拍流产，所有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镜头之外。

镜头语言的克制却放大了想象空间，我们心中已预演过加比塔的N种死法，在开灯的那一刹那，却没看到任何血腥，加比塔非但没死，还顺利的完成了堕胎。

随着奥蒂莉亚冲向卫生间，我们看到地面由毛巾包裹着的一团血污中的死婴，镜头坚定地停留好几秒，逼我们直视这个无辜的生命。

最后，她们下楼用餐，所有的脏器食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去的胎儿。

导演没有让她们表现任何悔恨和反省，她们甚至拒绝以任何方式重提这一天的屈辱。

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玻璃窗，玻璃前的她们恰似片头鱼缸中两尾鱼，她们挣脱不出这个时代。

相比“劈腿、堕胎、三角恋”的国产青春片标配，本片克制，不动声色，没有说教，没有煽情，冷酷到极致，营造出一种零恻隐之心的客观。

这部拍摄资金60万欧，按当年汇率600多万人民币的小成本片，就这样触碰到了每一位观影者的灵魂。

历史有两个版本，一种印在书本上，一种烙在人们心头。

导演从小人物身上折射历史，从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和反思了那个时代。

本片获得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这座超有份量的奖杯。

当社会制度残忍到管制女人的身体。

性，就成为一种负担，更是女性焦虑的来源。

这或许是女性身体的终极困境。

革命过后，冬季照常到来，对于罗马尼亚人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比从冬季阴冷迷雾中挣脱出来的阳光更令人感到满足。

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

该政策禁止离婚，并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又颁布法令，称节育和堕胎均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甚至妇女月经期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执法者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如被查出，便会受到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故事恰好发生在21年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大学里。

在影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女主角欧蒂莉亚到底在忙些什么：她似乎正在帮嘉碧塔做一件什么事情，但又不得其详；去见了男友，并告诉他晚上可能参加不了他母亲的生日聚会；辗转在饭店定下了一间客房，本想定三天但囊中羞涩；尔后又去见一个叫做贝贝的男人。

直到欧蒂莉亚和贝贝来到定好的客房面对嘉碧塔坐下并进行一番对话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欧蒂莉亚帮嘉碧塔做的，正是整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寻医堕胎。

钱、性和谎言对嘉碧塔来说，堕胎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堕胎本身，而是钱。

归根结底，嘉碧塔不能顺利堕胎的原因其实是她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抵偿贝贝先生为之堕胎——如果以“四月三周两天”计算，则应该叫做谋杀——的风险。

其实，两个家境十分普通的女大学生缺钱似乎是理所应当，但随后我们便发现，缺钱的不只是两个大学生；贝贝先生也并不富裕。

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好像也不止缺钱。

80年代以后，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共为了还清外债，极力缩小进口、扩大出口，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农副产品抵了出去，而这笔外债直到1989年才算还清。

在电影中，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有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幕：贝贝先生在随欧蒂莉亚到饭店之前，先开车回了一趟家，快到门口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坐在门口。

问及原因，母亲说是为了替邻居排队买糖，回来发现门被风吹上了。

由此可见，钱物两缺、物资匮乏已经成为当时波及罗马尼亚社会各个阶层十分严重的问题。

终于，我们来到了问题的起点：嘉碧塔缺钱，贝贝先生也缺钱——人性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暴露出来。

人们往往称贝贝是个披着郎中皮的禽兽，喜欢对他的恶行大加鞭挞；但，一个十分理性的医生在这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物质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快慰，还有什么选择余地？

反倒是，欧蒂莉亚的失身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嘉碧塔其人产生怀疑：她到底为什么对贝贝说欧蒂莉亚是她的姐姐？

同学向她推荐贝贝先生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对各种条件心知肚明吗？

难道她不是为了自己口袋中并不多的钱而牺牲了欧蒂莉亚的贞洁吗？

毋宁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表面上的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们的手段伎俩和心中的真正意图了。

出于对“弱势者”的同情，我们会对贝贝先生严加指责，会对嘉碧塔心存怜悯，但恐怕他们还都当不起这些评价。

只有欧蒂莉亚，她先是牺牲了参加男友母亲生日聚会的时间，而后冒着坐牢的风险帮助嘉碧塔把贝贝先生带到饭店，而后在行经期为了室友失身，接着又在黑夜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把胎盘丢掉了垃圾站。

无论是出于同为女性的同情，还是出于共处一室的友情，欧蒂莉亚无疑展现了人性当中最光辉、最母性、充满了爱的一面，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当时那个社会所能承载的一切现实价值，尽管她的爱时常是体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三种人和一盘肉世上有三种人——当然，我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男人、女人和公职人员。

这样的分类并不旨在区分他们的生理差距，而是要区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

从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教室门口的接待人，到饭店的女前台、长相酷似齐奥塞斯库的前台经理，所有这些人的特征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官僚化”，而是“职业化”。

各种行业的各式规定把人框定在一个范围内，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情感而成为职业的附庸。

他们在城市当中占据要职，有着稳定的工作，不用担心被分配到乡下，因此也就往往“高人一等”。

在他们之下，才是那些在身体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

导演在这部影片里着力刻画的两个男性角色——贝贝和欧蒂莉亚的男友，实际上都是性情温和、顾家敬业的好男人：贝贝对患者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医嘱时轻声细语；艾迪对女友也十分不错，言谈举止间给人感觉充满了爱。

但是，当贝贝面对没有钱的嘉碧塔和欧蒂莉亚，艾迪面对女友怀孕会怎么办的问题时，他们却双双偏离了好男人的方向。

毫无疑问，是毫无自由且极度不公的社会制度站在了人性的反面。

试想，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堕胎的有关规定，贝贝会做这种生意吗？

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规定夫妇结婚之后必须要生四个孩子，那么艾迪还会为责任问题在女友面前如此闪烁其词吗？

也许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人性的反面是制度。

这种解读很可能是“对丑恶的男人的丑恶的辩护”和“故意将电影政治化”。

那么让我们返回欧蒂莉亚手捧嘉碧塔四月三周两天的孩子快步行走在黑暗小路上的那个夜晚。

手里这个不久之前还是个正在孕育着的生命的东西使欧蒂莉亚恐惧不已；如果处置不好，自己连同室友和医生都将被投入监狱至少十年。

而伴随着这种双重恐惧的，还有一个夤夜里怎么也甩不掉的高大威猛的男人。

所有这些无疑可以深深嵌入她的记忆，构成欧蒂莉亚一生当中最恐怖的夜晚。

最终，她爬上了一座公寓，趁人不备将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胎盘扔进了垂直的垃圾通道。

一阵瘆人的叮叮咣咣，接着一声闷响，这个东西终于落地。

欧蒂莉亚返回饭店，却意外发现嘉碧塔并不在客房里。

几经寻找，发现她正在餐厅准备就餐。

欧蒂莉亚眼见侍者从对面的喜宴托来了一盘牛肉、猪排、肝脏和骨髓，二人盯着这盘东西，沉默良久。

惊于匮乏？

惊于骨肉？

影片在这里的戛然而止。

相对这些眼神和情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正如一些评论提到的，“难道禁止堕胎不是人道主义？

”嘉碧塔的男友为何如此坚定地要和她分手？

她与未出现的男友两个人在整个堕胎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007年，《四月三周两天》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当届金棕榈。

无比沉稳的长镜头、行云流水的叙事、精确的构图、悬念的营造以及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深刻揭露，凡此种种，都使这部电影成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巅峰之作。

现在想想，无论是贝贝为嘉碧塔作探针时的疼痛感，还是欧蒂莉亚在男友家与众人围坐一桌时的紧张和不安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可见影片带入感之强，而作为克里斯蒂安•蒙吉的第二部长片，《四月三周两天》还仅仅是个开始。

《四月三周两天》背景设置在1987年苏联解体前夕，罗马尼亚仍然明文规定禁止堕胎。

情节主要讲述了一个女生为帮助朋友堕胎前后12个小时的遭遇。

影片开放式结构，长镜头运镜和冷色影调处理都流露出明显的写实主义痕迹。

在叙事策略上，蒙吉导演通过更靠近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展现男权社会下女性被挤压的尴尬地位。

本文正是通过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视角与传统电影语言的碰撞和融合，揭示导演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

　　　　　　一、堕胎与堕胎法：是保护还是侵犯　　女性的孕育职能是决定自身在与男权主义者的性别斗争之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突破，更多的觉醒女性尝试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牢笼，重新建构具有女性特质的话语。

堕胎，人工流产也就成了争取女性自由权利所必备的技术手段之一。

但人工流产这项医疗技术出现时起就饱受争议，男权主义者为保证女性对于自已的从属关系掀起“道德”大旗，宣称生命的意义，并通过立法来将其本初的阶级欲望掩盖在法律之下。

《四月三周两天》便是对围绕堕胎法而浮现出的整个男权社会对女性弱势群体进行全面压迫的一次冷酷嘲讽和深沉反思。

影片的线索十分简单，主要讲述了奥蒂莉亚在帮助加比塔堕胎前后经历的12个小时。

在进行堕胎前半个小时的叙事时间中，场景都发生在奥蒂莉亚生活的校园内，为了表现与社会隔绝的自由平等环境，导演甚至隐藏了奥蒂莉亚和加比塔的行为动机。

此时导演遮遮掩掩的叙述迫使观众将目光聚焦在奥蒂莉亚穿梭在宿舍走廊的一个个长镜头里。

奥蒂莉亚出校订房段落的目的源仍有导演控制，观众只能在奥蒂莉亚一次次订房被拒后产生关于行为目的的保持着距离感的猜想，并将无房可定的普通生活遭遇放大到镜头下展示，已达到剖析社会冷漠状态的效果。

这种尚未明晰的准备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毕比出现，直到进入到不尽如人意的宾馆三人碰头后才将谜团彻底解开。

导演的这种目的是很好理解的，掩盖事件部分情节，成为了蒙吉导演拒绝观众对角色过度认同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种间离的效果，可以让观众保持相对清醒的理性状态，从而提高对具体细节隐喻意义的感知灵敏度。

在这场多方力量对抗的堕胎戏中，导演凭借其娴熟的语言技巧和调度功力将每一个镜头都发挥了最大表意功能。

蒙吉导演并没有将摄像机隐藏起来，而是更多故意暴露摄像机机位在场景中的一个不与任何人物视角重叠的客观地位。

三人在宾馆进行有关堕胎的一系列谈判交易之中，摄像机只有在加比塔将暴怒的毕比请回屋中时与加比塔的视角产生过完全的重合。

从玄关望向室内的加比塔看到的正是一副被墙壁积压的奥蒂莉亚与毕比的二人人物权力关系图谱。

其余则多是纯粹客观的暴露镜头，毕比两次检查躺在床上的加比塔，都是通过固定镜头垂直于轴线的拍摄视角和宗教圣母画式的构图方式展现加比塔纤瘦挺拔的玉女身材和两人间毕比居高临下压迫式的人物关系。

不仅如此，蒙吉导演经常通过变焦完成权力中心人物的凸显，来提醒观众应该关注的焦点。

同样是在这场戏中，蒙吉导演甚至为焦点转移制定了一套以人物权力为依据的变化规则。

这套配合以传统构图模式的变焦规则成为了视觉方案上人员权力构成最直接传达方式。

在文本设置上，导演也是将三个人物进行了极具代表性的隐喻。

毕比伪善面具下的奸诈嘴脸，在与奥蒂莉亚第一次碰头时表现的伪善与之后预谋已久不容置疑的权威做派，是男权主义者以道德为说辞设立堕胎法的具象化再现。

只是这一次毕比是以堕胎法为威胁逼两人就范。

这样，传统意识形态就隐藏在法律之后，不再留有任何值得辩驳的余地。

之所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或者说是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具体到文本内部分析便会发现他确实接受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女权主义者和妇女的界限划分，奥蒂莉亚的形象更符合女性主义者心中的女性角色的形象要求，在与毕比的交涉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毕比感受到了其对宾馆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权力中心的不断冲击。

于是，毕比勃然大怒，说出了内心的真正欲望。

而这种欲望在法律的恐惧之下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命令，奥蒂莉亚就犯了。

两个女生在事闭后挤在一个贴满蓝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清洗身上的污物。

如果说在对话中加比塔的唯唯诺诺是由于两人关系之间毕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在卫生间的啜泣则将其内心真实状态不加修饰的暴露出来。

与奥蒂莉亚相反，在遇到男权力量的压迫只能选择默默承受的加比塔是传统意识形态下标准妇女形象的展示。

堕胎前后对肇事男友极力包庇只字不提，却对出手相助的好友隐瞒真相且毫无诚意的表现也揭露了妇女在性别战争中的倾向。

对于两个女性千差万别的人物设定，对比只是其一，做女权主义者与妇女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才是导演所希望表达的深层含义。

奥蒂莉亚与加比塔道别后前往男友家，出门被前台服务生叫住“刚走的那个先生的证件忘记拿了”。

奥蒂莉亚拿着证件，左右盼望了一下，镜头就突然切断了。

直到影片最后导演也没有就这件事情完成一个交代。

怎么处理这张证件，导演把包袱直接甩给了观众，也甩给了女性主义者们。

　　　　二、对爱情关系的解构　　爱情故事作为女性电影中的一种亚类型，看起来可以提供颠覆的潜力。

“爱情故事的前提是女性有产生欲望的可能；因而，尽管它也许要建立的是这种欲望的幻觉本质，或者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死亡表现欲望的失败，或者是表现婚姻对这种欲望的驯服。

”但是“正因为有这么多风险，这个类型才有可能质询女性的位置——在父权制的谴责前爆发。

”与前半段的限制叙事不同，进入到核心事件之后，整个叙事倒转，观众成了全知全能者，观众所知既为奥蒂莉亚所知。

除此之外加比塔，毕比和德拉古特都不再处于全能全知者的位置。

也是从这里开始，导演从之前不稳定的视角中抽离出来达到统一。

包括堕胎戏在内的前70分钟，视角游离在加比塔和奥蒂莉亚之间。

甚至更加倾向于表现加比塔的内心纠葛。

但在影片后半段，当奥蒂莉亚进到德拉古特家中参加男友妈妈的生日聚会时，男友长辈们突如其来的羞辱比与毕比交谈时言辞来的更加恶劣，“与毕比的交流中，他也一直纡尊降贵：就连他吼叫的时候，他也用上“小姐”或“姑娘”这样的词，虽然这种情绪更类似于对待愚蠢下人的恼怒。

”但奥蒂莉亚还是不动声色的听完了所有轻蔑的言论。

在餐厅聚餐这场戏中，导演以一个中景将奥蒂莉亚框在了画面中间，画面中同时塞进了许多的中年形象，他们纷纷谈论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琐碎话语，但这场群戏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闲言碎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几个妇女主要作用是提问，几个针对奥蒂莉亚的尖锐问题都是由妇女们提出，在奥蒂莉亚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后，由男性解答。

除此之外，妇女的谈话完全堕入到炒菜做饭的日常琐事之中。

奖励式的亲吻和其他妇女求教式的口吻让德拉古特的妈妈沾沾自喜。

脸上表露出的一副“没有比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的事情了”的样子，正揭露了作为性别斗争中的第三方的妇女群体与男权主义者保持的完全屈服的从属关系。

但位于画面中心的奥蒂莉亚和占据全部后景的德拉古特仍然是整场戏的中心位置，导演并不在乎其他角色交谈的内容，于是，对话并没有顺从于传统的正反打模式而是将镜头直直的对准了与整个场景格格不入的奥蒂莉亚，在这种情势下，奥蒂莉亚的表情愈游离愈心不在焉，愈能凸显出社会关系间一个相互排斥的微妙关系。

这里导演并没有用固定设备对长镜头进行控制，而是略带微摇的手持摄影方式，以表现的生活的不稳定性。

并以这种中景下人物群像的散点构图法完成了对于处在某种特定情势下的大学生被监视，没有选择，始终被禁锢的刻画。

除去传统电影语言技巧的运用，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与加比塔堕胎事件相联系的男性角色共有三个，一个是医生毕比，一个是奥蒂莉亚男友德拉古特，一个是致使加比塔怀孕的肇事男友。

这三个角色很好的组成了一个标准男性强权者的形象并通过分层表现达到了群像化效果。

导演在加比塔肇事男友的刻意隐藏与加比塔对毕比唯唯诺诺的鲜明对比中，奚落嘲讽了男女关系中所谓忠贞爱情的力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奥蒂莉亚与男友缠绵的爱情关系，学校走廊上如胶似漆的拥吻在宾馆的一番践踏后彻底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凝视。

“别碰我，我一身臭汗。

”将德拉古特虚假的关怀状态暴露无遗。

奥蒂莉亚对德拉古特炮弹连珠的质问也映射了女性在男女关系中的一种被动地位。

蒙吉导演这种大反差的看与被看关系所产生的效果，正迎合了90年代以来，后现代女权主义“不能再把乌托邦的女性主义视野，与女性气质的主流建构对立起来”的诉求。

　　　　三、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制　　在分析本片的政治立场时，将蒙吉导演划分为一个女性电影导演是不妥当的，我们分析发现在《四月三周两天》中，如果刨除掉极少数倒转的女性主义视角，蒙吉导演电影中其余元素都是由传统电影语言系统包围。

“蒙吉导演放弃了所有操纵情感的手法”，通过不断的暗示性细节的设置，努力营造出一种本质的强烈情感。

所以应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他将对女性主义现状的思考寄托在文本中再现。

蒙吉导演在电影中由堕胎这一具体事件切入，通过加比塔的遭遇影射奥蒂莉亚与德拉古特的爱情关系，并在将看似稳固的爱情关系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关系后，再通过三个男性角色的群像化处理，达到警世意义，做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压制的终极思考。

就整部电影每个段落的表意作用来看，奥蒂莉亚从德拉古特家回到宾馆的一路和外出丢婴儿的表意内容是相似的。

即集中表现在一个独行的弱女子被城市的冷漠景象几近吞噬掉的恐惧感。

愈加急促的喘息声，愈加不稳定的手持拍摄镜头都在传达奥蒂莉亚几近崩溃的神智状态。

导演在处理男权对具有女性意识学生的意识挫败是递进似的。

场景设置从自由平等的校园出发，在宾馆堕胎的段落中，这时的奥蒂莉亚和加比塔仍凭借人数的优势和交易的存在而掌握着一定抗争的筹码，而且这种对抗是具体可感的。

但当奥蒂莉亚独自来到德拉古特家中，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奥蒂莉亚在桌前像一个被展览的物品，剥夺了发言权，失去爱情保护的奥蒂莉亚感受到了社会对于自己身份的既成偏见（这里即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也有性征差别的原因）。

极度恐惧中的奥蒂莉亚从带有偏见的德拉古特家中走了出来的同时便踏入了城市阴影里的无形压力之中。

当奥蒂莉亚处理掉婴儿后，在宾馆餐厅找到了加比塔，加比塔两人对面久坐，只是避重就轻的琐碎漫谈。

“我们以后谁也不要提这件事了”奥蒂莉亚最终还是向整个男权统治下的传统政治低下了头。

蒙吉导演在影片中并没有做出一次关于道德或者政策的说教，而是选择了更为客观的立场进行了对政策影响下的弱势女性的生活展示。

在这样一种态度下，蒙吉导演尽可能的隐藏对于女性的同情。

所以采用了传统电影语言格式匹配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方法。

影片最后的久久沉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

但与之不同的是，《都灵之马》的最后段落两人一起遁入了无尽的虚无。

而《四月三周两天》中奥蒂莉亚在影片的最后一秒钟突然扭头看向了位于观众位置的“第四面墙”。

这是一种迫使观众引起联想的间离效果的方法，最终也顺利达到了导演所希望表现的具有警示价值的终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均付出了巨大人员伤亡和代价，随着人口需求急剧上升，各国又陆续推出了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

罗马尼亚时任领导人齐奥塞斯库1966年，罗马尼亚时任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为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颁布了一项名为“770”的法令。

该法令废除了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流产的权力，堕胎和避孕都属于违法，堕胎者将受到判刑与囚禁，并且要求每对夫妇至少要生四个孩子，无法受孕的女性需缴纳税金。

为保证顺畅执行法令，执法者甚至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罗马尼亚人民将这些执法者称作“月经警察”。

直到23年后的1989年底，随着东欧剧变的浪潮席卷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这项强制生育政策才终于被废除。

01《四月三周两天》2007年，一部通过描绘罗马尼亚戒严时期，两个女大学生堕胎的经历，侧面反映罗马尼亚“770”法令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电影出现在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并一举拿下当年的金棕榈。

电影讲述了女大学生奥蒂利亚为了帮助其意外怀孕的室友嘉碧塔非法堕胎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法令废除两年前的1987年，女生宿舍中空无一人，桌上放着还未燃尽的香烟，被困在冰冷鱼缸中的金鱼仿佛暗示着女主人公的困境。

至此，拉开了两个女大学生的堕胎之路。

影片前半段以克制到近乎冷冽的手持摄影机视角，事无巨细地展现了奥蒂利亚为帮助室友秘密堕胎，想尽办法筹钱、费尽心思预订宾馆、与黑市医生秘密碰头斡旋而付诸的种种行动。

可好不容易，等黑市医生来到宾馆房间与嘉碧塔见了面，本就不满安排的医生，当在沟通中得知其肚中胎儿已经四个月，并非电话中说的两个月时。

因为嘉碧塔的欺骗，医生拒绝为嘉碧塔堕胎。

经过漫长交涉，黑市医生才同意帮嘉碧塔堕胎，但作为条件，她们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为了帮嘉碧塔尽快解决问题，还在月经期的奥蒂利亚迫于无奈，与黑市医生发生了关系。

完事后，奥蒂利亚忍无可忍地向躺在床上引流的嘉碧塔表达了对她的不满——如果不是嘉碧塔的自私懦弱，隐瞒实情，事情不会搞成此般局面，自己更不会遭到医生侵犯。

嘉碧塔却仍然在逃避，坚称自己也是无奈之举，谎言是唯一能让医生帮助自己的方法。

奥蒂利亚眼看床上插着引流针的嘉碧塔暂时无大碍，才放心地急忙离开宾馆，赶到男友家赴约。

饭桌上，男友家人们从食物聊到家庭，侃侃而谈。

面对男方家长不时抛出的问题，奥蒂利亚被夹在中间只能麻木地搭腔敷衍，此刻的她极尽克制，沉默隐忍着刚才在宾馆中发生的肮脏的一切。

饭后，奥蒂利亚迎来了与男友的独处，她也终于压抑不住内心，向男友问出了她的假设。

男友不敢直面问题，坚称不可能，他一边逃避回答一边质问奥蒂利亚是否真的怀孕，男友的反应让奥蒂利亚失望透顶，此时的她想到宾馆里正在引流的嘉碧塔，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她会成为另一个嘉碧塔。

一番不愉快的交谈潦草收场，奥蒂利亚还要赶回宾馆探望嘉碧塔。

她匆匆离开了男友家回到宾馆，在卫生间里看到了那个被嘉碧塔弃在地砖上，满是鲜血的胚胎，她捡起胚胎包裹好，遁入黑夜四处寻找，最终“处理”掉了胚胎。

完事的奥蒂利亚回到酒店，在餐厅里找到了正等待晚餐上桌的嘉碧塔。

奥蒂利亚责怪嘉碧塔一声不吭就离开了房间，害自己担心。

嘉碧塔却说自己只是饿了。

餐桌前，经历了一切的两人身心俱疲，沉默不言地面对面坐着，嘉碧塔盯着菜单发呆，奥蒂利亚望向窗外，望向看着她的每一个人，仿佛发生的这一切并非她所想的那样无人知晓。

至此，影片结束。

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此片斩获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片名《四月三周两天》正是嘉碧塔怀孕的时间。

整部影片没有华丽的镜头，也未呈现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却扎扎实实地将暗藏在平静海面下的波涛汹涌娓娓道来，无论是奥蒂利亚利用进口香烟不得不从老师那换取假期，还是为了帮助室友堕胎与黑市医生发生关系，都是当时人们冷漠与悲剧的真实缩影。

对罗马尼亚来说，770法令无疑是荒唐的，那是个人自由意志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也是早已过去的那个时代无奈残酷的真相。

随口一提，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巨龙国的观众们对于片中的许多情节一定会有更深的理解。

02可有可无的希冀《四月三周两天》在赤裸裸展现了戒严时代“冷”的同时，也深刻批判着荒唐的社会体制，呼吁人性的自由，甚至为女性的困境与自由而发声。

其实，就像《四月三周两天》，一部好的电影本就不该过度讨论华丽的镜头特效或是吹嘘逆天的演技，无论艺术种类，不分文艺商业，“人文关怀”往往才是最能打动人的东西。

纵观电影市场，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如《入殓师》，《肖申克的救赎》，《天注定》等往往更能被人们所记住。

宁浩大火的疯狂系列电影，比起他早期聚焦小人物的《香火》和《绿草地》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忽然想到几年前打车回家，不知怎么就和司机聊起电影。

司机说自己原来在峨影厂上班，后来离开那里出来开车，但从沟通中能感受到他对电影的那份热爱，他说，每天最开心的事便是下班后泡上一杯茶，放一部老电影。

我们后来聊到罗马尼亚电影，我说《四月三周两天》真的很棒，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另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

一路上我看着无数私家车从旁边超过去，我知道司机是刻意放慢了车速想跟我多聊聊，等到了目的地，司机师傅还是一副意犹未尽，没有聊够的样子，想想很是感动。

最后，车费比平时多了三十。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禁止女性堕胎。

一旦堕胎行为被发现，堕胎的女性和协助堕胎的医生都会被判刑。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即女大学生Otilia的室友Gabita不幸怀孕，于是在Otilia的协助下找寻愿意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

面对罗马尼亚政府不人性的法律，生活在罗马尼亚的许许多多个当事人却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暧昧。

影片中，Gabita的前男友从始至终未露面，作为孩子的父亲，他可以不背负任何负担而置身事外。

而Gabita则让室友Otilia代替男友分担她的困境。

Gabita在准备堕胎手术的过程中不断犯错，没有预约成功适合做手术的宾馆，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没有告诉医生真实的孕期，也没有亲自与医生见面。

她用表面的漫不经心掩饰内心的不知所措，终于把室友Otilia也拖下水，两人因为准备的现金不够，被迫接受了堕胎医生的性侵。

影片中，这些年轻的男女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成熟的面对男女关系和性行为，却往往在女方怀孕后露出怯懦的面目。

我们自然应该谨慎对待流产，然而呼吁谨慎流产的前提应该是呼吁谨慎对待性行为。

影片中，Gabita因为不谨慎的性行为而怀孕，而Otilia的男友不顾女方的反对，坚持不采取避孕措施进行性行为。

两个女大学生在面对医生语言和行为的压迫下，也屈服于医生的性侵犯。

在男友家中，Otilia曾经质问男友，假如怀孕的是她怎么办。

男友回答，“不会是你，一定不会是你”。

男友知道父母早就为自己打点好了未来的工作，也知道女友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任何的城市，两人未来未卜，他却依然要求女友满足她的性需求。

Otilia因为关心刚做完堕胎手术的Gabita，着急赶往宾馆时，男友却不顾Gabita的安危，只一味指责Otilia的离场让自己和家人难堪。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常常在性关系上做出妥协，以为自己是为爱或是为生活妥协，而男性却可以做那个随时准备提着裤子走人，然后把所有的烂摊子留给女性自己的负心汉。

这就是为什么，性和生育本来应该是自然对于女性的馈赠，却在现代社会中总把女性置于弱势地位。

影片中也到处弥漫着罗马尼亚民族衰败的阴影，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总也买不到的香烟，女大学生选择读工科只为毕业后不被分配到农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罗马尼亚才把生育当作是救世主，用法律剥夺了女性堕胎的权利，用新生儿换取民族的希望，而把风险留给女性。

《四月三周两天》里，经济低迷了，所以堕胎违法了。

《蛙》里，人口太多了，所以生育违法了。

《使女的故事》里，出生率太低了，所以一夫多妻又合法了。

亚当无聊了，所以夏娃诞生了，性爱可耻了，所以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了。

世界不好了，所以玛利亚怀孕了，所以耶稣诞生来拯救世界了。

可生与不生不是维持世界平衡的机器，更不是拯救世界的万能法宝，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子宫，也不是靠让下一代出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靠这一代人去改变现状。

如果现状不改变，那么下一代就像那个仓促之间被堕胎的婴儿，刚刚四月三周两天大小的样子，被母亲遗弃在废塑料上，然后被丢进垃圾管道中粉身碎骨。

前段时间，婆婆迷上了莫言。

去年去她家过元旦时，她把读过的那本《蛙》送给我，然后又语重心长的催我备孕。

单位饭堂里，热心的中年女同事问我，“你该准备要小孩了，再晚就高龄产妇了。

”我说，“我还没到三十岁”。

她又说，“你还要为二胎着想。

”在莫言的《蛙》里，生育被比喻成了养殖场里的牛蛙，生或者不生不过是科学养殖的手段，而牛蛙不过是一种产品。

有人要生，有人要不生。

生与不生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命题，女性的子宫到底是谁说了算。

所以是谁说了算，大约应该是我自己，然而真实的我却一边说着不喜欢抚养小孩，一边默默地屯起了叶酸。

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选择生不生育像是一场拉锯战，是天平两端的制衡，衡量的标准是年纪。

年纪小时，生的阻力大，我们因为男友的疏忽和自己的天真怀孕时，我们会瞒着父母自己筹钱堕胎。

年纪大时，不生的阻力大，你要面对父母的催促和别人的指点。

我几乎预想得到三十岁后我将遭受到的阻力，所以我只好提前投降。

我只是看不懂自己，这已经不是《蛙》和《四月三周两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了，道理我们都懂，为什么依旧不自由。

生或者不生逾越的不再是法律和愚昧的道德观念，横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敢逾越的是什么。

我们咒骂，我们不满，但我们可以把错误推托给谁？

我们走出丛林，走向文明世界，我们做好了与自身弱点决裂的准备。

可看我们把社会搞成了什么样子，科学养殖场么？

我们理解不同，宣扬多样化，我们以为自己心安理得了，可为什么舆论总与真实割裂。

看看现实中我们是怎么做的，排挤少数人，欺压弱者；自怨自艾，不知反抗。

我们当然可以抱怨社会对女性权利的漠视，但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对女性权利、对自我权利的漠视，组成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

我们宣扬女权，我们轰轰烈烈的开展“metoo”运动，我们以为自己有了盔甲也有了武器。

可我们的武器就是Otilia手里的那把折叠小刀，我们把它握在手里，却不知将它插向谁的胸膛。

不如，先剖开自己看看清楚。

1.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时间的焦灼感诠释得这么好。

连罗拉快跑都没有。

甚至没有配乐，没有大特写，只靠手持镜头和长镜头。

我好像在看一出浸入式话剧，我好像全程就跟着O，即使画面几乎几分钟都没有动，却没有一秒是浪费的，因为每一秒都是在焦灼的火焰上添的一把柴。

而且焦灼的不只是故事的参与者，所有人的对话都推来搡去的，内容繁琐冗长音调又低又平，好像每个人对自己对他人都很不耐烦，焦灼的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

即使最后二人相对而坐的许久沉默，也是浮动在半空中焦躁的沉默。

2.越往后看终于明白这个对闺蜜又爱又恨的姑娘为什么甘愿为她做那么多，因为不管你是怎么坑我的，在这个时代面前我们依然在同一战线。

这不是什么闺蜜情，这是战友情。

3. 编剧真的还是太善良了，一个轻易能合理引出各种悲剧结尾的故事，却让每一个转折都有惊无险，但这种善意却更像是打在胸口的一记记闷棍——他没有拍出来的情节，自会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他把故事交代到这里，剩下的我们其实都懂了。

1987年的罗马尼亚。

阴冷肮脏的融雪天。

铁砣似的交通工具在路上叽叽哑哑。

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

女大学生Ottila在学校宿舍楼里购买走私的进口香烟、食品、香皂 ，为和她在同一宿舍的 Gabita准备着秘密的行李。

Gabita 怀孕了，而堕胎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是非法的行为，她们找到了一个叫Mr.Bebe的男人来私自堕胎。

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在Ottila几经周折找到的廉价小旅馆里，Mr.Bebe提出了要挟，不仅是金钱，也包括Ottila的身体。

没有选择的Ottila满足了Mr.Bebe的要求，并且帮Gabita处理了胎儿的尸体：她把他扔进了垃圾箱里。

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结束之后，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沉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

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

而这一天，正是Gabita整整怀孕4月3周2日。

描述剧情对某些好电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听起来乏善可陈。

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如果你能坚持在二个小时忍受住影片表现出的巨大压抑，你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39岁的Cristian Mungiu，影片的导演、编剧、制片人能够获得2007嘎那影展的那片金棕榈。

外面用导演Cristian Mungiu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电影。

故事源自于我们生活中不可对他人言述的经历和隐密。

最主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堕胎的故事。

1966年，齐奥塞斯库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直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死去，社会主义政体在罗马尼亚结束，这项法令才被废除。

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

对于那段历史而言，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关乎于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

影片中军营式的大学生宿舍，冷漠而警惕的旅馆看门人，用西方国家的物品来代替钱的私下交易，乃至堕胎被强加的黑暗色彩，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如此相似，而且我相信，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曾经有更多的版本。

因为某种公共制度禁忌而产生的个人经历，以及不可预料的人生选择：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或者为了勇气和责任，我们只能象Ottila那样去经历难以启齿的、不堪回首的过程。

因为隐密，它甚至不能称之为悲剧，它是划在心里的暗伤，它是被时间吞噬的秘密，多年以后，耻辱感退去，才能够平静地向他人讲述这些经历，如同讲述他人的故事。

1987年，东欧政治剧变的前夜。

今天的西方评论者和观众在看这种背景的电影时，常常过于敏感地指向政治压迫和隐喻。

然而我更相信导演的本意，他在导演阐述里说得非常清楚：“我试着拍摄一部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电影，而不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不是影片的语境和主题。

我试着尽可能地尊重并且还原事实，而不是聚焦在对共产主义末期的老一套和标志性上。

那个时代在那里，在我的电影里，但是它们在镜头之后：公共汽车噼里啪啦的尾气排放声，形似熨斗般的罗马尼亚轿车，劣质的行李箱，盖满书页的墙，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习惯，比如Kent牌香烟可以代替货币在私下流通。

没有这些背景，我们将无法理解这部电影。

”这段话让我想起参加同届嘎那的娄烨的《颐和园》，在我看来，那是一部首先立意于描述“时代”，而不是人物和故事的电影，既然如此，还是让西方人把政治隐喻和宣传噱头留给《颐和园》这样的电影吧。

里面和柔弱而略显自私的Gabita相比，Ottila代表着另一种女性：坚强，勇敢，用中国人的话讲，有情有义，她象Gabita的守护神，承担着种种濒临崩溃的局面，尽管她也无助而惶恐。

被Mr.Bebe侵犯之后，Gabita赤裸着下身冲进浴室，用力地搓洗身体，之后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浴缸里，她一直背对着镜头，看不见她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声音，但是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这意味着什么样的痛苦。

在中途离开旅馆去往男友家的公车上，镜头里远远地，Ottila无声地留下眼泪 。

她不是不怨恨Gabita，Mr.Bebe的要挟和Gabita之前无意中撒下的谎言不无关系，可是这点怨恨很快转化为对Gabita的牵挂，因为她，是唯一能够帮助Gabita的人，就像她把最后一根烟留给了Gabita一样。

影片中有一个堕胎后胎儿尸体长长的特写镜头。

4个多月的胎儿，看得十分真切。

他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布满血污。

Ottila把他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我们只能看见Ottila黑暗中晃动的背影，听到她急促而压抑的喘息声，因为害怕和紧张，Ottila迟迟没有找到丢弃胎儿尸体的地方 ，她的头发在冬天夜晚的雾气里变得潮湿。

最后，她跌跌撞撞地走进一个居民楼，迅速地把装着胎儿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

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她的剪影，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

就像这场戏一样，影片充满了这种“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悬念设置，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极度压抑乃至惊涑的时空，我们仿佛可以清楚地听到Ottila和Gabita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Mr.Bebe侵犯Gabita，拍的始终是房间外惶惶然不安等待着的Gabita，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Gabita独自一人在旅馆里，中途赶去参加男友母亲生日会的Ottila始终心神不宁，打给Gabita的电话几次都被意外打断，打通的电话也无人应答；影片阴沉的调子，Gabita的柔弱形象，似乎象征着一场悲剧的降临，我们和 奔向车站的Ottila一样焦急万分，又在最后一分钟为看到还好好活着的Gabita而长呼一口气。

令人难忘的还有影片的拍摄方式和演员的表演。

Cristian Mungiu决定让影片保持一种阴暗的基调并且避免一切看起来像是经过刻意组织的场面。

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 ，他大胆地采用一些不无极端的拍摄方式：长到极致的长镜头--每场戏基本上只有一个镜头；肩扛拍摄，没有斯坦尼康，没有脚架，也没有刻意的晃动；大量的画外音，人物常常在镜头之外说话，观众完全看不见说话者的脸，一切的手段，都为了呈现这部电影最初确立的灵魂：情感和真实。

扮演Ottila的Anamaria Marinca令人印象深刻，她之前只是一个在伦敦闯荡的罗马尼亚小演员。

导演Cristian Mungiu直到拍摄前一周都没有找到饰演Ottila的演员，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飞去伦敦见Anamaria，他在导演阐述中这样写到： “第一次在夜晚的机场见到她，我很失望，因为她看起来一点也不象Ottila，但是第二天，当我们试戏的时候，改变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她完全成为了Ottila，我看见我的人物通过她的嘴唇被表达出来。

她是如此令人难忘，整部电影可以说都是依靠在她的肩膀上完成的。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完美，那就是演员的表演。

”正如Anamaria Marinca的演出，我深信每一个好演员身上都有一种常人未所及的惊人能量，以及或多或少的神经质，当摄影机转动的时候，他们熠熠发光，角色附体，他们是完美的谎言，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他。

好电影都是纯粹而完整的，好电影的好是一个整体。

剧本好，导演好，摄影好，演员好，音效好，灯光好，美工好，剪辑好，都好。

事实上，好电影让你看不见导演或摄影机的存在，也感觉不到演员个体的存在，所以以上所写只是基于某种背景介绍。

其实我们说不出什么，只是更多地了解到一点他人和表象背后的那个世界，或者被感动，或者微小的快乐和悲伤，或者久久无语。

电影就是色相，李安说。

星期五言：通常，一部电影都是在试图找到某个社会背景下的人的共性的，比如说爱啦、信念啦、真理啦、正义与邪恶啦等等，这种共性总能博得观众的共鸣与集体道德意识的觉醒。

可偏偏有这么一部电影，即便其政治环境已经很明显了，它却似乎对找共性没什么太大兴趣，相反，它镜头下的那些人物似乎都有一套自己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伎俩。

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让这部电影显得更加残酷了，说的正是那部2007年摘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四月三周两天》！

（文末附电影百度云链接）注意，在电影《四月三周两天》里面展现的那些人物，有因为讲义气自己活受罪的人；有爱耍小聪明卖可怜的“绿茶妹”；有顶着国家政策接黑活的落魄医生；也有体制内冷漠的既得利益者…问题来了：这些个体人物行为到底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属于人性所致？

我们是该讨厌、谴责他们，还是该同情他们，另找原因呢？

这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解答方向。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看这部《四月三周两天》——

一、故事的社会政治背景1965年-1989年的罗马尼亚被称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其最高领导人。

在这期间，齐奥塞斯库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中央集权制；大搞三个五年计划，扩大出口；在文化建设方面，他实施文字狱，严禁个人拥有打字机，热衷领袖崇拜建设…而在齐奥塞斯库所有举措中，“禁止堕胎”这项法令最为臭名昭著。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奥塞斯库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

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 罗马尼亚前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1989年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特别军事法庭以“实施种族灭绝，屠杀六万人”、“危害国家”、”破坏公共财产“、“破坏国民经济”等5大罪状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没错，这部《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的前两年。

二、故事“四月三周两天”指的是剧中一个女大学生从怀孕到堕胎成功的时长。

这部电影讲的便是关于她堕胎的整个过程。

而堕胎这件事在上述政治背景下肯定是不合法的了，因此剧中涉及事件的人物包括堕胎的人、动手术的医生、帮忙的大学生室友都要面临坐牢的风险，他们的行为必须隐蔽进行。

自然我们在观看这部电影时也是处在一种紧张、压抑、烦躁的情绪之中。

“堕胎过程”是条主故事线，电影还有另外两条故事线，分别是Otilia（帮Gabita堕胎的室友）与男友的感情纠葛，以及给Gabita堕胎的医生的家庭背景。

没错，整部电影就是由这三条故事线组成的，每条线都有其内在人物要克服的一系列问题，而所有这些个要克服的问题，构成了这部电影故事的戏剧张力。

三、故事人物的社会身份与结构在观赏电影故事的同时，借助故事中的所有人物的身份特征，我们又能获知一些其他的信息：1、Otilia

我们通过这个女大学生的经历得知:原来在那时的罗马尼亚，农村女孩儿想要自由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学理工科，找个城市里的男友；原来那时在罗马尼亚大城市外地人也得办暂住证；原来城里人是瞧不起外地人的……另外，Otilia这人很讲义气，爱帮人，哪怕是吃哑巴亏也不愿把秘密跟男友分享，这又说明她对男友所代表的本地人是不信任的。

2、Gabita

这是个懦弱、没主见、爱耍小聪明，爱装可怜骗取别人同情的小女人，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仔细看电影中的细节，会发现她喜欢指示别人不说，还挑三拣四，洗发水得用好牌子的，吃东西抽烟也是要最好的，占了便宜后，还得挑点别人的毛病...3、医生

这个医生很难定性，他不像女室友Otilia傻到自己吃哑巴亏帮人忙，但似乎又没绝情到家；他有家室有孩子，但似乎又很烦躁，对那些堕胎的大学生有很大的意见（即便那些大学生是他经济的来源）；他跟Otilia（女室友）的性格简直是两个极端：一个傻的让人恨，一个理性的让人恨。

4、男友一家

男友一家人是典型的体制下的受益者，而他们受益的代价便是对底层人、弱势群体的旁观与冷漠。

剧中的“男友”倒是一度试图理解女友“Otilia”的苦衷，然而，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利益关系却成为了两者间不可逾越的屏障。

5、宾馆服务员

剧中的堕胎引流手术在宾馆中秘密进行的，因此，几个手术的当事人难免会跟宾馆的服务人员打交道。

借此我们看到了那些在体制下工作的人的冷漠、敌视与机械。

四、电影的拍摄手法电影中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肩拍镜头，给人一种类似纪录片的感觉；同时又给人一种慌张不安的感觉；大量的灰色调处理、逆光以及夜晚路灯的运用（让人物的脸部在黑暗中时隐时现）让那种社会的阴暗气氛更加浓重，当然，这种阴暗是针对普通底层大众的。

再一个是电影的开放式构图与静止画面，让其显得更加真实且压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自始至终没用一点原声配乐，这在电影中是非常大胆的，它会大大降低电影的故事趣味，但无疑更加重了电影下现实的残酷性。

五、我对《四月三周两天》的认同感回到开篇的问题上来：这些个体人物行为到底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属于人性所致？

我们是该讨厌、谴责、指正他们，还是该同情他们呢……恰巧我们去年刚发生了“刘鑫与江歌”那个案子，我一时觉得电影中那对大学生的遭遇跟这起案子的双方当事人特别像：一个求助于另一个，完了事逍遥快活，而另一个则替前者挨了刀子，吃了大亏。

面对此事，我们除了谴责抨击那些经历事件的个体以外，还做了点什么？！

这也便是《四月三周两天》中导演想要提醒我们的事情——个体事件、人物性格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纵观这部《四月三周两天》，与其说那是一部“政治电影”，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人物风情画”，导演并没有正面刻画统治阶层的高压集权政策，也没有过多解读人物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这些东西留白式的隐藏在了电影语言中，而剩下的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物们只是去处理他们手头不得不做的事罢了——帮朋友、堕胎、接活、坚守岗位职责等等。

只是临了，女主角向镜头的那一撇。

这一瞥又是何其无助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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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名家云集：贝拉·塔尔《伦敦来的男人》、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亚力山娜》、昆汀·塔伦蒂诺《刑房》、法提赫·阿金《在人生的另一边》、科恩兄弟《老无所依》、李沧东《密阳》、王家卫《蓝莓之夜》、格斯·范·桑特《迷幻公园》、卡洛斯·雷加达斯《寂静之光》、詹姆斯·格雷《我们拥有夜晚》、库斯图里卡《给我承诺》、大卫·芬奇《十二宫》。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届戛纳大年。

出人意料的是最终摘得金棕榈大奖的却并非这些名家作品。

事先不被看好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四月三周两天》一举问鼎金棕榈。

《四月三周两天》只是蒙吉的第二部电影长片，此现象在戛纳历史上也算罕见。

如今十多年过去，影片并没有成为新世纪的经典之作，但口碑也并未如某些金棕榈片般急速下坠。

《四月三周两天》是比较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艺术电影，出位的社会议题挑动人心，形式风格异常强烈。

作品表面看似深刻犀利，但仔细剖析，一些问题还是比较显见的，尤其难逃公式化的嫌疑。

这些问题同样同样存在于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导演，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导演自身创作心态有关，也与西方影展的生成机制、东方主义文化心态有牵连。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合谋。

《四月三周两天》有着一个在西方社会非常博眼球的主题：堕胎。

堕胎在基督教国家始终是争议话题。

但蒙吉的切入角度与通常的堕胎话题电影不太一样。

影片的堕胎主题指向的或者说控诉的对象并非宗教，而是极权政治。

统治罗马尼亚多年的齐奥塞斯库极权政府，禁止堕胎是其最显见的暴政之一。

根据知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战后欧洲史》的说法，从1966年开始，罗马尼亚政府为了增加人口，开始实行惨无人道的禁止堕胎政策。

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被绝对禁止堕胎。

1986年，限制年龄提到高了45岁。

为防止堕胎，每位罗马尼亚育龄妇女每个月要被迫进行强制体检。

此政策带来的巨大悲剧是，罗马尼亚的人口并没有增长，但堕胎导致的死亡率远远超过欧洲各国，原因是非法堕胎成为了唯一的节育手段。

1966年法律规定禁止堕胎后，每年至少有1万名妇女死亡。

到1985年，新生儿必须存活四周以上才能登记。

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前夜，新生儿的死亡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25%！

如果要找出一个戏剧性的反映齐奥塞斯库政权恶劣程度的社会事实，再也没有比禁止堕胎政策更合适的了。

蒙吉的选择非常敏锐。

第三世界国家如果选择一个彻底去政治化的题材，拍摄类似《两个情人》（2008）、《伊斯梅尔的幽魂》（2017）、《夜以继日》（2018）这样的纯情感电影，要想进影展角逐，很有可能是连门票都拿不到。

与之相反，所选题材政治激烈化程度越高，被选的概率也肯定越高。

当然光有吸睛议题是不够的，顶级影展对于影片的美学追求同样有着特定的要求。

拍成好莱坞电影式的正反打镜头、无缝剪辑、坚守180度轴线原则肯定是不行的（只有伊斯特伍德和个别玩票的好莱坞明星有这权力）。

《四月三周两天》的美学风格可归为两大类。

一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效果类似橱窗镜头。

二位女主角成为了被深深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对象。

尤其是发生在旅馆中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堕胎重头戏，蒙吉全部使用了近景长镜头搭配固定不动镜头的美学策略。

有些戏份，女主的下体完全裸露，私处则是半裸露状态，形成一种窥视效果，对异性恋男性而言有色情意味。

由此投射出来的国家主体也成为被观看的对象。

女主作客男友家中，在餐桌上聚拢谈话的过程，亦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因为此过程的重点是展示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人物处境，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手持镜头跟拍是另一大特色。

这类似于隧道效果的视点，观众有临场感。

而无配乐的使用又强化了写实、记录的风格。

与影像风格搭配一体的叙事风格则是非常好莱坞化。

这也蒙吉的机敏之处。

安东尼奥尼式因果链松散的晦涩现代主义叙事在影展角逐中并不具有天然优势，这是评委的身份使然，毕竟评委不是阅片无数的影评人或电影理论家。

《四月三周两天》的叙事充满了希区柯克式的悬念风格。

从第一句台词“好吧”-“谢谢”与钟表倒计时声音（有政权垮塌象征意味）响起开始，悬念始终贯穿于整部电影：这二位女主角到底要干什么？

房间能不能订成？

公交车上的检票能不能应付？

医生到底愿意不愿意交易？

女孩为何不接电话？

是不是出事情了？

女孩怎么应对男友的责问？

这是事件性电影的常规叙事法则。

另外，好莱坞的叙事法则是，在主线索之外必须有一条爱情线索。

本片也完全符合这个原则。

这两条线索的“合谋”，保证了影片与乏味、沉闷无关。

这种策略的选择，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此。

强烈写实风格的视听语言与戏剧性的事件发展历程搭配，形成的效果其实是一种指控性的影像美学。

按照古典的巴赞式美学，长镜头与固定镜头的搭配，必然与事实、真相、档案相关。

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主体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指控者。

一种与道德地位相关的身份赋予。

所以影片的高潮会是死婴的大特写镜头，这是齐奥塞斯库恶魔政权的罪证，作为观看主体的我们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王兵新片《死灵魂》的结尾，镜头对准了夹边沟原址留下的白骨，有着同样的控诉效果。

这是拍摄者很难自控的一种表现。

类似法庭上原告情绪失控后的愤然抗议。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甚至是女主角望向了镜头，也就是观众，诘问意味强烈──你们都看到了么？

死婴的生命历程──四月三周两天──就是影片的片名。

在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整部影片的影像逻辑。

充满悬念跌宕起伏的剧情，在人工化操作驾驭下形成的“写实”、“纪录”风格引导下，我们无比关心二位女孩的命运。

伴随着非常事件的发展，我们感受到了奇情，为其担忧焦虑，衷心期盼能够度过难关，最终如愿所偿，心下坦然。

同时我们也了解、见证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可怕。

可是除此之外，影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对比下同样题材的事件型电影。

罗伯特·布列松的《死囚越狱》，是一部讲述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一位囚徒主角冒死越狱故事的电影。

这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事件型电影，囚犯主角如何越狱？

是否能成功？

这个过程是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这条主线投射出纳粹政权的惨无人道。

但是布列松的美学旨趣以及与之伴随的生命诉求就与《四月三周两天》大异其趣。

布列松无意于以历史事实为证据来控诉纳粹，他的手法是让观众充分感受主角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画外空间、疏离表演、频繁的手部特写镜头、松散的因果链条、非戏剧化的独白、救赎意味强烈的莫扎特C小调弥撒曲，使得主角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深邃的影像情境（德勒兹所谓的纯视听情境，即时间-影像）。

布列松并不着力于放大越狱过程的悬念，主角的身体、行动与声音构筑的是一种纯影像的存在感。

更为特别的是，布列松的影像美学并非为了形式而形式，画外空间是布列松本人囚禁体验的一部分。

因之，影像的存在并非目的论式的人工技巧的把玩，而是主体生命经验的悲情庄严投射。

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存在主体的纳粹经验。

准确的说，《四月三周两天》的手法是展示，影像展示。

连揭示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再比较下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

这部电影的厉害犀利之处，是找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角度来揭示斯大林极权时代的恐怖。

影片贯穿始终的是成年人与孩子之间嬉戏的场景，真挚与矫饰，历史与未来，忠诚与背叛，爱与恨，以一种非常复杂又真实的辩证关系展开，这里面充满了人性可怖的回声。

一直到斯大林画像出现之前，影片几乎没有涉及关于这个时代的话语。

但时代的一切都体现这特殊的人物关系、人物状态之中。

《四月三周两天》本质上就是一篇非虚构类风格的新闻报道，单薄，羸弱，我们看完电影，知道了齐奥塞斯库政权掌控下罗马尼亚人民的堕胎惨剧，知道了罗马尼亚大学生不学理工科就要到乡下去当农民，知道了罗马尼亚旅馆订房间的特殊规则，知道了罗马尼亚那年代行贿的普遍性、物资的极度缺乏……影片二位女主角的塑造也比较简单，一个懦弱，一个独立。

我们对之观感不过是──有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很典型。

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四月三周两天》说到底还是这种陈腐、刻板、过时文艺理论的产物。

（已刊于虹膜“邪论”专栏）

四月三周两天，罗马尼亚的电影，很沉闷，必定需要很多的耐心才能把这样一部片子看完。

奥蒂丽娅（Otilia）和加比塔（Gabita），两名美丽的女大学生，同居一室，关系分外密切，影片围绕着加比塔意外怀孕之后，如何堕胎为主线而展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时罗马尼亚的社会背景以及民众观念。

在当时政府统治下，堕胎是违法的，两人只好寻求非法途径来帮加比塔堕胎，我是比较喜欢奥蒂丽亚的，因为她的美丽，聪明，勇敢，对于朋友，敢于付出；相形之下，加比塔则显得懦弱，无力，而且自私。

寒冷的天气里，奥蒂丽亚定好了廉价的旅馆，而后去寻找那名非法堕胎医生，而怯弱的加比塔能做的就是一直在等待，甚至他还欺骗那名医生说她只有两个月身孕，而这也为奥蒂丽亚招惹了麻烦。

在那名明显心术不正的流氓医生和加比塔说了一大通狗屁不通的P话时，一旁的奥蒂丽亚一直都在关注着加比塔，丝毫不曾想到自己居然要为密友付出身体的代价。

我只觉得加比塔特别自私，她爱她的朋友么？

为了让自己成功堕胎，不惜撒谎，在那种医生威逼，奥蒂丽亚除了屈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做法的情况下，她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却是怯弱地让医生走，更是把密友逼到了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绝境。

于是，奥蒂丽亚用年轻的身体，换来了自己的一次手术，多么的无奈而荒谬。

赤裸着下身的奥蒂丽亚走到卫生间开始冲洗，她的表情无限冷漠。

而加比塔看着她开始抽泣。

我心里充满了对她的鄙夷。

由此想到其实友情都是不对等的，A对B无论多么多么好，掏心掏肺掏金钱等，可能还是都不够好，直到付出身体，才能让B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我至讨厌B角，我总觉得让人要牺牲很多，才能达成对自己的帮助，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情。

加比塔就扮演这么一名我讨厌的角色。

事实上我的所想应该是和导演相背离的，或许导演想反应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权的卑微，在堕胎不能成为女性自主拥有权利的环境下，女性为了实现身体的自由，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譬如就是以身体为代价，才能换来危险性依旧巨大的堕胎，多么的讽刺。

以此为延展，能想到的就更多了，堕胎本身就是双刃剑吧？

如果父母都从优生优育角度出发，甚至进行性别选择，扼杀了许多孩子生存的可能，那么这从伦理学的角度，又该如何解释？

呵呵，不能想这么多。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男权主义者，只是觉得这个社会真是有太多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

奥蒂丽亚在帮加比塔安置好堕胎用的探针等设备之后，出门去参加男友母亲的庆生宴，由于一直牵挂着女友，她很心不在焉，餐桌上她坐如针毡，我居然也感同身受。

亲戚们都在谈论家庭的问题，不自主透着居高临下的味道，而出身普通的奥蒂丽亚自然很有点不自在的感觉。

终于她和男友有机会聊天了，当看到她问男友，如果她怀孕了男友该如何处置时，男友的刹那犹豫，真是让人觉得难过。

呵呵，由此想来，女性总是弱者的，如果说爱情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男欢女爱就自然而然，而这样的任何结果却只能由女性负担，譬如怀孕了不能结婚，堕胎时必须遭受白眼，仿佛这是女性一个人的堕落，咎由自取，一般很少有人会想到要去指责造成她怀孕的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而在罗马尼亚那个左翼统治年代，男人们似乎只管随心所欲取乐，女人不小心怀孕了，则必须自行解决，生死由命暂且不是最为可悲，如果不慎被发现，更是面临牢狱之灾。

登时觉得在男女关系里，由于不可更改的生理构造，女性始终是处于弱势的。

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一样，如果有婚前不慎怀孕，承当苦果的多半还是女性。

奥蒂丽亚怎么都打不通旅馆的电话，心急如焚赶回，加比塔已经成功堕胎，小小的皱巴巴的胚胎看得我触目惊心。

于是她把胚胎装在包里，准备丢到那名流氓医生说过的某个地方粉碎，不留痕迹。

又一次折服于她的勇敢，在陌生的城市，冒着被警察发现则触犯法律的危险，一个人在黑暗中穿行，有惊无险之后，终于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等她返回旅馆，却找不见加比塔，正当无比着急之际，原来饥肠辘辘的加比塔已经到了餐厅。

两个女孩终于能轻松坐下来，好好吃一顿了。

这一两天发生的事情，绝对够她们记住一辈子的，而我不能理解的是，加比塔始终是欠着奥蒂丽亚的，不知道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她面对她时，要怎么才能做到坦然...我真是想太多。

我倒觉得这样一部电影其实满有看头，也许女权主义者会喜欢这样的电影，让人看到了女性掌握更多的权利是多么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

其实堕胎是否合法只是女性是否拥有足够权利的冰山一角而已，从社会的各个面都能看出男女待遇事实上存在的差异。

上帝啊，麻烦你告诉我，男女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真正的平等吧？

或者您会告诉我，只要男女生理存在差别，男女永远就不会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