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医生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医鳞集》）一在西川美和的电影《亲爱的医生》里，瑛太饰演的一名来自某知名医学院的实习医生——相马启介去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子——神和田村，开始了他在那里的实习日子，就同许许多多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一样，神和田村也是一处“遗忘之所”，年轻人都离开了那里，要去大城市闯他们的天下，而只留下些安土重迁的老人们，空守着他们安谧而冷清的大宅子与他们屋前那一爿一爿的田塍。

在这个村子里，来的人少，去的人多。

所以，相马的来到也算是件大事儿。

神和田村虽小，但也是有些人口，而村子里，给这些“遗老遗少”们看病的，在相马来之前，却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而他们的全部便是一间简陋的村卫生室。

但村卫生室虽破旧，医务人员虽少，这名由笑福亭鹤瓶饰演的名叫伊野治的乡村医生却在这村子里有着好得出奇的声誉，好到什么程度？

已经是近乎神明的地步了！

但是，导演西川美和在这部片子开头却是用了倒叙的手法，而倒叙而来的则是伊野医生的神秘失踪，——而同时，警察也正在搜捕他。

伊野医生究竟是神明还是罪犯？

随着剧情的展开，伊野医生的过去也在一点点地被揭开。

原来，伊野治根本就不是名合格的医生，他挂在村卫生室墙上的那张医学院毕业文凭分明是他父亲的，他白大褂口袋里插着的那只镌刻了他姓氏的象征了医生地位与尊严的钢笔也是从他患了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父亲那里偷来的。

他根本就不懂多少诊疗知识。

而他那所谓的“近乎神明”的声誉则一半要归功于他的好运气，一半要归功于护士的帮助。

一次，村子里一名老人突发呼吸困难，伊野医生和相马立即赶往老人家出诊，然而来到老人床边的时候，老人却咽气了。

伊野医生半安慰似的搂过了老人，在他背上轻拍了拍，却在这时，一团寿司从他嘴巴里咳了出来，老人又活转了回来。

于是乎，村里人皆以为伊野为神明。

又一次，一名男子同样是突发呼吸困难，送到了伊野医生卫生室里，伊野却束手无策，无法给出明确的诊断。

这时还是护士提醒伊野说，他是张力性气胸，并递给他一只穿刺针，说要立即给他穿刺放气，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伊野接过穿刺针，却不知所措，因为他从没给人做过胸穿。

但在护士的坚持下，伊野只得硬着头皮，沿着肋间隙把穿刺针刺了进去。

刺入的瞬间，一股高压气体从男子的胸腔里喷出，男子总算能喘的过气来了。

这便是伊野那所谓的高超医术。

到影片后半部分，我们才知道，原来伊野只是个药代，借着他做药代期间织起的关系网疏通了各路关系，才做成了神和田村的村医。

可伊野究竟为什么要大费周折地来这么个无人问津的小村子做医生呢？

甚至还要冒着非法行医的危险。

原来，神和田村因为地处穷乡僻壤，很少会有医生愿意来这里行医。

在他来之前原本有一名村医，但后来也走了，只留下护士一人。

伊野因为做药代的关系，经常要奔走于各个诊室、各家医院，所以也知道了神和田村没有医生的情况。

最后，他下了决心说要留下来，哪怕自己没有医师执照，好歹自己也懂一些最基本的医学知识，好歹自己还认识不少医生朋友，在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时，我也可以联系他们。

所以，在村民们——甚至连来这边实习的相马，——也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伊野做起了神和田村唯一的一名村医，但就是在伊野医生这般误打误撞的行医过程中，他和村民们却建立起了无比的信任，村民们都对他百般地尊敬与喜爱。

当然，故事的冲突并不局限于此，伊野最后事实真相暴露也不是事出无因，而是因为一起所谓的“医疗事故”。

村子里，一名由八千草薫饰演的老人因为长期上腹部疼痛而求助于伊野医生，但在伊野医生给老人诊断出胃癌后，老人却要伊野帮她隐瞒真相，因为她不想自己的女儿担心，于是伊野伪造了内镜报告，故意地给了个“假诊断”，只是对老人的女儿说是胃溃疡而已。

但最后老人的病情恶化，真相已要浮出水面。

就在这时，一天夜里，伊野医生脱去了自己的白大褂，扔在了路边的田里，趁着夜色驾着小电驴离开了村子，从此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二以前不曾想到，日本也面临如此严重的乡村医疗困境，只从去过日本实习过的同学那里听说，现在的日本医学生，即便是从京大医学院、东大医学院这样的著名医学院里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少会选择去小城市行医，而不会留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但也许即便是对于这部分医学生来讲，小乡村也不会是第一选择。

后来，也慢慢了解到，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着类似的情况。

农村医院经费上难以维持，医务工作者逐渐流失，而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们又不会选择来这些地方行医，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一面是大城市里医务工作者接近饱和，一面却是原本的乡村医生后继无人。

比如在加拿大，有着超过20%的农村人口，却只有10%的医生在为他们服务[1]。

比如在美国，村医院的处境同样艰难，仅在2010-2015年这短短数年间，全美就有67家村医院倒闭，238家面临倒闭的风险[2]。

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50%的农业人口[3]，却也只有30%的医生在基层工作，而在乡镇卫生院的则只有10%[4]。

在这里，我们不会对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做过多的分析，但至少在这些原因中，有一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医学院毕业生对前往基层医院、农村医院行医的意愿与兴趣究竟有多大。

当然，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医学院校大大小小非常复杂，从一本到三本再到大中专院校，都分布有医学专业，而对于这些不同医学院校的学生，在对于基层医疗的兴趣上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别。

此外，不同医学院校的培养目标也不尽相同，大中专医学院校的存在本身就更多的是考虑到基层医疗和农村医疗，其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自然会更偏重于这方面。

然而，即便是对于这些大中专医学院校，学校的教学目标是一方面，学生的意愿和兴趣仍旧是要放在另一面去衡量的。

所以，哪怕学校的要求如此，毕业生的现实也如此，这些大中专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一旦有了机会，也难保不会选择“向上流动”，而成为基层医疗人才流失的统计数字里的一份子。

所以，能吸引医学院校毕业生前往基层行医的无非还是两点：兴趣和待遇。

这里我们就只谈兴趣这一点了。

当然，我们并没有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更无从对不同医学院校医学生对基层医疗的兴趣程度做更深入的分析（这自然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就自己所在的学校做一些质性的考察，写一写自己的印象。

在国内几大医学院校里，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似乎很少会有学生愿意毕了业去三线四线城市工作的，也似乎很少有学生对基层医疗、农村医疗感兴趣的（当然，因为不曾做过自己学校的调研，这里写的只是我们的观察）。

当然了，就这些学校而言，其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顶级的医生，所以去三线四线城市工作似乎少了些机会，似乎是某种程度上的埋没。

然而，日本的某乡村医生在自己村子里做医生的同时，做了十多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所以，埋不埋没和在哪里工作也不尽然是对等的。

此外，即便我们认为去基层医院工作确是埋没了学生，可兴趣却是另一方面的。

顶级的医生不光是要有顶级的技术，也同样应该有宽大的视野；而对于基层医疗、农村医疗的兴趣与关注，是否应该成为这视野中的一部分？

至少在我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的医学生还不去关心这些问题，还有谁去关心呢？

自然，有兴趣者可以不必真的去做村医，他也许可以想出其他更好的方式、以更宏观的形式来推动我国农村医疗的发展，这也是值得期待的。

正如同“黑土麦田”的秦玥飞，他当然是自己先做了村官，但“黑麦”之后，他终究还是在以更宏观的方式去推动我国的乡镇建设的。

但自始至终，兴趣仍旧是第一位的；没有兴趣，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所以，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只是想提出这么个问题：在我们的培养方针里，是否应该把农村医疗与基层医疗也纳入其中？

在上海医学院那首已几乎无人传唱的老校歌里，有这么一句：“人生意义何在乎？

为人群服务。

”而这人群究竟是只限于那50%的城市人口吗？

我们的医学院校究竟是在为谁而培养医学生？

我们看到，在世界许多著名医学院校的培养方案里，都在逐步纳入对于农村医疗、基层医疗的具体而微的关注。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isty of Auckland）近年开展了“区域-农村项目”（Regional-Rural Programme），这一项目会选派部分对基层医疗感兴趣的第五年医学生前往基层合作单位进行为期数周的浸入式学习，而事实也证明，在这些学生中，有很多毕业后都回到了这些基层单位[5]。

而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也刊发文章声明：加拿大医学院校应该认识到自己对培养乡村医生的责任所在，而UBC正是其中的一股中坚力量[1]。

同时，他们为加拿大的医学教育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所有医学院校应该提高初级医疗课程（primary care teaching）的比例，在美国，那些对初级医疗及家庭医学（family medicine）予以更多关注的学校，也出产了更多的基层医疗工作者；二，医学院校应该招收更多的农村学生，研究指出，这些学生回到农村地区行医的可能要高出两到三倍；三，所有医学生应该充分暴露于农村医疗的大环境里，从而培养他们对于农村医疗的兴趣；四，那些业已存在的农村住院医生培养项目（postgraduate rural residency training programme）应该得到更大力量的扶持，因为从这些项目里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去了基层工作。

而在苏格兰地区，则全境推行了所谓的“苏格兰乡村医生专科培养项目”（the Scottish rural-track GP specialty training programme）。

这一项目的申请者会在苏格兰多地的基层医院进行为期四年的轮转培训。

而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医学院则给他们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去乡村医院实习的选择[6]。

以上这些项目或者建议也许更多的是切切实实地在为培养乡村医生、家庭医生而服务的，但由于国情的不同、医学教育体系的不同，我们想，也许我们自己不必照单全收，我们自己也未必要以培养乡村医生作为我们的培养方针中之一条，因为这毕竟在我国的医学院校建设理念中就已区分开了。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教育是否应该也为我国的乡村医疗尽些责任？

国家政策层面在极力推动乡村医疗的发展，私立资本也在一点点下沉，然而，没有人才，这一些努力还是容易落空。

那么，在其中，上医等我国顶尖的医学院校能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是否也应如UBC所建议的那样，多些乡村医学、全科医学、家庭医学的课程，多些学生们去基层医院、去村医院见习实习的机会，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暴露于农村医疗的大环境里，从而引起他们对此的兴趣”？

也许，我们的学生毕了业不会去做乡村医生，我们也不必如此要求，但若是他们有对此更多的关怀与兴趣，是否会在其他舞台（如公共政策、商业领域）上，去阐发并实践他们对我国农村医疗、基层医疗的期许与理解呢？

我们想，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在这“纪念的喜乐的闲暇里”需要去认真思索的。

[1] Wilson G, Kelly A, Thommasen H. Training physicians for rural and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BCMJ, 2005, 47(7): 373-376.[2] iVantage Health Analytics. 2016 Rural Relevance – Vulnerability to Value. [3] 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4] 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5]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regional rural doctor training for Whakatane. 2017 Jan. https://www.auckland.ac.nz/en/about/news-events-and-notices/news/news-2017/01/new-regional-rural-doctor-training-for-whakatane.html[6] MacVicar R, Siderfin C, Williams C, Douglas J. Training the rural GPs of the future. BMJ Careers, 2012 Feb.http://careers.bmj.com/careers/advice/view-article.html?id=20006803

土居健郎在《依赖的构造》一书中曾提出一个概念，即“无父的社会”，英译“Fatherless Society”。

结束了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激荡，到了七十年代，日本开始呈现社会内部变化，“无父的社会”形成逐渐整体家庭以及下一代的成长有根源性的影响。

土居健郎指出，在经济腾飞的那个年代，父亲由于时常要加班、应酬而失去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联系，令母亲在家庭内的角色重要性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更关键的是，父亲此时已不可能再承担文化传承的角色了。

在“无父社会”中的“父亲“正好处于疏离的两难位置。

，一方面他们已直觉感知现代社会正走上危机之路。

比如“物化的抬头，逐渐再引申出过劳死及环境破坏等多重困扰）。

他们打心底里不愿意让子女盲目接受社会化（socialization）原则并置身其中，不过同时他们又代表既定的法规原则，要把社会法则传递给下一代来维系制度上的自然动作，否则便会连自己的立身之处也不保。

由于处于这样的两难位置，这一代的父亲都未能好好胜任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角色，甚至不少以工作繁忙作为逃避借口来绕过这些问题，于是这样的问题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情况恶化下去，不少人不懂如何去当一个父亲。

突然想起前不久看过的日本电影《亲爱的医生》，文本的架构与《依赖的构造》并无二致，只是时隔多年，年轻的女导演西川美和所面对的这个“无父的社会”，它所呈现出的问题较之前会愈加犀利棘手。

当然这不是像梁文道所说，现在一提“日本教科书事件”就免不了空泛谈论“菊与刀”的时代了。

想要追溯文本的社会特性，实际上还需要从时代背景入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影片《亲爱的医生》，其背景设置在一个人口严重流失，老龄化严重的偏僻乡村。

这是未来日本电影将要面临的很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

在日本的语境中，对“高龄化”有明确的界定，指高龄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日渐上升的趋势。

而日本的高龄化速度，其实颇令人吃惊：1950年为5%，至1994年已经升至14%，而最新的数字为18%，即有大约2287万人为“高龄者”，按联合国的定义作界说，当一个社会的“高龄化”比率超越7%，已经可以称为“高龄化社会”，当过了14%则界定为“高龄社会”；而以联合国的推测数字显示，随着世界性的长寿化倾向，相信到2040年则全球的高龄化率会达到14%，换句话说也就是全球会进入“高龄社会”的时代。

只不过日本在高龄化方面，继续保持一向屹立于潮流尖端的顶峰之上，现在已经提早达标且超额完成当选为“高龄社会”——更恐怖的是，据资料的推算预测，到了2050年，日本的高龄化率会达到36%——那大抵只有“超高龄社会”的命名，才可以反映出实际情况。

所以当瑛太扮演的年轻医师被撞后醒来，在乡村门诊看到的一切时，他被惊呆了。

周围的患者全部都是老人，导演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在影片初始就让观众进入这种预想性状态。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将会怎么办？

当社会明知会向高龄化发展，而一切仍没有任何未雨绸缪的安排，该如何是好？

我们不妨把影片中的不同人群依照叙事划分为几个小单元：村长与村民；医师伊野治；年轻见习医师相马启介；医师女助手；药商；寡居老妇人。

首先，村长与村民同属于这个偏僻的村落，但是村长却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他属于“墙头草，两边倒”，在医师失踪后跟警察念叨“医师是上帝，没有他我们这一村老人可怎么办？！

”而在得知医师乃江湖术士时又立马改了口风责骂医师的不是。

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父权的缺失、话语权的缺失。

其次，是医师伊野治。

医师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孩子，在文本中并未提及，只是借寡居老妇的女儿之口问及，得到了医师感慨自己不是个好儿子的答案。

医师父母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影片第51分钟时，警察给医师父母打电话。

在这场戏中，镜头从远景慢慢推进，从楼的全景推到医师父母的阳台，但最终却依旧看不清医师父母的脸，只是模糊的两个老人形象。

医师母亲在接电话，嘴巴在动却听不见声音，只有警察的声音，导演在这里故意隐去了母亲的声音，用渐强的雨声、雷声和缓慢沉重的钢琴调铺满整场戏，可谓点睛之笔。

母亲的话语权被剥夺、隐去，作为家庭权威的父亲只是久久坐在那里没有反应。

导演是否想告诉我们，老龄化不仅仅发生在故事中那个偏僻的村落，同样在大城市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情况不容乐观？

医师父母第二次出现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小时后，是医师与父母在通电话，与第一次场面调度正相反，这次是只出现声音，父母的形象隐去。

逃亡在外的医师想跟父亲说话，母亲却说”他甚至都不知道你是谁了。

”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象征着强势权威的父亲，现在也只不过沦为一个老年痴呆的弱势角色，他不断重复着“噢，我知道了。

”但是残酷的事实却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一句话，父权的倒塌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年轻见习医师相马启介与他的父亲，这是一对耐人寻味父子关系。

与医师一家“父权的倒塌”不同的是，他们更像是土居健郎所说的“无父社会”下的父子关系。

自始至终，相马父亲从未出现过，只是在相马介绍自己时隐约带出父亲的部分情况。

“父亲是大城市的医生，但是我对大城市的医疗感到怀疑，所有人都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他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症状，而不是病人。

你若是见到我父亲那样的医生，一定会笑他的，他只是知道赚钱。

他没有资格当医生。

”想必相马的父亲便是那个无法进行文化传承的父亲角色，他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盲目地接受社会化原则，例如他不愿让相马来乡村工作接触社会。

但是同时，他也代表着既定法则，为钱而干活，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生存，并不是真正地关心病人。

所以说他处于疏离的两难位置，很难与儿子进行沟通，从一定程度上也是父权形象的缺失。

但是在本片中，医师的存在又恰巧弥补了父亲的位置，医师与年轻见习医师的关系，似乎更像是一对父子。

年轻见习医师因为医师的种种举动而深受感动决心留在此，而医师却劝说他回去，甚至说出自己身份的真相。

年轻见习医师在心目中已经锁定医师为自己的“父亲”形象，他似乎找到了目标和依靠，所以说当医师遁逃之后，他在草丛中发疯似的寻找，也就不难解释了，只得感叹又一个父权倒塌了……八千草薰饰演的寡居老妇人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她的丈夫几年前死于癌症。

这是一个真正的“无父家庭”，并不是本文语境下的“无父”，这个家庭全部都是女性成员。

镜头不止一次掠过房间角落里的照片，有老妇人与老伴的合影，有父亲病重时与全家陪床时的合影，还有父亲单独的遗像。

值得玩味的是，有一场戏，医师欲来探望老妇人，老妇人的桌上摆着一支没有旋上的口红，娇嫩欲滴的玫红色口红在其丈夫遗像的映衬下，别有一番深意。

一个小小的空镜头，平静的表面背后是汹涌澎湃的波澜。

值得玩味的是导演在结尾还交代了两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色。

一个是医师的女助手，一个是药商。

女助手是单亲妈妈，辛苦地带着儿子生活。

共有两场戏交代。

一个是在雨中蹬着自行车蹒跚而行。

一个是影片末尾，在某个夜晚，儿子久咳不止，母抚儿背轻声安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凄凉中蕴含着希望。

清晨，于药商家中，又是另番景象。

药商与妻手忙脚乱地送孩子上学，热闹透着生活的无奈。

中年人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前史，老年人生活是中年人生活的未来。

一切看上去都是电影，却比真实还要精彩。

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西川美和这一份完美的病历，了然于心。

观后，豁然开朗。

　　■入评理由：西川美和师从是枝裕和，她是现阶段最有才气的日本女导演，《电影旬报》2009年度十佳影片第一名。

　　■片名：《亲爱的医生》　　■导演：西川美和　　■演员：笑福亭鹤瓶、瑛太　　■上映日期：2009年6月27日（日本）　　■读家：木卫二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典型日本文艺片，画面干净，故事简单，镜头讲究，音效处理特别出色。

电影里的老太太独居在乡下，老伴重病撒手而去，三个女儿都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生活。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手上做点东西，开着收录机，一个人听经典的落语段子（落语是和单口相声相似的一种表演形式），原来那是老伴生前的兴趣爱好。

《亲爱的医生》是讲假冒医生的故事，然而引发矛盾、导致伊野先生良心过不去的却是老太太的身子。

他尊重老太太的意见，帮她隐瞒真实病情，说得再明白点就是安心等死。

老太太不想跟老伴一样躺病床上插满管子，更不想让女儿劳心牵挂徒劳一场。

这个生老病死自有定数的背后其实是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老人的隐瞒与愚昧无关，她女儿就是主治医生，起码的就医常识总还是懂的。

欺瞒背后就是女儿面对警官说的，如果村子和伊野先生要被起诉，那么谁来起诉她？

问题不在于老人为什么要欺瞒，而是女儿对母亲的身体情况没有放在心上。

她甚至打算一年回乡下一次，就跟《步履不停》里的横山良多一样，回家一天，第二天就要匆忙离开老家。

很显然《亲爱的医生》里的老太太并不糊涂，伊野先生亦非蠢蛋，他们私下达成协议固然跟无医村和医疗保障不到位的的背景有关，更重要的是体现一股袅袅夕阳情。

伊野关心陪伴老太太，他承担的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生功能。

退后一步讲，伊野的冒牌货身份还不是另一层说明？

电影还是延续了日本电影的常见路数，上下两代人无法沟通，为隔阂所伤害。

不是为人父母的不想迁就儿女，也不是做人子女的不想孝敬父母，人在世间总有些身不由衷的地方，可能是父母不想走远，可能是子女确实太忙，现实影响和生存压力具体在不同人身上都是不一样的反应，更何况于两代人。

片中警察代表了法律公正，绝对理性。

之前他们跟伊野不存在生活上的任何交集，因而只拿他当骗钱的江湖医生看待。

诊所那边，从助手、推销员到实习生，他们对伊野却有不同看法，有的早已晓得他无证经营，有的心底自知宁可追随，总之是一言难尽。

骗人还是救人，伊野的行为的确不符合法规，然而他的现学现用倒也帮上了不少人。

如果换到老太太母女身上，一个是病人，一个是医生，她们对伊野先生的看法居然都是心有感激，尽管女儿会迁怒于伊野先生不告知实情，但是她更加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职——而这种失职还是两方面的，幸好她还可以弥补一些遗憾。

伊野不是一名成功的医生，从电话亭里的一番对话更能知道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

他反复说着小手电的事情，看是道歉更像是心里堵得慌，老年痴呆的父亲只是重复一句话：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的内心愧疚恰好跟老太太那边形成对照。

没有了清醒意识，未必就不是更高级的“难得糊涂”，就像《一一》里的不同人物要陪婆婆说话，讲出心声。

《亲爱的医生》里有很多对照。

像社会大形势所迫的弃老，噎寿司的老头还没断气，家属就有放弃打算。

更多的孤寡老人，蹒跚、枯坐、疯病，谁来送终。

从实习生的角度，由他红色跑车的拉风出场更可以明白他来实习当成了享受，学习救人。

结果打算救人的自己倒先进了医院，电影用一连串带有荒诞感觉的场景带出了诊所和医生的功能。

得知伊野的真实身份，从村长到村民，义愤填膺的大有人在。

可惜愤怒也是止于表面，就如他们根本弄不懂伊野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至于何时才有另一位乡村医生光临驾到？

电影似乎没有答案。

西川美和喜欢编织各种谎言，用来试探人的内心。

伊野的谎言、老太太的谎言、周围人村子的谎言，他们一同促成了这个社会新闻故事的发生。

一起古怪的失踪案，结果只是起于于心不忍，自行逃离。

警察的介入没能解决乡村问题，伊野案件的无疾而终反倒说明要想消除被遗弃和遗忘的现象，最终依靠的还是人心，用外来的体谅和关怀去消除内部的疙瘩。

【北京青年报】

平静边远的山区，一望无垠的田野，几十种深深浅浅的绿色随风波动，空气中似乎可以嗅见青草的芳香。

在现代文明攫取的手掌中，一个小村庄从指缝间漏了出来。

一天，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沸腾了。

打破平静的是村上惟一一名医生——伊野医生——的失踪。

这个原本受到全村人感恩戴德的医生，在警察的追踪中却逐渐变得扑朔迷离。

围绕着他的秘密越来越多：他是谁，来自哪里，他究竟是不是医生，他潜伏在村中有什么目的？

更复杂的是，伊野医生的秘密中似乎还隐藏着其他村民的秘密。

随着伊野医生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他的谎言也逐渐清晰：利用村中缺少医生又与外界隔离的便利，丝毫不懂医术的伊野先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医术高明”的医生。

但实际上，他却从未对生病的老人们施以真正的治疗。

他的能力似乎仅限于“听胸腔”和“按压受伤部位”。

即便如此，谎言蒙蔽下的村庄却焕发出生命力和活力，充满了感激声和祥和欢乐之气。

于是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暧昧就在对现代医疗的反思和医生这个职业意义的追问中发生了。

首先，这个村庄是被现代医疗体系抛弃的一环。

这里没有完备高效的社会机器，于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也因此缺了一个咬合的齿轮。

但是生活依然需要顺畅地、或者至少不艰涩地运转，于是谎言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被孕育和被庇护了，充当起那颗脱落的齿轮，并且不称职地履行起相应的责任。

这个谎言毫无疑问地违背了职业道德，尤其是它冒充的这颗齿轮是可以掌控人生死的医生一职。

这是所有职业中，对于业务技能要求最高的岗位之一，而在现代医疗的评估体系中，技能的不合格就等同于丧失职业道德。

于是，作为职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义不容辞地要确保所有的齿轮都货真价实。

但最初言之凿凿，已经将谎言制造者伊野医生视为罪犯而抓捕的警官，最后却陷入了是否履行职责的困扰。

造成这个困扰的原因是，这个原本需要谴责并清除的谎言，不仅是不称职地充当着齿轮的功能，甚至最终超越了齿轮，“超额”完成了它的任务。

相比于齿轮，它不是流水线上的程式化的冰冷的产物；它无象无形，却有着温暖的触感、柔和的光泽。

它不是陈列在昂贵的橱窗里、贴着合格标签、必须金钱购买的商品；它是在需要时触手可及的关切之情，它虽然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却可以回应心灵的求助。

因为这个谎言的嵌入，被现代文明遗落的小小乡村，村里一个个孤独的老人，和他们孤苦无助的心，才重新拥有了与当地美丽的自然相匹配的惬意生活。

所以，这个违背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谎言，却实现了比现代文明要久远许多的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

面对两者的冲突，最后所有被卷入这个谎言的人，包括受骗者，包括名义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坚定的追查者，都选择了违背职业道德，而维护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因为合格固然是保证效率和质量的要素，但人却远远不只是商业社会里的消费动物。

相对于身体上的病痛，孤独、疏离，和爱的缺乏才是人类世界里最难以治愈的疾病。

而治疗这个疾病，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资格证，也不需要专业常识。

任何人面对这个病症都可以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

这部影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治愈的良药甚至可以是一个谎言。

谎言本不应该与真实发生暧昧。

但西川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而我们也被说服了。

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揭开真实的面纱，背后是被消费主义彻底物化的所谓医生；但我们揭开谎言的面纱，背后却是如自然孕育万物般人性温暖的光芒。

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是证书还是治疗？

是学历还是知识？

是表情还是内心？

小时候好像还挺懂，活着活着就分不清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让人不安的社会丛林中，有资格的人我们未必对每一个都深信不疑。

但是，当把有资格的和没资格的放在一起时，大家铁定还是选那有资格的。

我们不得已必须生活得小心翼翼，所以宁愿把自己各个方面甚至生命，都交给别人的证书与资格。

没人愿意面对着老师或医生时，一直去想他们真的有教师证和行医资格吗，他们的证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呀。

就算知道都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我去过那么多豆腐渣工地现场，现在还不是住在楼房里么。

我们常常欺骗着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去生活。

所以，我们有时是村民，有时又是三塞。

可我们不得不为了保障自己权益去做出选择呀对么。

资格，有时候确实代表着一种权利，但也代表着一种责任。

当我们身处弱势时，我们只希望去面对那些比自己更有责任的人，来袒露自己。

怎么能证明他们更有责任呀，你得有证儿，你得是专家。

“专家？

现在有多少专家是真的？

”前两天一个专家跟我说：“专家现在已经是骂人的话了，哪儿那么多专家？！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与传说中的权威与专家促膝而谈时，又有多少人能不令我们失望？

“你的警徵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是的，一个谎言被识破，通常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信任，而是更大的怀疑与失望。

可当我们正在怀疑一个家伙是不是大灰狼时，旁边突然站起一百只真正的大灰狼都拍着胸脯保证他就是，还全部对他俯首称臣时，我们一定刹那间都坚定了，还一劲儿埋怨自己眼拙。

你想啊，连那么多真正的专家都崇拜他，那么他一定还是是专家中的专家！

可是那些所谓的真正的专家呢，突然有一天对我们说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是什么专家时，我们又被颠覆了。

于是，我们暴躁地跳起脚来，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谁叫你们有证儿呢？！

你有证儿就是专家！

我们还非说你就是个大专家不可啦！

没有专家我们以后听谁的去呀？！

”然后七簇八拥地给抬了上座。

于是，一个个专家就这样诞生了！

是的，三塞虽然没证儿，却也被人抬到了那个位置下不来，不管从事实上还是心理需要上都是。

当三塞实在无法再欺骗下去时，他选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当他被这些纯朴的人们爱戴信任着，高度地实现着自我价值的时候，我想他本也是打算一生都在这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着，哪怕永远背着谎言。

让他最终无法面对的，只是自己。

“爸爸，你的小手电，被我弄丢了。

”当BLUES口琴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慢慢从故事里被剥离出来。

天色已黑，我来抒个情。

如果同样是死去，我选择在美丽的山村，不是都市的半个病房。

可只要有证儿，那么死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有证儿，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电影探讨的医疗和人性，社会发展和个体回归的冲突还是蛮透彻的，不愧是是枝裕和的徒弟，但如此尖锐的矛盾仅仅通过几次简短的对白（香川照之摔倒那段很不错）来阐释，是不是太过于浪费而缺乏冲击力？

同样是批判性质的《无人知晓》，通片没有批判性的对白，仅仅是通过镜头记录，就表现得相当完美，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1.选题由来我的第二部作品《摇摆》票房很不错评价也很好 我本来不打算当导演的 但是大家对我的评价都很好 我觉得自己像个假导演 很慌 所以想到了这个故事 选择医生是在考虑想什么假的身份会比较好 我想找个离自己生活比较遥远的职业 加上日本经常有关于假医生的新闻 就从这些资料里整理了这个题材 当时的日本还有城乡差距的问题 比如农村缺失医生 我想到如果在偏远乡村只有这样一个医生 他一定会被奉为神明 我去采访了很多农村 才整理了这个医疗题材 2.现在日本这个社会现象是否有变化还有这个问题 不过已经有医生会系统性的去农村实习 最近十年来在渐渐改善3.怎么评价主人公电影策划是从“我是个假导演”的想法开始的 所以主人公身上有很多我的影子 所以我觉得他算不上是英雄吧 在农村里 他是村民的依靠 我照着这个想到了这个演员 他在日本很知名 本人的性格也和主角很像 因为想找一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演员所以选择和瑛太合作 剪辑的时候会看无数遍素材 我会把演员当成角色本人 所以下一部不想和同样的演员合作3.拍动物很困难 剧本上写了青蛙 副导演问这个咋整 写剧本的时候不太考虑能不能实现 但是副导演不得不实现 所以最后是副导演从东京的宠物店买了青蛙 自己用虫子养了好多天 拍电影就是这样 由很多人的苦难来实现 4.拍电影真的很麻烦 拍摄现场需要很多人 都很辛苦 所以我当副导演时觉得自己不适合 所以现在当编剧 除了很多人以为 还有很多别的因素 比如天气 青蛙不配合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也有压力 拍电影是很多人共同完成的 所以也很有意思 写小说的话 有纸笔或者电脑就行了 是相对轻松的创作 写小说不用考虑预算 不用去很远的地方 所以是很自由的 但是很孤独 拍电影可以和很多人合作 也会感受到天空颜色的变化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是很怀念这种感觉的 所以会做这两种职业 5.有人说 最后医生去医院见老太太这也太甜了 这是树木希林说的 最后警察在火车站找到了医生 也有人说在那里结束就好了 每次拍电影怎么结尾我都要想很久 这部片子我觉得还是好的结尾比较适合 我的电影都是一些沉重的话题 我很担心观众的感受 他们明天还要继续活下去 为了让他们感受不太难受 所以我会选择好的结局 6.医生逃跑的时候为啥要拍护士的屁股？

可能现在这样拍会有问题 虽然他们没有性上的关系 但他们的关系很好 也是一个互相信赖的团队 我很喜欢看棒球比赛 选手经常互相拍屁股 电影里想表达一种 “这里就拜托给你了”的意思 现在就不能这么拍了

　　平静边远的山区，一望无垠的田野，几十种深深浅浅的绿色随风波动，空气中似乎可以嗅见青草的芳香。

在现代文明攫取的手掌中，一个小村庄从指缝间漏了出来。

　　 　　一天，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沸腾了。

打破平静的是村上惟一一名医生——伊野医生——的失踪。

这个原本受到全村人感恩戴德的医生，在警察的追踪中却逐渐变得扑朔迷离。

围绕着他的秘密越来越多：他是谁，来自哪里，他究竟是不是医生，他潜伏在村中有什么目的？

更复杂的是，伊野医生的秘密中似乎还隐藏着其他村民的秘密。

　　 　　随着伊野医生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他的谎言也逐渐清晰：利用村中缺少医生又与外界隔离的便利，丝毫不懂医术的伊野先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医术高明”的医生。

但实际上，他却从未对生病的老人们施以真正的治疗。

他的能力似乎仅限于“听胸腔”和“按压受伤部位”。

即便如此，谎言蒙蔽下的村庄却焕发出生命力和活力，充满了感激声和祥和欢乐之气。

　　 　　于是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暧昧就在对现代医疗的反思和医生这个职业意义的追问中发生了。

　　 　　首先，这个村庄是被现代医疗体系抛弃的一环。

这里没有完备高效的社会机器，于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也因此缺了一个咬合的齿轮。

但是生活依然需要顺畅地、或者至少不艰涩地运转，于是谎言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被孕育和被庇护了，充当起那颗脱落的齿轮，并且不称职地履行起相应的责任。

　　 　　这个谎言毫无疑问地违背了职业道德，尤其是它冒充的这颗齿轮是可以掌控人生死的医生一职。

这是所有职业中，对于业务技能要求最高的岗位之一，而在现代医疗的评估体系中，技能的不合格就等同于丧失职业道德。

　　 　　于是，作为职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义不容辞地要确保所有的齿轮都货真价实。

但最初言之凿凿，已经将谎言制造者伊野医生视为罪犯而抓捕的警官，最后却陷入了是否履行职责的困扰。

　　 　　造成这个困扰的原因是，这个原本需要谴责并清除的谎言，不仅是不称职地充当着齿轮的功能，甚至最终超越了齿轮，“超额”完成了它的任务。

相比于齿轮，它不是流水线上的程式化的冰冷的产物；它大象无形，却有着温暖的触感、柔和的光泽。

它不是陈列在昂贵的橱窗里、贴着合格标签、必须金钱购买的商品；它是在需要时触手可及的关切之情，它虽然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却可以回应心灵的求助。

　　 　　因为这个谎言的嵌入，被现代文明遗落的小小乡村，村里一个个孤独的老人，和他们孤苦无助的心，才重新拥有了与当地美丽的自然相匹配的惬意生活。

　　 　　所以，这个违背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谎言，却实现了比现代文明要久远许多的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

面对两者的冲突，最后所有被卷入这个谎言的人，包括受骗者，包括名义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坚定的追查者，都选择了违背职业道德，而维护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因为合格固然是保证效率和质量的要素，但人却远远不只是商业社会里的消费动物。

相对于身体上的病痛，孤独、疏离，和爱的缺乏才是人类世界里最难以治愈的疾病。

　　 　　而治疗这个疾病，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资格证，也不需要专业常识。

任何人面对这个病症都可以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

这部影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治愈的良药甚至可以是一个谎言。

　　 　　谎言本不应该与真实发生暧昧。

但西川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而我们也被说服了。

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揭开真实的面纱，背后是被消费主义彻底物化的所谓医生；但我们揭开谎言的面纱，背后却是如自然孕育万物般大象无形的同情与博爱。

这部影片中“招摇撞骗”的“医生”误打误撞成了村民心中的守护神，其实这说来荒谬但细细思考后也完全能够理解，这些百姓需要的不是一个学历高深的医学者，而是一位能让他们安心的、真诚的、有仁心的人。

这位主人公虽然不是真正的医生，但他有着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具有的仁心，他会遵守和村民的约定，会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会力所能及地为村民树立一个足以让他们安心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可以称为医生了。

反观现实的社会生活，“医者仁心”这四个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不是有着医学知识的人就可以称为医生了，私下收钱或是将个人情绪带到手术中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医人者仁心者也，必得有着崇高的医德和为人为民的仁心，才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医生。

在西川美和这里，即使是一般的人也不仅仅是“要求主体”，而是“欲望主体”。

要求（效果）是可以解决的吧？

真正的问题是：欲望。

众多个欲望主体的祈求，产生出了“愿意欺骗别人的人”（对应着亲爱的医生）。

太多真正珍贵的东西被归属到“爱”的总称之下。

爱包含着一些我们已知或已体验过的行动，但爱仍然是有待补充的。

因此，我们同意他人的骗局，自己主动（我想这里是包含着痛苦，既被动）走入一个又一个谎言。

事实或者说所谓的真相并不在于，我们被骗了我们揭露或者醒悟过来这又是一场谎言，我们总是已知谎言的前提下走入其中，而关键在于有可能出现的惊喜并且把其归入到象征中，我们为了这样的体验并标记它，同意了被骗。

恰巧的是，每个经验者的经验不同，因此“惊喜”总是在经验者自己的一连串符号中被锚定，所以没有一套话语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