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剧照
《窃听风暴》剧情介绍
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特工魏斯曼（乌尔里希·穆埃 Ulrich Mühe 饰）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塞巴斯蒂安·科赫 Sebastian Koch 饰）及其女友演员克里斯蒂娜（马蒂娜·格德克 Martina Gedeck 饰）的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渐渐对这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兴趣，开始暗中帮助他们。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的文章引起了特工头目的注意，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德莱曼写的，并逮捕了克里斯蒂娜，希望能够从她口中得出她丈夫的秘密？而审问克里斯蒂娜的正是魏斯曼……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拾光的秘密剑蝶半妖皇帝宾夕法尼亚的斯德哥尔摩寄宿学校雪豹之暗战天机小心！我要放大招了芒洛医生第一季鹿乃子乃子乃子虎视眈眈送你一朵小红花火线警告第一季住在海边的猫头鹰暗哨藏品借命人急冻风暴特警飞龙双重任务百变机兽之元气星魂精灵宝可梦钻石与珍珠重组家庭告别医院海军罪案调查处第四季戏说台湾之无面妈老无所惧魔进战队煌辉者外传：约顿娜摇曳百合暑假时光琉璃二麻租媳妇别云间
《窃听风暴》长篇影评
1 ) 极权政治下的性苦闷
（本片最让人激赏的是三段“床戏”，这三段经过精心设计的“床戏”，充分展现了背景，生活完全不同的三个男人的性格特点，堪称塑造人物性格的经典，也是特色，尤其是女演员在奔驰车上被文化部部长“潜规则”那一段……）关于1984年的东德，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性虐理论去支持，当人民被一种显而易见的体制完全控制了思想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对于“体制”的爱，一种信赖式的受虐情绪。
这点在维斯勒的心灵被作家德瑞曼点醒以前一直存在。
他相信一个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信心，甚至质疑的“不安分子”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危险，维斯勒的工作就是维护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保证每一个人真诚地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国家。
为此，维斯勒觉得自己干的这活儿非常有意义，他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见不得人的事业”。
最终，连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维斯勒在审讯可疑对象时的确有一套。
这说明他的内心有极强的国家意识，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维斯勒不惜采用各种“非正常”的手腕去折磨一些“和体制作对的人”，即使遭受自己学生的诘问，他也无怨无悔。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要这么做总有它的道理，他热爱这个国家。
可是，德瑞曼一家的遭遇，尤其是全天侯的窃听让他的内心领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忽然有那么一天，或者是由于长期隐约的感觉得到了证实，维斯勒发现这个国家的权利正在被一群丑陋的人把持。
脑满肠肥的文化部部长可能是电影中性欲最旺盛的人，直到电影结束，作为男人，他依旧是个胜利者。
他是邪恶的，自私的，他利用了他的职权强迫德瑞曼的老婆成为自己的情妇，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争权夺利，即使在柏林墙倒掉后，他还用可怜人的“床上功夫”作为嘲笑他的资本。
仔细想想，他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苦闷的，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
一个党员，一旦失去信仰后，他的业余生活也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偷情中寻找做人的快感。
在片中，从他由于性生活过度而麻木的表情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影子，他急吼吼脱下裤子，拽有夫之妇的胸罩，又啃又咬的姿态，恐怖地展现在电影屏幕上。
瞧吧！
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的国家干部，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出疯狂的“绝对权利”，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的赘肉……然而，这一切的杰作恰恰是维斯勒窃听的结果，他把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交到这帮官僚手里，纯粹是出于“责任”。
可是，他们呢？！
只关心自己的私利。
这些人从不在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理想主义，他们每天说的话统统是谎言。
这也是维斯勒从德瑞曼老婆，德瑞曼，以及他们周围朋友们身上窃听到的答案，他一贯冷漠的心，一贯的“问心无愧”在脆弱的人性前、在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的自杀前，在那首“献给好人的曲子”前觉醒了。
那一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爱上了他们纯粹、坦率，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
是的，作为“斯塔西（东德国家情报局）”的小领导，他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
但他什么也不能说。
因为他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陷得实在太深了……这时维斯勒的灵魂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意识”被血淋淋的真相击碎，他很伤心，这“伤心”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可耻，以及那一帮官僚言行的可耻，他伤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望。
试想一个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老导演，一个倍受人民尊敬的老导演，仅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就被“斯塔西”的人监视。
最终，被他们逼死——而且，高层人士为了刺探另一个“勇士”的政治立场，私人目的竟然是为了占有他妻子的肉体，然后通过维斯勒的“尽心尽职”体现出“某位领导同志的政绩”，打击政治对手，从而在权利的争夺中为他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
通过窃听与多年的观察，维斯勒对此心知肚明。
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如果是，那什么又不是社会主义呢……如此黑暗的实际情况，怎能不叫一个真心实意坚信这个体制的人感到心寒？！
执政者正在亵渎他们自己的誓言，这难道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吗？！
这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难道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吗？！
维斯勒在煎熬……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成效，一定会再次得到晋升。
而一些真正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们从此也将跌入黑暗的深渊，万劫不复。
维斯勒的良心哭泣了，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利用手中的职权倒戈，肯定会被上级发现，自己从此的前途也完蛋了，他也知道自己眼下是可以拯救这对可怜夫妻的。
于是心烦意乱下，他找了一个妓女……妓女是按钟点收费的。
就在维斯勒尽性地折腾这堆肥硕的人肉时，时间到了！
他还没玩够，表情一变的妓女立刻离他而去。
恍惚中，他在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发现长期的特殊职业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冷漠、克制、理性的怪人，就连电梯里的小孩子也不待见他。
是呀，他自己何尝不是政府雇佣的婊子呢？！
这在性的问题上已有了足够的反应，维斯勒生理上无法满足。
心理上，窃听到的话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极权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现在！
他必须找回自我，假如说他还想做一个正常人的话；假如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值得他去爱的话……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后拯救他人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维斯勒自我救赎的过程，这也就阐释了为什么德国统一后，他依然选择了隐藏秘密，默默无闻地过完此生。
我相信，片尾当德瑞曼在车上看见他倒垃圾时，作家其实也已经敏锐地意识了这个人的心意。
他不愿意，也不忍心打扰“恩人”的生活，他知道这个曾经代号为“ＨＧＷＸＸ／７”的男人，他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在即将被人冷落的时刻做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渴望平凡的，仅此而已……反观德瑞曼这个人虽说早泻，但他对于老婆的爱也是真挚的。
而且他很有才华。
他理解文化部部长的欲求不满，这的确很能激发了一个女人受虐的期盼。
作为有文化的男人他只能企求老婆为了真爱而留下。
可是，专制下充血的权杖，那条威力无比的“生殖器”无法让他找回做为男人的“尊严”，他甚至在发现自己家的确被人24小时窃听时，心情也不怎么激动，他知道这一切早成为了历史。
他爱的女人死了，部长依旧活得很好，他甚至还可以去找别的女人，一切皆是悲剧。
只有那个“老男人”与他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体验。
他感受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爱，一个不怎么起眼，却异常感人的爱。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希望给他的好人送去一丝善意的安慰，在这里他的“性观念”已然得到了一次升华。
90年代的维斯勒无可挽回地渐渐老去，他欲望也不怎么强烈了，一个人早孤独惯了，这也挺好。
此时此刻，这两个老男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女人、还是对于一个意识形态。
只有当这个人发自内心地说“我愿意”时，爱与被爱才是“真和谐”，而不是“被和谐”，性爱也是如此，迫害狂式的“硬搞”只会导致一种畸形的病变……“国家”实际上和一个人是一样的。
一个人得病了，他就得打针吃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只好去死，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被意外地撞死了，东德也死了，这也不是“以她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
这是该电影所要揭示的一个象征——“信仰的促死”。
在她生前，导演（她的丈夫德瑞曼）爱她，观众（主人公维斯勒）也爱她。
可是，她仅有的一次性高潮可能并不是爱她的人给的，一个只想和她享受性爱的“大官僚”把她变成了泄欲的玩具。
这才是本片最大的讽刺！
他们被官僚体制强奸了。
在同一片乌云下，所有人活得都累，看不到丝毫的希望。
他们中有些人终于爱上这可笑的生活，比如维斯勒的顶头上司，而有的人选择了低调，沉默是金——这也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选择……
2 ) 良知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
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
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
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
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
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
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
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
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
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
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
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
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
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3 ) 隐匿的人性——历史中的史塔西和柏林墙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
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
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
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
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
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
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
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
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
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
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
）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
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
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
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
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
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
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
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
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
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
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
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
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
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
4 ) 字幕做到吐...
隐居多少年，还是有人找到我，一顶高帽就把我忽悠来了听译《Das Leben der Anderen》，一开始以为是爱情片，那肯定不难啊，再一看德语简介，完了，彻底疯了早就不会做轴了，硬着头皮上吧，别人看电影时不会太注意的一句话，要反反复复听几十遍，也只有偏执狂爱做字幕吧如果各位看官是下载的字幕，恰巧又是一个叫“低调”的人听译的，请你们尊重它吧，这是我一包大卫杜夫+无数杯咖啡+几夜不眠不休的成果啊！！！
PS:众望所归，这个电影捧得了小金人的最佳外语下载的人多了，找到这里的人也多了，要解释几件事情1.因为当时时间紧，我又是德语听译的，当然个人水平也是有限，有些地方难免有出入，我觉得正确率85%吧，其中有个关于东德领导人的笑话，我翻得不好，内行人可以试着理解一下2.有人说没有看到翻译屏幕信息：比如文件、时间地点、书名，我这个要喊冤枉了，因为我确实做了，但是是双字幕，如果要看要挂两个字幕，发布的时候斑竹没有添进去。
我自己在射手也发布了一个，是全的，有双字幕的，想看的朋友可以去下3.现在有很多媒体都想介绍字幕人，字幕组，您也知道我的ID是什么，这只是兴趣爱好，没啥可说的，呵呵，所以请回吧这个片子我觉得属于一般的德国片，主体入流，演员功力非凡，所以大获全胜但是德国人自觉自省的精神，是值得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学习的，包括我们的父辈- -【后记】后来去柏林，住在东火车站附近，那里离著名的酒吧区不远天天走的街就是拍摄《窃听风暴》的地方，女主角倒下的地方现在是警察局有一天跟德国朋友一起走过时，又一次问起他们那个关于领导人的笑话他们说完全没有印象了，里面有过笑话吗？
我想这个要等牛人来解答了回到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局，说起来自己学过几年德语，翻过几本书别人好像反应寡淡，朋友帮我介绍说：她是字幕组的，《窃听风暴》知道么大家才纷纷称赞起来，看来做一部好的电影比翻书还厉害，呵呵我是个与ID出入太大的人了吧，为了这份“不低调”，我也要做下去的吧
5 ) 生活啊生活
面对一部突如其来的爱不释手的电影，似乎让人反倒没有太多话要讲.也许是整部片子稍显严肃而沉闷的气氛,导致了我的失语,或许是什么别的.一部看上去非常“政治化”的电影，表现了斯塔西部门的窃听行动，但在“迫害”这一方面却没有给人以尖锐的刺痛感.冷寂的影调和节奏的掌握都很出色,气氛上的渲染也着实很到位. 不能不提的是演员的表现,代号为“HGW XX/7”的窃听专家威斯勒的扮演者从始至终面无表情、看上去无比冷漠，却让大多数观者读出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和潜藏着的丰富感情.想说的不是电影,而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生活.当柏林墙倒塌，斯塔西随之消失时，钳制人民思想的前东德文化部长对剧作家德瑞曼说：“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是你们想要的么?可是,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好写的呢，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德国，还有什么意思？
”这句话听起来讽刺有加，显得“话外有话”.德瑞曼并没有作答，倒有些像创作者自己的概叹.不讲道理的文化部长此刻的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令我不禁想到另部片子<生活在别处>里的话:那是政治诉讼的时代,迫害的时代,禁书成堆的时代,到处都是通过所谓的法律进行谋杀的年代.我们应当为它作证,那不仅是恐怖时代,也是抒情时代.在19cm*19cm的特殊编码打字机,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打字机下,打出了这样一篇充满诗情的报道: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府像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要买平均2.3双鞋,每年平均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开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归到自然死亡里去,如果你打电话到安全局去问,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来往而自杀,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自从我们9年前开始停止统计自杀人数,欧洲只有一个国家死亡人数高过东德,那就是匈牙利.然后殊途同归,我们都会实现社会主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斯卡,一个伟大的导演,我今天要写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就像古代的某些文人才子不是文必秦汉便是文必唐宋一样,近代国人也经历了一段文必西方的时代.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总是认为创作源泉的遏止最根本在于社会体制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文化传播与接受方面,我们需要走墙外开花的路子,比如地下电影.除了应付社会体制问题,体制内的后院问题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问题.体制既然是不可用一个转身视而不见也无法用一个中指就能鄙视掉的,那么与其诅咒诋毁,不如从容应对.创建事业的激情终究要靠个人的热爱与诚挚.在一条看似艰难的路途上举步维艰却艰难举步.战胜的最终是自己而已,而战胜自己往往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南周>做到了,龙应台做到了,李银河做到了,阿伦特做到了.还有更多的人......说到这里,似乎言语中有过多的压抑,那么就一起来回味下片中的那个令人记忆犹新的讽刺总书记的笑话吧：昂纳克起床后，推开窗户向太阳说：早上好！
太阳。
太阳：总书记早上好！
中午， 昂纳克：太阳，午安！
太阳：总书记午安！
黄昏， 昂纳克：晚上好！
太阳。
太阳：…… 昂纳克又问一遍：太阳，晚上好！！
太阳：总算到了西边(西方)，不用鸟你了看,残酷的时代里,人类造就出了多么经典的文本.
6 ) 移情是如何完成的
能看到这部电影纯属意外,因为我几乎不看任何片名中带有"风暴"字样的电影..这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前些日子先是读<弑君者>,对国际法和国内法产生拉1些兴趣,考G的时候又考到civil disobedience,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是个巨大无比的坑,越来越糊涂乐,,,然后看了1961年版的<纽伦堡大审判>,对里面的Bertholt夫人一见倾心,这个版本和1995年的版本相比,审判的对象是最高军事法庭的法官,这就从国际法问题转移到了自然法问题,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不得不开始啃西塞罗,奥斯丁,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边沁,朗富勒,哈特,以及菲尼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哲学著作,,要达到我的目标"成为一个常识健全的人"到现在也只是十去其三,看样子起码还得再攻一个月,才能有个大概齐的了解,这个按下不表,等我形成大致的历史观再来写影评好了...言归正传,看窃听风暴是因为里面有Sebastian Koch,和我的另一位精神导师Sebastian Bach只有三个字母之差...而这位,正是在《黑皮书》里饰演德军上尉的帅哥,昨天看了黑皮书我就迷上了他...说他帅其实也有四张多了,有人说他长了一张充满肉欲的脸,这个我非常同意,不过,肉欲是多么好的一个词啊.在
7 ) 关于片中监听者Wiesler偷走Dreyman的书带回家读的那首诗
http://www.bedtimepoem.com/?p=5811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译本。
▍回忆玛丽·安那一天，蓝色月亮的九月静静地，在一棵年轻的李树下我搂着她，沉默苍白的情人像搂着一个妩媚的梦。
在我们头顶，夏夜美丽的空中有一朵云，让我久久凝望它很白，不可思议地高远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天以后，许多，许多个月亮在空中悄然坠落，消失。
那些李树们或许也已被砍去若你问我，那个情人后来怎样了？
我会这么对你说：我已想不起不，我确实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但她的脸，我真的再也想不起我只记得：那天我曾将她亲吻甚至那个吻，我本该也早已忘记若不是因为那朵云我还记得它，也将永远铭记它是那样白，来自高高的天上。
李树们也许仍在开花那个女人或许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但是那朵云，盛开得如此短暂当我抬头看它，它已消失在风中。
作者 / [德国] 布莱希特翻译 / 媛的春秋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e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Bertolt Brecht由于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星体，月亮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也许不比太阳小多少。
满月时分，诗人的作品尤其多。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世说新语》里，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见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树亭亭已冠，大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睹月最易变身，睹物最易思人。
布莱希特却完全是在记忆里，搜寻过去的场景。
月色几经更替，曾经依偎其下的树木可能已被砍光，甚至连爱人的脸庞，也忘掉了。
不过诗人强调，有一朵云，短暂盛开，正是这一转瞬即逝的云朵，让他记住了一个吻。
总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成为记忆之海里的浮标，锚定一件重要的、永志不忘的事情。
荐诗 / 范致行2015/09/27
8 )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
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
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
”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
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
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
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
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
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
“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
”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
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
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
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
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
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
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
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9 ) 东德简史
[1949]西柏林危机后,5.23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0.7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成立。
[1949-1955]此一时期,因其实行完全的斯大林式统治,民主德国从一开始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高度的计划经济以及德意志民族的高效率使东德在战后重建的速度上甚至超过西德。
[1953]斯大林死后不久，6.16东柏林建筑工人发起了反政府的罢工示威,罢工继而演变为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在苏军坦克的支持下,起义很快被当局镇压。
[1956]受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鼓舞，东德率先施行以国企重组和部分中.小轻工制造业半私有化为特色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率继续引领苏东阵营(除南斯拉夫)。
一定的经济自由也带来了一定的个人自由，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第一片官方许可的天体海滩，这在当时右翼基民盟执政的西德属于非法。
[1961]8.13柏林墙建立[1961-1965]柏林墙给了东德当局空前的安全感,国内的言论自由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1965底-1966]统一社会党(东德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1965 12.16-18)召开后不久,在当时的第二把手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大量的书籍,电影被禁,一批作家.学者.艺术家被迫离职。
[1971]在苏联支持下，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成为第一书记,上台后他发出文化艺术领域无禁忌的指示。
受此激励，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休闲月刊《Magazin》的中心插页改成《花花公子》式的裸体女郎；1973上映的社会.政治讽刺片《Die Legende von Paul und Paula》成了该国影史上的票房冠军。
[1976]11.16 Biermann事件(东德创作型歌手Wolf Biermann未经当局允许在西德作巡回演出,并在演唱会中对东德政府进行批评)后言论自由再次被收紧。
[1987]戈尔巴乔夫在出访东德时力劝昂纳克进行改革，遭其拒绝。
[1989]10.18昂纳克在党内改革派的压力下被迫辞职,11.9柏林墙被推倒。
[1990]10.3两德统一(东德电影简史待撰中)
10 ) 另一个国度
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写的《另一个国度》，也是去追寻那段历史。
非常喜欢这样的取材和情怀。
————————————————————另一个国度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德国日期：2012-11-16一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
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
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 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
就像你有一个大 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
”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
为什么？
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
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 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
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
我和安佳有一 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
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 二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 的欢迎！
”），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
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
到柏林后，展 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
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 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
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 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 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
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 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
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 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
Bye！
See you next time！
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 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
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
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 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三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
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
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 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
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 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 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
“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
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这种 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
”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 东德和安佳。
”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
”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
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 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 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
Ash采访的好几 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
因为 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 （以及私奔）的打算。
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
”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四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
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 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 的合成纤维产品。
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
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
昂纳克 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
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 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
”“去北方，去瑞典、丹麦。
”“丹麦好吗？
”“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
”“我们可以去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呢？
”“……”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 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
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
可是到了70 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 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10点左右，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给每个人端 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
女人们喝汽酒，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
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发表祝酒词。
祝酒词通 常相当严肃，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
他会抱怨现状，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他说话时，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紧张地环顾 四周。
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 了。
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五 1989年11月9日，墙倒了，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
次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你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
”“以前我们在鸟笼里，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学飞，但我也担心，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
” 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
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1990年7月，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
许多人失业了，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
“资格认证很重要，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领导抗议，“我是比较幸运的，个人基础比较好，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 了，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比如默克尔，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 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统一以后，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实行西德的制度） 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 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ödelitz说。
“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一切进行得太快了。
”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
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一楼沿街开放给了 普通商铺，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 光辉不减，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 统一之初，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 比如贫富分化”，但回到当时，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历史终结了，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
”Hans说。
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不出意料地失业了，“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他无法适应新生活，找不到工作，开始酗酒，脾气变 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我的女儿才13岁，要是不走的话，我们都会完蛋。
”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记者没忘记在 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 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
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
这些都会实现， 各取所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到头来却被历史 遗弃。
没错，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投票了，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 们有兴趣的话），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也许这就 是历史的荒谬。
“现在好是好啊，”他们总是这么说，“但它是年轻人的了。
” “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
”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
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你相信吗？
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
” 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在群体中寻找力量。
” 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多么轻松，多么省事！
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 主义时代，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尊重。
”“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 Axel说，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
“你是对的，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
”老人们这么跟他说。
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
六 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
“墙已经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
”1998年，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 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把事情解释清楚。
于是在这么多年后，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就像一个梦，”安佳说。
他们抱头痛哭，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里面是他做的音乐，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
“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
“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听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说的，太疯狂了，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安佳告诉我，“有可能，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我满脑子都想着，他来了，他来了，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
” 但她很快发现，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
几个小时后，他就变得客套起来，那是11月，莱比锡阴冷灰暗，“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 他来了，又走了，接下来两年，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儿去的，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她很失 望。
”另一次，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谈了很多，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但就是 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安佳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我渴望了多年，但这不是现实。
” 回到开姆尼茨，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
“Rehabilitation”（康复），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用的也是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所 有东德人的处境，他们年轻过，失落过，革命过，幻灭过，欺骗过，被骗过，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七 柏林东部，Magdalene地铁站附近，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离开主街百来米，踱入某大院，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同样毫无特色，墙体已发黑，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
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
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
走进大楼，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 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甚至 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到1989年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员9万人，通报合作者18.9万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örster告诉我。
柏林墙被推倒后一个月，斯塔西开始销毁档案，后被冲入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销毁的档案文件排起来长达180公里。
Förster说，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东国家派人来讨教民主转型的经验，“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对待这些遗产，我每次都说，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 份档案，防止有人盗窃和破坏。
” BStU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档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负责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烟海的文件，后者则负责接受和处理社会各界要求查看档案的申请。
在他们网站上，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我的邻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为斯塔西工作过，可以查询相关信息吗？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东德方面担心开放档案会给未来的民主转型带来太大负担，甚至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与社会骚乱。
最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Stasi Records Act），确保档案“有控制地开放”—— 记者和学者可以申请查看某一领域或时段的档案，但不能针对个人去查询他是否与斯塔西有染。
公民个人只能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档案。
为了保护其他 公民的隐私，档案在公开前还会由专员一一查看，将无关的人名等信息涂黑。
而政府部门则可以申请查看公职人员的档案，如同运动员尿检一样，以确认他们不是 “高克阳性”——出身东德反对派的现任德国总统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负责人，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把BStU叫做“高克办公室”。
“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公开申请以个人为主，这20年有290万人次提出了申请。
”Förstr说，“他们想知道身边哪些人曾经告密，也 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赖。
”他给了我一份BStU对查看档案者的问卷回访，并特意说明，因为样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调查，所以数据只能提供趋势性 的参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访里，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还可 以”，14%的人回答“没有”。
被问到“你会进一步申请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吗”，一半的人选择了“不会”，“有许多原因，有人已经猜到，有人不想知道。
还有一些人，原本放弃查看，后来他们老了，又回来再次申请，这时他们想要知道了。
” 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看完档案，对你个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
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还有46%的人回答 “不是”。
不过一些人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个别告密者自杀了，但没有报复和暴力，也许正是有控制的公开防止了这类事情发生。
”Förster说，“但 另一方面，也没有出现呼吁公开者所希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开始对话。
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此事。
” 我们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窃听风暴》，“它对当时社会气氛的描绘非常到位，但Wiesler（监听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弃了对作家的监听，反 而开始保护他）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Förster说，“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Wiesler，没有一个人能独自 做出这么多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
” 八 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
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 这事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以及，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
“我真没想到。
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 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
”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 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
多么远，又多么近。
” 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让我觉得恶心”，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 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
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
奥古斯图斯 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远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气势不输新天鹅堡。
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 文反复念着“夏日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
“long summer！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
我说，我也不会想 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儿背着她，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
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两人结婚前，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 哥本哈根的机票，“他和女儿都对我说，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感受，（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
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
”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 有问题，“是的，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但毕竟已成过去。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这算是什么？
柏拉图式的恋爱吗？
”她大 笑。
皮特仍然单身，他在电邮里对我说，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
“他有时会抱怨说，”安佳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
”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 主（direct democracy）”。
有趣的是，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头脑。
” 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我们不怨他，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
” 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
我们什么都聊，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 的一个小领导，“‘变化’的时候坐牢了，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
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辈人相比，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 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我还是有点吃惊。
问她现在为什么 不投票了，“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 九 2009年，安佳在网上找到了老同学佳杰思，“嘿，Adrian，你的头发去了哪里！
”三十多年过去，佳杰思也从革命青年变成了记者，又从记者变成了CEO，不过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
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
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
我很怀疑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 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 “这是很长的故事。
”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
就是这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为化名，感谢佳杰思先生提供帮助）
糟了 我看不了谍战片了 好闷
还是太温吞了，而且死真的不是拿来解决剧本矛盾的灵丹妙药啊，关键时刻被车撞整个就弱爆了，不过秃顶哥们儿演的倒确实不错。
沉默大叔很有爱，但电影没想象中好。
没耐心，不喜欢这种白开水电影，另一部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34;nein, das ist fuer mich. &#34;btw, i nearly mistaken for Kevin Spacey
2010.05.20
不是史实的东西乱拍还能拿奖，真是很难理解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7.4/10
这个特工也太没职业道德了 典型的叛徒
6/10 虽然但是人至中年开始人性的再发育是不是太抽象了。
你这种人竟然领导过一个国家。
总的来说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
远没有期待的好，一般而已
还行吧，有些转变太突然，总觉得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女性的命运太惨了。被侵犯、被玩弄，连成为英雄的机会都没有。
现实中的“智子”，智子无处不在。
什么不切实际的地摊文学剧情，剧本水平和初尝创作的中学生别无二致，典型的只有想法没有逻辑和细节。。可能是我最厌恶的作品类型，和美丽人生、梅子鸡之味一起堪称三大超级空中楼阁
并没那么惊心动魄，只是人文意味十足。